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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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德國人來說，在我此時此刻所描述的這個時期裡，我們的國家行将崩潰，行将投降，行将陷入垂死掙紮，行将茫然無助地落入外人之手。
這個時期，正因為我恰好是在其間寫作的，所以，它必須協助我，在與世隔絕的寂靜中記錄這些回憶，它的肚子開始醜陋地膨脹起來，它的腹中正在孕育一場祖國的災難，而同這場災難相比，那時的失敗就隻能算是溫和的厄運，算是對一個錯誤行動的理性清算了。
同那種現在正高懸于我們頭頂之上的懲罰，同那種曾經降落到所多瑪與蛾摩拉[1]頭上的懲罰，同那種我們在那第一次時沒有招緻過的懲罰相比，一個卑劣可鄙的結局總歸是會有所不同的，總歸是會顯得更正常一些的。
這種懲罰正在臨近，它的腳步早就不再能夠被阻擋——我不相信，還有什麼人會對此懷有絲毫疑慮。
有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擁有這種通過秘密方式獲得的毛骨悚然的——上帝幫幫我們吧！——認識的人絕不再僅限于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和我兩個人了。
可是，又始終沒有人敢于把這個認識說出口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幽靈般的事實。
因為，當少數幾個知情者不得不守口如瓶地和一大群迷惘的失去理智的人住在一起的時候，情況就已經是很陰森恐怖的了——我是這樣覺得的，如果所有的人其實都已經知道，但卻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緻保持沉默，而與此同時，一個人又可以從另一個人的躲閃的或者驚恐呆滞的眼睛裡讀到事實真相的話，那麼，這種恐怖就應該是快要結束的了。
我日複一日忠誠地，外表平靜、内心卻激動不已地努力讓自己去勝任這項為人著書立傳的工作，努力去賦予這種私密的和個人的東西以威嚴的形态，可謂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任憑外面的事情發生，任憑那屬于我的寫作所處的時代的事情發生。
法國人已經侵入了，這種可能性是早就得到認同了的——這是一項經過精心準備的技術和軍事成就，一流的，或者根本就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我們又不可以去冒險把我們的防禦力量全都集中在登陸的那一個點上，因為我們不能确定那個點是不是肯定就在猜中之列，會不會也有可能是在沒有猜中的地方出現别的出其不意的進攻，所以我們就更難去阻擋它了。
而就算你懷疑：就是在這裡，那麼，這種猜疑也是徒勞無益的和有害的。
沒過多久，上到淺灘上的部隊、坦克、大炮以及種種必需品越來越多，以至于我們再也沒有能力把它們全都重新扔進大海裡去了。
瑟堡，它的港口，正如我們可以信賴的那樣，在德國工程師所施展的高超技藝作用下全面報廢，根據那位發布命令的元帥暨海軍上将發來的英勇的電報所稱，它已經向元首繳械投降，另外，一場為争奪諾曼底城市卡昂的戰役也已經激烈地進行了好幾天了。
如果我們的擔憂還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這場戰鬥的本來目的其實已經是為了打開通往法國首都的道路：這個巴黎，新秩序已經規定它扮演歐洲遊樂園和妓院的角色，可是現在在那裡，抵抗運動又開始大膽擡頭，即使我們的國家警察及其法國工作人員通力協作也難以完全控制局面。
是的，對我的孤獨的行動發生着影響的事件真的是不勝枚舉，我不過是沒有讓人看出來罷了！令人震驚的諾曼底登陸之後沒有幾天，我們的新的報複性武器，這種事先已經被元首多次情真意切地滿心歡喜地提起過的武器，就開始一舉在西線的戰争舞台上粉墨登場了：這種自動炸彈是一種值得驚羨的戰鬥工具，發明這種工具的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的話，是絕對造不出它來的——這些無人駕駛的插着翅膀的毀滅使者們，它們，成群地從法國海岸線起飛，在南英格蘭上空爆炸濺落，而且，如果所說不全是謊言的話，真的會在短時間内給對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
然而，它們有能力防止那種本質性的轉變嗎？而為了用空中導彈幹擾和阻止入侵，這些必須的裝備就得及時完成，但命運卻沒有允許這樣的情形出現。
這期間還可以看到佩魯賈被占領的消息，這地方，就咱倆之間說說，可不能外傳，位于羅馬和佛羅倫薩之間；有人甚至已經開始私下議論那個完全撤離亞平甯半島的戰略計劃了——也許吧，為了抽出部隊去增援日趨疲弱的東線防禦戰，我們的戰士個個都願意被派到那裡去，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惜。
俄國人在那裡掀起一股進攻浪潮，他們轟轟烈烈地越過維捷布斯克，現在正向着明斯克，白俄羅斯的首府逼近，若是它被攻陷，那麼，正如我們私下裡紛紛議論的那樣，東邊可就真的是再也保不住喽！ 再也保不住喽！靈魂啊，不要去異想天開了！像我們這樣極端的、簡直就是獨一無二的可怕情況，如果大壩決堤的話——大壩其實就要決堤，那将會意味着什麼，而且，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們曾經非常在行地在我們周圍的民族中間所激起的那種深仇大恨，就将再也無法遏制得住了，請不要跟吃了豹子膽似的去作這樣的猜想了！雖然通過從空中摧毀我們的城市，德國早已變成了戰場；然而，一種始終驅之不散的想法卻是：德國可能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戰場，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和不能允許的，而我們的宣傳也特别警告敵人不要傷害我們的土地，神聖的德意志的土地，就像警告他們不要犯下一樁毛骨悚然的罪行一樣……神聖的德意志的土地！好像它身上還有什麼是神聖的似的，好像長時間的肆無忌憚的對法律的踐踏還沒有把它徹底玷污似的，好像它在道德上也同樣真的不會受到限制和懲罰似的。
那就讓它快來吧！别無希望，别無念想，别無所求。
那種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媾和的呼聲，那種繼續單方面反擊洶湧而至的薩爾瑪特人[2]的提議，那種放棄無條件繳械投降要求的要求，也就是說：去談判，而且還是和誰談判？一個政權居然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隻能是叫人翻白眼的胡鬧，因為這個政權不願意知道，而且直到今天似乎也仍然不知道，它已經受到譴責，它必須消失，背負着這樣的罵名——讓自己為世界所不容——讓我們，讓德國，讓這個帝國——我現在還要繼續說：讓德意志民族，讓德意志的一切都為世界所不容。
—— 這就是眼下我撰寫這部生平的背景。
我想，我應該再把這個背景給讀者作一個勾勒。
就我的叙述的背景本身而言，當我把我的叙述向前推進到那個時候的時候，我在這一章的開頭其實就已經先用“落入外人之手”這個措辭對它的特點進行過說明了。
“落入外人之手是很可怕的”，這個句子及其所表達的那種苦澀的真實，在那些崩潰和繳械投降的日子裡，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也常常讓我分外沉重：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德國男人，盡管我所受到的天主教傳統的熏陶使得我與世界的關系不乏某種世界主義色彩，然而，姑且先把這種色彩放在一邊不說，我另外對于我們民族的特殊性，對于我的國家在個人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特點，對于這個國家的思想觀念，以及這種思想觀念作為人性的斷裂，是如何一步步戰勝其他無疑也是享有同等權利的人性的變形而開始立足，并且，這種思想觀念又是如何隻有在獲得一定的外在威望的前提下，在一個正派誠實的國家的保護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凡此種種，我的感觸簡直是太深切了。
一場生死攸關的軍事失敗，其令人震驚的新穎之處就在于，通過一種，首先也是受語言制約的、外來的意識形态，通過對這種意識形态的聽之任之，來克服這種觀念，來對這種觀念進行有形的反駁，然而，又正是由于這種意識形态是外來的，所以，它顯然是不能給那個自身的本質帶來任何好處的。
這種恐怖的經曆是何滋味，上一次戰敗的法國人可是品嘗到了的，當時，他們的談判代表，為了使勝利者的條件提得不至于太苛刻，就對我們部隊進駐巴黎的那份光榮，lagloire[3]，給予十分高度的評價，可人家那位德國政客并不買賬，反而回敬他們說，法文裡的“光榮”一詞，或者随便什麼與之對應的詞，在我們的字典裡是找不到的。
那是1870年，法國議會當時在商讨此事時甚至是驚恐地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
議員們個個感到憂心忡忡，他們很想搞清楚，無條件地敗在一個不知光榮為何物的對手手下意味着什麼……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那種雅各賓加清教徒式的美德粗話已經推翻了那些“表示贊同的人們”的戰争宣傳，成為了通行的勝利語言，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就會想起上面那件事情來。
我認為同時得到了證實的是，從投降到純粹的退位和到作出這樣的提議：既然戰敗國那方面已是束手無策，那就請戰勝國隻管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接管它好了，這中間的距離其實并不遙遠。
這樣的躁動四十八年前的法國是很熟悉的，而我們現在對此也并不感到陌生。
然而，這樣的躁動正在遭到拒絕。
戰敗者終究逃脫不了必須對自己，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負責的義務，即便是有外來牽制的情況發生，那也隻是為了防止革命，防止舊的權威謝幕之後所爆發的填補真空的革命，不至于發展到連戰勝國的資産階級秩序都會一并受到威脅的極端地步。
因此，公元1918年，西方列強之所以停戰之後繼續維持封鎖，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德國的革命，不讓它偏離資産階
這個時期，正因為我恰好是在其間寫作的，所以，它必須協助我，在與世隔絕的寂靜中記錄這些回憶，它的肚子開始醜陋地膨脹起來，它的腹中正在孕育一場祖國的災難，而同這場災難相比，那時的失敗就隻能算是溫和的厄運，算是對一個錯誤行動的理性清算了。
同那種現在正高懸于我們頭頂之上的懲罰，同那種曾經降落到所多瑪與蛾摩拉
這種懲罰正在臨近，它的腳步早就不再能夠被阻擋——我不相信，還有什麼人會對此懷有絲毫疑慮。
有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擁有這種通過秘密方式獲得的毛骨悚然的——上帝幫幫我們吧！——認識的人絕不再僅限于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和我兩個人了。
可是，又始終沒有人敢于把這個認識說出口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幽靈般的事實。
因為，當少數幾個知情者不得不守口如瓶地和一大群迷惘的失去理智的人住在一起的時候，情況就已經是很陰森恐怖的了——我是這樣覺得的，如果所有的人其實都已經知道，但卻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緻保持沉默，而與此同時，一個人又可以從另一個人的躲閃的或者驚恐呆滞的眼睛裡讀到事實真相的話，那麼，這種恐怖就應該是快要結束的了。
我日複一日忠誠地，外表平靜、内心卻激動不已地努力讓自己去勝任這項為人著書立傳的工作，努力去賦予這種私密的和個人的東西以威嚴的形态，可謂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任憑外面的事情發生，任憑那屬于我的寫作所處的時代的事情發生。
法國人已經侵入了，這種可能性是早就得到認同了的——這是一項經過精心準備的技術和軍事成就，一流的，或者根本就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我們又不可以去冒險把我們的防禦力量全都集中在登陸的那一個點上，因為我們不能确定那個點是不是肯定就在猜中之列，會不會也有可能是在沒有猜中的地方出現别的出其不意的進攻，所以我們就更難去阻擋它了。
而就算你懷疑：就是在這裡，那麼，這種猜疑也是徒勞無益的和有害的。
沒過多久，上到淺灘上的部隊、坦克、大炮以及種種必需品越來越多，以至于我們再也沒有能力把它們全都重新扔進大海裡去了。
瑟堡，它的港口，正如我們可以信賴的那樣，在德國工程師所施展的高超技藝作用下全面報廢，根據那位發布命令的元帥暨海軍上将發來的英勇的電報所稱，它已經向元首繳械投降，另外，一場為争奪諾曼底城市卡昂的戰役也已經激烈地進行了好幾天了。
如果我們的擔憂還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這場戰鬥的本來目的其實已經是為了打開通往法國首都的道路：這個巴黎，新秩序已經規定它扮演歐洲遊樂園和妓院的角色，可是現在在那裡，抵抗運動又開始大膽擡頭，即使我們的國家警察及其法國工作人員通力協作也難以完全控制局面。
是的，對我的孤獨的行動發生着影響的事件真的是不勝枚舉，我不過是沒有讓人看出來罷了！令人震驚的諾曼底登陸之後沒有幾天，我們的新的報複性武器，這種事先已經被元首多次情真意切地滿心歡喜地提起過的武器，就開始一舉在西線的戰争舞台上粉墨登場了：這種自動炸彈是一種值得驚羨的戰鬥工具，發明這種工具的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的話，是絕對造不出它來的——這些無人駕駛的插着翅膀的毀滅使者們，它們，成群地從法國海岸線起飛，在南英格蘭上空爆炸濺落，而且，如果所說不全是謊言的話，真的會在短時間内給對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
然而，它們有能力防止那種本質性的轉變嗎？而為了用空中導彈幹擾和阻止入侵，這些必須的裝備就得及時完成，但命運卻沒有允許這樣的情形出現。
這期間還可以看到佩魯賈被占領的消息，這地方，就咱倆之間說說，可不能外傳，位于羅馬和佛羅倫薩之間；有人甚至已經開始私下議論那個完全撤離亞平甯半島的戰略計劃了——也許吧，為了抽出部隊去增援日趨疲弱的東線防禦戰，我們的戰士個個都願意被派到那裡去，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惜。
俄國人在那裡掀起一股進攻浪潮，他們轟轟烈烈地越過維捷布斯克，現在正向着明斯克，白俄羅斯的首府逼近，若是它被攻陷，那麼，正如我們私下裡紛紛議論的那樣，東邊可就真的是再也保不住喽！ 再也保不住喽！靈魂啊，不要去異想天開了！像我們這樣極端的、簡直就是獨一無二的可怕情況，如果大壩決堤的話——大壩其實就要決堤，那将會意味着什麼，而且，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們曾經非常在行地在我們周圍的民族中間所激起的那種深仇大恨，就将再也無法遏制得住了，請不要跟吃了豹子膽似的去作這樣的猜想了！雖然通過從空中摧毀我們的城市，德國早已變成了戰場；然而，一種始終驅之不散的想法卻是：德國可能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戰場，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和不能允許的，而我們的宣傳也特别警告敵人不要傷害我們的土地，神聖的德意志的土地，就像警告他們不要犯下一樁毛骨悚然的罪行一樣……神聖的德意志的土地！好像它身上還有什麼是神聖的似的，好像長時間的肆無忌憚的對法律的踐踏還沒有把它徹底玷污似的，好像它在道德上也同樣真的不會受到限制和懲罰似的。
那就讓它快來吧！别無希望，别無念想，别無所求。
那種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媾和的呼聲，那種繼續單方面反擊洶湧而至的薩爾瑪特人
—— 這就是眼下我撰寫這部生平的背景。
我想，我應該再把這個背景給讀者作一個勾勒。
就我的叙述的背景本身而言，當我把我的叙述向前推進到那個時候的時候，我在這一章的開頭其實就已經先用“落入外人之手”這個措辭對它的特點進行過說明了。
“落入外人之手是很可怕的”，這個句子及其所表達的那種苦澀的真實，在那些崩潰和繳械投降的日子裡，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也常常讓我分外沉重：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德國男人，盡管我所受到的天主教傳統的熏陶使得我與世界的關系不乏某種世界主義色彩，然而，姑且先把這種色彩放在一邊不說，我另外對于我們民族的特殊性，對于我的國家在個人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特點，對于這個國家的思想觀念，以及這種思想觀念作為人性的斷裂，是如何一步步戰勝其他無疑也是享有同等權利的人性的變形而開始立足，并且，這種思想觀念又是如何隻有在獲得一定的外在威望的前提下，在一個正派誠實的國家的保護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凡此種種，我的感觸簡直是太深切了。
一場生死攸關的軍事失敗，其令人震驚的新穎之處就在于，通過一種，首先也是受語言制約的、外來的意識形态，通過對這種意識形态的聽之任之，來克服這種觀念，來對這種觀念進行有形的反駁，然而，又正是由于這種意識形态是外來的，所以，它顯然是不能給那個自身的本質帶來任何好處的。
這種恐怖的經曆是何滋味，上一次戰敗的法國人可是品嘗到了的，當時，他們的談判代表，為了使勝利者的條件提得不至于太苛刻，就對我們部隊進駐巴黎的那份光榮，lagloire
那是1870年，法國議會當時在商讨此事時甚至是驚恐地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
議員們個個感到憂心忡忡，他們很想搞清楚，無條件地敗在一個不知光榮為何物的對手手下意味着什麼……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那種雅各賓加清教徒式的美德粗話已經推翻了那些“表示贊同的人們”的戰争宣傳，成為了通行的勝利語言，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就會想起上面那件事情來。
我認為同時得到了證實的是，從投降到純粹的退位和到作出這樣的提議：既然戰敗國那方面已是束手無策，那就請戰勝國隻管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接管它好了，這中間的距離其實并不遙遠。
這樣的躁動四十八年前的法國是很熟悉的，而我們現在對此也并不感到陌生。
然而，這樣的躁動正在遭到拒絕。
戰敗者終究逃脫不了必須對自己，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負責的義務，即便是有外來牽制的情況發生，那也隻是為了防止革命，防止舊的權威謝幕之後所爆發的填補真空的革命，不至于發展到連戰勝國的資産階級秩序都會一并受到威脅的極端地步。
因此，公元1918年，西方列強之所以停戰之後繼續維持封鎖，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德國的革命，不讓它偏離資産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