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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方式寫它們，無非是簡單選擇何種立場和用什麼方式寫的問題。
一個人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傾向，就越可能達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犧牲自己在美學和思想上的誠實的目的。
過去全部十年裡，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
我的出發點總是有感于黨派偏見和不公。
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
”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
我最初關心的，就是讓人們聽到我的意見。
但如果同時沒有一種美學感受，我就不會寫一本書，甚或為雜志寫一篇長文。
任何人如果有心詳細讀一下我寫的東西，就會發現即使是純粹的宣傳，其中還是包括很多一個全職的政治家會認為跟主題無關的東西。
我不能也不願意完全抛棄我自孩提時期開始形成的世界觀。
隻要我活着，就會繼續追求文字上的風格，繼續熱愛大自然，繼續樂于欣賞那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以及星星點點的無用信息。
我想壓制自己的這種天性是徒勞的。
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惡感與時代強加給我們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衆的、非個體的活動相調合。
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結構及語言的難題，而且以新的方式引出了真實性的難題。
我可以舉例說明出現的基本困難。
我那本關于西班牙内戰的書《向加泰羅尼亞緻敬》的确是政治性作品，但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超脫心态和體例上的考慮寫成的。
我确實很努力地想在裡面說清全部事實，又不與我的文學本能相悖。
但除了别的，這本書中還包括篇幅很長的一章，裡面全是引用報紙上的片段之類，是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辯護的，他們被指控陰謀串通佛朗哥。
很明顯，再過一兩年，任何普通讀者都會對這樣一章失去興趣。
這必定将毀了這本書。
一個我所尊敬的評論家給我上了一課：“你幹嗎要把那些玩意兒放進去？”他說：“你把本來不錯的一本書變成了新聞報道。
”他說得不錯，可我隻能這麼做。
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隻有極少數人有條件知道這一點。
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就可能永遠也不會寫那本書。
這個問題還會以種種方式一再出現，而語言方面的問題與之相比更為微妙，讨論起來也需要太長時間。
我隻是要說近幾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寫得不那麼栩栩如生，更追求準确性。
不管怎樣，我發現當你已經完美地形成任何一種寫作風格時，你總是已經超越了這種風格。
《動物農場》是第一本對自己寫作意圖有完全清醒的認識，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藝術目的的書。
我有七年時間沒寫過長篇小說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來再寫一部。
它注定會失敗，每本書都會失敗，但我對要寫什麼樣的書則多少已經心中有數。
回頭看看前面的一兩頁，我看到似乎我的寫作動機完全出自于熱心公衆利益，我不想讓這成為别人對我的最終印象。
凡是作家都自負自私，也是懶惰的，在他們各種寫作動機的根子裡面，還存在一個謎團。
寫作是場可怕的、令人疲憊不堪的掙紮，就像很長一段時間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
如果不是為某種他既無力抵抗又無法理解的魔鬼所驅使，他永遠不會做起這樣一件事。
就人們所知，這隻不過跟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一樣屬于一種本能。
但同樣正确的是，除非他不停奮力消除自己的個性，否則就寫不出任何具有可讀性的東西。
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
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說出我的幾種動機裡哪種最強，但我知道哪一種值得遵循。
回頭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時，寫出來的書總無一例外地沒有生氣，蛻化成華而不實的段落、無意義的句子和裝飾性形容詞，而且總的說來，是自欺欺人之作。
1946年[1]像“speakwrite”這樣的複合詞當然也存在于A類詞彙中，但這些隻不過是為了方便起見的縮寫，并沒有意識形态色彩。
——原注[2]基欽納（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所乘巡洋艦觸雷沉沒而死。
[3]主要指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的英國文學風格。
[4]阿裡斯托芬：古希臘詩人、喜劇作家，有“喜劇之父”之稱。
[5]“hee”（他）是“he”的古體寫法。
[6]尤金·亞拉姆（1704——1759）：英國哲學家，自學成才的語言學家。
他第一個發現克爾特人的語言與歐洲大陸某些語言的關系。
1758年，他正在編纂克爾特語詞典時，他14年前謀殺一位朋友的罪行敗露，因此被判處絞刑。
[7]指蘇聯時期的政治委員。
[8]原文為“ForDuggiealwayspays”，其中的Duggie似應指法國法學家萊昂·狄骥，他強調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幾乎排斥了個人的權利。
其理論曾為德國法西斯所采用。
[9]此處提到的人名是英國常見人名，類似于說張三李四。
一個人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傾向，就越可能達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犧牲自己在美學和思想上的誠實的目的。
過去全部十年裡，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
我的出發點總是有感于黨派偏見和不公。
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
”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
我最初關心的，就是讓人們聽到我的意見。
但如果同時沒有一種美學感受，我就不會寫一本書，甚或為雜志寫一篇長文。
任何人如果有心詳細讀一下我寫的東西，就會發現即使是純粹的宣傳，其中還是包括很多一個全職的政治家會認為跟主題無關的東西。
我不能也不願意完全抛棄我自孩提時期開始形成的世界觀。
隻要我活着，就會繼續追求文字上的風格，繼續熱愛大自然，繼續樂于欣賞那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以及星星點點的無用信息。
我想壓制自己的這種天性是徒勞的。
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惡感與時代強加給我們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衆的、非個體的活動相調合。
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結構及語言的難題，而且以新的方式引出了真實性的難題。
我可以舉例說明出現的基本困難。
我那本關于西班牙内戰的書《向加泰羅尼亞緻敬》的确是政治性作品，但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超脫心态和體例上的考慮寫成的。
我确實很努力地想在裡面說清全部事實，又不與我的文學本能相悖。
但除了别的，這本書中還包括篇幅很長的一章，裡面全是引用報紙上的片段之類，是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辯護的，他們被指控陰謀串通佛朗哥。
很明顯，再過一兩年，任何普通讀者都會對這樣一章失去興趣。
這必定将毀了這本書。
一個我所尊敬的評論家給我上了一課：“你幹嗎要把那些玩意兒放進去？”他說：“你把本來不錯的一本書變成了新聞報道。
”他說得不錯，可我隻能這麼做。
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隻有極少數人有條件知道這一點。
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就可能永遠也不會寫那本書。
這個問題還會以種種方式一再出現，而語言方面的問題與之相比更為微妙，讨論起來也需要太長時間。
我隻是要說近幾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寫得不那麼栩栩如生，更追求準确性。
不管怎樣，我發現當你已經完美地形成任何一種寫作風格時，你總是已經超越了這種風格。
《動物農場》是第一本對自己寫作意圖有完全清醒的認識，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藝術目的的書。
我有七年時間沒寫過長篇小說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來再寫一部。
它注定會失敗，每本書都會失敗，但我對要寫什麼樣的書則多少已經心中有數。
回頭看看前面的一兩頁，我看到似乎我的寫作動機完全出自于熱心公衆利益，我不想讓這成為别人對我的最終印象。
凡是作家都自負自私，也是懶惰的，在他們各種寫作動機的根子裡面，還存在一個謎團。
寫作是場可怕的、令人疲憊不堪的掙紮，就像很長一段時間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
如果不是為某種他既無力抵抗又無法理解的魔鬼所驅使，他永遠不會做起這樣一件事。
就人們所知，這隻不過跟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一樣屬于一種本能。
但同樣正确的是，除非他不停奮力消除自己的個性，否則就寫不出任何具有可讀性的東西。
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
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說出我的幾種動機裡哪種最強，但我知道哪一種值得遵循。
回頭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時，寫出來的書總無一例外地沒有生氣，蛻化成華而不實的段落、無意義的句子和裝飾性形容詞，而且總的說來，是自欺欺人之作。
1946年
——原注
他第一個發現克爾特人的語言與歐洲大陸某些語言的關系。
1758年，他正在編纂克爾特語詞典時，他14年前謀殺一位朋友的罪行敗露，因此被判處絞刑。
其理論曾為德國法西斯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