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流亡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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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視角、修養和感受講述了同一個失敗的婚姻。
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
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注定失敗的，因為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别和階層烙印。
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
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随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将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
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
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态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
當夫妻間的情感關系變得松懈之後，很快，階層争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并爆發……” 《草葉集》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為那些處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棄的人指點迷津。
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話：“我讀了《草葉集》，頻頻點頭，就像一位讀者對它表示肯定。
這本書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
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了許多。
是的，是的，必須要活着，體驗，為生命與死亡做準備。
” 與馬洛伊同時代的大詩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Attila）這樣評價他，稱他為“匈牙利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後代”。
7 浪漫主義作家的生活并不總是浪漫的，更準确地說，浪漫主義作家通常會比常人更多一層憂患。
在新一場戰争臨近的陰霾下，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沉重。
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的沖突和他桀骜不馴的個性，以及他犀利的語言和獨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亂世之中從不動搖意志，從不依附任何勢力，從不被任何思想沖昏頭腦，他與左翼的激進、暴力保持距離，他對右翼的危險時刻充滿警惕，因此使得當時各類右翼對他的厭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翼對他的記恨一樣深，無論哪派都視他為“難鬥的天敵”。
1934年10月12日，對馬洛伊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他父親的去世對他打擊很大。
雖然父親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養上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
中學畢業時，馬洛伊曾寫信向好友傾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樣：“一個許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歡的人，一個從來不向外部世界妥協、永遠沒有家的人。
也許在這個坍塌的家裡正是這個将我們維系在一起：無家感。
”父親的死，使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獨，很少寫詩了的他，在悲痛中寫了一首《父親》。
1930年代初，德國納粹主義日益嚣張，托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著名的《德意志緻詞》，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怪僻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見的粗魯”，是“群衆性痙攣，流氓叫嚣，哈利路亞，德維斯僧侶式的反複頌念單一口号，直到口邊帶沫”，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
馬洛伊與托馬斯·曼的觀點一緻，他也率先在匈牙利報紙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結果遭到本國的民粹主義者憎恨，視他為激進的左派分子。
1935年，他與動身流亡的托馬斯·曼在布達城堡會面，更堅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場。
1939年2月28日，羅拉為馬洛伊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隻活了幾個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
從那之後，馬洛伊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文件夾裡帶在身邊，字條上寫着：“克利斯托夫，親愛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禮之後，他長達幾個月沉默不語，寫了一首《一個嬰兒之死》： 他留下了什麼？他的名字。
他頭發的香氣留在梳子上。
一隻維尼熊，他的死亡證明。
一塊帶血的破布和一條繃帶。
世界的萬能與全知啊， 我不懂，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我不叫喊。
活着并沉默。
現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話—— 但這裡，在地下，一切都無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諒任何人，永遠不能。
就在馬洛伊喪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洛伊感到十分悲憤，他在《佩斯新聞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告别》的文章，寫道：“現在，當黑暗的陰雲籠罩了這片高貴的土地，我的第二故鄉，它的地理名稱叫歐洲：我閉上了眼睛，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一瞬間，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8 1944年3月19日，德軍占領了匈牙利。
馬洛伊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恥辱地活着！恥辱地在百日行走！恥辱地活着！……我心裡仿佛有什麼東西在3月19日破碎了。
我聽不到我的聲音；就像被樂器震聾了耳朵。
” 三天之後，作家夫婦逃到了布達佩斯郊外的女兒村（Leányfalu）避難，當時，羅拉的父親被關入了考紹的“猶太人集中區”，羅拉的妹妹和兩個孩子跟他們在一起。
馬洛伊還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件事：曾有一個女人找到他們，說隻要他們付一筆錢，就可以讓他們在蓋世太保的秘密幫助下搭乘一架紅十字會飛機飛往開羅，但被馬洛伊回絕了……後來證明，馬洛伊的決定使他們幸運地躲過一劫，搭乘那架飛機的人全部被送進了德軍在奧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營。
這一年，他沒有出新書。
1945年2月，馬洛伊在布達佩斯的公寓在空襲中被炸成了廢墟，六萬冊藏書的毀滅，象征了文化的毀滅。
戰火平息後，馬洛伊創作的新戲《冒險》公演大獲成功，他用這筆收入買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裡住到1948年流亡，之後他母親住在那裡直到1964年去世。
戰後，有關當局請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協會主席，被他拒絕了，因為他無法在自己的家鄉被割讓、自己的同胞被驅逐的情況下扮演這個玩偶，他說：“恐怖從法西斯那裡學到了一切：最終，沒有人從中吸取經驗。
”他不但拒絕當主席，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記恨，被社會主義者視為危險的右派、“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産階級殘渣”。
回顧曆史，無論右派左派，都是對馬洛伊先攻擊，後拉攏，拉攏不成，打壓噤聲；最後，連他的肉身存在都會令當權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過有趣的是，馬洛伊在文學上卓越的造詣、優雅的風格和高超的水準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魅力，令人欲罷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觀點的人都忍不住會去讀他的書。
因為不管他寫什麼都會獨樹一幟，都會觸動人心，都擁有不容否認的文學價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馬洛伊雖然當選為匈牙利科學院院士，擁有名銜和勳章，但由于他的文學風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與主流文學保持清醒的距離，最終仍難逃脫當局的打壓。
1948年，馬洛伊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自從1948年8月31日馬洛伊和羅拉離開匈牙利後，至死都沒有再回那片土地。
他們走的時候十分孤獨，沒有人到火車站送行。
在瑞士，匈牙利使館的人找到他問：“您是左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現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為什麼還要離開？”馬洛伊回答：“為了那5%。
” 他們先在瑞士逗留了幾周，之後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裡一直住到1952年。
1949年，馬洛伊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這部回憶錄講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
在《我想要沉默》被發現之前，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現在看來，它應該是第四部。
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寫道：“我之所以必須離開，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寫作，更有甚者的是，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沉默。
” 在意大利期間，他開始在《自由》日報
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
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注定失敗的，因為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别和階層烙印。
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
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随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将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
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
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态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
當夫妻間的情感關系變得松懈之後，很快，階層争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并爆發……” 《草葉集》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為那些處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棄的人指點迷津。
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話：“我讀了《草葉集》，頻頻點頭，就像一位讀者對它表示肯定。
這本書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
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了許多。
是的，是的，必須要活着，體驗，為生命與死亡做準備。
” 與馬洛伊同時代的大詩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Attila）這樣評價他，稱他為“匈牙利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後代”。
7 浪漫主義作家的生活并不總是浪漫的，更準确地說，浪漫主義作家通常會比常人更多一層憂患。
在新一場戰争臨近的陰霾下，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沉重。
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的沖突和他桀骜不馴的個性，以及他犀利的語言和獨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亂世之中從不動搖意志，從不依附任何勢力，從不被任何思想沖昏頭腦，他與左翼的激進、暴力保持距離，他對右翼的危險時刻充滿警惕，因此使得當時各類右翼對他的厭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翼對他的記恨一樣深，無論哪派都視他為“難鬥的天敵”。
1934年10月12日，對馬洛伊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他父親的去世對他打擊很大。
雖然父親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養上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
中學畢業時，馬洛伊曾寫信向好友傾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樣：“一個許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歡的人，一個從來不向外部世界妥協、永遠沒有家的人。
也許在這個坍塌的家裡正是這個将我們維系在一起：無家感。
”父親的死，使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獨，很少寫詩了的他，在悲痛中寫了一首《父親》。
1930年代初，德國納粹主義日益嚣張，托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著名的《德意志緻詞》，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怪僻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見的粗魯”，是“群衆性痙攣，流氓叫嚣，哈利路亞，德維斯僧侶式的反複頌念單一口号，直到口邊帶沫”，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
馬洛伊與托馬斯·曼的觀點一緻，他也率先在匈牙利報紙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結果遭到本國的民粹主義者憎恨，視他為激進的左派分子。
1935年，他與動身流亡的托馬斯·曼在布達城堡會面，更堅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場。
1939年2月28日，羅拉為馬洛伊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隻活了幾個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
從那之後，馬洛伊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文件夾裡帶在身邊，字條上寫着：“克利斯托夫，親愛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禮之後，他長達幾個月沉默不語，寫了一首《一個嬰兒之死》： 他留下了什麼？他的名字。
他頭發的香氣留在梳子上。
一隻維尼熊，他的死亡證明。
一塊帶血的破布和一條繃帶。
世界的萬能與全知啊， 我不懂，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我不叫喊。
活着并沉默。
現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話—— 但這裡，在地下，一切都無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諒任何人，永遠不能。
就在馬洛伊喪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洛伊感到十分悲憤，他在《佩斯新聞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告别》的文章，寫道：“現在，當黑暗的陰雲籠罩了這片高貴的土地，我的第二故鄉，它的地理名稱叫歐洲：我閉上了眼睛，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一瞬間，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8 1944年3月19日，德軍占領了匈牙利。
馬洛伊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恥辱地活着！恥辱地在百日行走！恥辱地活着！……我心裡仿佛有什麼東西在3月19日破碎了。
我聽不到我的聲音；就像被樂器震聾了耳朵。
” 三天之後，作家夫婦逃到了布達佩斯郊外的女兒村（Leányfalu）避難，當時，羅拉的父親被關入了考紹的“猶太人集中區”，羅拉的妹妹和兩個孩子跟他們在一起。
馬洛伊還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件事：曾有一個女人找到他們，說隻要他們付一筆錢，就可以讓他們在蓋世太保的秘密幫助下搭乘一架紅十字會飛機飛往開羅，但被馬洛伊回絕了……後來證明，馬洛伊的決定使他們幸運地躲過一劫，搭乘那架飛機的人全部被送進了德軍在奧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營。
這一年，他沒有出新書。
1945年2月，馬洛伊在布達佩斯的公寓在空襲中被炸成了廢墟，六萬冊藏書的毀滅，象征了文化的毀滅。
戰火平息後，馬洛伊創作的新戲《冒險》公演大獲成功，他用這筆收入買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裡住到1948年流亡，之後他母親住在那裡直到1964年去世。
戰後，有關當局請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協會主席，被他拒絕了，因為他無法在自己的家鄉被割讓、自己的同胞被驅逐的情況下扮演這個玩偶，他說：“恐怖從法西斯那裡學到了一切：最終，沒有人從中吸取經驗。
”他不但拒絕當主席，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記恨，被社會主義者視為危險的右派、“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産階級殘渣”。
回顧曆史，無論右派左派，都是對馬洛伊先攻擊，後拉攏，拉攏不成，打壓噤聲；最後，連他的肉身存在都會令當權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過有趣的是，馬洛伊在文學上卓越的造詣、優雅的風格和高超的水準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魅力，令人欲罷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觀點的人都忍不住會去讀他的書。
因為不管他寫什麼都會獨樹一幟，都會觸動人心，都擁有不容否認的文學價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馬洛伊雖然當選為匈牙利科學院院士，擁有名銜和勳章，但由于他的文學風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與主流文學保持清醒的距離，最終仍難逃脫當局的打壓。
1948年，馬洛伊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自從1948年8月31日馬洛伊和羅拉離開匈牙利後，至死都沒有再回那片土地。
他們走的時候十分孤獨，沒有人到火車站送行。
在瑞士，匈牙利使館的人找到他問：“您是左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現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為什麼還要離開？”馬洛伊回答：“為了那5%。
” 他們先在瑞士逗留了幾周，之後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裡一直住到1952年。
1949年，馬洛伊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這部回憶錄講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
在《我想要沉默》被發現之前，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現在看來，它應該是第四部。
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寫道：“我之所以必須離開，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寫作，更有甚者的是，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沉默。
” 在意大利期間，他開始在《自由》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