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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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創作中,以歌德的悲劇《浮士德》最為著名。

     如果說歌德的《浮士德》呈現的是資産階級上升時期努力不懈的巨人形象并以救贖結尾,那麼,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呈現的則是資産階級沒落時期的病人形象并以解體告終。

    根據多年以來的相關研究[11],托馬斯·曼筆下的這位披着現代音樂家外衣的浮士德可以被看作是對1587年古老的《浮士德博士民間故事書》(以下簡稱《民間故事書》)的某種回歸,托馬斯·曼在創作時主要是以施皮斯的這本《民間故事書》為藍本,如果把二者進行比對,可以發現很強的類比性:主人公阿德裡安和老浮士德一樣都是農家子弟,都上了大學,都是先學神學,而後才改學所謂不大正經的專業。

    兩人都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約定的期限都為二十四年,而在這一期限内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先後順序也都是彼此吻合:《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用自己的鮮血和魔鬼簽約,阿德裡安則于1906年通過感染梅毒讓病菌進入自己的血液;《民間故事書》裡魔鬼能以各種面目現身,小說裡魔鬼則于1911年在帕萊斯特裡納現身;《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在簽約的第八年上天入地,阿德裡安則在1913年潛入深海并大談特談宇宙奇觀;《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在簽約的第十六年去朝聖,阿德裡安則在1924年去了托爾納夫人的莊園;《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在簽約的第十七年又同魔鬼簽了第二個條約,阿德裡安則在1923年接待了猶太音樂掮客費特爾貝格的來訪;《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在簽約的第十九和二十年開始有豔遇,阿德裡安則在1925-26年開始認識和喜歡瑪麗·戈多;《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在簽約的第二十三年和海倫生了一個兒子,小說裡阿德裡安的外甥艾肖于1928年來他這裡作客;《民間故事書》裡浮士德在簽約的第二十四年作告别辭,小說裡的阿德裡安則在1930年作道别辭。

     除了人物成長和情節結構上的類同,《民間故事書》中的一些專有名詞如地名“普菲弗爾林”、“羅姆岡”、老浮士德的狗的名字“普賴斯提吉阿爾”也都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小說裡,至于直接引用和文體風格上的借用就更是不勝枚舉了。

    這些素材和其他來源的素材一道,通過作者的巧妙穿插與組合,共同行使着建立關系、制造暗示、激發聯想和營造氛圍的功能。

     三、一個德國的譬喻 托馬斯·曼如此精心布局,自有其深刻意圖,正如他在《浮士德博士》創作過程中于1945年所完成的政論文章,同時也是解讀小說的最重要文獻《德國和德國人》中所特别強調的那樣:“浮士德的魔鬼在我看來是一個很德意志的形象,和它結盟,賣身投靠魔鬼,用犧牲靈魂得救去換來一個期限以獲取全部寶藏和世界大權,在我看來,這都是同德意志天性特别接近的一些東西。

    一個孤獨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一個坐在自己陋室裡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他出于享受世界和統治世界的渴望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就在今天,看到德國以這種面目示人,就在德國名副其實地去見了鬼的今天,可不全然就是正當時麼?”[12]在這篇文章中,托馬斯·曼還認為有必要糾正浮士德傳說中的一個“錯誤”,即有必要把浮士德和音樂聯系起來,“浮士德必須是個音樂家”,因為“音樂是具有魔性的領域。

    ”[13]由此,一個同浮士德的魔鬼結盟的音樂家的生平故事便超越了其個體的意義範疇,被賦予了能夠代表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發展成長曆程的示範性。

    在這個意義上,《浮士德博士》就成為一個德國的譬喻。

     從小說的形式和結構來看,《浮士德博士》從同魔鬼結盟的藝術家小說躍升為具有普遍示範意義的德國小說具體是通過專門設置一個名叫塞雷奴斯·蔡特布羅姆的叙述者來實現的。

    正是這位哲學博士,古代語文學家,中學教師,萊韋屈恩的發小和最忠實的朋友,在1943年5月到1945年5月,也就是納粹德國走向覆亡的最後兩年,提筆寫下并完成了音樂家萊韋屈恩的生平故事。

    通過這位叙述者以第一人稱我的方式所進行的講述,萊韋屈恩的一生和納粹德國的崩潰之間發生多重錯綜複雜的類比性關聯。

     全書由四十七章組成,其間叙述者蔡特布羅姆的思緒時不時地便會從正在講述的朋友的過去飄回自己身臨其境的當下。

    尤其是當叙述過半,也就是在過了内容為主人公于幻覺中和魔鬼相遇并進行長談的第二十五章之後,阿德裡安過去的生活開始越來越多地穿插進充斥着“時代的恐怖”(666)的當代和險象環生的時局。

    從第二十六章起,小說後半部幾乎章章都穿插了有關第三帝國一步步走向滅亡的時事報道。

    而更為耐人尋味的則是,藝術家小說和德國小說之前始終是平行展開,隻是到了全書末尾緊接萊韋屈恩葬禮的最後一段,一直藏而不露的作者才第一次意味深長地将二者的内在關聯特别挑明:“德國,它的面頰現出肺病患者的潮紅,它那時正陶醉在放蕩的凱旋的巅峰,正準備借助一個條約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為它可以守約,它于是用它的鮮血簽署了這個條約。

    今天,它正在傾覆,它已經被惡魔纏身,它的一隻眼睛被它的一隻手蒙住,它的另一隻眼睛在盯着恐怖發呆,它每況愈下,從絕望走向絕望。

    它會在什麼時候抵達那深淵的底部呢?什麼時候才會否極泰來,從最後的絕望中生發出一個超越信仰、承載希望之光的奇迹呢?一個孤獨的男人正在這裡雙手合十地祈禱:願上帝寬恕你們可憐的靈魂吧,我的朋友,我的祖國。

    ”(674) 不是直接講述阿德裡安的生平,而是專門安排一個人來講,這是托馬斯·曼在小說形式方面所堅持的一個基本思想。

    托馬斯·曼希望通過這樣一個較為健康明朗的叙事者來平抑小說内容的過于陰森病态。

    事實上,蔡特布羅姆不僅是叙述者,同時也是重要的男二号。

    蔡特布羅姆青年時代持民族主義思想,認為德國“突破”(412)成為世界大國是值得追求的宏偉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主的、人道主義的基本信仰才開始逐漸在蔡特布羅姆身上占據上風。

    前法西斯的慕尼黑克利德威斯圈子的反共和思想及其讨論,蔡特布羅姆也是以一種搖擺模糊的态度參加。

    在第三帝國,他的自由主義雖使他免受反猶主義幹擾,卻并不能完全令他和沙文主義的各種變種劃清界限。

    托馬斯·曼在對蔡特布羅姆這個人物進行塑造時,雖然也融入自身思想發展的相關成份,但更多的還是嘗試把他塑造為一種人道主義的代表。

    不過,正如有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這僅是一種局限于被動反抗的人道主義,并不具備旗幟鮮明的道德使命感,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叙述者放棄在政治上明确表态,如1944年春炸毀出版社區的盟軍對萊比錫的空襲是否應該,蔡特布羅姆用的便是“不敢對此妄加判定”(340)的回避策略。

    [14]通過這個人物,德國有教養的文化市民和所謂知識精英在政治上的軟弱和道德上的無助顯露無遺。

     四、德國曆史災難的心理學解釋 托馬斯·曼認為德國的命運是一種受到詛咒的命運。

    在1945年完成的《德國和德國人》這篇政論文章中,托馬斯·曼大談“德意志‘内心性’的曆史”[15],大談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試圖對德意志精神的堕落與納粹主義興起之間的聯系給予一個以文化批評為出發點的心理學的解釋。

    托馬斯·曼在文中同時還以一個德國的“辯護士”[16]形象出現。

    托馬斯·曼對于自己不顧當時嚴峻時局仍然為德國說話的後果是很清楚的,在《德國與德國人》的開篇他便直言不諱地這樣點明道:“鑒于這個不幸的民族對世界幹下的難以啟齒的傷害,純粹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對象,這恐怕會給人造成幾乎是不道德的印象。

    ”[17]盡管如此,他還是服從了自己内心的召喚,選擇了為自己的出身辯護:“德國的不幸究其實根本就隻是生而為人的悲劇的範例而已。

    德國如此迫切需要的恩寵,我們大家全都需要。

    ”[18] 《浮士德博士》借助浮士德和音樂這兩個最能象征德意志的形象來探讨導緻德國曆史災難的原因,可以說就是上述這種心理學解釋模式的文學翻版。

    小說裡的兩個重要人物蔡特布羅姆和萊韋屈恩都是對德國的譬喻性的拟人化,前者代表陳腐而軟弱的文化庸人,後者則代表天才而冷酷的藝術家,兩者均象征着同一個遭遇了魔鬼的德國。

    [19] 托馬斯·曼的這種心理學解釋模式盡管不無洞見,盡管不乏許多具有啟發意義的認識,卻也同時不免會導緻重重矛盾,甚至是錯誤和站不住腳的東西。

    最早對此提出批評的評論家之一凱特·漢姆布格爾就認為,托馬斯·曼從音樂的魔性力量中,從德國人的不問政治的内心性中推導出萊韋屈恩的命運,在《浮士德博士》中對魔鬼的沉迷超過一切理性,這勢必給人造成一種政治理性面對納粹政權毫無辦法,樂觀向上的人道主義并不能抗衡一個惡毒和野蠻的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