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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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皆大歡喜的結尾,裡面充滿了細緻入微的描寫和極為貼切的比喻,也充滿了詞藻華麗的段落,其中的用詞部分是因為單詞本身的發音。

    事實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說《緬甸歲月》就相當接近那種風格,那是我在三十歲時寫的,但立意在之前很久就開始了。

     我給出了所有背景方面的信息,因為我認為人們在一點也不了解某個作家早期發展過程的情況下,不可能了解他的寫作動機。

    他的寫作主題由其所處的時代而決定——至少在我們目前這個喧嚣和變革的時代是如此——然而在動筆前,他會形成一種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遠不可能完全與之脫離的。

    當然,他有一樣工作要做,就是控制自己的性情,避免糾纏在某一不成熟的階段,或者陷入某種不正常的情緒。

    但是,如果完全脫離早期所受的影響,他就會扼殺自己的寫作沖動。

    暫不論謀生需要,我認為寫作有四種最重要的動機,至少對非詩歌寫作而言是如此。

    這些動機在每位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據他生活的外部環境,所占比例也會時時變動。

    它們是: 純粹的個人主義。

    渴望顯得聰明、被談論、死後被記着、報複在你童年時怠慢過你的成年人等等。

    裝做個人主義不是動機或者很強的動機,那是欺人之談。

    在此特點上,作家跟這些人有相通之處: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律師,戰士,商界成功者——簡而言之,是人類中的全體精英。

    人類中的大多數并非很自私。

    一過三十歲左右,他們幾乎完全放棄了作為個人的感覺——主要為了别人活着,要麼在苦差中壓得喘不過氣來。

    但還有另外少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他們決心一輩子到頭為自己生活,作家就屬于這類人。

    至于嚴肅作家,我要說總體而言,他們比記者更自負,更以自我為中心,盡管他們對金錢的興趣要少一些。

     美學熱情。

    即對外部世界之妙處的感知,或者另一方面,對詞語以及它們恰到好處排列的美感上的認知;對于一個發音對另一個發音的影響,或是好文字的精當,或是好小說的節奏給人的愉悅;渴望跟别人分享本人認為很有價值、不容錯過的一段經曆。

    美學沖動在很多作家身上很不明顯,但即便是個小冊子作者或者教科書作者,也會有些喜歡用的詞,這些詞為他所偏愛,并非出自實用方面的原因;要麼他可能對印刷樣式、邊緣寬度等等有強烈的偏愛。

    除了鐵路時刻表之類,沒有哪本書完全排除了美學考慮。

     曆史沖動。

    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來面目,發現真相并将其載存,以供後來者使用。

     政治目的——此處的“政治”是最廣義上的含義。

    即渴望将世界向某一方向推動,改變人們應該努力實現的那種社會的概念。

    同樣,沒有哪本書完全無政治傾向。

    那種藝術應與政治無關的觀點本身即為一種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這些不同沖動一定互相争鬥,而且一定會在不同人身上在不同時候波動不已。

    從本性上說——把“本性”當做剛踏入成人時具有的狀态——我是個前三種動機大于第四種動機的人。

    在和平年代,我可能隻會寫些文字絢麗或者單純描寫性的書本,也可能幾乎從來意識不到自己所持的政治信念。

    的确,我曾經不得不成為類似小冊子作者的人。

    一開始,我在不合适的職業上花了五年(駐緬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後我經曆了貧困,有過失敗的感覺。

    這些增強了我對權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而在緬甸的工作讓我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認識。

    然而這些經曆不足以讓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傾向。

    然後就出現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戰等等。

    到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未能做出明确決定。

    我記得當時寫了首小詩,表達了我的兩難心态。

     我也許會當個快樂的牧師, 活在兩百年前, 就不變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樹長高; 但是生在,唉,極壞的時代, 我錯過了那個适意的避風港, 因為我的上唇長出了胡須, 而教士們的臉都刮得光光。

     後來的日子仍是不錯, 我們曾是如此易于高興, 我們把煩心事輕輕放下, 置于樹冠之中。

     我們曾不以無知為恥, 歡樂如今卻被我們掩飾; 蘋果樹枝上的黃鹂鳥 就能讓我的敵人戰栗。

     可是姑娘的腰腹和杏林, 樹蔭下溪流裡的斜齒鳊, 馬匹,破曉時争鬥的鴨子, 所有這些都成了泡影。

     禁止再次做夢; 我們把歡樂粉碎或是藏起; 馬匹是由不鏽鋼所造, 由矮個胖男人把它們騎。

     我就是那條永遠不動的蚯蚓, 一個無後宮可以逞威的宦官; 像尤金·亞拉姆[6]一樣走在 牧師和政委[7]兩人中間; 政委正給我算命, 收音機在響着, 而牧師保證我會有輛奧斯汀牌小汽車, 因為克已奉公[8]總有收獲 我夢見住在大理石廳 醒來後發現竟是真的 我生在如今可謂不逢時 史密斯呢?瓊斯[9]呢?你呢? 西班牙内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所發生的事改變了态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

    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那種以為可以回避寫這些題材的意見在我看來是無稽之談。

    每個人都以這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