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流亡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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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寒,但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作為記者,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他親耳聆聽過阿波尼·阿爾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講,見到張伯倫向這位曾五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緻意……在這期間,他還去過大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倫敦,最重要的是讀了普魯斯特;毫無疑問,《追憶似水年華》對馬洛伊後來寫《一個市民的自白》影響至深,難怪評論家經常将他倆相提并論。

     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寫的一封信裡說:“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會流浪到哪裡,最後都會回到這裡。

    ”在巴黎期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屠殺》(1924)在維也納問世,同時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跟随上帝的足迹》。

     5 “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

    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小世界’,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恒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隻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

    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

    ”1928年春天,馬洛伊回到了布達佩斯,但羅拉繼續留在巴黎,因為她不相信馬洛伊心血來潮的決定:“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裡,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

    ” 一方面,馬洛伊自己也心裡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裡面隻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我必須再次‘證實’自己是誰——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另一方面,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了解自己與生俱來的“匈牙利作家的命運”。

    他離開家鄉,是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鄉,則是為了成為自己。

     這時的匈牙利,已經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祖國。

    1920年簽訂的《特裡亞農條約》,使原來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喪失了72%的領土和64%的人口;考紹也被劃歸給捷克斯洛伐克。

    馬洛伊沒有回家鄉,而是留在了布達佩斯。

    這時的他,已經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和記者了,他的文學素養、獨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階層,成為社會影響力很大的《佩斯新聞報》的記者。

     1928年,馬洛伊出版了長篇小說《寶貝,我的初戀》。

    1930年,随着青春小說《反叛者》的問世,開啟了馬洛伊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

    《反叛者》的主人公們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們以烏托邦式的挑戰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們不想與你們為伍!”他們以純潔的理想,喊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對世界、對成年人社會的懷疑。

    這部小說于1930年被譯成法語,大作家紀德讀後,興奮地緻信這位素不相識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義思想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親自撰寫評論。

    這部小說與法國作家讓·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們》,成為歐洲文壇的重要事件。

    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則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講述了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對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為兩部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時間跨越世紀,空間縱橫歐陸。

    小說的第一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長史,生動再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全景畫卷。

    他用工筆的手法翔實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市民階層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慣、家族傳統、人際關系、審美趣味、道德準則、行為規範和社會風俗,刻畫之詳之細,如同攝像機拍攝後的慢放鏡頭,精細到各個房間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來曆、父母書櫃中藏書的作者和書名、妓院房間牆上貼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類人群的時尚裝扮。

    書裡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上百個,從皇帝到女傭,從親友到鄰裡,從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個人都擁有個性的面孔和命運的痕迹。

    從文學水準看,該書毫不遜色于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在第二部中,馬洛伊回憶了并不久遠的流浪歲月。

    從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寫到東歐的布達佩斯,不僅講述了個人的流浪、寫作和情感經曆,還勾勒出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動蕩、不安、複雜、激進的歲月影像,各地人文曆史宛然在目,無數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謂一部大時代的百科全書。

    更重要的是,《一個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記錄了一位東歐年輕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靈成長史,對内心世界的變化刻畫得毛舉縷析,委曲畢現,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誠,都是自傳作品中少見的。

    如果讓我作比的話,我首先想到的是薩義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過,也正是由于坦誠,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當年的一位神父教師以毀譽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幾位親戚也對書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感到不滿,因此,馬洛伊被迫銷毀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筆可觀的賠款,并對該書進行了大幅度的删減,主要删掉了對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男孩們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關于幾位親戚的家庭秘聞,減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

    從那之後的近八十年裡,讀者隻能看到删節後的《一個市民的自白》,我翻譯的這個版本也是1936年後的删節本。

     匈牙利終于出版了全本的《一個市民的自白》,遺憾的是,當時我的譯文已經交稿,隻能寄希望于以後中文版再版時,我再花時間彌補這個小小的缺憾。

    對“馬洛伊迷”來說,還有一個好消息:作為馬洛伊的遺稿在箱底壓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發現并編輯出版,這部書便是馬洛伊曾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

    至此,馬洛伊的這本自傳終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後能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我想中文版面世隻是早晚的事情。

     6 從1928年回國,到1948年出國,馬洛伊小說的黃金時代持續了整整二十年。

    毫無疑問,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奮、最多産、最嚴肅,也最真誠的作家之一,在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他的成就和聲譽無人比肩。

     在馬洛伊的長篇小說中,1942年聖誕節問世的《燭燼》是語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動人、情感最深沉、風格最強烈的一部。

    兩位老友在離别多年後重逢,在昏暗、空寂的莊園客廳裡秉燭對坐,徹夜長談,追憶久遠的過去,一個成了審判者,另一個成了被審判者。

    年輕的時候,他倆曾是形影不離的金蘭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後來,其中一個人背叛了另一個,甚至有一刻動了殺機,結果導緻一系列悲劇。

    馬洛伊講故事,但不僅講故事,還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懷念逝去的帝國時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貴族品德和君子情誼,他通過兩位老人的對話告訴讀者,悲劇的根源不是一時的軟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時人們傳統道德觀念的動搖。

    1998年,《燭燼》最先被譯為意大利語,随後英文版、德文版問世,之後迅速傳遍世界,台灣地區也于2006年出版了從意大利語轉譯的繁體版,在華語讀者中影響甚廣。

    至今,《燭燼》是馬洛伊作品中翻譯語種最多、讀者最熟悉、市場最暢銷的一部小說,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話劇和廣播劇。

    不久前,書評家康慨先生告訴我,他正在讀我剛出爐的《燭燼》譯稿,激動得禁不住大聲朗讀,并摘出他最喜愛的關于音樂、友情、孤獨、衰老的段落發給我,說書寫得好,也譯得好,我心裡不僅感到安慰,還感到一種“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湧流,我希望,它能通過我的翻譯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讓讀者們通過閱讀留下一些。

     《真愛》是一部婚姻小說,通過兩段長長的自白,先出場的是妻子,随後出場的是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