第四章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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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機構的陰沉與家庭生活的歡樂，在芬尼縣法院的四樓相容并存。
說其陰沉是因為監獄就設在法院大樓的四層；說其歡樂是因為警長公寓也位于同一樓層，那是一處挺舒适的公寓，與監獄隻隔着一道鐵門和一條短短的走廊。
一九六〇年一月，住在警長公寓裡的不是警長一家，而是副警長溫德爾和他的妻子約瑟芬·邁耶（“約茜”）。
邁耶夫婦結婚已經二十多年了，兩個人外貌非常相似：高大魁梧的身材，寬寬的手掌，方形面龐，安詳，和善——這最後一項特征在邁耶太太的身上體現得最明顯，她是位性格直率、講究實際的女人，然而卻有一種不易捉摸的平和從容，令她光彩照人。
作為副警長的助手，她每日的工作時間可謂漫長：早晨五點鐘起床讀一章《聖經》，晚上十點鐘上床睡覺，這期間她要為犯人們洗衣做飯、縫縫補補，要精心照顧丈夫起居，還要打掃五個房間的公寓。
室内的擺設都是從舊家具店東拼西湊來的，軟軟的椅子、鼓鼓囊囊的坐墊和乳白色的絲織窗簾。
邁耶夫婦有個女兒，是他們唯一的孩子，已經結婚，住在堪薩斯城，因此這套公寓裡就隻住着他們，拿邁耶太太的話來說更确切：“除非女牢裡碰巧關了犯人，否則就隻有我們了。
” 監獄共有六間牢房，第六間專門是用來關女囚的，與其他牢房分開。
這間屋子在警長公寓旁——實際上，它就緊鄰着邁耶夫婦的廚房。
“但是，”約茜·邁耶說，“我并不擔心。
我很願意有個伴兒，這樣我在廚房幹活兒時也能有人聊聊天。
大多數女囚隻會令你為她們感到難過，都是和丈夫或情人之間的問題。
但希科克和史密斯就不同了。
據我所知，佩裡·史密斯是第一個住進女牢裡的男人。
原因在于警長希望在審判之前把他和希科克隔開。
他們被帶進監獄的那天下午，我做了六個蘋果派，烤了一些面包，一面烤，一面注視着廣場上的情況。
我廚房的窗戶正好可以俯瞰廣場，你找不到比那兒更好的視角了。
我不知道到底聚集了多少人，但是我猜幾百人還是有的，等着看殺害了克拉特一家的兇手。
我從未與克拉特家的人打過交道，但從我聽到的一切看，他們一定是非常好的人。
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是很難被寬恕的，我知道溫德爾擔心人們看到希科克和史密斯時會有所舉動，他擔心有人會攻擊他們。
所以當我看見車隊到達時，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我看見所有的記者都在跑着、推搡着，但是那時已經過了六點，天黑了，有點兒冷，有一半人已經放棄，回家去了。
留下來的人連噓聲都沒有，隻是直勾勾地盯着看。
“後來，當他們把兩個年輕人帶上樓時，我第一個看見的是希科克。
他穿着一條薄薄的夏天褲子和一件舊的棉布襯衫。
想想看那天有多冷，他沒得肺炎真叫人吃驚。
他看起來完全是一副病歪歪的樣子，臉色蒼白得像個鬼魂。
哦，那當然夠他受的了：被一群陌生人盯着，不得不在他們中間走過，而他們知道你是誰，幹了什麼。
接着他們帶上來史密斯。
我已經給他們在牢房裡準備好晚餐：熱湯、咖啡、三明治和蘋果派。
通常我們每天隻提供兩頓飯，七點半早餐，下午四點半主餐。
但是我不想讓他們空着肚子上床；在我看來，不吃飯就睡覺一定會令他們感覺很糟糕。
但是，當我用托盤給史密斯送去晚飯時，他說他不餓。
他當時正透過女牢的窗戶向外張望，背對着我。
從那扇窗戶看到的景象和我從廚房窗戶看到的一樣：樹木、廣場和屋頂。
我對他說：‘喝點兒湯吧，是蔬菜湯，不是用罐頭做的，我親手做的，派也是我親手做的。
’大概一個小時後，我回去取托盤時發現他一口也沒吃。
他仍舊站在窗戶前，好像一直沒有動過似的。
外面正下着雪，我記得我告訴他那是今年的第一場雪，在此之前，我們剛好過了一個漫長而美好的秋天。
而現在雪來了。
後來，我問他有沒有什麼特别愛吃的，第二天我會試着替他做。
他終于轉過身來，看着我，一副懷疑的表情，好像我是在尋他開心。
然後他說起了一部電影，聲音很低，簡直像說悄悄話似的。
他想知道我看沒看過那部電影。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反正我沒看過，我一向很少看電影的。
他說那部電影是《聖經》上的故事，有一幕場景是一個男人被人從陽台上扔下去，一群狂暴的男人和女人把他撕成了碎片。
他說那就是當他看見法院廣場上的人群時腦子裡想到的場面。
這也可能發生在他身上，他說這吓得他胃疼，這就是他不能吃飯的原因。
當然他錯了，我對他說，盡管他幹出了那種事，但沒有人想傷害他，這兒的人是不會那麼做的。
“我們談了一會兒，他很腼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說：‘有一樣東西我最喜歡吃，西班牙米飯。
’于是我答應給他做，他像是笑了，我立時感到，嗯，他不是我見過的最壞的年輕人。
那天晚上，上床睡覺時，我對我丈夫說了我的看法。
但是溫德爾嗤之以鼻。
他是最早到達犯罪現場的人之一。
他說要是我也在克拉特家的兇殺現場就好了，那樣就能判斷出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希科克是多麼‘溫和’。
他說他們在挖出你心髒的時候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這倒是真的，畢竟是四條人命呢。
我躺着睡不着，一直在想他們倆的良心是否會受譴責——隻要想一想那四座墳墓。
” 一個月過去了，又一個月過去了。
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下雪，大雪給褐色的麥鄉披上了銀裝，城裡的街道上也堆起了厚厚的一層，顯得那樣寂靜。
女囚室窗外有棵榆樹，樹上壓着沉沉的積雪，頂端的樹枝剛好伸到窗前。
幾隻松鼠就生活在這棵榆樹上。
數周來，佩裡每天用吃剩的早餐引誘它們，其中一隻終于從樹枝跳到了窗台上，通過鐵欄杆鑽入牢内。
這是一隻雄性松鼠，長着一身紅褐色的毛。
佩裡給它起名叫“紅”，不久紅便在牢裡住了下來，很明顯它願意分擔它朋友的牢獄生活。
佩裡教會它幾個小花招：玩紙球、作揖、往佩裡肩膀上跳。
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打發時間，然而犯人仍然有大量的時間要消磨。
他不準閱讀報紙，邁耶太太借給他的那些舊雜志——《好管家》和《麥考斯》，他已經看倦了。
但他還是盡量找事做：用指甲锉修指甲，磨得指甲發出柔軟光滑的粉紅光澤；一遍又一遍地梳理他那用洗發水洗過的、散發着香味的頭發；一天刷三到四次牙，還頻繁地刮臉洗澡。
他的牢房裡有一隻抽水馬桶、一個淋浴隔間、一張帆布床、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他把這些物品收拾得和他一樣幹淨整潔。
有一次，邁耶太太的一句贊美令他感到驕傲。
“瞧！”她指着他的床鋪說，“那毯子鋪得多麼平整，簡直可以在上面滾硬币了。
”不過他大部分醒着的時間還是在桌邊度過的，他在桌上吃早飯，坐在桌邊為紅畫素描、畫花、畫耶稣、畫想象中女人的面孔和身體；他也在這張桌上像記日記似的在廉價的格子紙上記下每天發生的事情。
一月七日，星期四。
杜威來了，帶來幾包香煙，還帶了一份打印的供詞文件讓我簽字。
我拒絕了。
這份長達七十八頁的“供詞”是由佩裡對芬尼縣法院書記官口述的，重新叙述了一遍他早先對艾爾文·杜威和克拉倫斯·鄧茨的坦白。
在回憶那天與佩裡的會面時，杜威說，佩裡拒絕在供詞上簽字令他很吃驚。
“但這不重要，我可以在法庭上證實他對鄧茨和我的坦白。
當然，還在拉斯維加斯的時候，希科克就已經在供詞上簽字了，他的供詞裡說四個人都是史密斯殺的。
不過我實很費解，我問佩裡為什麼改變了主意。
他說：‘除了兩個細節，我供詞中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如果你讓我改過來，我就簽字。
’嗯，我能猜出來他指的是什麼。
因為他與希科克的供詞之間唯一重大的差别就是他否認四個人全是他殺的。
在那之前，他一直發誓說，希科克殺了南希和她母親。
” “果然被我猜中！他正是要承認希科克說的是真話，正是他，佩裡·史密斯，開槍殺了克拉特一家。
他說之所以撒謊，用他的話說，是因為‘我想讓迪克承認他是個膽小鬼。
他的膽子吓破了一地。
’他之所以要把記錄改過來，倒不是他對希科克突發善心，而是考慮到希科克的父母。
他說他為迪克的母親感到難過，他說：‘她的确是一個心腸很好的人。
如果知道扣動扳機的不是迪克，對她而言會是個安慰。
雖然沒有迪克就不會發生這件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主要是他的錯，但事實是：我殺了他們。
’但是我不太相信他的話，至少沒有因此準許他改變供詞。
所以我說，我們并不根據史密斯的正式坦白來斷案。
有沒有都一樣，我們已有足夠的證據，夠他們受十次絞刑的。
” 令杜威信心大增的因素有很多：其一，他們找到了兇手從克拉特家偷走、後來在墨西哥城處理掉的收音機和望遠鏡。
（堪薩斯州調查局警探哈羅德·奈特地飛赴墨西哥城，在一家典當行裡找到的。
）此外，史密斯在供詞中還昭示出其他一些有效物證的所在。
“我們沖上公路，向東狂奔。
”在描述他和希科克逃離謀殺現場之後的經曆時，他說，“迪克開着車，快得像發了瘋似的。
我想我們倆當時都非常興奮，至少我是這樣。
非常興奮，同時又非常放松。
我們倆都忍不住放聲大笑；突然間整件事看起來非常可笑，我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就是如此。
但是槍上還滴着血，我的衣服上也濺了血點，就連頭發裡都有。
所以我們拐向一條鄉村小路，開出去大約八英裡，然後在一片能聽見狼嗥的草原上停了下來。
我們抽了根煙，迪克不斷地拿剛才發生的事開玩笑。
我從車裡出來，從水箱裡舀了點兒水，把血迹從槍上沖掉。
我用迪克的獵刀在地上挖了個坑——我就是用這把刀殺了克拉特先生——把空彈殼和剩下的尼龍繩、膠帶都埋在裡面。
此後，我們把車開上第八十三号國道，又繼續往東開往堪薩斯城和奧萊西。
大概天亮前後，迪克在一處可以野餐的地方停了車，他們稱那兒是休息區，在那兒可以生火。
我們生了堆火，開始燒東西。
手套、襯衫什麼的。
迪克說他希望能烤頭牛吃，他說自己從未這麼餓過。
到達奧萊西的時候差不多已是晌午了。
迪克把我送到旅館，然後開車回家和家裡人一起吃周日午飯。
是的，他随身帶着那把刀，還有槍。
” 堪薩斯州調查局的警探搜查了希科克家，在一個裝釣具的盒子裡找到了那把刀，而那支槍被漫不經心地立放在廚房的牆邊。
（希科克的父親拒絕相信他兒子參與了一起“如此可怕的犯罪”，他堅持說那支槍從十一月初以來，從未離開過他家，因此不可能是殺人兇器。
）至于空彈殼、繩子和膠帶則是在一位名叫維吉爾·佩茲的公路局工人的幫助下找到的。
維吉爾在佩裡·史密斯指認的那片地區開着推土機，一寸一寸地挖，最終找到了空彈殼等物證。
這樣，證據就齊全了，堪薩斯州調查局已經使案件成為不可動搖的鐵案；而且，檢測表明，這些空彈殼就來自于希科克的槍，而殘存的繩子和膠帶也與加之于受害者的相一緻。
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來了一位律師，弗萊明先生，是個戴着紅色領帶的老頭兒。
由于被告表示沒錢給自己請律師，羅蘭·H.塔特法官指派了兩位當地的律師擔任他們的訴訟代理人，分别是阿瑟·弗萊明先生和哈裡森·史密斯先生。
七十一歲的弗萊明先生是加登城前任市長，矮矮的個子，外表并不引人注目，卻系着一條惹眼的領帶。
他曾推拒此一任命。
“我不想為他們辯護，”他對法官說，“但是如果法庭認為此項任命适當，我别無選擇。
”希科克的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四十五歲，六英尺高，愛玩高爾夫球，是位熱忱的慈善互助會會員。
他以優雅的風度接受了任命：“總歸要有人去做。
我會盡我最大努力。
不過我認為這會令我在這一地區不受歡迎。
” 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邁耶太太在廚房裡放收音機，我聽廣播說縣檢察官要力争判我們死刑。
“富人從來都不會被絞死，上絞刑架的都是窮人和無依無靠的人。
” 檢察官杜安·韋斯特是個雄心勃勃、儀表堂堂的年輕人，雖然隻有二十八歲，但看上去卻像是四五十歲的人。
對記者發表聲明時，他說：“本案一旦遞交陪審團，我将請求陪審團宣布他們有罪，判處他們死刑；如果被告回避陪審團的審理而直接向法官承認有罪，我也會請求法官判他們死刑。
我早已了解，作這個決定必将成為我的職責，但此項決定也并非輕率而為。
我覺得，鑒于罪犯如此兇殘且明顯缺乏對受害者的憐憫，因此唯一能夠絕對保護公衆的方式就是判處被告死刑。
因為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最終未獲得假釋的，在堪薩斯州根本不存在。
實際上，被判處終身監禁的人平均服刑時間都不到十五年，就被假釋了。
” 一月二十日，星期三。
要我就克利福德·沃克案作謊言測試。
與克拉特案相似、多人遇害的這類謀殺案會引起各地執法人員的興趣，對于那些正在調查類似懸案的警探來說就更有吸引力。
因為一起神秘案件的真相大白常常會促成另一起案件的偵破。
對加登城事件大有興趣的衆多警官中，有一位是佛羅裡達州薩拉索塔縣的警長。
該縣有個漁村叫奧斯伯雷，離塔姆帕城不遠。
在克拉特慘案發生僅僅一個多月後，就在此漁村附近的一座荒僻牧場上，也有四個人慘遭殺害。
正是聖誕節那天，史密斯在邁阿密的一張報紙上讀到過的報道。
受害者也是一家四口：年輕的克利福德·沃克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均是被人用獵槍射穿頭部緻死。
由于克拉特案的兇手在十二月十九日夜間，也就是沃克案案發當天，在塔拉哈西旅館過夜，管理奧斯伯雷的警長在沒有其他任何線索的情況下，自然急于提審史密斯和希科克，并令他們接受測謊。
希科克同意了，史密斯也同意，而且他還對堪薩斯州當局說：“我那時就曾對迪克說，我敢打賭，不管是誰幹的，此人一定讀到過堪薩斯州發生的案件，是一個瘋子。
”測試的結果證明不是他們幹的，這令奧斯伯雷的警長甚至杜威在内都大為沮喪。
杜威并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意外的巧合。
但至今，謀殺沃克一家的兇手仍然逍遙法外。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天。
迪克的父親來這兒看望他。
看見他從我門前走過時，我跟他打了聲招呼，但他一聲不吭地走了過去，好像沒聽見我說話似的。
從邁耶太太那兒得知希科克太太沒來是因為她感覺太傷心了，不想來。
雪下得真夠狠。
昨晚做夢夢到我和爸爸在阿拉斯加——醒來時身下是一灘冰涼的尿水！ 希科克先生和他兒子在一起待了三個小時。
後來他冒雪向加登城火車站走去。
這個筋疲力盡的老人彎着腰，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憔悴、消瘦不堪。
他也隻有幾個月可活了。
在車站等回家的火車時，希科克先生對記者說：“我已經看過迪克了，唉，我們談了很久。
我敢向你保證，案件不像人們說的那樣，也不像報紙上寫的那樣。
這兩個孩子去那所房子的時候并沒打算行兇。
至少我兒子不想。
他也許有些地方很壞，但還不至于壞到那個地步。
史密斯才是。
迪克說當史密斯攻擊那人（克拉特先生）、割斷他喉嚨的時候，他并不知情，他甚至不在那間屋子裡。
他是在聽見搏鬥聲後才跑進去的。
雖然迪克當時拿着槍，但他說：‘史密斯一把搶過槍，一下子就把那人的腦袋打開花了。
’他說：‘爸爸，我本來應該奪回槍，打死史密斯。
在他殺死其他人之前打死他。
如果我那麼做了，我的處境會比現在好很多。
’我覺得他也應該那麼做。
但按照現在人們的想法，他是沒有機會了。
他們倆都要被絞死。
”他的眼睛顯得疲憊、沮喪，他補充說：“自己的兒子上絞刑架，知道他将被絞死，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 不論是佩裡·史密斯的父親，還是他姐姐，都沒有給他寫信或來看望他。
特克斯·約翰·史密斯據說正在阿拉斯加的什麼地方尋找金礦，盡管警方花了很大力氣，但還是沒能找到他。
他姐姐對調查人員說她害怕弟弟，請他們不要告訴他自己目前的住址。
（得知姐姐的話，史密斯微微一笑，說：“我真希望那天晚上她也在那間房子裡。
那該是多麼可愛的一幕啊！”） 除了松鼠，除了邁耶夫婦，除了偶爾來和他談話的律師弗萊明先生，佩裡經常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他思念迪克。
有一天他在自制的日記本上寫他“經常想起迪克”。
自被捕以來，他一直沒機會和迪克說說話。
除自由外，和迪克說說話，再次和迪克在一起，這正是他最想要的。
迪克不是他曾認為的“硬漢”——“獨斷”、“有男人氣概”，是個“真正的男子漢”；實際上他“相當脆弱、淺薄”，是個“膽小鬼”。
然而，此時，在全世界所有的人裡，和他最親密的卻是這個人，因為至少他們是同一類人，都是該隐的兄弟。
和他分開後，佩裡覺得“孤零零的，一切都要靠自己。
一個遍體鱗傷的人，隻有瘋子才會理睬”。
然而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佩裡收到了一封信，郵戳是馬薩諸塞州裡丁鎮的。
信的内容如下： 親愛的佩裡，得知你現在的境遇，我很難過。
我決定寫信給你，讓你知道我還記得你，并且願意盡我所能地幫助你。
怕你一時想不起我的名字——唐·卡利範，我随信附寄一張我們相識時的照片。
最初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你的消息時，我深感震驚，後來就開始回憶我們相識的那些日子。
雖然我們從來不是親密的朋友，但我在軍中認識的人裡，對你印象卻是最深。
大約是一九五一年的秋天吧，你被分派到華盛頓李維斯堡的第七六一工兵輕裝備連。
你個子很矮（我也不比你高多少），但身體強壯，長着一頭濃密的黑發，臉上總是帶着笑容。
因為你曾在阿拉斯加生活過，不少人都稱你是“愛斯基摩人”。
我最先想起來的就是長官視察連隊那件事，當時要求所有的手提箱都要打開檢查。
我記得所有的手提箱都是整整齊齊的，你的也是一樣，但是你的裡面貼了幾張性感女郎。
我們都認為你要有麻煩了。
但來視察的長官卻沒在意，檢查結束後，他根本沒有追究此事。
我們當時都認為你真是個勇敢的家夥。
我還記得，你台球打得很好，直到現在我還能想象出你在連隊台球室裡打台球的樣子。
你還是連裡最出色的卡車司機之一。
你還記得那次部隊野營時咱倆的遭遇嗎？在冬季的一次演習中，我們負責測定卡車在野外的耐用程度。
我們連隊的卡車是沒有暖氣的，駕駛室裡經常很冷。
我記得你在車座的地闆上挖了一個窟窿，好讓發動機的熱氣進到駕駛室裡。
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在我的印象裡，“毀壞”軍隊财物是犯罪，你有可能因此受到嚴厲的懲罰。
我當時是新兵，一點兒紀律都不敢犯。
但是我還記得當我為此而擔心的時候（同時還挨着凍），你卻咧嘴一笑（你一定很暖和）。
我記得你買過一輛摩托車，還模模糊糊地記得你好像還出了點兒事。
被警察追？撞了車？不管是什麼，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你身上狂野的一面。
我的回憶有些地方可能不對；畢竟那是八年前的事了，而我和你在一起隻有八個月。
不過在我的記憶裡，我們倆相處得很好，我很喜歡你。
你看起來總是興高采烈、很神氣的樣子，你擅長部隊的活兒，我不記得你發過多少牢騷。
當然，那時你不安分的性格就很明顯了，隻是我從來沒注意到。
但現在你的确有麻煩了。
我試圖想象出你現在的處境，你在想些什麼。
我第一次讀到你的消息時驚得瞠目結舌，我真是那樣。
後來我放下報紙，想去考慮其他事情，但卻總是想起你，我不能用遺忘來安慰自己。
我現在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或者說我在為此而努力，但過去我并不是這樣。
以前我腦子裡隻想着那些對我自己最重要的小事，我從未考慮過死亡或者來世的事情。
我的生活太熱鬧：買車、上大學、約會，等等。
後來，我弟弟在十七歲那年得白血病死了。
我現在經常在想，在他知道自己不久即将離開人世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
現在我想起了你，我也想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在我弟弟去世前的幾個星期裡，我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但是現在我知道我該說什麼。
這就是我給你寫信的原因：因為上帝創造了你，也創造了我，他愛你，就如同他愛我。
就我們所知的上帝意旨來看，你所遭遇的災難，将來我也可能遇到。
你的朋友 唐·卡利範 雖然對這個名字毫無印象，但佩裡立刻認出了照片上那個剪着平頭、眼睛圓亮而真摯的年輕士兵。
這封信他讀了許多遍。
盡管他認為其中有關宗教的啟示沒有說服力，（“我嘗試過信教，但是我不相信，我無法相信，假裝是沒有用的。
”）但這封信還是令他非常激動。
有人主動要幫助他，一個明智而值得尊敬的人，一個曾經認識他、喜歡過他的人，一個署名為朋友的人。
他懷着感激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提筆寫下回信：“親愛的唐，我當然還記得唐·卡利範……” 希科克的牢房沒有窗戶，他的牢門面對着其他牢房，中間隔着一條寬大的走廊。
但是他并不孤獨，有許多人和他說話：酒鬼、造假币的、打老婆的以及墨西哥流浪漢。
迪克憑借“鐵窗硬漢”式的滿不在乎以及說不完的風流韻事和葷笑話赢得了一般獄友們的歡心。
（不過有一個人不吃這一套，一個老頭兒，見了迪克就沖着他大喊：“兇手！兇手！”還用一桶髒水把他潑成了落湯雞。
） 表面上，希科克完全是個無憂無慮的年輕人。
在睡覺或找人搭讪之餘，他就躺在床上抽抽煙、嚼嚼口香糖、翻翻體育雜志或者平裝本的恐怖小說。
他經常躺在床上一邊吹口哨——最愛的曲子是《你一定曾是美麗的寶貝》、《去往水牛城》——一邊盯着天花闆上那盞不分晝夜都亮着的燈泡。
他憎恨燈泡單調的監視，它不但打擾他睡覺，而且還威脅到他心中的秘密計劃——越獄。
事實上，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樣無憂無慮、那樣順服；他想盡一切辦法避免“到絞刑架上蕩秋千”。
他知道這次審判——任何堪薩斯州的審判都是如此——他避免不了這樣的結局。
因此他下定決心要“越獄，搶一輛汽車，揚塵而去”。
但是首先他必須有一件武器。
有幾個星期，他一直在自制武器：一把“尖刀”，一把類似冰錐的利刃，從副警長邁耶的肩胛骨捅進去一定可以緻命。
他做這把刀的材料——一塊木頭和一段硬鐵絲——是從一把偷藏起來的馬桶刷上拆下來的，後來一直藏到床鋪底下。
每當深夜，四周隻有鼾聲、咳嗽聲以及從漆黑小鎮傳來的聖達菲火車站的汽笛聲時，他就開始在牢房的水泥地面上磨鐵絲。
一邊磨，一邊心中謀劃。
希科克高中畢業後的那年冬天，他曾靠搭車跑遍了堪薩斯州和科羅拉多州。
“我當時在找工作。
有一次我搭上一輛卡車，司機和我起了一點兒小争執，實際沒有什麼原因，但是他卻揍了我一頓，攆我下了車，把我一個人留在高高的落基山上。
天下着雨夾雪，我的鼻子血流不止。
後來我在一處樹林斜坡發現了許多消夏用的小木屋，因為是冬天，所以全都鎖着。
我進入其中一間，裡面有燒火用的木頭和罐頭食品，甚至還有威士忌。
我在裡面住了一個星期，雖然鼻子很疼、眼睛青腫，但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
雪停後，太陽出來了。
我從未見過那麼美的天空，就像在墨西哥一樣，如果墨西哥也有冬天的話。
我又搜查了其他幾座屋子，找到一些煙熏火腿、一台收音機和一支步槍。
那槍太棒了！我每天都背着出去，陽光照在我的臉上，那感覺太好了。
我覺得自己就像‘人猿泰山’。
每天晚上，我吃完豆子和煎火腿，鑽進火堆旁的毯子，聽着收音機播放的音樂漸漸入睡。
那附近沒有人來，我敢打賭，我可以住到開春。
”如果越獄成功，迪克打算去重溫舊夢：前往科羅拉多的深山裡，到那裡找間小屋藏到春天（當然是單獨行動，他才不考慮佩裡的前途呢）。
一想到這田園般的生活，他磨鐵絲的勁頭就更大了，終于把它磨成了一支光滑的極為鋒利的錐子。
三月十日，星期四。
警長突襲搜查了所有牢房，在迪克的床鋪底下找到一把小刀。
我想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微笑） 實際上，佩裡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可笑的事，因為揮舞着一件危險武器的迪克，可能對他心中正在盤算的計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幾個星期過去了，佩裡已經熟悉了法院廣場内的一切動靜、附近出現的常客及其生活習慣。
例如，那兩隻瘦弱的灰色公貓每天傍晚都要出現在法院廣場上，四處巡視，不時停下來檢查停放在那裡的汽車。
最初這令佩裡迷惑不解，直到邁耶太太給他解釋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兩隻貓是在找車頭護栅上的死鳥。
此後，一看到貓出來活動，他心中就一陣絞痛：“因為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像它們一樣。
我是他們的同類。
” 佩裡越來越留意到廣場上的一個人，那是一位精力充沛、腰杆挺直的紳士，銀灰色的頭發像無沿便帽一樣蓋在頭頂；他臉型寬大，下巴堅實，不說話時看起來似乎不好相處；嘴角的紋路很深，下垂的眼角顯得很陰郁——整體看來非常嚴厲。
但實際上，這個印象至少部分是錯誤的，因為佩裡時不時地瞥見他停下腳步和其他人說話，一副談笑風生的樣子，看起來輕松、快樂、寬厚。
“人們可以從這種人身上看到人情味”，這是一種重要的品質，因為此人正是第三十二司法區法官羅蘭·H.塔特，他将主持堪薩斯州對史密斯和希科克的審判。
佩裡後來才知道，塔特是西堪薩斯地區一位家喻戶曉、人人敬畏的名人。
他很富有，養了許多馬，擁有一大片田産，據說他的妻子非常漂亮。
他有兩個兒子，但是小兒子已經夭折了，這個悲劇令法官夫婦極為悲痛，于是他們把一個因案出庭的無家可歸的棄兒收為養子。
“這麼說他心腸很軟，”有一次佩裡對邁耶太太說，“也許他能給我們一個機會。
” 但那并不是佩裡真實的想法。
他相信自己給唐·卡利範的信中所寫的——他們現在經常通信——他的犯罪行為是“不可饒恕的”，他注定要“爬上那十三級台階”。
然而，他并沒有完全放棄希望，因為他也計劃越獄。
他的希望寄托在兩個觀察已久并且一直也在關注他的年輕人身上。
他們一個是紅頭發，一個是黑頭發。
有時候，這兩個年輕人站在廣場上那棵枝條伸進牢房窗戶的榆樹底下，沖佩裡微笑，還向他招手——至少他自己是這樣想。
佩裡從未和他們說過話，他們總是待上一小會兒，就走開了。
但是佩裡卻相信，這兩個年輕人在一種冒險欲望的刺激下，也許會幫助他越獄。
因此，他畫了一張廣場地圖，還标示出最适合停靠“逃跑汽車”的地點。
在地圖下面，他寫到： 我需要一把五号鋼鋸。
除此之外，别的什麼也不需要。
但是你們知道一旦被抓住的後果嗎（如果了解就點點頭）？那也許意味着你們要在監獄裡住很久。
你們也有可能被殺。
為了一個你們根本不認識的人。
你們最好仔細想想！認真地想！另外，我怎麼知道我能信任你們呢？我怎麼知道你們不是耍了一個花招，把我弄出監獄，然後殺掉呢？希科克怎麼辦？所有的策劃必須包括他在内。
佩裡把這張字條折好，放在桌上，準備在兩個年輕人再次出現的時候立即從窗戶裡扔出去。
但是他們再也沒有出現，他也再沒有見到他們。
最終他甚至懷疑那兩個年輕人是不是自己臆想出來的。
（一想到自己“也許不是個正常人，也許是個瘋子”，佩裡就感到焦慮。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姐姐就因為我喜歡月光而笑話我。
我經常躲在黑影裡，偷偷地看月亮。
”）不管是不是幻想，他不再去想那兩個年輕人了。
另外一種逃脫的辦法——自殺，取代了之前的想法。
雖然獄方很警惕（牢房中不準有鏡子、皮帶、領帶或者鞋帶），但他還是想出了自殺的辦法。
他的牢房的天花闆上也有一盞晝夜通明的燈泡，但和希科克不同的是，他的牢房裡還有一把掃帚，他可以用掃帚抵住燈泡直到把它擰下來。
一天夜裡，他夢見自己把燈泡擰了下來，用碎玻璃割腕自殺。
“我覺得全部的氣息和光明正在離我遠去，”他後來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時說，“牢房的牆壁消失了，天空呈現出來，我看到一隻黃色大鳥從天而降。
” 在他的一生裡，從貧窮而凄慘的童年，到放蕩不羁的青年時期，再到現在獄中的日子，那隻巨大的黃色鹦鹉始終在佩裡的夢中飛翔。
它是佩裡的複仇天使，替他殺死敵人，或者就像此刻，在他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刻，“它抓起我，我大概輕得就像一隻小老鼠，我們上升、上升，我能看見下面的廣場，人們追着、喊着，警長向我開槍。
因為我自由了，所有的人都痛苦得要死，我飛啊飛啊，我比他們都要幸福。
” 開庭預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舉行。
在開庭前的幾個星期裡，辯護律師經常與被告商談，有關變更審判地點的适當性與可行性也在讨論之列。
但是弗萊明先生曾多次提醒他的當事人說：“不論審判在堪薩斯州哪一地點舉行，都不會對本案産生影響。
該州各地的觀點都是一樣的。
在加登城審判對我們可能還更有利一點。
這裡是一個宗教信仰深固的地區，一萬一千人擁有二十二座教堂。
大多數牧師都反對死刑，他們認為死刑是不道德的，是違反宗教教義的；就連克拉特家的牧師同時也是他家摯友的考文牧師，也反對在本案中采取死刑。
記住，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挽救你們的性命。
我認為這裡的機會并不比别處差。
” 在第一次傳訊史密斯和希科克之後不久，塔特法官便接到兩名被告律師提議，請求對兩名被告做詳細的生理與心理方面的檢查。
他們特别進一步請求法庭，準許堪薩斯州拉尼德安全且設備良好的州立精神病院暫時監護兩名犯人，并由該院檢驗被告之一或兩人，是否屬于“精神失常、低能或白癡，以緻不能理解自己的處境并提出辯護”。
拉尼德位于加登城以東一百英裡。
希科克的辯護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向法庭陳述說他已經去過該院，與醫院專業人士交換了意見。
“我們自己的城區内沒有合格的精神病科醫生。
實際上，在方圓二百二十五英裡的範圍之内，拉尼德是唯一能找到這樣的醫生的地方，他們受過專業訓練，可以執行重大精神狀态的評估。
這需要花時間，大概四到八周。
但是和我商談過的醫生說他們願意立刻開始工作；而且作為一家州立機構，它當然不會讓縣政府承擔任何費用。
” 這個提議遭到檢察官特别助理洛根·格林的反對。
他确信，“暫時性精神錯亂”有可能成為對方（被告律師）在即将到來的審判中試圖堅持的辯護詞。
他擔心這項建議如被法庭采納，其結果就像他在私下預測的那樣，有可能導緻一大堆同情被告、“治人腦子”的醫生出庭作證。
（“那幫家夥，總是為兇手喊冤叫屈，卻從來不考慮受害者。
”）他害怕出現這樣的局面。
格林出生于肯塔基州，是位個子矮小、性格好鬥的律師。
他向法庭指出，堪薩斯州有關犯人心智健全的規定，是沿用了英國古代的《麥納頓法則》，該法律規定如果被告知道自己行為的實質，且明了這種行為是錯誤的，那麼他在心智上就是健全的，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格林進一步指出，堪薩斯州的法律并沒有規定判斷被告精神狀态的醫生必須具備特殊的資格，“普通醫生就可以，一般行醫的醫生就可以勝任。
法律就規定這些。
每年，本縣都有關于精神健全與否的聽證會以決定犯人的刑罰。
我們從未求助于拉尼德或者其他類似的精神病院的醫生，一直都是我們自己的醫生執行這類檢驗。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精神失常、白癡或者弱智根本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把被告送到拉尼德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是在浪費時間。
” 被告的辯護律師史密斯在反駁時指出，現在的形勢“遠比精神健全犯人的審訊嚴峻得多。
這涉及到兩個人的生命。
不管他們犯下了怎樣的罪行，他們有權接受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醫生的檢查。
精神病學，”他補充說，“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已經迅速發展起來。
聯邦法院已經開始将這一科學成果應用于審判罪犯。
我個人認為現在正是我們在本案中應用這一學科的新見解的大好時機。
” 但塔特法官似乎無意于抓住這一“大好時機”，因為就像法官的一位同事所說的那樣，“塔特是那種照本宣科的律師，他嚴格按照法律條文判案”；但他同時指出，“如果我是無辜的，我最希望坐在法官席上的就是他；但是如果我是有罪的，我最不希望的也是他。
”實際上塔特法官也并沒完全否決這項建議；相反，他按照法律的規定，任命了一個由三名加登城醫生組成的委員會，授權他們裁決犯人的精神狀态。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三位醫生宣布兩個犯人誰都沒有精神失常。
得知醫生的診斷結果，佩裡·史密斯說：“他們怎麼知道？他們隻是來取樂的。
想親耳從罪犯的嘴裡聽到所有可怕的細節。
哦，他們聽得眼睛放光呢。
”希科克的律師也很惱火，他再次前往拉尼德州立醫院，呼籲精神病醫生免費去加登城為被告作檢查。
自願承擔此任務的W.米歇爾·瓊斯醫生，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選，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但已經是犯罪心理學和精神失常犯罪方面的高級專家了，他先後在歐洲和美國研讀并工作多年。
他同意為史密斯和希科克作檢查。
如果檢查結果有利，他将出庭為被告作證。
） 三月十四日早晨，被告的辯護律師再次求見塔特法官，這次他們請求延期開庭。
這天離原定日期隻剩八天了。
他們的理由有二：第一，“最重要的證人”即希科克的父親病重，無法出庭作證。
第二個理由比較微妙。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該城的商店櫥窗、銀行、飯店和火車站内都開始出現一些大字橫寫的廣告，上面寫着：H.W.克拉特農場大拍賣。
時間：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地點：克拉特住宅。
哈裡森·史密斯對法官說：“這次被害人财物大拍賣的日期恰好定在一周之後，也就是在首次開庭的前一天。
說其陰沉是因為監獄就設在法院大樓的四層；說其歡樂是因為警長公寓也位于同一樓層，那是一處挺舒适的公寓，與監獄隻隔着一道鐵門和一條短短的走廊。
一九六〇年一月，住在警長公寓裡的不是警長一家，而是副警長溫德爾和他的妻子約瑟芬·邁耶（“約茜”）。
邁耶夫婦結婚已經二十多年了，兩個人外貌非常相似：高大魁梧的身材，寬寬的手掌，方形面龐，安詳，和善——這最後一項特征在邁耶太太的身上體現得最明顯，她是位性格直率、講究實際的女人，然而卻有一種不易捉摸的平和從容，令她光彩照人。
作為副警長的助手，她每日的工作時間可謂漫長：早晨五點鐘起床讀一章《聖經》，晚上十點鐘上床睡覺，這期間她要為犯人們洗衣做飯、縫縫補補，要精心照顧丈夫起居，還要打掃五個房間的公寓。
室内的擺設都是從舊家具店東拼西湊來的，軟軟的椅子、鼓鼓囊囊的坐墊和乳白色的絲織窗簾。
邁耶夫婦有個女兒，是他們唯一的孩子，已經結婚，住在堪薩斯城，因此這套公寓裡就隻住着他們，拿邁耶太太的話來說更确切：“除非女牢裡碰巧關了犯人，否則就隻有我們了。
” 監獄共有六間牢房，第六間專門是用來關女囚的，與其他牢房分開。
這間屋子在警長公寓旁——實際上，它就緊鄰着邁耶夫婦的廚房。
“但是，”約茜·邁耶說，“我并不擔心。
我很願意有個伴兒，這樣我在廚房幹活兒時也能有人聊聊天。
大多數女囚隻會令你為她們感到難過，都是和丈夫或情人之間的問題。
但希科克和史密斯就不同了。
據我所知，佩裡·史密斯是第一個住進女牢裡的男人。
原因在于警長希望在審判之前把他和希科克隔開。
他們被帶進監獄的那天下午，我做了六個蘋果派，烤了一些面包，一面烤，一面注視着廣場上的情況。
我廚房的窗戶正好可以俯瞰廣場，你找不到比那兒更好的視角了。
我不知道到底聚集了多少人，但是我猜幾百人還是有的，等着看殺害了克拉特一家的兇手。
我從未與克拉特家的人打過交道，但從我聽到的一切看，他們一定是非常好的人。
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是很難被寬恕的，我知道溫德爾擔心人們看到希科克和史密斯時會有所舉動，他擔心有人會攻擊他們。
所以當我看見車隊到達時，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我看見所有的記者都在跑着、推搡着，但是那時已經過了六點，天黑了，有點兒冷，有一半人已經放棄，回家去了。
留下來的人連噓聲都沒有，隻是直勾勾地盯着看。
“後來，當他們把兩個年輕人帶上樓時，我第一個看見的是希科克。
他穿着一條薄薄的夏天褲子和一件舊的棉布襯衫。
想想看那天有多冷，他沒得肺炎真叫人吃驚。
他看起來完全是一副病歪歪的樣子，臉色蒼白得像個鬼魂。
哦，那當然夠他受的了：被一群陌生人盯着，不得不在他們中間走過，而他們知道你是誰，幹了什麼。
接着他們帶上來史密斯。
我已經給他們在牢房裡準備好晚餐：熱湯、咖啡、三明治和蘋果派。
通常我們每天隻提供兩頓飯，七點半早餐，下午四點半主餐。
但是我不想讓他們空着肚子上床；在我看來，不吃飯就睡覺一定會令他們感覺很糟糕。
但是，當我用托盤給史密斯送去晚飯時，他說他不餓。
他當時正透過女牢的窗戶向外張望，背對着我。
從那扇窗戶看到的景象和我從廚房窗戶看到的一樣：樹木、廣場和屋頂。
我對他說：‘喝點兒湯吧，是蔬菜湯，不是用罐頭做的，我親手做的，派也是我親手做的。
’大概一個小時後，我回去取托盤時發現他一口也沒吃。
他仍舊站在窗戶前，好像一直沒有動過似的。
外面正下着雪，我記得我告訴他那是今年的第一場雪，在此之前，我們剛好過了一個漫長而美好的秋天。
而現在雪來了。
後來，我問他有沒有什麼特别愛吃的，第二天我會試着替他做。
他終于轉過身來，看着我，一副懷疑的表情，好像我是在尋他開心。
然後他說起了一部電影，聲音很低，簡直像說悄悄話似的。
他想知道我看沒看過那部電影。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反正我沒看過，我一向很少看電影的。
他說那部電影是《聖經》上的故事，有一幕場景是一個男人被人從陽台上扔下去，一群狂暴的男人和女人把他撕成了碎片。
他說那就是當他看見法院廣場上的人群時腦子裡想到的場面。
這也可能發生在他身上，他說這吓得他胃疼，這就是他不能吃飯的原因。
當然他錯了，我對他說，盡管他幹出了那種事，但沒有人想傷害他，這兒的人是不會那麼做的。
“我們談了一會兒，他很腼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說：‘有一樣東西我最喜歡吃，西班牙米飯。
’于是我答應給他做，他像是笑了，我立時感到，嗯，他不是我見過的最壞的年輕人。
那天晚上，上床睡覺時，我對我丈夫說了我的看法。
但是溫德爾嗤之以鼻。
他是最早到達犯罪現場的人之一。
他說要是我也在克拉特家的兇殺現場就好了，那樣就能判斷出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希科克是多麼‘溫和’。
他說他們在挖出你心髒的時候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這倒是真的，畢竟是四條人命呢。
我躺着睡不着，一直在想他們倆的良心是否會受譴責——隻要想一想那四座墳墓。
” 一個月過去了，又一個月過去了。
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下雪，大雪給褐色的麥鄉披上了銀裝，城裡的街道上也堆起了厚厚的一層，顯得那樣寂靜。
女囚室窗外有棵榆樹，樹上壓着沉沉的積雪，頂端的樹枝剛好伸到窗前。
幾隻松鼠就生活在這棵榆樹上。
數周來，佩裡每天用吃剩的早餐引誘它們，其中一隻終于從樹枝跳到了窗台上，通過鐵欄杆鑽入牢内。
這是一隻雄性松鼠，長着一身紅褐色的毛。
佩裡給它起名叫“紅”，不久紅便在牢裡住了下來，很明顯它願意分擔它朋友的牢獄生活。
佩裡教會它幾個小花招：玩紙球、作揖、往佩裡肩膀上跳。
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打發時間，然而犯人仍然有大量的時間要消磨。
他不準閱讀報紙，邁耶太太借給他的那些舊雜志——《好管家》和《麥考斯》，他已經看倦了。
但他還是盡量找事做：用指甲锉修指甲，磨得指甲發出柔軟光滑的粉紅光澤；一遍又一遍地梳理他那用洗發水洗過的、散發着香味的頭發；一天刷三到四次牙，還頻繁地刮臉洗澡。
他的牢房裡有一隻抽水馬桶、一個淋浴隔間、一張帆布床、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他把這些物品收拾得和他一樣幹淨整潔。
有一次，邁耶太太的一句贊美令他感到驕傲。
“瞧！”她指着他的床鋪說，“那毯子鋪得多麼平整，簡直可以在上面滾硬币了。
”不過他大部分醒着的時間還是在桌邊度過的，他在桌上吃早飯，坐在桌邊為紅畫素描、畫花、畫耶稣、畫想象中女人的面孔和身體；他也在這張桌上像記日記似的在廉價的格子紙上記下每天發生的事情。
一月七日，星期四。
杜威來了，帶來幾包香煙，還帶了一份打印的供詞文件讓我簽字。
我拒絕了。
這份長達七十八頁的“供詞”是由佩裡對芬尼縣法院書記官口述的，重新叙述了一遍他早先對艾爾文·杜威和克拉倫斯·鄧茨的坦白。
在回憶那天與佩裡的會面時，杜威說，佩裡拒絕在供詞上簽字令他很吃驚。
“但這不重要，我可以在法庭上證實他對鄧茨和我的坦白。
當然，還在拉斯維加斯的時候，希科克就已經在供詞上簽字了，他的供詞裡說四個人都是史密斯殺的。
不過我實很費解，我問佩裡為什麼改變了主意。
他說：‘除了兩個細節，我供詞中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如果你讓我改過來，我就簽字。
’嗯，我能猜出來他指的是什麼。
因為他與希科克的供詞之間唯一重大的差别就是他否認四個人全是他殺的。
在那之前，他一直發誓說，希科克殺了南希和她母親。
” “果然被我猜中！他正是要承認希科克說的是真話，正是他，佩裡·史密斯，開槍殺了克拉特一家。
他說之所以撒謊，用他的話說，是因為‘我想讓迪克承認他是個膽小鬼。
他的膽子吓破了一地。
’他之所以要把記錄改過來，倒不是他對希科克突發善心，而是考慮到希科克的父母。
他說他為迪克的母親感到難過，他說：‘她的确是一個心腸很好的人。
如果知道扣動扳機的不是迪克，對她而言會是個安慰。
雖然沒有迪克就不會發生這件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主要是他的錯，但事實是：我殺了他們。
’但是我不太相信他的話，至少沒有因此準許他改變供詞。
所以我說，我們并不根據史密斯的正式坦白來斷案。
有沒有都一樣，我們已有足夠的證據，夠他們受十次絞刑的。
” 令杜威信心大增的因素有很多：其一，他們找到了兇手從克拉特家偷走、後來在墨西哥城處理掉的收音機和望遠鏡。
（堪薩斯州調查局警探哈羅德·奈特地飛赴墨西哥城，在一家典當行裡找到的。
）此外，史密斯在供詞中還昭示出其他一些有效物證的所在。
“我們沖上公路，向東狂奔。
”在描述他和希科克逃離謀殺現場之後的經曆時，他說，“迪克開着車，快得像發了瘋似的。
我想我們倆當時都非常興奮，至少我是這樣。
非常興奮，同時又非常放松。
我們倆都忍不住放聲大笑；突然間整件事看起來非常可笑，我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就是如此。
但是槍上還滴着血，我的衣服上也濺了血點，就連頭發裡都有。
所以我們拐向一條鄉村小路，開出去大約八英裡，然後在一片能聽見狼嗥的草原上停了下來。
我們抽了根煙，迪克不斷地拿剛才發生的事開玩笑。
我從車裡出來，從水箱裡舀了點兒水，把血迹從槍上沖掉。
我用迪克的獵刀在地上挖了個坑——我就是用這把刀殺了克拉特先生——把空彈殼和剩下的尼龍繩、膠帶都埋在裡面。
此後，我們把車開上第八十三号國道，又繼續往東開往堪薩斯城和奧萊西。
大概天亮前後，迪克在一處可以野餐的地方停了車，他們稱那兒是休息區，在那兒可以生火。
我們生了堆火，開始燒東西。
手套、襯衫什麼的。
迪克說他希望能烤頭牛吃，他說自己從未這麼餓過。
到達奧萊西的時候差不多已是晌午了。
迪克把我送到旅館，然後開車回家和家裡人一起吃周日午飯。
是的，他随身帶着那把刀，還有槍。
” 堪薩斯州調查局的警探搜查了希科克家，在一個裝釣具的盒子裡找到了那把刀，而那支槍被漫不經心地立放在廚房的牆邊。
（希科克的父親拒絕相信他兒子參與了一起“如此可怕的犯罪”，他堅持說那支槍從十一月初以來，從未離開過他家，因此不可能是殺人兇器。
）至于空彈殼、繩子和膠帶則是在一位名叫維吉爾·佩茲的公路局工人的幫助下找到的。
維吉爾在佩裡·史密斯指認的那片地區開着推土機，一寸一寸地挖，最終找到了空彈殼等物證。
這樣，證據就齊全了，堪薩斯州調查局已經使案件成為不可動搖的鐵案；而且，檢測表明，這些空彈殼就來自于希科克的槍，而殘存的繩子和膠帶也與加之于受害者的相一緻。
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來了一位律師，弗萊明先生，是個戴着紅色領帶的老頭兒。
由于被告表示沒錢給自己請律師，羅蘭·H.塔特法官指派了兩位當地的律師擔任他們的訴訟代理人，分别是阿瑟·弗萊明先生和哈裡森·史密斯先生。
七十一歲的弗萊明先生是加登城前任市長，矮矮的個子，外表并不引人注目，卻系着一條惹眼的領帶。
他曾推拒此一任命。
“我不想為他們辯護，”他對法官說，“但是如果法庭認為此項任命适當，我别無選擇。
”希科克的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四十五歲，六英尺高，愛玩高爾夫球，是位熱忱的慈善互助會會員。
他以優雅的風度接受了任命：“總歸要有人去做。
我會盡我最大努力。
不過我認為這會令我在這一地區不受歡迎。
” 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邁耶太太在廚房裡放收音機，我聽廣播說縣檢察官要力争判我們死刑。
“富人從來都不會被絞死，上絞刑架的都是窮人和無依無靠的人。
” 檢察官杜安·韋斯特是個雄心勃勃、儀表堂堂的年輕人，雖然隻有二十八歲，但看上去卻像是四五十歲的人。
對記者發表聲明時，他說：“本案一旦遞交陪審團，我将請求陪審團宣布他們有罪，判處他們死刑；如果被告回避陪審團的審理而直接向法官承認有罪，我也會請求法官判他們死刑。
我早已了解，作這個決定必将成為我的職責，但此項決定也并非輕率而為。
我覺得，鑒于罪犯如此兇殘且明顯缺乏對受害者的憐憫，因此唯一能夠絕對保護公衆的方式就是判處被告死刑。
因為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最終未獲得假釋的，在堪薩斯州根本不存在。
實際上，被判處終身監禁的人平均服刑時間都不到十五年，就被假釋了。
” 一月二十日，星期三。
要我就克利福德·沃克案作謊言測試。
與克拉特案相似、多人遇害的這類謀殺案會引起各地執法人員的興趣，對于那些正在調查類似懸案的警探來說就更有吸引力。
因為一起神秘案件的真相大白常常會促成另一起案件的偵破。
對加登城事件大有興趣的衆多警官中，有一位是佛羅裡達州薩拉索塔縣的警長。
該縣有個漁村叫奧斯伯雷，離塔姆帕城不遠。
在克拉特慘案發生僅僅一個多月後，就在此漁村附近的一座荒僻牧場上，也有四個人慘遭殺害。
正是聖誕節那天，史密斯在邁阿密的一張報紙上讀到過的報道。
受害者也是一家四口：年輕的克利福德·沃克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均是被人用獵槍射穿頭部緻死。
由于克拉特案的兇手在十二月十九日夜間，也就是沃克案案發當天，在塔拉哈西旅館過夜，管理奧斯伯雷的警長在沒有其他任何線索的情況下，自然急于提審史密斯和希科克，并令他們接受測謊。
希科克同意了，史密斯也同意，而且他還對堪薩斯州當局說：“我那時就曾對迪克說，我敢打賭，不管是誰幹的，此人一定讀到過堪薩斯州發生的案件，是一個瘋子。
”測試的結果證明不是他們幹的，這令奧斯伯雷的警長甚至杜威在内都大為沮喪。
杜威并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意外的巧合。
但至今，謀殺沃克一家的兇手仍然逍遙法外。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天。
迪克的父親來這兒看望他。
看見他從我門前走過時，我跟他打了聲招呼，但他一聲不吭地走了過去，好像沒聽見我說話似的。
從邁耶太太那兒得知希科克太太沒來是因為她感覺太傷心了，不想來。
雪下得真夠狠。
昨晚做夢夢到我和爸爸在阿拉斯加——醒來時身下是一灘冰涼的尿水！ 希科克先生和他兒子在一起待了三個小時。
後來他冒雪向加登城火車站走去。
這個筋疲力盡的老人彎着腰，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憔悴、消瘦不堪。
他也隻有幾個月可活了。
在車站等回家的火車時，希科克先生對記者說：“我已經看過迪克了，唉，我們談了很久。
我敢向你保證，案件不像人們說的那樣，也不像報紙上寫的那樣。
這兩個孩子去那所房子的時候并沒打算行兇。
至少我兒子不想。
他也許有些地方很壞，但還不至于壞到那個地步。
史密斯才是。
迪克說當史密斯攻擊那人（克拉特先生）、割斷他喉嚨的時候，他并不知情，他甚至不在那間屋子裡。
他是在聽見搏鬥聲後才跑進去的。
雖然迪克當時拿着槍，但他說：‘史密斯一把搶過槍，一下子就把那人的腦袋打開花了。
’他說：‘爸爸，我本來應該奪回槍，打死史密斯。
在他殺死其他人之前打死他。
如果我那麼做了，我的處境會比現在好很多。
’我覺得他也應該那麼做。
但按照現在人們的想法，他是沒有機會了。
他們倆都要被絞死。
”他的眼睛顯得疲憊、沮喪，他補充說：“自己的兒子上絞刑架，知道他将被絞死，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 不論是佩裡·史密斯的父親，還是他姐姐，都沒有給他寫信或來看望他。
特克斯·約翰·史密斯據說正在阿拉斯加的什麼地方尋找金礦，盡管警方花了很大力氣，但還是沒能找到他。
他姐姐對調查人員說她害怕弟弟，請他們不要告訴他自己目前的住址。
（得知姐姐的話，史密斯微微一笑，說：“我真希望那天晚上她也在那間房子裡。
那該是多麼可愛的一幕啊！”） 除了松鼠，除了邁耶夫婦，除了偶爾來和他談話的律師弗萊明先生，佩裡經常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他思念迪克。
有一天他在自制的日記本上寫他“經常想起迪克”。
自被捕以來，他一直沒機會和迪克說說話。
除自由外，和迪克說說話，再次和迪克在一起，這正是他最想要的。
迪克不是他曾認為的“硬漢”——“獨斷”、“有男人氣概”，是個“真正的男子漢”；實際上他“相當脆弱、淺薄”，是個“膽小鬼”。
然而，此時，在全世界所有的人裡，和他最親密的卻是這個人，因為至少他們是同一類人，都是該隐的兄弟。
和他分開後，佩裡覺得“孤零零的，一切都要靠自己。
一個遍體鱗傷的人，隻有瘋子才會理睬”。
然而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佩裡收到了一封信，郵戳是馬薩諸塞州裡丁鎮的。
信的内容如下： 親愛的佩裡，得知你現在的境遇，我很難過。
我決定寫信給你，讓你知道我還記得你，并且願意盡我所能地幫助你。
怕你一時想不起我的名字——唐·卡利範，我随信附寄一張我們相識時的照片。
最初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你的消息時，我深感震驚，後來就開始回憶我們相識的那些日子。
雖然我們從來不是親密的朋友，但我在軍中認識的人裡，對你印象卻是最深。
大約是一九五一年的秋天吧，你被分派到華盛頓李維斯堡的第七六一工兵輕裝備連。
你個子很矮（我也不比你高多少），但身體強壯，長着一頭濃密的黑發，臉上總是帶着笑容。
因為你曾在阿拉斯加生活過，不少人都稱你是“愛斯基摩人”。
我最先想起來的就是長官視察連隊那件事，當時要求所有的手提箱都要打開檢查。
我記得所有的手提箱都是整整齊齊的，你的也是一樣，但是你的裡面貼了幾張性感女郎。
我們都認為你要有麻煩了。
但來視察的長官卻沒在意，檢查結束後，他根本沒有追究此事。
我們當時都認為你真是個勇敢的家夥。
我還記得，你台球打得很好，直到現在我還能想象出你在連隊台球室裡打台球的樣子。
你還是連裡最出色的卡車司機之一。
你還記得那次部隊野營時咱倆的遭遇嗎？在冬季的一次演習中，我們負責測定卡車在野外的耐用程度。
我們連隊的卡車是沒有暖氣的，駕駛室裡經常很冷。
我記得你在車座的地闆上挖了一個窟窿，好讓發動機的熱氣進到駕駛室裡。
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在我的印象裡，“毀壞”軍隊财物是犯罪，你有可能因此受到嚴厲的懲罰。
我當時是新兵，一點兒紀律都不敢犯。
但是我還記得當我為此而擔心的時候（同時還挨着凍），你卻咧嘴一笑（你一定很暖和）。
我記得你買過一輛摩托車，還模模糊糊地記得你好像還出了點兒事。
被警察追？撞了車？不管是什麼，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你身上狂野的一面。
我的回憶有些地方可能不對；畢竟那是八年前的事了，而我和你在一起隻有八個月。
不過在我的記憶裡，我們倆相處得很好，我很喜歡你。
你看起來總是興高采烈、很神氣的樣子，你擅長部隊的活兒，我不記得你發過多少牢騷。
當然，那時你不安分的性格就很明顯了，隻是我從來沒注意到。
但現在你的确有麻煩了。
我試圖想象出你現在的處境，你在想些什麼。
我第一次讀到你的消息時驚得瞠目結舌，我真是那樣。
後來我放下報紙，想去考慮其他事情，但卻總是想起你，我不能用遺忘來安慰自己。
我現在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或者說我在為此而努力，但過去我并不是這樣。
以前我腦子裡隻想着那些對我自己最重要的小事，我從未考慮過死亡或者來世的事情。
我的生活太熱鬧：買車、上大學、約會，等等。
後來，我弟弟在十七歲那年得白血病死了。
我現在經常在想，在他知道自己不久即将離開人世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
現在我想起了你，我也想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在我弟弟去世前的幾個星期裡，我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但是現在我知道我該說什麼。
這就是我給你寫信的原因：因為上帝創造了你，也創造了我，他愛你，就如同他愛我。
就我們所知的上帝意旨來看，你所遭遇的災難，将來我也可能遇到。
你的朋友 唐·卡利範 雖然對這個名字毫無印象，但佩裡立刻認出了照片上那個剪着平頭、眼睛圓亮而真摯的年輕士兵。
這封信他讀了許多遍。
盡管他認為其中有關宗教的啟示沒有說服力，（“我嘗試過信教，但是我不相信，我無法相信，假裝是沒有用的。
”）但這封信還是令他非常激動。
有人主動要幫助他，一個明智而值得尊敬的人，一個曾經認識他、喜歡過他的人，一個署名為朋友的人。
他懷着感激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提筆寫下回信：“親愛的唐，我當然還記得唐·卡利範……” 希科克的牢房沒有窗戶，他的牢門面對着其他牢房，中間隔着一條寬大的走廊。
但是他并不孤獨，有許多人和他說話：酒鬼、造假币的、打老婆的以及墨西哥流浪漢。
迪克憑借“鐵窗硬漢”式的滿不在乎以及說不完的風流韻事和葷笑話赢得了一般獄友們的歡心。
（不過有一個人不吃這一套，一個老頭兒，見了迪克就沖着他大喊：“兇手！兇手！”還用一桶髒水把他潑成了落湯雞。
） 表面上，希科克完全是個無憂無慮的年輕人。
在睡覺或找人搭讪之餘，他就躺在床上抽抽煙、嚼嚼口香糖、翻翻體育雜志或者平裝本的恐怖小說。
他經常躺在床上一邊吹口哨——最愛的曲子是《你一定曾是美麗的寶貝》、《去往水牛城》——一邊盯着天花闆上那盞不分晝夜都亮着的燈泡。
他憎恨燈泡單調的監視，它不但打擾他睡覺，而且還威脅到他心中的秘密計劃——越獄。
事實上，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樣無憂無慮、那樣順服；他想盡一切辦法避免“到絞刑架上蕩秋千”。
他知道這次審判——任何堪薩斯州的審判都是如此——他避免不了這樣的結局。
因此他下定決心要“越獄，搶一輛汽車，揚塵而去”。
但是首先他必須有一件武器。
有幾個星期，他一直在自制武器：一把“尖刀”，一把類似冰錐的利刃，從副警長邁耶的肩胛骨捅進去一定可以緻命。
他做這把刀的材料——一塊木頭和一段硬鐵絲——是從一把偷藏起來的馬桶刷上拆下來的，後來一直藏到床鋪底下。
每當深夜，四周隻有鼾聲、咳嗽聲以及從漆黑小鎮傳來的聖達菲火車站的汽笛聲時，他就開始在牢房的水泥地面上磨鐵絲。
一邊磨，一邊心中謀劃。
希科克高中畢業後的那年冬天，他曾靠搭車跑遍了堪薩斯州和科羅拉多州。
“我當時在找工作。
有一次我搭上一輛卡車，司機和我起了一點兒小争執，實際沒有什麼原因，但是他卻揍了我一頓，攆我下了車，把我一個人留在高高的落基山上。
天下着雨夾雪，我的鼻子血流不止。
後來我在一處樹林斜坡發現了許多消夏用的小木屋，因為是冬天，所以全都鎖着。
我進入其中一間，裡面有燒火用的木頭和罐頭食品，甚至還有威士忌。
我在裡面住了一個星期，雖然鼻子很疼、眼睛青腫，但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
雪停後，太陽出來了。
我從未見過那麼美的天空，就像在墨西哥一樣，如果墨西哥也有冬天的話。
我又搜查了其他幾座屋子，找到一些煙熏火腿、一台收音機和一支步槍。
那槍太棒了！我每天都背着出去，陽光照在我的臉上，那感覺太好了。
我覺得自己就像‘人猿泰山’。
每天晚上，我吃完豆子和煎火腿，鑽進火堆旁的毯子，聽着收音機播放的音樂漸漸入睡。
那附近沒有人來，我敢打賭，我可以住到開春。
”如果越獄成功，迪克打算去重溫舊夢：前往科羅拉多的深山裡，到那裡找間小屋藏到春天（當然是單獨行動，他才不考慮佩裡的前途呢）。
一想到這田園般的生活，他磨鐵絲的勁頭就更大了，終于把它磨成了一支光滑的極為鋒利的錐子。
三月十日，星期四。
警長突襲搜查了所有牢房，在迪克的床鋪底下找到一把小刀。
我想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微笑） 實際上，佩裡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可笑的事，因為揮舞着一件危險武器的迪克，可能對他心中正在盤算的計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幾個星期過去了，佩裡已經熟悉了法院廣場内的一切動靜、附近出現的常客及其生活習慣。
例如，那兩隻瘦弱的灰色公貓每天傍晚都要出現在法院廣場上，四處巡視，不時停下來檢查停放在那裡的汽車。
最初這令佩裡迷惑不解，直到邁耶太太給他解釋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兩隻貓是在找車頭護栅上的死鳥。
此後，一看到貓出來活動，他心中就一陣絞痛：“因為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像它們一樣。
我是他們的同類。
” 佩裡越來越留意到廣場上的一個人，那是一位精力充沛、腰杆挺直的紳士，銀灰色的頭發像無沿便帽一樣蓋在頭頂；他臉型寬大，下巴堅實，不說話時看起來似乎不好相處；嘴角的紋路很深，下垂的眼角顯得很陰郁——整體看來非常嚴厲。
但實際上，這個印象至少部分是錯誤的，因為佩裡時不時地瞥見他停下腳步和其他人說話，一副談笑風生的樣子，看起來輕松、快樂、寬厚。
“人們可以從這種人身上看到人情味”，這是一種重要的品質，因為此人正是第三十二司法區法官羅蘭·H.塔特，他将主持堪薩斯州對史密斯和希科克的審判。
佩裡後來才知道，塔特是西堪薩斯地區一位家喻戶曉、人人敬畏的名人。
他很富有，養了許多馬，擁有一大片田産，據說他的妻子非常漂亮。
他有兩個兒子，但是小兒子已經夭折了，這個悲劇令法官夫婦極為悲痛，于是他們把一個因案出庭的無家可歸的棄兒收為養子。
“這麼說他心腸很軟，”有一次佩裡對邁耶太太說，“也許他能給我們一個機會。
” 但那并不是佩裡真實的想法。
他相信自己給唐·卡利範的信中所寫的——他們現在經常通信——他的犯罪行為是“不可饒恕的”，他注定要“爬上那十三級台階”。
然而，他并沒有完全放棄希望，因為他也計劃越獄。
他的希望寄托在兩個觀察已久并且一直也在關注他的年輕人身上。
他們一個是紅頭發，一個是黑頭發。
有時候，這兩個年輕人站在廣場上那棵枝條伸進牢房窗戶的榆樹底下，沖佩裡微笑，還向他招手——至少他自己是這樣想。
佩裡從未和他們說過話，他們總是待上一小會兒，就走開了。
但是佩裡卻相信，這兩個年輕人在一種冒險欲望的刺激下，也許會幫助他越獄。
因此，他畫了一張廣場地圖，還标示出最适合停靠“逃跑汽車”的地點。
在地圖下面，他寫到： 我需要一把五号鋼鋸。
除此之外，别的什麼也不需要。
但是你們知道一旦被抓住的後果嗎（如果了解就點點頭）？那也許意味着你們要在監獄裡住很久。
你們也有可能被殺。
為了一個你們根本不認識的人。
你們最好仔細想想！認真地想！另外，我怎麼知道我能信任你們呢？我怎麼知道你們不是耍了一個花招，把我弄出監獄，然後殺掉呢？希科克怎麼辦？所有的策劃必須包括他在内。
佩裡把這張字條折好，放在桌上，準備在兩個年輕人再次出現的時候立即從窗戶裡扔出去。
但是他們再也沒有出現，他也再沒有見到他們。
最終他甚至懷疑那兩個年輕人是不是自己臆想出來的。
（一想到自己“也許不是個正常人，也許是個瘋子”，佩裡就感到焦慮。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姐姐就因為我喜歡月光而笑話我。
我經常躲在黑影裡，偷偷地看月亮。
”）不管是不是幻想，他不再去想那兩個年輕人了。
另外一種逃脫的辦法——自殺，取代了之前的想法。
雖然獄方很警惕（牢房中不準有鏡子、皮帶、領帶或者鞋帶），但他還是想出了自殺的辦法。
他的牢房的天花闆上也有一盞晝夜通明的燈泡，但和希科克不同的是，他的牢房裡還有一把掃帚，他可以用掃帚抵住燈泡直到把它擰下來。
一天夜裡，他夢見自己把燈泡擰了下來，用碎玻璃割腕自殺。
“我覺得全部的氣息和光明正在離我遠去，”他後來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時說，“牢房的牆壁消失了，天空呈現出來，我看到一隻黃色大鳥從天而降。
” 在他的一生裡，從貧窮而凄慘的童年，到放蕩不羁的青年時期，再到現在獄中的日子，那隻巨大的黃色鹦鹉始終在佩裡的夢中飛翔。
它是佩裡的複仇天使，替他殺死敵人，或者就像此刻，在他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刻，“它抓起我，我大概輕得就像一隻小老鼠，我們上升、上升，我能看見下面的廣場，人們追着、喊着，警長向我開槍。
因為我自由了，所有的人都痛苦得要死，我飛啊飛啊，我比他們都要幸福。
” 開庭預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舉行。
在開庭前的幾個星期裡，辯護律師經常與被告商談，有關變更審判地點的适當性與可行性也在讨論之列。
但是弗萊明先生曾多次提醒他的當事人說：“不論審判在堪薩斯州哪一地點舉行，都不會對本案産生影響。
該州各地的觀點都是一樣的。
在加登城審判對我們可能還更有利一點。
這裡是一個宗教信仰深固的地區，一萬一千人擁有二十二座教堂。
大多數牧師都反對死刑，他們認為死刑是不道德的，是違反宗教教義的；就連克拉特家的牧師同時也是他家摯友的考文牧師，也反對在本案中采取死刑。
記住，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挽救你們的性命。
我認為這裡的機會并不比别處差。
” 在第一次傳訊史密斯和希科克之後不久，塔特法官便接到兩名被告律師提議，請求對兩名被告做詳細的生理與心理方面的檢查。
他們特别進一步請求法庭，準許堪薩斯州拉尼德安全且設備良好的州立精神病院暫時監護兩名犯人，并由該院檢驗被告之一或兩人，是否屬于“精神失常、低能或白癡，以緻不能理解自己的處境并提出辯護”。
拉尼德位于加登城以東一百英裡。
希科克的辯護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向法庭陳述說他已經去過該院，與醫院專業人士交換了意見。
“我們自己的城區内沒有合格的精神病科醫生。
實際上，在方圓二百二十五英裡的範圍之内，拉尼德是唯一能找到這樣的醫生的地方，他們受過專業訓練，可以執行重大精神狀态的評估。
這需要花時間，大概四到八周。
但是和我商談過的醫生說他們願意立刻開始工作；而且作為一家州立機構，它當然不會讓縣政府承擔任何費用。
” 這個提議遭到檢察官特别助理洛根·格林的反對。
他确信，“暫時性精神錯亂”有可能成為對方（被告律師）在即将到來的審判中試圖堅持的辯護詞。
他擔心這項建議如被法庭采納，其結果就像他在私下預測的那樣，有可能導緻一大堆同情被告、“治人腦子”的醫生出庭作證。
（“那幫家夥，總是為兇手喊冤叫屈，卻從來不考慮受害者。
”）他害怕出現這樣的局面。
格林出生于肯塔基州，是位個子矮小、性格好鬥的律師。
他向法庭指出，堪薩斯州有關犯人心智健全的規定，是沿用了英國古代的《麥納頓法則》，該法律規定如果被告知道自己行為的實質，且明了這種行為是錯誤的，那麼他在心智上就是健全的，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格林進一步指出，堪薩斯州的法律并沒有規定判斷被告精神狀态的醫生必須具備特殊的資格，“普通醫生就可以，一般行醫的醫生就可以勝任。
法律就規定這些。
每年，本縣都有關于精神健全與否的聽證會以決定犯人的刑罰。
我們從未求助于拉尼德或者其他類似的精神病院的醫生，一直都是我們自己的醫生執行這類檢驗。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精神失常、白癡或者弱智根本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把被告送到拉尼德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是在浪費時間。
” 被告的辯護律師史密斯在反駁時指出，現在的形勢“遠比精神健全犯人的審訊嚴峻得多。
這涉及到兩個人的生命。
不管他們犯下了怎樣的罪行，他們有權接受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醫生的檢查。
精神病學，”他補充說，“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已經迅速發展起來。
聯邦法院已經開始将這一科學成果應用于審判罪犯。
我個人認為現在正是我們在本案中應用這一學科的新見解的大好時機。
” 但塔特法官似乎無意于抓住這一“大好時機”，因為就像法官的一位同事所說的那樣，“塔特是那種照本宣科的律師，他嚴格按照法律條文判案”；但他同時指出，“如果我是無辜的，我最希望坐在法官席上的就是他；但是如果我是有罪的，我最不希望的也是他。
”實際上塔特法官也并沒完全否決這項建議；相反，他按照法律的規定，任命了一個由三名加登城醫生組成的委員會，授權他們裁決犯人的精神狀态。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三位醫生宣布兩個犯人誰都沒有精神失常。
得知醫生的診斷結果，佩裡·史密斯說：“他們怎麼知道？他們隻是來取樂的。
想親耳從罪犯的嘴裡聽到所有可怕的細節。
哦，他們聽得眼睛放光呢。
”希科克的律師也很惱火，他再次前往拉尼德州立醫院，呼籲精神病醫生免費去加登城為被告作檢查。
自願承擔此任務的W.米歇爾·瓊斯醫生，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選，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但已經是犯罪心理學和精神失常犯罪方面的高級專家了，他先後在歐洲和美國研讀并工作多年。
他同意為史密斯和希科克作檢查。
如果檢查結果有利，他将出庭為被告作證。
） 三月十四日早晨，被告的辯護律師再次求見塔特法官，這次他們請求延期開庭。
這天離原定日期隻剩八天了。
他們的理由有二：第一，“最重要的證人”即希科克的父親病重，無法出庭作證。
第二個理由比較微妙。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該城的商店櫥窗、銀行、飯店和火車站内都開始出現一些大字橫寫的廣告，上面寫着：H.W.克拉特農場大拍賣。
時間：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地點：克拉特住宅。
哈裡森·史密斯對法官說：“這次被害人财物大拍賣的日期恰好定在一周之後，也就是在首次開庭的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