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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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民主的軌道，以防止它演變為俄國無産階級的模式。
因此，戴上了勝利桂冠的資産階級帝國主義開始不厭其煩地警告人們提防“無政府狀态”，不厭其煩地再三斷然拒絕同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以及類似組織進行談判，不厭其煩地反複許諾說，隻和一個穩固的德國締結和約，隻有一個這樣的德國才會有活路。
我們當時所擁有的政府竟然也服從了這種家長式的指揮，喜愛國民大會而反對無産者專政，而且還聽話地一口回絕了蘇聯人的提議，即使這些提議涉及糧食供應。
如果可以的話，我在此還想補充一點，即我說這些話，目的并不是單純為了讓我自己感到滿意。
誠然，作為一個懂得節制、有教養的人，我對激進的革命和下層的專政确實懷有一種本能的驚恐，它們在我看來就是無政府狀态和暴民統治，總之就是對文化的摧毀，除此以外，我很難再把它們想象為别的什麼。
盡管如此，我卻常常會回想起那則荒誕的趣聞，内容說的是那兩個由大資本出錢扶持的歐洲文明大救星，一個德國的，一個意大利的，手拉着手地穿行在佛羅倫薩宮，參觀這個其實根本不是他們應該參觀的地方，其中的一個還拍着胸脯對另一個打保票說，所有這些“輝煌燦爛的藝術珍寶”，倘若不是上天通過降大任于他們倆來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話，恐怕是早就被布爾什維主義毀于一旦了——每當我回想起這則趣聞，我對暴民統治的理解就會得到新的修正，在我這個德國市民看來，同這幫人渣的統治相比，下層的統治簡直就是一種理想狀态，而現在來進行這樣的比較已經是可能的了。
據我所知，布爾什維克主義從未摧毀過藝術品。
相反，倒是那些整天叫嚷着要保護我們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侵犯的家夥，摧毀藝術品倒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這夥人的一項重要任務。
他們踐踏精神産物的興趣——這種興趣所謂的暴民統治是絕對不會有的——不是差一點也就殃及本書主人公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作品了嗎？他們的勝利和那種曆史賦予他們的，按照他們卑鄙無恥的野心來随意安排這個世界的權力，不是差一點就要把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和不朽給剝奪掉了嗎？ 事實上，早在二十六年前，對于那些資産階級雄辯家和所謂的“革命之子”的這些自以為是的美德說教，我這心裡其實就已經感到極為反感了，而且這種反感甚至超過了我内心對于天下大亂的恐懼，這就使得我非常向往那些前者正好一點也不向往的東西：就讓我們的戰敗了的國家倚靠它的難兄難弟，倚靠俄國吧——為此我甚至都準備容忍，乃至贊同這種志同道合的協作可能帶來的社會巨變。
俄國革命讓我深受震撼，它的原則之于那些迫使我們就範的大國的原則所具有的曆史優越性在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
從此，通過這段曆史，我就學會了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當時那些制服了我們的勝利者，這些勝利者接下來又将通過和東方的革命的結盟而再度成為勝利者。
真的：資産階級民主的某些階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似乎都具備接納被我稱為人渣統治的條件——他們願意同這種人渣統治聯合，以勉強維持他們的特權。
盡管如此，從資産階級民主裡還是湧現出了這樣一批領袖，這些人，跟我這個人文主義之子在看法上特别一緻，全都認為這種統治是人類能夠并且可以承受的最後極限，并且，他們還發動起全世界追求民主的人們展開針鋒相對的殊死搏鬥了。
無論怎樣對這些人表示感謝都不為過，這證明，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即使它們的機構再怎麼不合時宜，它們的自由概念同新事物和必然性相比再怎麼頑固不化，但是，它們從本質上講所奉行的卻依然是人類進步的路線，所堅持的依然是使社會日臻完善的良好意願，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們依然還是有能力去革新、修複，去返老還童，去朝向更适宜于生命的狀态過渡的。
—— 所有這些都是順便提及而已。
在這部傳記的這個部分裡，我現在正在回憶的是那個君主制軍事國家權威的喪失，這種喪失早在失敗日益臨近之時就已經開始大踏步加速，并随着失敗的到來而最終完成，這個軍事國家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它的崩潰，它的謝幕，以及在持續困乏、貨币貶值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那種散漫的讨論和自由的遐想的狀态，某種寒酸的和不該有的對資産階級的獨立性的授權，一個如此長久地接受紀律約束的國家結構解體為一個個由沒有了主人的臣仆所組成的大辯論群體。
然而，這并不是一個十分令人感到惬意的景象，如果要我來描述一下，我作為純粹被動的旁觀者參加當時成立的某些“精神工作者委員會”以及類似的組織在慕尼黑各家賓館大堂舉行的集會所獲得的印象的話，我根本就無法不用“尴尬”二字。
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叙述者，我就要把這樣的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比如說，會冒出個把純文學作家來，不無優美地，甚至是一笑就露出兩個小酒窩地大談“革命和人類之愛”這樣的主題，從而以此煽動起一場自由的，太過自由的，雜亂和混亂的，以最為罕見的、隻在遇到這樣的機會時才會出來露一小會兒臉的那類人，小醜、癫狂症患者、幽靈、不懷好意的破壞分子和末流哲學家們為參與主體的讨論——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叙述者，我就要，也就是說，把這樣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和無可救藥的委員會集會，通過我費死力地拼命回憶，向讀者作一個盡可能形象清晰的描繪。
我記得，當時與會的人們紛紛發言支持和反對人類之愛，支持和反對軍官，支持和反對人民。
一個小姑娘朗誦了一首詩；一個穿軍灰色軍裝的士兵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勸阻，沒有繼續把他的一份稿子念到底，這份稿子以“親愛的男女公民們”開頭，如果聽之任之的話，無疑會占用一整夜的時間；一個惡毒的候選人無情地譴責所有在他前面發言的人，認為這次集會沒有提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意見——等等。
聽衆喜歡用叫喊聲打斷台上的發言，他們的表現是鬧哄哄的、幼稚的和粗野的，主持人則是無能的，現場氣氛則是可怕的，結果為負數。
我環顧四周，一再地問自己，是不是隻有我一個人感到難受，最後，我終于因為能夠離開會場，來到空曠的馬路上而感到高興，而這時的馬路上，有軌電車已經收班好幾個小時，偶爾會有幾聲槍響在冬夜裡回蕩，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很是莫名其妙。
萊韋屈恩，當我把這些印象告訴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遭受非同尋常的痛苦——看他那病怏怏的樣子，就有點像是有人正在侮辱他，正在用燒得通紅的火鉗擰他、掐他、折磨他似的，不過，你同時卻又大可不必直接替他的性命擔憂，然而，他的生命似乎已經到達谷底，他充其量也隻是在過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罷了。
他那時犯的是再嚴格的病人食譜也無濟于事的胃病，同時伴發劇烈無比的頭痛，每發一次都要持續好幾天，而且隔兩三天就反複一次，嘔吐長達數小時，甚至是數天之久，而且還是在空腹的情況下，真是一場劫難，很沒尊嚴的，很兇險的，也是很丢人的，而每次發作完畢之後，病人就會由于持續的對光的高度敏感而表現出深度的疲态。
但是，這種痛苦卻是絕不可以歸結為精神原因，歸結為時代的忍受酷刑的體驗，歸結為國家的失敗及其随之出現的混亂狀況。
這些東西幾乎觸及不到他，因為他歸隐田園，過着僧侶般的隐居生活，遠離城市，但是，他無論如何又始終都能夠了解到有關方面的最新情況，當然不是通過報紙，因為他不看報紙，而是通過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他的這位同情心和鎮定自若兼具的護理員。
這些事件，其實對明眼人而言并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震驚，而是某種早就期盼已久的事情的實現，對此，他幾乎連肩膀都懶得聳一下，而對于我這邊所作的那些希望從中找出這場災難可能潛藏着的好的一面的嘗試，他也反應平淡，權當是我的絮叨而已，而且還是和我在戰争之初所作的那些喋喋不休的絮叨相類似的絮叨——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他那時用以回答我的那句冷冰冰地表示不相信的話——“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 盡管如此！感情豐富地把他的健康的每況愈下和祖國的日益不幸聯系在一起，這仍然還是很不合适的一件事情——我傾向于把這一個和那另外的一個看作是有客觀聯系的，是象征性的對應，我的這種傾向，雖然促使它産生的隻是同時性這個事實，即使我小心翼翼地隐瞞這個想法并盡量避免在他面前說起它，哪怕連暗示也不作一個，但又由于他對外界事物的遠離，我的這種傾向，它卻又是不可遏制的。
阿德裡安沒有要求找醫生，這可能是因為他把他所忍受的這種痛苦完全看作是某種根本熟悉的東西，認為這隻是他所遺傳的偏頭痛的一種急性期的加重發作而已。
多虧有施魏格施迪爾太太堅持，這才總算是叫人去把瓦爾茨胡特的專區郎中屈爾比斯大夫請了過來，正好也就是當年對遭遇分娩陣痛的那位拜洛伊特小姐施行過救治的那同一個。
這位好好先生并不認為他得的是偏頭痛，因為他的這種頭痛常常毫無節制，不像是一般偏頭痛發作時應該表現出來的那種單側的頭痛，而是表現為兩隻眼睛裡面及其上方部位的劇痛，因此，他判斷他的這種頭痛應屬具伴發性質的症狀之類。
所以他，當然也是有保留地，對他的病作出診斷：有點像是一種胃潰瘍。
他告訴病人說，偶爾可能會有出血發生，要他對此有所防備，于是就給他開了一
因此，戴上了勝利桂冠的資産階級帝國主義開始不厭其煩地警告人們提防“無政府狀态”，不厭其煩地再三斷然拒絕同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以及類似組織進行談判，不厭其煩地反複許諾說，隻和一個穩固的德國締結和約，隻有一個這樣的德國才會有活路。
我們當時所擁有的政府竟然也服從了這種家長式的指揮，喜愛國民大會而反對無産者專政，而且還聽話地一口回絕了蘇聯人的提議，即使這些提議涉及糧食供應。
如果可以的話，我在此還想補充一點，即我說這些話，目的并不是單純為了讓我自己感到滿意。
誠然，作為一個懂得節制、有教養的人，我對激進的革命和下層的專政确實懷有一種本能的驚恐，它們在我看來就是無政府狀态和暴民統治，總之就是對文化的摧毀，除此以外，我很難再把它們想象為别的什麼。
盡管如此，我卻常常會回想起那則荒誕的趣聞，内容說的是那兩個由大資本出錢扶持的歐洲文明大救星，一個德國的，一個意大利的，手拉着手地穿行在佛羅倫薩宮，參觀這個其實根本不是他們應該參觀的地方，其中的一個還拍着胸脯對另一個打保票說，所有這些“輝煌燦爛的藝術珍寶”，倘若不是上天通過降大任于他們倆來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話，恐怕是早就被布爾什維主義毀于一旦了——每當我回想起這則趣聞，我對暴民統治的理解就會得到新的修正，在我這個德國市民看來，同這幫人渣的統治相比，下層的統治簡直就是一種理想狀态，而現在來進行這樣的比較已經是可能的了。
據我所知，布爾什維克主義從未摧毀過藝術品。
相反，倒是那些整天叫嚷着要保護我們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侵犯的家夥，摧毀藝術品倒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這夥人的一項重要任務。
他們踐踏精神産物的興趣——這種興趣所謂的暴民統治是絕對不會有的——不是差一點也就殃及本書主人公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作品了嗎？他們的勝利和那種曆史賦予他們的，按照他們卑鄙無恥的野心來随意安排這個世界的權力，不是差一點就要把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和不朽給剝奪掉了嗎？ 事實上，早在二十六年前，對于那些資産階級雄辯家和所謂的“革命之子”的這些自以為是的美德說教，我這心裡其實就已經感到極為反感了，而且這種反感甚至超過了我内心對于天下大亂的恐懼，這就使得我非常向往那些前者正好一點也不向往的東西：就讓我們的戰敗了的國家倚靠它的難兄難弟，倚靠俄國吧——為此我甚至都準備容忍，乃至贊同這種志同道合的協作可能帶來的社會巨變。
俄國革命讓我深受震撼，它的原則之于那些迫使我們就範的大國的原則所具有的曆史優越性在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
從此，通過這段曆史，我就學會了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當時那些制服了我們的勝利者，這些勝利者接下來又将通過和東方的革命的結盟而再度成為勝利者。
真的：資産階級民主的某些階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似乎都具備接納被我稱為人渣統治的條件——他們願意同這種人渣統治聯合，以勉強維持他們的特權。
盡管如此，從資産階級民主裡還是湧現出了這樣一批領袖，這些人，跟我這個人文主義之子在看法上特别一緻，全都認為這種統治是人類能夠并且可以承受的最後極限，并且，他們還發動起全世界追求民主的人們展開針鋒相對的殊死搏鬥了。
無論怎樣對這些人表示感謝都不為過，這證明，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即使它們的機構再怎麼不合時宜，它們的自由概念同新事物和必然性相比再怎麼頑固不化，但是，它們從本質上講所奉行的卻依然是人類進步的路線，所堅持的依然是使社會日臻完善的良好意願，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們依然還是有能力去革新、修複，去返老還童，去朝向更适宜于生命的狀态過渡的。
—— 所有這些都是順便提及而已。
在這部傳記的這個部分裡，我現在正在回憶的是那個君主制軍事國家權威的喪失，這種喪失早在失敗日益臨近之時就已經開始大踏步加速，并随着失敗的到來而最終完成，這個軍事國家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它的崩潰，它的謝幕，以及在持續困乏、貨币貶值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那種散漫的讨論和自由的遐想的狀态，某種寒酸的和不該有的對資産階級的獨立性的授權，一個如此長久地接受紀律約束的國家結構解體為一個個由沒有了主人的臣仆所組成的大辯論群體。
然而，這并不是一個十分令人感到惬意的景象，如果要我來描述一下，我作為純粹被動的旁觀者參加當時成立的某些“精神工作者委員會”以及類似的組織在慕尼黑各家賓館大堂舉行的集會所獲得的印象的話，我根本就無法不用“尴尬”二字。
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叙述者，我就要把這樣的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比如說，會冒出個把純文學作家來，不無優美地，甚至是一笑就露出兩個小酒窩地大談“革命和人類之愛”這樣的主題，從而以此煽動起一場自由的，太過自由的，雜亂和混亂的，以最為罕見的、隻在遇到這樣的機會時才會出來露一小會兒臉的那類人，小醜、癫狂症患者、幽靈、不懷好意的破壞分子和末流哲學家們為參與主體的讨論——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叙述者，我就要，也就是說，把這樣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和無可救藥的委員會集會，通過我費死力地拼命回憶，向讀者作一個盡可能形象清晰的描繪。
我記得，當時與會的人們紛紛發言支持和反對人類之愛，支持和反對軍官，支持和反對人民。
一個小姑娘朗誦了一首詩；一個穿軍灰色軍裝的士兵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勸阻，沒有繼續把他的一份稿子念到底，這份稿子以“親愛的男女公民們”開頭，如果聽之任之的話，無疑會占用一整夜的時間；一個惡毒的候選人無情地譴責所有在他前面發言的人，認為這次集會沒有提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意見——等等。
聽衆喜歡用叫喊聲打斷台上的發言，他們的表現是鬧哄哄的、幼稚的和粗野的，主持人則是無能的，現場氣氛則是可怕的，結果為負數。
我環顧四周，一再地問自己，是不是隻有我一個人感到難受，最後，我終于因為能夠離開會場，來到空曠的馬路上而感到高興，而這時的馬路上，有軌電車已經收班好幾個小時，偶爾會有幾聲槍響在冬夜裡回蕩，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很是莫名其妙。
萊韋屈恩，當我把這些印象告訴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遭受非同尋常的痛苦——看他那病怏怏的樣子，就有點像是有人正在侮辱他，正在用燒得通紅的火鉗擰他、掐他、折磨他似的，不過，你同時卻又大可不必直接替他的性命擔憂，然而，他的生命似乎已經到達谷底，他充其量也隻是在過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罷了。
他那時犯的是再嚴格的病人食譜也無濟于事的胃病，同時伴發劇烈無比的頭痛，每發一次都要持續好幾天，而且隔兩三天就反複一次，嘔吐長達數小時，甚至是數天之久，而且還是在空腹的情況下，真是一場劫難，很沒尊嚴的，很兇險的，也是很丢人的，而每次發作完畢之後，病人就會由于持續的對光的高度敏感而表現出深度的疲态。
但是，這種痛苦卻是絕不可以歸結為精神原因，歸結為時代的忍受酷刑的體驗，歸結為國家的失敗及其随之出現的混亂狀況。
這些東西幾乎觸及不到他，因為他歸隐田園，過着僧侶般的隐居生活，遠離城市，但是，他無論如何又始終都能夠了解到有關方面的最新情況，當然不是通過報紙，因為他不看報紙，而是通過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他的這位同情心和鎮定自若兼具的護理員。
這些事件，其實對明眼人而言并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震驚，而是某種早就期盼已久的事情的實現，對此，他幾乎連肩膀都懶得聳一下，而對于我這邊所作的那些希望從中找出這場災難可能潛藏着的好的一面的嘗試，他也反應平淡，權當是我的絮叨而已，而且還是和我在戰争之初所作的那些喋喋不休的絮叨相類似的絮叨——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他那時用以回答我的那句冷冰冰地表示不相信的話——“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 盡管如此！感情豐富地把他的健康的每況愈下和祖國的日益不幸聯系在一起，這仍然還是很不合适的一件事情——我傾向于把這一個和那另外的一個看作是有客觀聯系的，是象征性的對應，我的這種傾向，雖然促使它産生的隻是同時性這個事實，即使我小心翼翼地隐瞞這個想法并盡量避免在他面前說起它，哪怕連暗示也不作一個，但又由于他對外界事物的遠離，我的這種傾向，它卻又是不可遏制的。
阿德裡安沒有要求找醫生，這可能是因為他把他所忍受的這種痛苦完全看作是某種根本熟悉的東西，認為這隻是他所遺傳的偏頭痛的一種急性期的加重發作而已。
多虧有施魏格施迪爾太太堅持，這才總算是叫人去把瓦爾茨胡特的專區郎中屈爾比斯大夫請了過來，正好也就是當年對遭遇分娩陣痛的那位拜洛伊特小姐施行過救治的那同一個。
這位好好先生并不認為他得的是偏頭痛，因為他的這種頭痛常常毫無節制，不像是一般偏頭痛發作時應該表現出來的那種單側的頭痛，而是表現為兩隻眼睛裡面及其上方部位的劇痛，因此，他判斷他的這種頭痛應屬具伴發性質的症狀之類。
所以他，當然也是有保留地，對他的病作出診斷：有點像是一種胃潰瘍。
他告訴病人說，偶爾可能會有出血發生，要他對此有所防備，于是就給他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