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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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因此，就政治目光的敏銳而言，托馬斯·曼不如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因為後者看到了前者所忽視的東西：“廣大的沒有受到人文思想文化熏陶的群衆的存在才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床。
”[20]
漢姆布格爾的意見是很有代表性的。
從《浮士德博士》發表以來至今，均不斷有研究者在持續關注隐藏于小說的這種心理學解釋模式後面的宿命論色彩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冷漠态度。
他們認為，由于小說傳遞出這樣一種信息，即“曆史仿佛是一種普遍的、強制性的必然結果，從而給人以一種解脫的感覺”，所以使得小說“在戰後的德國”受到“熱烈的歡迎”。
[21]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則是，日耳曼語言文學專家、現任柏林自由大學校長的阿爾特教授近年也重複了類似看法，認為《浮士德博士》通過叙述者在政治上所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的冷淡态度強化了那種“仿佛曆史是不可掌控的，是被黑暗勢力所控制着的”宿命論思想。
不僅如此，阿爾特教授在此基礎上還更進一步尖銳指出：“《浮士德博士》裡雖然談到德國人的命運，但卻沒有談到大屠殺。
猶太人物隻是以諷刺漫畫和扭曲變形的方式被表現為陰險地代表着前法西斯思想的狂熱主義分子布賴薩赫爾，以及必然服務于那種猶太人都是善于做生意的暴發戶和吹牛皮的空談家俗套的音樂經紀人費特爾貝格。
對于猶太民族的苦難，這個多聲部的文本沒有給出一個聲部，也沒有給出一個音區。
提請注意這一點，倒并不是要暗示那種‘反猶主義指責’，當年托馬斯·曼一聽到這種指責就立馬予以了反擊，而是要考慮到一個空白，這個空白似乎比叙述者蔡特布羅姆那帶有聖經色彩的熱烈比喻更加意味深長。
”[22]
五、蒙太奇技法及其副作用
文學蒙太奇是指把語言上﹑文體上和内容上來源完全不同﹑甚至是風格迥異的文本或文本部分并列﹑拼合在一起。
作家憑此技巧可以強化藝術的整體性意識，取得美學意義上的刺激與挑釁，讓讀者感到震驚，讓不同領域的真實同時得到體驗并通過連接各種不同的行為和意識層面來激發聯想。
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托馬斯·曼特别指出自己在《浮士德博士》中運用了“蒙太奇技術”[23]，并強調這種藝術手法的運用是他文學創作中的新東西。
而根據相關研究，托馬斯·曼的蒙太奇其實就是兩大類：把真人、真事和真實的環境植入小說和大量征引各類文獻，同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蒙太奇技法及其作用存在一定出入，但從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來講則又并非不可。
[24]
主人公阿德裡安·萊韋屈恩這個人物的組裝或合成性質就非常明顯，他主要由浮士德、勳伯格、尼采、多位梅毒藝術家乃至托馬斯·曼本人等的生平經曆及其與之相關的事件或作品組合而成，可被視為托馬斯·曼式蒙太奇手法運用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
關于浮士德、勳伯格，本文其他地方已經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贅述。
下面主要考察一下後面三個的情況。
首先，阿德裡安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幾站就同托馬斯·曼自身的經曆相符：如阿德裡安離開慕尼黑去羅馬，繼而又轉到帕萊斯特裡納，并在帕萊斯特裡納的那個石頭廳裡賣身投靠魔鬼，這裡正好也是托馬斯·曼當年創作自己的第一部人生之作的地方；而阿德裡安從帕萊斯特裡納返回德國時所下榻的吉澤娜旅館也就是托馬斯·曼當年從意大利返回時所住過的鄰近慕尼黑凱旋門的那同一家。
[25]其次，萊韋屈恩的故事中糅進了大量與尼采相關的生平故事和著作：萊韋屈恩和尼采一樣都在古老的德國小城長大，都受到新教文化熏陶，也都才華出衆，都是先上大學，然後又轉學去萊比錫；兩人也都是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感染梅毒，染病後又都經曆了一段旺盛的創作期，然後再進入腦軟化階段并最終成為精神病患者；此外，兩人還都請朋友代為求婚未果，而且兩人在患病期間都由母親照料，甚至兩人去世時的年齡（均為55歲）和日期（均在8月25日）竟然也是一模一樣。
除了精确到細節的經曆上的一緻外，尼采的絕大部分思想和觀念也都滲透到了小說的字裡行間。
[26]第三，萊韋屈恩身上也融入了發生在貝多芬、胡戈·沃爾夫、羅伯特·舒曼等著名音樂家身上的令人震驚的關于天才與疾病的故事。
1927年出版于倫敦的紐曼著《無意識的貝多芬》一書從疾病的視角來解讀貝多芬的生活和創作，此書引起托馬斯·曼極大關注，書中涉及貝多芬罹患梅毒的所有地方都被托馬斯·曼做了記号。
而另外一本同樣得到作者仔細研讀的由安東·辛德勒于1840年所著的《路德維希·範·貝多芬傳》也提到過下述情況：某種神秘疾病促使貝多芬去看過幾個醫生，但這些醫生卻出于種種奇特原因甚至沒有對他做過任何治療。
這個細節同小說第十九章阿德裡安感染梅毒後去找兩個大夫治病，卻都被神秘中斷治療的情形類似。
另外，托馬斯·曼也研讀過有關沃爾夫和舒曼的傳記及回憶錄，沃爾夫罹患梅毒、最後瘋死，舒曼據紐曼稱也是梅毒患者，其夫人克拉拉的回憶也說舒曼還常在夜間夢見魔鬼，而沃爾夫和舒曼兩人還都曾有過投水自盡未果的行為，等等，這些細節全都被複制到了阿德裡安的身上。
[27]
除小說主人公外，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幾乎全都能夠從托馬斯·曼個人和社會生活圈子中找到原型。
首當其沖的自然是托馬斯·曼的親人。
如市政議員夫人羅德太太身上就能找到一些托馬斯·曼生母尤莉娅·曼的音容笑貌。
羅德夫人和兩個女兒一起住在慕尼黑拉姆貝格大街，以及她後來脫離社交圈、隐退到鄉間的情節，都和托馬斯·曼的母親經曆一緻。
相比于生母的若隐若現，小他兩歲的大妹尤莉娅和小他六歲的二妹卡拉的悲劇性人生則被托馬斯·曼公然安在了羅德夫人的女兒克拉麗莎和伊涅絲身上。
他的這倆妹妹都是自殺，尤其是卡拉的人生經曆與悲慘結局幾乎和小說中人物克拉麗莎完全吻合。
好在母親和兩個妹妹在小說發表時都早已作古，托馬斯·曼倒也無須顧慮家人願意與否。
然而，對于活着的人而言，卻也并非全都樂見自己或跟自己相關的人成為作者文學加工的對象。
例如，阿德裡安最鐘愛、但卻不幸被病魔奪去生命的外甥艾肖，其原型就是托馬斯·曼自己可愛的小孫子弗利多，盡管做了很多改裝和拔高處理，但一緻性的地方依舊非常明顯，以至于托馬斯·曼本人都不免擔心兒媳婦看到後會不高興。
[28]
不管怎樣，自己家裡人總歸好辦一些。
倘若涉及的是朋友和熟人，情況就會變得複雜起來。
如果純是正面或中性塑造，倒也無妨，如托馬斯·曼在小說第八章中就特地以特奧多·魏森格倫德·阿多諾姓名中的一個名字“魏—森—格倫德”（字面意思為“河邊草地”）來解釋一個由三個音符組成的音樂動機，以此向阿多諾表示敬意。
[29]然而，如果是負面的塑造，麻煩自然難以避免，如勳伯格就對作者把他的十二音技巧和萊韋屈恩這個病态人物乃至德國納粹主義扯上邊深為不滿，感覺自己受到攻擊和影射，因而反應激烈，甚至發出抗議。
[30]又如，萊韋屈恩的朋友、英語語言文學專家和作家席爾德克納普，其原型為自1906年起就和作者交好的詩人與翻譯家漢斯·萊西格爾，作者也是相當忠實于生活地把人家直接植入小說當中，充當一個雖則幽默、讨人喜歡，但卻耽于幻想、毫無責任感的人物。
盡管未用真名，可外形描寫之詳細準确，隻要是熟悉内情的人，沒有猜不中的。
為此，托馬斯·曼直到多年以後才得到原諒。
同樣為人所诟病的還有托馬斯·曼在刻畫不道德且有雙性戀傾向的施維爾特費格這個人物形象時對原型所進行的近乎诽謗性的加工處理。
[31]
總之，把真人真事直接嫁接到小說的情節和人物身上，固然可以引發為作家所期盼的那種“真假難辯”[32]、虛實不分的奇功妙效，但也很容易導緻誤會，例如《浮士德博士》至今仍被一部分人當作“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說”[33]來解讀便是明證，盡管它其實更應該被譽為“旁征博引的藝術傑作”[34]才是。
六、版本和語言 小說的寫作雖然結束于1947年1月29日，但實際交稿給出版社和英文翻譯的日期則是1947年2月5日，這期間托馬斯·曼又進行了一些修改和完善。
1947年10月小說出版，并于一個月之内就出版了兩次。
然而，這兩次首版甫一問世，作者卻又
”
從《浮士德博士》發表以來至今，均不斷有研究者在持續關注隐藏于小說的這種心理學解釋模式後面的宿命論色彩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冷漠态度。
他們認為，由于小說傳遞出這樣一種信息，即“曆史仿佛是一種普遍的、強制性的必然結果，從而給人以一種解脫的感覺”，所以使得小說“在戰後的德國”受到“熱烈的歡迎”。
不僅如此，阿爾特教授在此基礎上還更進一步尖銳指出：“《浮士德博士》裡雖然談到德國人的命運，但卻沒有談到大屠殺。
猶太人物隻是以諷刺漫畫和扭曲變形的方式被表現為陰險地代表着前法西斯思想的狂熱主義分子布賴薩赫爾，以及必然服務于那種猶太人都是善于做生意的暴發戶和吹牛皮的空談家俗套的音樂經紀人費特爾貝格。
對于猶太民族的苦難，這個多聲部的文本沒有給出一個聲部，也沒有給出一個音區。
提請注意這一點，倒并不是要暗示那種‘反猶主義指責’，當年托馬斯·曼一聽到這種指責就立馬予以了反擊，而是要考慮到一個空白，這個空白似乎比叙述者蔡特布羅姆那帶有聖經色彩的熱烈比喻更加意味深長。
”
作家憑此技巧可以強化藝術的整體性意識，取得美學意義上的刺激與挑釁，讓讀者感到震驚，讓不同領域的真實同時得到體驗并通過連接各種不同的行為和意識層面來激發聯想。
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托馬斯·曼特别指出自己在《浮士德博士》中運用了“蒙太奇技術”
而根據相關研究，托馬斯·曼的蒙太奇其實就是兩大類：把真人、真事和真實的環境植入小說和大量征引各類文獻，同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蒙太奇技法及其作用存在一定出入，但從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來講則又并非不可。
關于浮士德、勳伯格，本文其他地方已經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贅述。
下面主要考察一下後面三個的情況。
首先，阿德裡安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幾站就同托馬斯·曼自身的經曆相符：如阿德裡安離開慕尼黑去羅馬，繼而又轉到帕萊斯特裡納，并在帕萊斯特裡納的那個石頭廳裡賣身投靠魔鬼，這裡正好也是托馬斯·曼當年創作自己的第一部人生之作的地方；而阿德裡安從帕萊斯特裡納返回德國時所下榻的吉澤娜旅館也就是托馬斯·曼當年從意大利返回時所住過的鄰近慕尼黑凱旋門的那同一家。
除了精确到細節的經曆上的一緻外，尼采的絕大部分思想和觀念也都滲透到了小說的字裡行間。
1927年出版于倫敦的紐曼著《無意識的貝多芬》一書從疾病的視角來解讀貝多芬的生活和創作，此書引起托馬斯·曼極大關注，書中涉及貝多芬罹患梅毒的所有地方都被托馬斯·曼做了記号。
而另外一本同樣得到作者仔細研讀的由安東·辛德勒于1840年所著的《路德維希·範·貝多芬傳》也提到過下述情況：某種神秘疾病促使貝多芬去看過幾個醫生，但這些醫生卻出于種種奇特原因甚至沒有對他做過任何治療。
這個細節同小說第十九章阿德裡安感染梅毒後去找兩個大夫治病，卻都被神秘中斷治療的情形類似。
另外，托馬斯·曼也研讀過有關沃爾夫和舒曼的傳記及回憶錄，沃爾夫罹患梅毒、最後瘋死，舒曼據紐曼稱也是梅毒患者，其夫人克拉拉的回憶也說舒曼還常在夜間夢見魔鬼，而沃爾夫和舒曼兩人還都曾有過投水自盡未果的行為，等等，這些細節全都被複制到了阿德裡安的身上。
首當其沖的自然是托馬斯·曼的親人。
如市政議員夫人羅德太太身上就能找到一些托馬斯·曼生母尤莉娅·曼的音容笑貌。
羅德夫人和兩個女兒一起住在慕尼黑拉姆貝格大街，以及她後來脫離社交圈、隐退到鄉間的情節，都和托馬斯·曼的母親經曆一緻。
相比于生母的若隐若現，小他兩歲的大妹尤莉娅和小他六歲的二妹卡拉的悲劇性人生則被托馬斯·曼公然安在了羅德夫人的女兒克拉麗莎和伊涅絲身上。
他的這倆妹妹都是自殺，尤其是卡拉的人生經曆與悲慘結局幾乎和小說中人物克拉麗莎完全吻合。
好在母親和兩個妹妹在小說發表時都早已作古，托馬斯·曼倒也無須顧慮家人願意與否。
然而，對于活着的人而言，卻也并非全都樂見自己或跟自己相關的人成為作者文學加工的對象。
例如，阿德裡安最鐘愛、但卻不幸被病魔奪去生命的外甥艾肖，其原型就是托馬斯·曼自己可愛的小孫子弗利多，盡管做了很多改裝和拔高處理，但一緻性的地方依舊非常明顯，以至于托馬斯·曼本人都不免擔心兒媳婦看到後會不高興。
倘若涉及的是朋友和熟人，情況就會變得複雜起來。
如果純是正面或中性塑造，倒也無妨，如托馬斯·曼在小說第八章中就特地以特奧多·魏森格倫德·阿多諾姓名中的一個名字“魏—森—格倫德”（字面意思為“河邊草地”）來解釋一個由三個音符組成的音樂動機，以此向阿多諾表示敬意。
盡管未用真名，可外形描寫之詳細準确，隻要是熟悉内情的人，沒有猜不中的。
為此，托馬斯·曼直到多年以後才得到原諒。
同樣為人所诟病的還有托馬斯·曼在刻畫不道德且有雙性戀傾向的施維爾特費格這個人物形象時對原型所進行的近乎诽謗性的加工處理。
六、版本和語言 小說的寫作雖然結束于1947年1月29日，但實際交稿給出版社和英文翻譯的日期則是1947年2月5日，這期間托馬斯·曼又進行了一些修改和完善。
1947年10月小說出版，并于一個月之内就出版了兩次。
然而，這兩次首版甫一問世，作者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