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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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
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于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
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
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
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
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并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
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于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讨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
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
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
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
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
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于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着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
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
（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四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
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撐住的。
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說到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着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
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内心則積貯着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時間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
中國總有一些文人喜歡對着他們無法企及的文化大師動刀，而且總是說他們“不學無術”，又總是說他們有政治問題。
可見七百年前就是這樣了。
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哲學家葉适出來說話。
葉适與朱熹并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人“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
朱熹在長沙任内忍辱負重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還是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
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僞學”。
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
有一個叫餘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天下，庶僞學可絕，僞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
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這個與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禍害一個大文化人，實在是“餘門之恥”。
又過一年，“僞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
朱熹的學生和追随者都記入“僞學逆黨籍”，不斷有人被拘捕。
這時朱熹已經回到了福建，他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态度來面對這一切。
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
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表示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态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
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
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于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
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
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
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
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并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
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于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讨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
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
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
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
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
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于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着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
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
（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四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
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撐住的。
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說到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着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
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内心則積貯着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時間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
中國總有一些文人喜歡對着他們無法企及的文化大師動刀，而且總是說他們“不學無術”，又總是說他們有政治問題。
可見七百年前就是這樣了。
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哲學家葉适出來說話。
葉适與朱熹并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人“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
朱熹在長沙任内忍辱負重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還是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
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僞學”。
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
有一個叫餘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天下，庶僞學可絕，僞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
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這個與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禍害一個大文化人，實在是“餘門之恥”。
又過一年，“僞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
朱熹的學生和追随者都記入“僞學逆黨籍”，不斷有人被拘捕。
這時朱熹已經回到了福建，他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态度來面對這一切。
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
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表示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态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
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