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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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

    與此同時,我心裡當然也十分清楚,讀者對于這些名字還一無所知,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物還遠未登場,而我現在就一股腦地把它們抖落出來讓讀者應接不暇,這确實是一個錯誤——一個顯然是嚴重的,因而也有可能讓人懷疑是故意犯下的錯誤。

    可是,即便是故意的,那又怎麼樣呢!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把這些沒有露面的人的名字提前拿到這裡抖落出來,實屬迫不得已而為之。

    —— 阿德裡安的并非為了旅行而旅行的格拉茨[10]之行,對于他的平靜的生活而言,着實意味着一次突破。

    另一個突破則是他和席爾德克納普結伴進行的海濱之旅,其收獲就是那部一個樂章的交響曲。

    而第三個這樣的例外現在又與此相關:這一次他是陪他的老師克雷齊馬爾去巴塞爾參加巴塞爾室内合唱團在馬丁教堂舉行的巴洛克宗教音樂演出,克雷齊馬爾将在這些演出中擔任管風琴師。

    人們可以聽到蒙特威爾第的《聖母頌》,弗雷斯科巴爾迪[11]的管風琴習作,卡裡西米[12]的一部清唱劇和布克斯特胡德的一首康塔塔。

    形形色色的“機密音樂”[13]是一種情緒音樂,是對荷蘭結構主義的回擊,它以令人驚異的人性的自由,通過大膽運用吟誦的表達方式來處理以《聖經》為内容的歌詞,同時在樂器的演奏上配以無所顧忌的描述性的姿态,這種音樂給萊韋屈恩留下了印象——這個印象非常強烈,非常持久;這種從蒙特威爾第身上所爆發出來的運用音樂手段的現代性,他的動感的畫面,他的加了附點的節奏、強調性的轉變、興奮的音型,他的側重用三度和六度平行線來記錄音樂的線譜,他的終止的移動、不斷加劇的過程、緊密進行的模仿、間奏的擴展、扣人心弦的總休止、頑強堅持的固定音型和節奏的重複,凡此種種,阿德裡安那時都曾多次通過書信和交談的方式向我提起,而後,他還多次跑到萊比錫圖書館去摘錄卡裡西米的《耶弗他》和許茨的《大衛王詩篇》。

    他後來的準宗教音樂《約翰啟示錄》和《浮士德博士》明顯受到了那種牧歌風格的影響,對于這一點,恐怕沒有人能夠視而不見吧?那種走向極緻的表現欲的自然力,連同知識分子對冷冰冰的秩序,對荷蘭人的旋律線所懷有的激情一道,在他的身上始終占據一個主導地位。

    換言之:熱和冷在他的作品裡并駕齊驅,偶爾地,在那些最具天才靈感的瞬間,它們會相互碰撞,嚴肅的對位為豐富的表情所感染,客觀冷靜會因為情感而臉紅,以至于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是一張正在燃燒的設計草圖,而這隻會更加增進我對那個惡魔的觀念的認識和了解,并持續不斷地讓我想起這張火光沖天的設計草圖,根據神話傳說,這張草圖是某人為科隆大教堂那位膽戰心驚的建築師畫到沙地上的。

     不過,阿德裡安第一次去瑞士和先前去濟爾特島之間存在着下述聯系。

    瑞士這個文化上十分活躍而又不受任何限制的小國不僅過去有,而且現在也有一個音樂藝術家協會,該協會舉辦各種活動,其中之一便是所謂的管弦樂隊(劇本)對台詞試排,即法文所說的“管弦樂隊釋讀”——這指的是:同時充當評審委員會的董事會讓國内交響樂隊中的一個及其指揮隻對專家而不對公衆試奏他們的作品,目的是為了給他們提供機會,傾聽他們的創作,積累經驗,讓他們的想象力接受音樂現實的教誨。

    這樣的一個作品朗誦會同巴塞爾的那場音樂會幾乎是同時進行,主辦者是瑞士法語區管弦樂團,地點在日内瓦,而文德爾·克雷齊馬爾也通過他的關系成功地讓阿德裡安的《海之光》——一個德國青年人的作品,這是一個例外——排上了節目單。

    這是阿德裡安根本沒有想到的;克雷齊馬爾讓他蒙在鼓裡并以此為樂。

    當他和他的老師一起乘車從巴塞爾去日内瓦參加試奏時,他甚至毫無覺察,而後,他的《牙根治療》随着安澤梅特先生的指揮棒響起,這部作品閃爍着表現主義的夜光,他本人并未把它看得很重,早在寫它的時候,他就沒有把它看得很重,因此,當人家對它進行批判性的上演時,他可真是有點如坐針氈了。

    謝天謝地,幸好在這樣的演出中完全排除了表示歡迎和不歡迎的可能性。

    他私下裡迎接着别人用法語和德語所作的贊揚、批評、指正、建議,無論是喜歡還是不滿,他均一概不去反駁。

    另外,也沒見他說過什麼人的好話。

    他和克雷齊馬爾一起在日内瓦、巴塞爾和蘇黎世大約呆了七八十天,此間他們和這些城市的藝術團體進行了短暫接觸。

    他恐怕并不十分讨人喜歡——同樣,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如何同他相處,如果有人向他要求和藹可親,希望同他加深了解并成為關系密切的朋友,那麼,他絕對是不會令人稱心如意的。

    個别的人偶爾也可能會被他的膽怯,會被籠罩着他的孤獨以及他的極為艱難的存在所感動,從而表示出充分理解——與其這樣,倒不如說我現在才知道,這種情況在當時就出現了,而我現在認為它是能夠給人以啟迪的。

    對于苦難具有強烈的感受力,具有入木三分的認識,在這方面,他們甚至超過了其他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如知識階層雲集的巴黎,這一點也同他們的古老城市的市民性格有一定的關系。

    這裡存在着一個秘密的連接點。

    另一方面,瑞士人對于德意志帝國人所懷有的那種藏而不露的疑慮在這裡遇到了德國人對于這個“世界”所懷有的一種特别的疑慮——同遼闊而強大的擁有着巨型城市的德意志帝國相比,這個彈丸之地的鄰國反而被人稱為“世界”,這或許有些離譜。

    然而,這也自有其無可辯駁的道理:這個中立的、說着多種語言的、深受法國影響的、西風盛行的瑞士,事實上真的要比北方的那個政治大國“世界”得多,排在歐洲的座次也要靠前得多,而在那個大國裡,“國際的”一詞早就是一句罵人的粗話,一股令人窒息的狂妄的地方主義毒化了那裡的空氣。

    我剛才已經說過阿德裡安内心的世界主義。

    不過,德意志的世界公民性恐怕始終是有别于世界性的,而我的朋友面對花花世界所有的卻隻是壓抑,他深深地感到自己不能融入其中。

    他比克雷齊馬爾提前幾天返回萊比錫,在這座顯然含有世界性的城市裡,世界性倒更像是個過客而非主人。

    在這座說起話來令人感到可笑的城市裡,他的自尊首先被欲望摸了一把:一種深深的觸動,一次如臨深淵的經曆,他沒有想到世界是這樣的深邃,而這次經曆,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他對于這個世界的恐懼。

     阿德裡安在萊比錫呆了整整四年半,在這期間,他沒有搬過家,一直住在他那位于彼得斯大街、離真福童貞女馬利亞協會樓不遠的兩居室裡,而且,那個“幻方”又被他固定在了那架小鋼琴的上方。

    他去學校聽哲學和音樂史講座,去圖書館看書、摘錄,把他的作曲練習拿去給克雷齊馬爾批改:一些鋼琴曲,一首弦樂“協奏曲”和一首為長笛、單簧管、中音單簧管和大管而寫的四重奏——我所說的這些作品盡管從未發表過,但卻都是為我當時所熟悉并且也都被保存了下來的。

    克雷齊馬爾所做的就是向他指出不足之處,建議他修改速度,讓表現僵硬的節奏變得活躍起來,使主題更為鮮明突出。

    他向他指出,中聲部陷入僵局,低音部停滞不前,沒有運動。

    他的手指指向一個過渡,這個過渡隻是一個外表的聯系而不是有機的結果,因而影響了結構的自然流暢。

    他告訴他的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