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化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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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線比較複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
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
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并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
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
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迹，并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
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裡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
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于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随着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
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
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
于是，從上遊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問”。
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
大問者，便是大詩人。
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
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
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着重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
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
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裡長城多方重疊。
可見，萬裡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
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
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成了黃河、長江、長城。
從長城内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
于是有戰争，于是有長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沖突是另一種交融。
長城内外的沖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争逐、朝代更替。
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于走向了大唐；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還讓各種生态友善組合，避免沖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裡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财富，提升生态……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于對長城内外異态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态文明都産生了向往。
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并追蹤後果。
為此，我的孤單的足迹，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甯、黑龍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
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邊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
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産生于異态對接之中。
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于黃河流域。
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
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态流浪者。
我怎麼會那麼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七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産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
黃河、長江是農耕文明的傑出代表，長城代表着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隔牆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
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
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并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
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
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迹，并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
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裡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
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于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随着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
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
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
于是，從上遊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問”。
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
大問者，便是大詩人。
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
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
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着重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
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
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裡長城多方重疊。
可見，萬裡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
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
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成了黃河、長江、長城。
從長城内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
于是有戰争，于是有長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沖突是另一種交融。
長城内外的沖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争逐、朝代更替。
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于走向了大唐；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還讓各種生态友善組合，避免沖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裡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财富，提升生态……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于對長城内外異态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态文明都産生了向往。
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并追蹤後果。
為此，我的孤單的足迹，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甯、黑龍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
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邊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
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産生于異态對接之中。
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于黃河流域。
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
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态流浪者。
我怎麼會那麼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七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産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
黃河、長江是農耕文明的傑出代表，長城代表着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隔牆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