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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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裡流放，曆盡千難萬苦，死于道州。
一路上，他始終記着那次餞行、那個通宵。
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
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
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别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年，他覺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于貶所，而我卻還活着，真是痛心，看來也支撐不了多久了。
果然這年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初九），他病死于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
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于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
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
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
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
不久之後，朱熹又備受朝廷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
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于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時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
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谪，貶谪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學。
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錯，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複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崇高的事業。
五 對于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麼。
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
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盡如人意。
我們如果不把教育僅僅看成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看成陶冶人性人格的事業，那麼我們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當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時，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
這是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
一個生命的終結，也可以看成是幾十年教學成果的斷絕。
這就是為什麼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麼大的悲哀。
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優秀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并不是教師所能有效掌握的。
很多學生所散布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
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斷剝蝕社會文明，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
我自己，自從四十多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嶽麓書院後，也終于做了教師，一做三十餘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嘗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
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聖，但并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
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
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裡守住那個被稱做學校的庭院，帶着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标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
但是，面對這個目标，又不能期望過高。
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法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财。
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裡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
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解釋成遊戲中的人物。
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
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争，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隻是在一個庭院裡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
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
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
面對社會曆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麼，隻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課堂、這些學生。
是的，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中國古代的書院，又像今天和未來的學校。
别人能侵淩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
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裡，做着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
至于遊戲的結局，我們都不要問，因為事關重大，甚至牽涉到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一路上，他始終記着那次餞行、那個通宵。
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
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
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别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年，他覺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于貶所，而我卻還活着，真是痛心，看來也支撐不了多久了。
果然這年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初九），他病死于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
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于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
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
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
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
不久之後，朱熹又備受朝廷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
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于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時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
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谪，貶谪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學。
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錯，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複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崇高的事業。
五 對于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麼。
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
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盡如人意。
我們如果不把教育僅僅看成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看成陶冶人性人格的事業，那麼我們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當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時，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
這是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
一個生命的終結，也可以看成是幾十年教學成果的斷絕。
這就是為什麼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麼大的悲哀。
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優秀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并不是教師所能有效掌握的。
很多學生所散布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
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斷剝蝕社會文明，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
我自己，自從四十多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嶽麓書院後，也終于做了教師，一做三十餘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嘗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
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聖，但并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
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
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裡守住那個被稱做學校的庭院，帶着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标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
但是，面對這個目标，又不能期望過高。
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法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财。
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裡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
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解釋成遊戲中的人物。
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
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争，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隻是在一個庭院裡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
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
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
面對社會曆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麼，隻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課堂、這些學生。
是的，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中國古代的書院，又像今天和未來的學校。
别人能侵淩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
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裡，做着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
至于遊戲的結局，我們都不要問，因為事關重大，甚至牽涉到民族和人類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