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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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學院裡的情況和我家庭的處境都越來越壞。

    後來我又不得不到農村勞動去了,徹底遠離了學校和教育。

    但是,奇怪的是,那個青磚石地、粉牆玄瓦的夢,卻常常在腦際隐約閃動。

    待到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努力尋覓有關它的點滴記載。

    再後來,中國走上了一條新路,我就有機會一再訪問它了。

     我終于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間潛入,讓我在無意中碰撞到了中華文化存廢之間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一條是燥熱的死路,一條是冷清的生路。

    這條生路,乃是曆代文化智者長期探索的結果,嶽麓書院便是其中一個例證。

     說遠一點,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公辦學校。

    到了孔子,成功地創辦了私學。

    從此,教學傳統成了中華文化代代相傳的命脈。

    到了唐代,就出現了教學等級很高的書院。

    宋代書院之風大盛,除了很早就開辦的白鹿洞書院外,還出現了石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麗正書院、象山書院,等等。

    這些書院,有的是私辦,有的是公辦,更多的是“民辦官助”。

    共同特點是,大多選址于名山勝景,且由比較著名的學者執掌校務,叫“山長”。

     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與書院所在的名山對應,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對官場級别的不在意,自謙中透着自傲。

    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在曆任山長居住的一個叫“百泉軒”的小院落裡徘徊很久,想象着山長們的心态。

    他們,隻想好生看管着這滿院的書聲泉水、滿山的春花秋葉,就已經足夠。

    山下的達官貴人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會到山上來叩門拜見。

    來就來吧,聽他們談談平日不太談的先秦諸子、楚辭漢賦,然後請他們到書院各處走走,自己就不陪了。

    在山長們的眼中,他們都是學生一輩,欠學頗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輩分的尊嚴。

    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文化。

     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采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

    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

    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随時可向教師咨詢,或學生間互相讨論。

     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确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

    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

     課程内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

    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

     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

     三 書院所有課程的最終走向,是要塑造一個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

     對于這一點,曾經統領過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大哲學家朱熹有過系統的思考。

    他說,人性皆善,但在社會上卻分成了善的類别和惡的類别,因為每個類别裡風氣和習慣不同,熏染而成。

    隻有教學,能夠從根本、從大道上弘揚善的風氣和習慣,讓人們複歸于善。

    他又說,教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使他能夠從修身出發,齊家,治國。

     正是出于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随行,不遠千裡向嶽麓山走來。

    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

    他們以前見過面,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讨。

    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讨與書院的教學聯系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

    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讨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

    果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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