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神來臨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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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線被切斷了。
” 二十七歲的英語教師拉裡·亨德裡克斯住在教師公寓的頂樓。
他喜歡寫作，但他的公寓對于一個立志成為作家的人來說不是理想之地。
他的房子比基德維爾家的還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個活潑好動的孩子以及一台永遠都在開着的電視機分享有限的空間（隻有如此，才能讓孩子們安靜下來）。
年輕的亨德裡克斯生于俄克拉荷馬州，曾在海軍服役，很有男性氣概，他嘴角叼着煙鬥，留着胡子，一頭亂蓬蓬的黑色頭發，雖然還沒發表過作品，但至少看起來有點文人的樣子。
事實上，他的打扮頗有幾分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年輕時的樣子。
為了彌補當老師收入的不足，他還給學校開校車。
“有時我一天開六十英裡，”他對一位熟人說，“這樣留給寫作的時間就不多了。
星期天是例外。
當時，正是那個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裡，正仔細地看報紙。
你知道嗎，我大多數故事的靈感都來自報紙。
唉，電視開着，孩子們在嘻嘻哈哈地玩。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聽見了樓下的聲音，是從基德維爾太太家傳出來的。
但我想這也許不關我的事，我是新來的，這學期開學時我才搬到霍爾科姆。
可沒過多久，我妻子雪莉——當時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進來說：‘親愛的，你最好到樓下去看看。
他們全都吓瘋了。
’那兩個女孩，當時的确是吓壞了。
蘇珊一直沒有從驚吓中回過神來，我看以後也很難。
還有可憐的基德維爾太太，她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她緊張得要命，一直說個不停。
但是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她說的是什麼。
‘哦，邦妮，邦妮，出了什麼事？你是那麼高興，你對我說一切都結束了，你再也不會生病了。
’大意是這樣。
就連埃瓦爾特，連像他這樣的人都驚吓成那樣了！他打電話給加登城的警長辦公室，長官親自接的電話。
埃瓦爾特先生告訴他‘在克拉特家發生了極端可怕的事故’。
警長答應馬上過來，埃瓦爾特先生說好的，他會去公路上迎他。
雪莉下樓，和女人們坐在一起，試圖安慰她們，好像這樣就管用似的。
我和埃瓦爾特先生一起開車出去，到公路上等候警長魯濱遜。
在路上，他對我講了發生的事。
當他說到發現電話線被切斷時，我立刻想到，嗯，從現在起我就應該留神了，該把每一個細節都記下來。
說不定會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證。
“警長到的時候是九點三十五分，我看過手表。
埃瓦爾特先生向他揮手，示意他跟着我們的車走，我們直接開車去了克拉特家。
我以前從未去過那兒，隻是遠遠地望見過。
當然，我認識克拉特一家人。
凱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級英語班裡，我在《湯姆·索亞曆險記》一劇裡給南希做過導演。
這兩個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謙虛，你根本不會想到他們出身富貴人家或住這麼大的房子——樹林，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
我們到達那裡時，警長已經聽完了埃瓦爾特的講述，他用無線電話通知辦公室，要他們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輛救護車前來增援，并告訴他們說‘發生了一些意外’。
然後我們三個走進住宅，穿過廚房，看見一隻女式錢包撂在地上，電話線已被割斷。
警長的後腰上挂着一支手槍，從我們上樓到進入南希的房間時，我注意到他始終把手按在槍上，随時準備拔出來。
“唉，太慘了！那麼優秀的女孩，可惜你們永遠都沒法認識她了。
她被人用獵槍從距離後腦大概兩英寸的地方開槍打死了。
她側身躺着，面對着牆壁，牆上濺滿了鮮血，肩膀以下的身子用床單蓋着。
魯濱遜警長将床單拉下，我們看見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襪和拖鞋。
看樣子，雖不知是幾點鐘，她那會兒應該還沒有上床睡覺。
她的手被反綁在身後，腳踝被百葉窗的白繩子捆着。
警長問道：‘這是南希·克拉特嗎？’以前他從未見過這個孩子。
我說：‘是的，這就是南希。
’ “我們又返回走廊，往四處瞧。
門都關着。
我們推開一扇門，原來那裡是浴室，似乎有點不對頭。
我認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為裡面有一把椅子，一種餐廳裡用的椅子，在浴室裡看起來完全不合适。
隔壁的一扇門，我們一緻認為那裡肯定是凱尼恩的房間，許多男孩子的東西散落在屋裡。
我認出了凱尼恩的眼鏡，就在床邊的書架上。
但是床上沒有人，雖然看起來像是有人睡過一樣。
我們走到走廊的盡頭，最後一扇門，在那兒，在床上，我們發現了克拉特太太。
她也被捆着。
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綁着的，所以看起來她好像正在祈禱一樣，一隻手裡還緊緊攥着一塊手帕。
也許是克利内克斯紙巾？捆住她手腕的繩子一直連到腳踝，然後繩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綁在床腳上。
這麼複雜且費盡心機。
想想吧，這樣做得花多長時間啊！她躺在那裡任人擺布，怕是吓也吓死了。
她手上還戴着兩枚戒指，（這就是為什麼我總不同意這命案是為了謀财害命，其中一條理由就在于此。
）穿着一件長袍、一件白色睡衣和一雙白色襪子。
她的嘴被膠帶緊緊粘住，但因為她是從頭部的一側被直接瞄準，子彈的沖擊力把膠帶都崩開了。
她的眼睛是睜開的，睜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殺人者，她一定是無法避免看着他用槍瞄準自己的。
大家默默無言。
我們都太過震驚。
我記得警長四處搜尋，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彈殼，但是殺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靜，沒有留下類似的線索。
“很自然，我們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兒？還有凱尼恩？警長說：‘我們到樓下去找找。
’我們找的第一個地方是主卧，克拉特先生睡覺的地方。
床單被拉開了，有隻錢夾丢在床腳，周圍是一疊弄得亂七八糟的卡片，好像被人抖過要找什麼東西，一張便條，一張借據，誰知道是幹什麼用的呢。
事實上，錢夾裡一分錢也沒有。
但這并不能說明什麼問題。
這是克拉特先生的錢夾，他是從來不帶現金的。
這一點就連我這個搬到霍爾科姆僅僅兩個多月的人也知道。
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無論是克拉特先生，還是凱尼恩，不戴眼鏡就什麼也看不見。
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鏡就放在寫字台上。
所以我判斷，不管他們去了什麼地方，都不是自願的。
我們仔細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沒有搏鬥的痕迹，也沒有任何擾亂的迹象。
隻是辦公室的聽筒也沒有挂在電話機上，電話線也被割斷了，和廚房裡一樣。
警長魯濱遜在壁櫥裡發現了幾支獵槍，用鼻子聞了聞，查看最近是否開過火。
他說沒有。
我從未見過他那副困惑的表情，隻聽他說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兒？’就在那時，我們聽到了腳步聲，從地下室逼近樓上。
‘是誰？’警長把手按在槍上問。
一個聲音說道：‘是我，溫德爾。
’原來是溫德爾·邁耶，副警長。
大概是他進屋時沒發現我們，就徑直跑到地下室去搜查了。
警長告訴他，聲音有點悲憫：‘溫德爾，我實在想不通。
樓上有兩具屍體。
’‘哦，’溫德爾随即回答說，‘下面也有一具。
’于是我們跟随他走進了地下室。
我想你也許會把那稱為遊戲室。
那裡并不怎麼暗，有窗戶，可以讓充足的陽光照射進來。
凱尼恩就躺在角落裡的一張沙發上。
他的嘴被膠布封住了，手腳都像他母親那樣被捆在一起，繩子從手連到腳，最後綁在沙發扶手上，其過程同樣複雜。
不知怎麼回事，凱尼恩的樣子讓我最難忘。
我想是因為他最容易辨認吧，看起來最像本人生前的模樣，雖然槍是正對着他的臉開的。
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條藍色牛仔褲，光着腳，像是匆忙之中抓起身邊的衣服就穿上了。
他的頭用兩個沙發枕頭墊着，好像是為了便于瞄準才這麼做。
“警長接着問道：‘這個通向哪裡？’他指的是地下室的另一扇門。
警長走在前面，進去後伸手不見五指，好在埃瓦爾特先生找到了電燈開關。
這是暖氣爐間，裡面非常暖和。
這個地方的人都在家裡裝一個煤氣爐，插根管子就能在地下抽出天然氣，一分錢都不用花，所以這裡的屋子都暖和得要命。
先不談這個。
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
我知道單單開槍是不會流那麼多血的。
我猜得沒錯。
他也被槍射殺，和凱尼恩一樣，正對着面部。
但是也許在被子彈擊中之前，他就已經死了。
或者，不管怎麼說吧，快要死了。
因為他的喉嚨被割斷了。
他穿着條紋睡衣，除此什麼也沒穿。
他的嘴被膠布封住，纏了滿滿一頭。
腳踝也捆在一起，但手沒有捆住，也許是他設法掙脫了，天曉得是怎麼回事，不管出于憤怒還是疼痛，反正他把綁在手上的繩子給掙斷了。
他四肢伸開躺在爐子前，身下是一隻很大的硬紙闆箱，看來是特意放在那兒的。
這是一隻用來裝床墊的箱子。
警長說：‘瞧這裡，溫德爾。
’他指着箱子上一個帶血迹的腳印，腳印中間有兩個洞，像兩隻眼睛。
我們中的一個人（也許是埃瓦爾特先生？我記不清了）指出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這件事我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
在我們頭頂上有一條暖氣管道，上面垂下來一條繩子，是殺人者用的那種繩子。
很顯然，克拉特先生曾被綁着雙手吊在這裡，然後繩子又被切斷了。
但是為什麼呢？折磨他？我猜我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原因了。
不會知道是誰幹的、為什麼，那天晚上這幢住宅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過了一會兒，屋子裡開始擠滿了人。
救護車來了，驗屍官來了，衛理公會派來了牧師，警方的攝影師、州警、電台和報紙的記者，噢，滿滿一屋子人。
大部分人都是從教堂跑出來的，那神情仿佛還在做禮拜。
屋裡非常安靜，隻有低聲耳語。
仿佛誰都不相信一樣。
一位州警問我在這兒是否有公幹，如果沒有最好離開。
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見副警長正在和一個人講話，那是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農場的雇工。
看起來斯托克萊因住的地方離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碼，兩座房子之間除了一座谷倉外就沒有别的建築了。
但是他說他從未聽見任何聲音，他說：‘我五分鐘前才知道這件事，當時我的一個兒子跑回來對我說警長來了。
我和妻子昨天夜裡睡了不到兩個小時，一直忙上忙下的，因為我們的一個孩子病了。
我們聽到的唯一聲音是在大約十點半或者十點四十五分，我聽見一輛小汽車開走了，我對妻子說，博比·魯普走了。
’我回家時，大約在半路，看見了凱尼恩的那條老牧羊犬。
那條狗吓壞了，夾着尾巴坐在那裡，既不叫也不動。
看見那條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觸景生情。
剛才那一會兒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沒有體會到整件事的邪惡、痛苦與恐怖。
他們全死了，整整一家子。
溫和善良的人，我所認識的人，竟被謀殺了。
你必須相信，因為這的确是真的。
” 霍爾科姆每晝夜有八列直達列車匆匆開過，其中有兩輛負責收發郵件。
正如熱心負責這一工作的人解釋的那樣，辦理這樣的事務自有其困難之處。
“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覺，這些火車打這裡經過，有時時速達一百英裡。
光是那陣風，唉，就能把你刮倒。
當這些郵包飛出來時，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賽時搶到球抱了跑一樣：轟！轟轟！我并不是在抱怨，告訴您這是個好工作，是公家的差事，它使我保持年輕。
”霍爾科姆的郵遞員薩蒂·特魯伊特太太看起來确實比她的實際年齡要年輕許多，鎮上的人稱她為特魯伊特大媽，她已經七十五歲了。
她是一個身材矮壯、飽經風霜的寡婦，頭上戴着三角大頭巾，腳踏一雙牛仔靴（穿在腳上非常舒服，像鳥兒的羽毛一樣柔軟），她也是霍爾科姆年紀最大的土著居民。
“那個時候，這個地方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我的親戚，那會兒我們還管這個地兒叫舍洛克。
後來來了個叫霍爾科姆的陌生人。
他是個養豬的，發了财，認為應該用他的名字命名這個村子。
改了沒多久，您猜怎麼了？哼！賣了房子，搬到加利福尼亞去了。
我們可沒有。
我是在這兒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
這兒！我們永遠在這兒！！”她的女兒默爾特·克萊爾太太，碰巧是當地的郵政局長。
“隻是你千萬别認為我是憑着她才有這份公家差事的。
默爾特甚至還不想讓我來呢。
這份工作你要鉚足勁兒才能得到。
誰投标最低就歸誰。
而我總是喊得最低，連毛毛蟲都不屑一顧。
哈哈！這肯定激怒了小夥子們。
不錯，先生，許多小夥子喜歡當郵遞員。
但是，當大雪積得有普裡莫·卡内拉[10]老先生那麼高，風刮得呼呼直響，而一袋袋郵包還得送時，我真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喜歡郵遞員這差事！轟——”
特魯伊特大媽的這份工作，星期天也沒得休息。
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當她等着十點三十二分西去的列車時，她吃驚地發現兩輛救護車穿過鐵道，向克拉特家駛去。
這件不尋常的事使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擅離職守。
就讓郵件随便掉哪兒吧。
這件新聞是默爾特必須立刻知道的。
霍爾科姆人都稱他們的郵局是“聯邦大廈”，給這座四處透風、滿是灰塵的小屋貫以這樣的美稱似乎名過其實。
天花闆裂開了縫，地闆顫顫巍巍的，信箱門關不上，燈泡是壞的，鐘也不走了。
“是的，這很丢臉。
”這位說話尖刻、不會作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負責人承認，“但郵票還是真格兒的，不是嗎？再說，關我什麼事？我隻幹我自己的事，自得其樂。
我有一把搖椅、一個不錯的爐子、一把咖啡壺，還有許多書報雜志可以讀。
” 克萊爾太太在芬尼縣是個著名人物。
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職業——舞廳女老闆，這個身份單從外表也看不出來。
她面容憔悴，臉色蠟黃，穿着長褲、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齡的大小（“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為人快嘴多舌，大多數情況下說起話來嗓門又高又尖，活像公雞打鳴。
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她一直和丈夫經營霍爾科姆舞廳，這在當地也算是個新鮮獨特的場所，方圓一百英裡的酒鬼和喜歡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過來。
他們的舉止還經常會引起警長的注意。
“我們這行也不容易，”克萊爾太太回憶說，“有些羅圈腿的鄉巴佬，你給他們一點酒嘗嘗，他們就像印第安人一樣，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掃而光。
當然，我們隻出售調酒的飲料，從不賣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們也不會賣。
我丈夫霍莫爾·克萊爾不贊成，我也一樣。
有一天，霍莫爾·克萊爾——他是七個月零十二天前在俄勒岡州動了五個小時的手術後過世的——對我說：‘默爾特，我們一輩子都生活在地獄裡，現在我們要設法進天堂了。
’第二天，我們就關了舞廳。
對此我從不後悔。
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覺得怪寂寞的，也想念那些曲調、那些歡樂。
但現在，霍莫爾已經先我而去，我很高興能在聯邦大廈裡做自己的事。
閑來沒事就坐坐，喝點咖啡。
” 事實上，那個星期天早晨，克萊爾太太剛從壺裡給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魯伊特大媽回來了。
“默爾特！”她喊了一聲就再也講不出話，直到喘過氣來才接着說，“默爾特，有兩輛救護車往克拉特家去了。
” 她女兒說：“十點三十二分的郵包呢？” “救護車，去克拉特家——”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肯定是邦妮。
她又發病了。
十點三十二分的郵包在哪兒？” 特魯伊特大媽平靜了下來。
她知道默爾特一向嘴快，從不給人接話的機會。
但立即她想起了一件事。
“不過，默爾特，如果隻是邦妮生病了，為什麼會來兩輛救護車呢？” 克萊爾太太凡事講究邏輯、喜歡說理，但她也不得不承認這次母親說得有些道理。
她說她會給赫爾姆太太打個電話。
“梅布爾會知道的。
”她說。
和赫爾姆太太的談話持續了幾分鐘。
這會兒時間特魯伊特大媽很心焦，除了女兒含含糊糊的幾個“嗯，哦”的回答之外，她什麼也沒聽到。
更糟的是，當女兒挂斷電話的時候，她并未試圖打消這位老婦人好奇的念頭；相反，她不動聲色地喝了口咖啡，回到桌子前，開始給一堆信件蓋郵戳。
“默爾特！”特魯伊特大媽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梅布爾到底說了些什麼？” “我早料到了，”克萊爾太太說，“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麼匆匆忙忙過這一輩子的。
就連到這裡取信都沒有工夫說聲‘早上好’和‘嘿，多謝了’，像隻到處亂跑的無頭小雞，參加俱樂部，管這管那的，哪怕是别人靠着謀生的工作他也插一腳。
可是看看現在——報應來了。
唉，他倒是不用這麼奔忙了。
” “為什麼？默爾特？為什麼他不用了？” 克萊爾太太提高嗓門：“因為他死了。
邦妮也死了，還有南希和那個男孩，有人開槍殺了他們。
” “默爾特，别那樣說話。
誰殺了他們？” 克萊爾太太一刻也沒有停止蓋郵戳，她回答說：“飛機裡的人呗。
就是被赫伯控告開飛機撞了果園的那個。
如果不是他，那也許就是你了。
或者街對面的某個人。
所有的鄰居都是響尾蛇，都想找機會把門砰的一聲摔在你的臉上。
全世界都一樣。
這你是知道的。
” “我不知道。
”特魯伊特大媽說着用手捂住了耳朵，“這些事我從來都不知道。
” “一幫歹徒。
” “我害怕，默爾特。
” “怕什麼？命中注定，眼淚也救不了你。
”她發覺母親開始灑下幾滴淚。
“霍莫爾死的時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懼和悲傷都沒了。
如果有人想開槍、想割斷我的喉嚨，我祝他好運。
這有什麼不同呢？來世都一樣。
隻要記住：要是一隻鳥把地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銜過大海到達對岸的時候，就是永生的開始。
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 這一慘絕人寰的消息通過教堂的牧師、電話以及加登城的KIUL廣播電台傳播開來，（“一起難以置信、駭人聽聞的慘案，在星期六夜間至今日淩晨時分奪去了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
這是一起慘無人道的謀殺，至今動機不明……”）在當地民衆中普遍引起的反應更接近特魯伊特大媽而非克萊爾太太：由吃驚轉為恐慌。
個人的恐懼如同一股冷泉，由起初的淺淺水流驟然加深。
哈特曼咖啡館内，有四張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張午餐櫃台，隻能容納一小撮心懷恐懼、閑言碎語的人們，其中絕大多數是男人。
店主貝絲·哈特曼太太瘦瘦的，為人精明，一頭灰黃相間的頭發剪得很短，一雙綠色的眼睛明亮而懾人；她是郵政局長克萊爾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氣和克萊爾太太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人說我是個老江湖了，可克拉特家的這樁事還是把我吓壞了。
”她後來對一個朋友說，“想想竟會有人幹這樣的事！當每個來店裡的人都在談這件可怕的事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邦妮。
當然，這很傻，但我們誰不知道怎麼回事，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想——也許她的病又發作了。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這肯定是仇殺。
是某個熟悉他們家裡裡外外的人幹的。
但是誰會恨克拉特一家呢？我從未聽過有人說他們一句壞話，任哪裡也找不到像他們這樣招人喜歡的人家。
如果這樣的家庭也會遭受這樣的事，那麼請問，還有誰家是安全的呢？那個星期天，一個老頭兒坐在這兒，倒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為什麼現在大家都睡不好覺。
他說：‘住在這兒的彼此都是老朋友，根本沒有一個陌生人。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才是最可怕的。
鄰居們打照面都不免疑神疑鬼的，這是多麼心寒啊！是的，這很難接受，但如果他們找到了是誰幹的，那麼我敢保證那将比謀殺案本身更令人吃驚。
”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代理人鮑勃·約翰遜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但她做好的星期天晚餐卻沒有人吃——至少在飯菜還熱乎的時候——因為她丈夫剛把刀插進烤野雞準備享用的時候，就接到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
“就是那時，”他事後回憶起來十分悲傷，“我剛聽說霍爾科姆發生的事。
我不相信，我承受不起這樣的事。
老天呀！我兜裡還揣着克拉特先生的支票呢。
一張價值八萬美元的支票。
如果我聽到的一切是真的……但是我想，這不可能，肯定有人弄錯了，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
你剛賣出一份大保險，一眨眼投保人就死了，被謀殺了！這意味着雙倍賠償！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于是給威奇塔的辦公室主管打了電話。
告訴他支票還在我身上，但是還沒有存入戶頭，問問他有什麼高見。
嗯，這件事很微妙，很棘手。
從法律上看，我們不必賠償，但道義上是另一碼事。
當然，我們決定按照道義辦。
” 因保險推銷員慷慨義舉而受益的兩個人是伊芙安娜·賈喬和妹妹貝弗裡，她們是财産的繼承人。
在得知噩耗後幾個小時内，她們就趕到了加登城。
貝弗裡是從堪薩斯州的溫菲爾德趕過來的，她去那兒看望未婚夫；伊芙安娜則是從伊利諾伊州卡羅爾山的家中。
在這一天，别的親戚也陸續得到了通知，其中有克拉特先生的父親、兩個兄弟阿瑟和克拉倫斯、他的妹妹哈裡·納爾遜太太，他們都住在堪薩斯州的拉尼德；二妹伊萊恩·塞爾索住在佛羅裡達州的帕拉塔卡。
邦妮·克拉特的雙親阿瑟·B.福克斯夫婦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薩迪納，她的三個哥哥——加利福尼亞州威塞利亞的哈羅德、伊利諾伊州俄勒岡的霍華德以及堪薩斯城的格倫，也都通知到了。
實際上，他們大部分是克拉特一家感恩節聚會要邀請的人，本來是要在那天的感恩祈禱會相聚的，但現在卻聚集在墓地旁，參加好幾個親人的葬禮。
在教師公寓，威爾瑪·基德維爾不得不振作起來，為的是寬慰女兒。
蘇珊的眼睛腫得大大的，幾度昏厥、嘔吐，但她仍堅持要自己跑到三英裡外的魯普農場去。
“難道你不明白嗎，媽媽？”她說道，“要是魯普恰好知道了這件事怎麼辦？他愛南希。
我們倆都愛她。
這件事必須由我來告訴他。
” 但是博比已經知道了。
埃瓦爾特先生回家途中在魯普農場停了下來，和他的朋友約翰尼·魯普交談。
約翰尼是八個孩子的父親，博比是老三。
兩個人一起向一處小屋走去——這所房屋和農場的住宅是分隔開的，農場住宅太小了，住不下魯普家所有的孩子，所以男孩子們住在簡易屋裡，女孩子們住在“家裡”。
他們發現博比正在整理床鋪。
博比聽完埃瓦爾特先生的話，什麼問題也沒問，隻是對埃瓦爾特先生的到來表示感謝。
之後，他站在屋外的太陽底下。
魯普家位于一塊突起的、毫無遮擋的高地上，從那兒可以看見河谷農場豐盈而生機勃勃的土地，他在那裡站了大約有一個小時。
别人想方設法轉移他的注意力，但全失敗了。
吃晚餐的鈴聲響了，媽媽叫他進去，喚呀，叫呀，到最後丈夫說：“算了，别打攪他了。
” 博比的弟弟拉裡也沒去吃飯。
他在博比身邊轉來轉去，想要幫點什麼忙，雖然博比一直叫他走開，但他不聽。
後來，博比移動了身子，開始穿過田野徑直奔向霍爾科姆。
拉裡追上他，說道：“哎，博比，聽着，如果我們要去哪兒，幹嗎不開車去呢？”他的哥哥沒有回答。
他一心一意地走着，實際上是在跑，但拉裡跟上博比的腳步一點都不費勁。
雖然拉裡隻有十四歲，但個子比哥哥高，胸膛比哥哥厚實，腿也比哥哥長。
博比盡管是學校的體育健将，但不過中等身材，結實卻瘦小，一張英俊的面孔流露出直率而樸實的神情。
“哎，博比，聽着，他們不會讓你看她的。
你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
”博比轉過身來，對着他說道：“回去，回家去。
”弟弟往後退了幾步，但還是跟着，保持一定的距離。
雖然已是收獲南瓜的季節，但天氣幹燥而炎熱，兄弟倆走近州警在河谷農場入口設置的路障時，已是汗水淋漓。
克拉特家的許多朋友，以及從芬尼縣各處趕來的陌生人，都聚集在這個地方，沒人獲允通過路障。
當魯普兄弟趕到時，路障被移開了，以便讓四輛救護車出來，這是最後派來運走屍體的，還有一輛裝滿警長辦公室人員的汽車也開了出去。
甚至就在那時，那些人還都在提博比·魯普的名字。
到了傍晚，博比才得知自己是他們主要的懷疑對象。
蘇珊·基德維爾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隻見一列白色救護車隊悄然滑過，她一直出神地望着，直到它們拐過街角，那随之揚起的灰塵重又落在那條沒有鋪柏油的街道上。
當她正對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時，博比突然出現了，他搖搖晃晃地向蘇珊走來，身後跟着形影不離的大個子弟弟。
她走到門廊前迎他，說道：“我多麼想告訴你……”博比開始哭泣。
拉裡在教師公寓院子的四周逡巡，最後倚在一棵樹上。
他從未見過博比流淚，也不想看見，因此他低下了頭。
在遙遠的另一個地方，奧萊西鎮的一家旅館的房間裡，窗簾擋住了中午的陽光。
佩裡躺着，正在睡覺，一個灰色的便攜式收音機還在他身邊吱吱作響。
除了靴子，他連衣服都懶得脫下，臉朝下趴在床上，睡眠仿佛一件武器從後面擊中了他。
那雙帶有銀色扣環的黑色靴子浸泡在臉盆裡，裡面的溫水染成了淡淡的粉紅色。
朝北幾英裡，在一幢樸素的農家住宅的舒适廚房裡，迪克正在享受一頓周日大餐。
其他坐在桌邊的人，他的媽媽、爸爸、弟弟，沒有注意到他的舉止有何異常。
中午時分到家後，他吻過母親，流利地回答了父親對他所謂一整夜去斯科特堡旅行的提問，然後坐下來吃飯，看起來與平常沒什麼兩樣。
飯後，三個男人坐在客廳裡看電視裡的籃球比賽。
節目剛開始，父親就吃驚地聽到迪克的鼾聲；正像他對小兒子所說的那樣，他做夢也從未想過這輩子會見到迪克甯可睡覺而不看籃球賽。
當然，他怎麼明白迪克是多麼疲倦，也不知道他那沉沉睡去的兒子在剛剛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内，不隻做了點其他事情，還開了八百多英裡的車。
[1]4-H代表Head（頭）、Heart（心）、Hand（手）、Health（健康）。
該組織旨在幫助鄉村生活的人們尤其是兒童，發展實際生活能力，培養道德人格。
[2]一種碳酸飲料，用植物Sarsaparilla（墨西哥菝葜）制成。
[3]即馬雷德山，位于墨西哥境内的山脈。
[4]北美的一個印第安部落。
[5]《呼嘯山莊》裡的男主人公。
[6]法語，“是我”的意思。
[7]科爾·波特（ColeAlbertPorter，1891－1964），二十世紀美國最著名的爵士樂與音樂劇的天才作曲家。
[8]美國冷硬派偵探小說家米基·斯皮蘭（MickeySpillane）筆下的人物。
[9]生于北美洲沙漠地區，秋季幹枯，枝葉斷落，随風滾動。
[10]普裡莫·卡内拉（PrimoCarrera，1906－1967），意大利的巨人拳擊手。
” 二十七歲的英語教師拉裡·亨德裡克斯住在教師公寓的頂樓。
他喜歡寫作，但他的公寓對于一個立志成為作家的人來說不是理想之地。
他的房子比基德維爾家的還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個活潑好動的孩子以及一台永遠都在開着的電視機分享有限的空間（隻有如此，才能讓孩子們安靜下來）。
年輕的亨德裡克斯生于俄克拉荷馬州，曾在海軍服役，很有男性氣概，他嘴角叼着煙鬥，留着胡子，一頭亂蓬蓬的黑色頭發，雖然還沒發表過作品，但至少看起來有點文人的樣子。
事實上，他的打扮頗有幾分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年輕時的樣子。
為了彌補當老師收入的不足，他還給學校開校車。
“有時我一天開六十英裡，”他對一位熟人說，“這樣留給寫作的時間就不多了。
星期天是例外。
當時，正是那個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裡，正仔細地看報紙。
你知道嗎，我大多數故事的靈感都來自報紙。
唉，電視開着，孩子們在嘻嘻哈哈地玩。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聽見了樓下的聲音，是從基德維爾太太家傳出來的。
但我想這也許不關我的事，我是新來的，這學期開學時我才搬到霍爾科姆。
可沒過多久，我妻子雪莉——當時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進來說：‘親愛的，你最好到樓下去看看。
他們全都吓瘋了。
’那兩個女孩，當時的确是吓壞了。
蘇珊一直沒有從驚吓中回過神來，我看以後也很難。
還有可憐的基德維爾太太，她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她緊張得要命，一直說個不停。
但是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她說的是什麼。
‘哦，邦妮，邦妮，出了什麼事？你是那麼高興，你對我說一切都結束了，你再也不會生病了。
’大意是這樣。
就連埃瓦爾特，連像他這樣的人都驚吓成那樣了！他打電話給加登城的警長辦公室，長官親自接的電話。
埃瓦爾特先生告訴他‘在克拉特家發生了極端可怕的事故’。
警長答應馬上過來，埃瓦爾特先生說好的，他會去公路上迎他。
雪莉下樓，和女人們坐在一起，試圖安慰她們，好像這樣就管用似的。
我和埃瓦爾特先生一起開車出去，到公路上等候警長魯濱遜。
在路上，他對我講了發生的事。
當他說到發現電話線被切斷時，我立刻想到，嗯，從現在起我就應該留神了，該把每一個細節都記下來。
說不定會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證。
“警長到的時候是九點三十五分，我看過手表。
埃瓦爾特先生向他揮手，示意他跟着我們的車走，我們直接開車去了克拉特家。
我以前從未去過那兒，隻是遠遠地望見過。
當然，我認識克拉特一家人。
凱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級英語班裡，我在《湯姆·索亞曆險記》一劇裡給南希做過導演。
這兩個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謙虛，你根本不會想到他們出身富貴人家或住這麼大的房子——樹林，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
我們到達那裡時，警長已經聽完了埃瓦爾特的講述，他用無線電話通知辦公室，要他們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輛救護車前來增援，并告訴他們說‘發生了一些意外’。
然後我們三個走進住宅，穿過廚房，看見一隻女式錢包撂在地上，電話線已被割斷。
警長的後腰上挂着一支手槍，從我們上樓到進入南希的房間時，我注意到他始終把手按在槍上，随時準備拔出來。
“唉，太慘了！那麼優秀的女孩，可惜你們永遠都沒法認識她了。
她被人用獵槍從距離後腦大概兩英寸的地方開槍打死了。
她側身躺着，面對着牆壁，牆上濺滿了鮮血，肩膀以下的身子用床單蓋着。
魯濱遜警長将床單拉下，我們看見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襪和拖鞋。
看樣子，雖不知是幾點鐘，她那會兒應該還沒有上床睡覺。
她的手被反綁在身後，腳踝被百葉窗的白繩子捆着。
警長問道：‘這是南希·克拉特嗎？’以前他從未見過這個孩子。
我說：‘是的，這就是南希。
’ “我們又返回走廊，往四處瞧。
門都關着。
我們推開一扇門，原來那裡是浴室，似乎有點不對頭。
我認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為裡面有一把椅子，一種餐廳裡用的椅子，在浴室裡看起來完全不合适。
隔壁的一扇門，我們一緻認為那裡肯定是凱尼恩的房間，許多男孩子的東西散落在屋裡。
我認出了凱尼恩的眼鏡，就在床邊的書架上。
但是床上沒有人，雖然看起來像是有人睡過一樣。
我們走到走廊的盡頭，最後一扇門，在那兒，在床上，我們發現了克拉特太太。
她也被捆着。
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綁着的，所以看起來她好像正在祈禱一樣，一隻手裡還緊緊攥着一塊手帕。
也許是克利内克斯紙巾？捆住她手腕的繩子一直連到腳踝，然後繩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綁在床腳上。
這麼複雜且費盡心機。
想想吧，這樣做得花多長時間啊！她躺在那裡任人擺布，怕是吓也吓死了。
她手上還戴着兩枚戒指，（這就是為什麼我總不同意這命案是為了謀财害命，其中一條理由就在于此。
）穿着一件長袍、一件白色睡衣和一雙白色襪子。
她的嘴被膠帶緊緊粘住，但因為她是從頭部的一側被直接瞄準，子彈的沖擊力把膠帶都崩開了。
她的眼睛是睜開的，睜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殺人者，她一定是無法避免看着他用槍瞄準自己的。
大家默默無言。
我們都太過震驚。
我記得警長四處搜尋，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彈殼，但是殺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靜，沒有留下類似的線索。
“很自然，我們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兒？還有凱尼恩？警長說：‘我們到樓下去找找。
’我們找的第一個地方是主卧，克拉特先生睡覺的地方。
床單被拉開了，有隻錢夾丢在床腳，周圍是一疊弄得亂七八糟的卡片，好像被人抖過要找什麼東西，一張便條，一張借據，誰知道是幹什麼用的呢。
事實上，錢夾裡一分錢也沒有。
但這并不能說明什麼問題。
這是克拉特先生的錢夾，他是從來不帶現金的。
這一點就連我這個搬到霍爾科姆僅僅兩個多月的人也知道。
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無論是克拉特先生，還是凱尼恩，不戴眼鏡就什麼也看不見。
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鏡就放在寫字台上。
所以我判斷，不管他們去了什麼地方，都不是自願的。
我們仔細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沒有搏鬥的痕迹，也沒有任何擾亂的迹象。
隻是辦公室的聽筒也沒有挂在電話機上，電話線也被割斷了，和廚房裡一樣。
警長魯濱遜在壁櫥裡發現了幾支獵槍，用鼻子聞了聞，查看最近是否開過火。
他說沒有。
我從未見過他那副困惑的表情，隻聽他說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兒？’就在那時，我們聽到了腳步聲，從地下室逼近樓上。
‘是誰？’警長把手按在槍上問。
一個聲音說道：‘是我，溫德爾。
’原來是溫德爾·邁耶，副警長。
大概是他進屋時沒發現我們，就徑直跑到地下室去搜查了。
警長告訴他，聲音有點悲憫：‘溫德爾，我實在想不通。
樓上有兩具屍體。
’‘哦，’溫德爾随即回答說，‘下面也有一具。
’于是我們跟随他走進了地下室。
我想你也許會把那稱為遊戲室。
那裡并不怎麼暗，有窗戶，可以讓充足的陽光照射進來。
凱尼恩就躺在角落裡的一張沙發上。
他的嘴被膠布封住了，手腳都像他母親那樣被捆在一起，繩子從手連到腳，最後綁在沙發扶手上，其過程同樣複雜。
不知怎麼回事，凱尼恩的樣子讓我最難忘。
我想是因為他最容易辨認吧，看起來最像本人生前的模樣，雖然槍是正對着他的臉開的。
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條藍色牛仔褲，光着腳，像是匆忙之中抓起身邊的衣服就穿上了。
他的頭用兩個沙發枕頭墊着，好像是為了便于瞄準才這麼做。
“警長接着問道：‘這個通向哪裡？’他指的是地下室的另一扇門。
警長走在前面，進去後伸手不見五指，好在埃瓦爾特先生找到了電燈開關。
這是暖氣爐間，裡面非常暖和。
這個地方的人都在家裡裝一個煤氣爐，插根管子就能在地下抽出天然氣，一分錢都不用花，所以這裡的屋子都暖和得要命。
先不談這個。
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
我知道單單開槍是不會流那麼多血的。
我猜得沒錯。
他也被槍射殺，和凱尼恩一樣，正對着面部。
但是也許在被子彈擊中之前，他就已經死了。
或者，不管怎麼說吧，快要死了。
因為他的喉嚨被割斷了。
他穿着條紋睡衣，除此什麼也沒穿。
他的嘴被膠布封住，纏了滿滿一頭。
腳踝也捆在一起，但手沒有捆住，也許是他設法掙脫了，天曉得是怎麼回事，不管出于憤怒還是疼痛，反正他把綁在手上的繩子給掙斷了。
他四肢伸開躺在爐子前，身下是一隻很大的硬紙闆箱，看來是特意放在那兒的。
這是一隻用來裝床墊的箱子。
警長說：‘瞧這裡，溫德爾。
’他指着箱子上一個帶血迹的腳印，腳印中間有兩個洞，像兩隻眼睛。
我們中的一個人（也許是埃瓦爾特先生？我記不清了）指出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這件事我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
在我們頭頂上有一條暖氣管道，上面垂下來一條繩子，是殺人者用的那種繩子。
很顯然，克拉特先生曾被綁着雙手吊在這裡，然後繩子又被切斷了。
但是為什麼呢？折磨他？我猜我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原因了。
不會知道是誰幹的、為什麼，那天晚上這幢住宅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過了一會兒，屋子裡開始擠滿了人。
救護車來了，驗屍官來了，衛理公會派來了牧師，警方的攝影師、州警、電台和報紙的記者，噢，滿滿一屋子人。
大部分人都是從教堂跑出來的，那神情仿佛還在做禮拜。
屋裡非常安靜，隻有低聲耳語。
仿佛誰都不相信一樣。
一位州警問我在這兒是否有公幹，如果沒有最好離開。
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見副警長正在和一個人講話，那是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農場的雇工。
看起來斯托克萊因住的地方離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碼，兩座房子之間除了一座谷倉外就沒有别的建築了。
但是他說他從未聽見任何聲音，他說：‘我五分鐘前才知道這件事，當時我的一個兒子跑回來對我說警長來了。
我和妻子昨天夜裡睡了不到兩個小時，一直忙上忙下的，因為我們的一個孩子病了。
我們聽到的唯一聲音是在大約十點半或者十點四十五分，我聽見一輛小汽車開走了，我對妻子說，博比·魯普走了。
’我回家時，大約在半路，看見了凱尼恩的那條老牧羊犬。
那條狗吓壞了，夾着尾巴坐在那裡，既不叫也不動。
看見那條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觸景生情。
剛才那一會兒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沒有體會到整件事的邪惡、痛苦與恐怖。
他們全死了，整整一家子。
溫和善良的人，我所認識的人，竟被謀殺了。
你必須相信，因為這的确是真的。
” 霍爾科姆每晝夜有八列直達列車匆匆開過，其中有兩輛負責收發郵件。
正如熱心負責這一工作的人解釋的那樣，辦理這樣的事務自有其困難之處。
“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覺，這些火車打這裡經過，有時時速達一百英裡。
光是那陣風，唉，就能把你刮倒。
當這些郵包飛出來時，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賽時搶到球抱了跑一樣：轟！轟轟！我并不是在抱怨，告訴您這是個好工作，是公家的差事，它使我保持年輕。
”霍爾科姆的郵遞員薩蒂·特魯伊特太太看起來确實比她的實際年齡要年輕許多，鎮上的人稱她為特魯伊特大媽，她已經七十五歲了。
她是一個身材矮壯、飽經風霜的寡婦，頭上戴着三角大頭巾，腳踏一雙牛仔靴（穿在腳上非常舒服，像鳥兒的羽毛一樣柔軟），她也是霍爾科姆年紀最大的土著居民。
“那個時候，這個地方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我的親戚，那會兒我們還管這個地兒叫舍洛克。
後來來了個叫霍爾科姆的陌生人。
他是個養豬的，發了财，認為應該用他的名字命名這個村子。
改了沒多久，您猜怎麼了？哼！賣了房子，搬到加利福尼亞去了。
我們可沒有。
我是在這兒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
這兒！我們永遠在這兒！！”她的女兒默爾特·克萊爾太太，碰巧是當地的郵政局長。
“隻是你千萬别認為我是憑着她才有這份公家差事的。
默爾特甚至還不想讓我來呢。
這份工作你要鉚足勁兒才能得到。
誰投标最低就歸誰。
而我總是喊得最低，連毛毛蟲都不屑一顧。
哈哈！這肯定激怒了小夥子們。
不錯，先生，許多小夥子喜歡當郵遞員。
但是，當大雪積得有普裡莫·卡内拉
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當她等着十點三十二分西去的列車時，她吃驚地發現兩輛救護車穿過鐵道，向克拉特家駛去。
這件不尋常的事使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擅離職守。
就讓郵件随便掉哪兒吧。
這件新聞是默爾特必須立刻知道的。
霍爾科姆人都稱他們的郵局是“聯邦大廈”，給這座四處透風、滿是灰塵的小屋貫以這樣的美稱似乎名過其實。
天花闆裂開了縫，地闆顫顫巍巍的，信箱門關不上，燈泡是壞的，鐘也不走了。
“是的，這很丢臉。
”這位說話尖刻、不會作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負責人承認，“但郵票還是真格兒的，不是嗎？再說，關我什麼事？我隻幹我自己的事，自得其樂。
我有一把搖椅、一個不錯的爐子、一把咖啡壺，還有許多書報雜志可以讀。
” 克萊爾太太在芬尼縣是個著名人物。
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職業——舞廳女老闆，這個身份單從外表也看不出來。
她面容憔悴，臉色蠟黃，穿着長褲、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齡的大小（“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為人快嘴多舌，大多數情況下說起話來嗓門又高又尖，活像公雞打鳴。
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她一直和丈夫經營霍爾科姆舞廳，這在當地也算是個新鮮獨特的場所，方圓一百英裡的酒鬼和喜歡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過來。
他們的舉止還經常會引起警長的注意。
“我們這行也不容易，”克萊爾太太回憶說，“有些羅圈腿的鄉巴佬，你給他們一點酒嘗嘗，他們就像印第安人一樣，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掃而光。
當然，我們隻出售調酒的飲料，從不賣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們也不會賣。
我丈夫霍莫爾·克萊爾不贊成，我也一樣。
有一天，霍莫爾·克萊爾——他是七個月零十二天前在俄勒岡州動了五個小時的手術後過世的——對我說：‘默爾特，我們一輩子都生活在地獄裡，現在我們要設法進天堂了。
’第二天，我們就關了舞廳。
對此我從不後悔。
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覺得怪寂寞的，也想念那些曲調、那些歡樂。
但現在，霍莫爾已經先我而去，我很高興能在聯邦大廈裡做自己的事。
閑來沒事就坐坐，喝點咖啡。
” 事實上，那個星期天早晨，克萊爾太太剛從壺裡給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魯伊特大媽回來了。
“默爾特！”她喊了一聲就再也講不出話，直到喘過氣來才接着說，“默爾特，有兩輛救護車往克拉特家去了。
” 她女兒說：“十點三十二分的郵包呢？” “救護車，去克拉特家——”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肯定是邦妮。
她又發病了。
十點三十二分的郵包在哪兒？” 特魯伊特大媽平靜了下來。
她知道默爾特一向嘴快，從不給人接話的機會。
但立即她想起了一件事。
“不過，默爾特，如果隻是邦妮生病了，為什麼會來兩輛救護車呢？” 克萊爾太太凡事講究邏輯、喜歡說理，但她也不得不承認這次母親說得有些道理。
她說她會給赫爾姆太太打個電話。
“梅布爾會知道的。
”她說。
和赫爾姆太太的談話持續了幾分鐘。
這會兒時間特魯伊特大媽很心焦，除了女兒含含糊糊的幾個“嗯，哦”的回答之外，她什麼也沒聽到。
更糟的是，當女兒挂斷電話的時候，她并未試圖打消這位老婦人好奇的念頭；相反，她不動聲色地喝了口咖啡，回到桌子前，開始給一堆信件蓋郵戳。
“默爾特！”特魯伊特大媽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梅布爾到底說了些什麼？” “我早料到了，”克萊爾太太說，“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麼匆匆忙忙過這一輩子的。
就連到這裡取信都沒有工夫說聲‘早上好’和‘嘿，多謝了’，像隻到處亂跑的無頭小雞，參加俱樂部，管這管那的，哪怕是别人靠着謀生的工作他也插一腳。
可是看看現在——報應來了。
唉，他倒是不用這麼奔忙了。
” “為什麼？默爾特？為什麼他不用了？” 克萊爾太太提高嗓門：“因為他死了。
邦妮也死了，還有南希和那個男孩，有人開槍殺了他們。
” “默爾特，别那樣說話。
誰殺了他們？” 克萊爾太太一刻也沒有停止蓋郵戳，她回答說：“飛機裡的人呗。
就是被赫伯控告開飛機撞了果園的那個。
如果不是他，那也許就是你了。
或者街對面的某個人。
所有的鄰居都是響尾蛇，都想找機會把門砰的一聲摔在你的臉上。
全世界都一樣。
這你是知道的。
” “我不知道。
”特魯伊特大媽說着用手捂住了耳朵，“這些事我從來都不知道。
” “一幫歹徒。
” “我害怕，默爾特。
” “怕什麼？命中注定，眼淚也救不了你。
”她發覺母親開始灑下幾滴淚。
“霍莫爾死的時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懼和悲傷都沒了。
如果有人想開槍、想割斷我的喉嚨，我祝他好運。
這有什麼不同呢？來世都一樣。
隻要記住：要是一隻鳥把地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銜過大海到達對岸的時候，就是永生的開始。
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 這一慘絕人寰的消息通過教堂的牧師、電話以及加登城的KIUL廣播電台傳播開來，（“一起難以置信、駭人聽聞的慘案，在星期六夜間至今日淩晨時分奪去了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
這是一起慘無人道的謀殺，至今動機不明……”）在當地民衆中普遍引起的反應更接近特魯伊特大媽而非克萊爾太太：由吃驚轉為恐慌。
個人的恐懼如同一股冷泉，由起初的淺淺水流驟然加深。
哈特曼咖啡館内，有四張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張午餐櫃台，隻能容納一小撮心懷恐懼、閑言碎語的人們，其中絕大多數是男人。
店主貝絲·哈特曼太太瘦瘦的，為人精明，一頭灰黃相間的頭發剪得很短，一雙綠色的眼睛明亮而懾人；她是郵政局長克萊爾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氣和克萊爾太太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人說我是個老江湖了，可克拉特家的這樁事還是把我吓壞了。
”她後來對一個朋友說，“想想竟會有人幹這樣的事！當每個來店裡的人都在談這件可怕的事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邦妮。
當然，這很傻，但我們誰不知道怎麼回事，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想——也許她的病又發作了。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這肯定是仇殺。
是某個熟悉他們家裡裡外外的人幹的。
但是誰會恨克拉特一家呢？我從未聽過有人說他們一句壞話，任哪裡也找不到像他們這樣招人喜歡的人家。
如果這樣的家庭也會遭受這樣的事，那麼請問，還有誰家是安全的呢？那個星期天，一個老頭兒坐在這兒，倒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為什麼現在大家都睡不好覺。
他說：‘住在這兒的彼此都是老朋友，根本沒有一個陌生人。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才是最可怕的。
鄰居們打照面都不免疑神疑鬼的，這是多麼心寒啊！是的，這很難接受，但如果他們找到了是誰幹的，那麼我敢保證那将比謀殺案本身更令人吃驚。
”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代理人鮑勃·約翰遜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但她做好的星期天晚餐卻沒有人吃——至少在飯菜還熱乎的時候——因為她丈夫剛把刀插進烤野雞準備享用的時候，就接到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
“就是那時，”他事後回憶起來十分悲傷，“我剛聽說霍爾科姆發生的事。
我不相信，我承受不起這樣的事。
老天呀！我兜裡還揣着克拉特先生的支票呢。
一張價值八萬美元的支票。
如果我聽到的一切是真的……但是我想，這不可能，肯定有人弄錯了，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
你剛賣出一份大保險，一眨眼投保人就死了，被謀殺了！這意味着雙倍賠償！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于是給威奇塔的辦公室主管打了電話。
告訴他支票還在我身上，但是還沒有存入戶頭，問問他有什麼高見。
嗯，這件事很微妙，很棘手。
從法律上看，我們不必賠償，但道義上是另一碼事。
當然，我們決定按照道義辦。
” 因保險推銷員慷慨義舉而受益的兩個人是伊芙安娜·賈喬和妹妹貝弗裡，她們是财産的繼承人。
在得知噩耗後幾個小時内，她們就趕到了加登城。
貝弗裡是從堪薩斯州的溫菲爾德趕過來的，她去那兒看望未婚夫；伊芙安娜則是從伊利諾伊州卡羅爾山的家中。
在這一天，别的親戚也陸續得到了通知，其中有克拉特先生的父親、兩個兄弟阿瑟和克拉倫斯、他的妹妹哈裡·納爾遜太太，他們都住在堪薩斯州的拉尼德；二妹伊萊恩·塞爾索住在佛羅裡達州的帕拉塔卡。
邦妮·克拉特的雙親阿瑟·B.福克斯夫婦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薩迪納，她的三個哥哥——加利福尼亞州威塞利亞的哈羅德、伊利諾伊州俄勒岡的霍華德以及堪薩斯城的格倫，也都通知到了。
實際上，他們大部分是克拉特一家感恩節聚會要邀請的人，本來是要在那天的感恩祈禱會相聚的，但現在卻聚集在墓地旁，參加好幾個親人的葬禮。
在教師公寓，威爾瑪·基德維爾不得不振作起來，為的是寬慰女兒。
蘇珊的眼睛腫得大大的，幾度昏厥、嘔吐，但她仍堅持要自己跑到三英裡外的魯普農場去。
“難道你不明白嗎，媽媽？”她說道，“要是魯普恰好知道了這件事怎麼辦？他愛南希。
我們倆都愛她。
這件事必須由我來告訴他。
” 但是博比已經知道了。
埃瓦爾特先生回家途中在魯普農場停了下來，和他的朋友約翰尼·魯普交談。
約翰尼是八個孩子的父親，博比是老三。
兩個人一起向一處小屋走去——這所房屋和農場的住宅是分隔開的，農場住宅太小了，住不下魯普家所有的孩子，所以男孩子們住在簡易屋裡，女孩子們住在“家裡”。
他們發現博比正在整理床鋪。
博比聽完埃瓦爾特先生的話，什麼問題也沒問，隻是對埃瓦爾特先生的到來表示感謝。
之後，他站在屋外的太陽底下。
魯普家位于一塊突起的、毫無遮擋的高地上，從那兒可以看見河谷農場豐盈而生機勃勃的土地，他在那裡站了大約有一個小時。
别人想方設法轉移他的注意力，但全失敗了。
吃晚餐的鈴聲響了，媽媽叫他進去，喚呀，叫呀，到最後丈夫說：“算了，别打攪他了。
” 博比的弟弟拉裡也沒去吃飯。
他在博比身邊轉來轉去，想要幫點什麼忙，雖然博比一直叫他走開，但他不聽。
後來，博比移動了身子，開始穿過田野徑直奔向霍爾科姆。
拉裡追上他，說道：“哎，博比，聽着，如果我們要去哪兒，幹嗎不開車去呢？”他的哥哥沒有回答。
他一心一意地走着，實際上是在跑，但拉裡跟上博比的腳步一點都不費勁。
雖然拉裡隻有十四歲，但個子比哥哥高，胸膛比哥哥厚實，腿也比哥哥長。
博比盡管是學校的體育健将，但不過中等身材，結實卻瘦小，一張英俊的面孔流露出直率而樸實的神情。
“哎，博比，聽着，他們不會讓你看她的。
你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
”博比轉過身來，對着他說道：“回去，回家去。
”弟弟往後退了幾步，但還是跟着，保持一定的距離。
雖然已是收獲南瓜的季節，但天氣幹燥而炎熱，兄弟倆走近州警在河谷農場入口設置的路障時，已是汗水淋漓。
克拉特家的許多朋友，以及從芬尼縣各處趕來的陌生人，都聚集在這個地方，沒人獲允通過路障。
當魯普兄弟趕到時，路障被移開了，以便讓四輛救護車出來，這是最後派來運走屍體的，還有一輛裝滿警長辦公室人員的汽車也開了出去。
甚至就在那時，那些人還都在提博比·魯普的名字。
到了傍晚，博比才得知自己是他們主要的懷疑對象。
蘇珊·基德維爾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隻見一列白色救護車隊悄然滑過，她一直出神地望着，直到它們拐過街角，那随之揚起的灰塵重又落在那條沒有鋪柏油的街道上。
當她正對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時，博比突然出現了，他搖搖晃晃地向蘇珊走來，身後跟着形影不離的大個子弟弟。
她走到門廊前迎他，說道：“我多麼想告訴你……”博比開始哭泣。
拉裡在教師公寓院子的四周逡巡，最後倚在一棵樹上。
他從未見過博比流淚，也不想看見，因此他低下了頭。
在遙遠的另一個地方，奧萊西鎮的一家旅館的房間裡，窗簾擋住了中午的陽光。
佩裡躺着，正在睡覺，一個灰色的便攜式收音機還在他身邊吱吱作響。
除了靴子，他連衣服都懶得脫下，臉朝下趴在床上，睡眠仿佛一件武器從後面擊中了他。
那雙帶有銀色扣環的黑色靴子浸泡在臉盆裡，裡面的溫水染成了淡淡的粉紅色。
朝北幾英裡，在一幢樸素的農家住宅的舒适廚房裡，迪克正在享受一頓周日大餐。
其他坐在桌邊的人，他的媽媽、爸爸、弟弟，沒有注意到他的舉止有何異常。
中午時分到家後，他吻過母親，流利地回答了父親對他所謂一整夜去斯科特堡旅行的提問，然後坐下來吃飯，看起來與平常沒什麼兩樣。
飯後，三個男人坐在客廳裡看電視裡的籃球比賽。
節目剛開始，父親就吃驚地聽到迪克的鼾聲；正像他對小兒子所說的那樣，他做夢也從未想過這輩子會見到迪克甯可睡覺而不看籃球賽。
當然，他怎麼明白迪克是多麼疲倦，也不知道他那沉沉睡去的兒子在剛剛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内，不隻做了點其他事情，還開了八百多英裡的車。
該組織旨在幫助鄉村生活的人們尤其是兒童，發展實際生活能力，培養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