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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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稱号相稱的高度。

    ”又要吵起來了,賀家彬不願。

    他接着說下去,“第二,指責我立場有問題。

    我對何婷說:‘請你說具體一點,别扣大帽子。

    ’ “她說:‘你是不是說過,每人漲五級工資也不算多,國家欠了人民的賬。

    你這是站在什麼立場說話?’ “我說:‘每個人應該漲五級工資的話我不記得說過沒有,但我以為每個人都應該漲工資,不漲,國家是欠了賬的。

    ’ “她說:‘國家現在有困難呀,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這和困難不困難有什麼關系?我指的是有人在調整工資的工作中起消極作用,比方說你。

    ’ “‘我?’她本來是想給我扣帽子的,沒想到我又給她甩了回去。

    她根本不明白我的話,一雙眉毛挑得老高。

    說:‘我能怎麼辦,我又不是國家總理?’ “‘很簡單,你可以把漲工資這件事搞得更合理一些。

    根據提工資的條件,羅海濤不應該漲,群衆明明沒提他。

    小溫應該漲,群衆一緻同意,可是你把小溫的名字抹了下來,硬把羅海濤提了上去。

    同志們有意見,你還說大家串通好了給組織出難題。

    你不承認你把事情攪和得亂上加亂了嗎?’ “她急眼了。

    使勁兒地拍桌子,說:‘現在我們要考慮你的黨員資格問題。

    ’ “我說:‘你别拿這個問題威脅人,這個賬你得記上,你今天給我拍了桌子。

    你憑什麼給我拍桌子?我是國家機關的幹部,不是你家的小聽差,你給我耍态度是不對的。

    ’ “她又給我告到馮效先那裡。

    馮效先批評我:‘你和處長記賬可不好,你不應該和何婷同志吵架、頂嘴。

    即使她不對,她也是領導,這裡面有個對組織的态度問題。

    ’ “你看,除了立場問題,又來了個對組織的态度問題。

    咱們什麼時候才能不把領導個人和組織等同起來呢? “最後,又說我生活作風有問題,無非因為我常去照顧一下萬群的生活。

    難道我們都不去管她,讓她獨自一人孤兒寡母地去掙紮……” “唉,她應該結婚。

    ”葉知秋把别人的婚姻問題都看得非常簡單。

     “結婚?跟誰?她愛的人卻不能要她。

    ” “你是說方文煊?” 方文煊,這個既使賀家彬尊重,又使他覺得軟弱的人。

     也許不該那麼苛求,各有各的難處。

    方文煊的難處究竟在哪裡?賀家彬實在想不通。

    就用頂陳腐的道德觀念來解釋也顯得牽強附會。

    “文化大革命”方文煊靠邊站,被開除了黨籍。

    是他老婆提出要離婚,并且交出方文煊的幾大本日記,以示劃清界限。

    要不是那幾本日記,可能方文煊還不至于被整得那麼久,那麼慘,更不至于被打斷一條肋骨。

    老婆席卷了家裡的一切财物,走了,多少年音信全無。

     一九七○年在幹校,方文煊才恢複組織生活。

    萬群的丈夫自殺的時候,方文煊已經當了他們那個連的連長。

    不論怎麼說,賀家彬都不能原諒那個自私的丈夫,丢下萬群和一個沒有滿月的兒子,自己尋找解脫去了。

     什麼樣的壓力啊。

     不知有意安排,還是無意的巧合,幹校設在一個勞改農場裡,勞改犯人不知遷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然喽,那個年月,臭老九和勞改犯是差不多的角色。

    就連休假日,也是沿用的勞改農場的辦法,十天休息一次。

    天經地義,理應如此。

    《舊約全書》中《創世紀》的第一章很可能漏去一筆,耶和華上帝在六個工作日内把天地萬物都創造齊了之後,一定又加了三天班,再造了點什麼。

    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後,所受到的懲罰也不隻是懷胎、生産的苦楚,丈夫的管轄,必須汗流滿面終身勞苦于長滿荊棘和蒺藜的土地上才能糊口。

     分給萬群的那間小屋,是勞改農場職工家屬的一間廚房。

    也許南方人普遍長得矮小,房子顯然比北方蓋得低矮,像賀家彬那樣的個頭,挺直了腰闆,腦袋幾乎可以頂上房椽。

     那間房子又暗又潮,房角裡、床闆下,凡是鞋底兒蹭不到的地方,全可以看到一層白毛。

    那地方做豆腐乳和豆豉一定很合适,在那樣的房間裡,除了人不發黴,什麼都可以發黴。

    冬天,陰冷、陰冷。

    取暖的木炭,是五七戰士在山窩窩裡燒的,然後每人自己上山背下來。

    入冬以後,一天也不間歇的雨,一氣可以下上七七四十九天。

    山路又陡又滑,就是男人,就是肩上沒有一副木炭挑子,渾身上下也會滾得像個泥猴。

     那一天早上,天還黑着,集合的哨子就響了,人們吵吵嚷嚷地互相招呼着,提醒着不要忘記該帶的東西。

    萬群靠在床上,有一種置身世外的感覺,屋外的一切聲音都和她是無關的,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她這個人,她聽着上山背炭的人走遠了,然後一切歸于沉寂。

     萬群知道,她應該上山去背炭。

    然而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力氣,她曾努力迫使自己爬起來,卻是真真的身不由己。

    能夠自己行動的,隻剩下了思緒。

     她探身摸摸小兒子身旁的暖水袋,已經涼了,應該換上熱水;懸在頭上的尿布,和剛晾上去的一樣,依然濕漉漉的,但願兒子别再尿濕,再沒有可換的幹尿布了;她又多麼想吃一碗熱乎乎的、煮得軟軟的挂面,哪怕沒有蝦仁、雞蛋……在北京的時候,她卻頂讨厭吃挂面。

     應該有一盆炭火,烤幹尿布,燒點熱水,煮一碗挂面。

    但上哪裡去找火呢?她原是不肯求人的,現在就更加不能。

    “反革命家屬”!這是丈夫留給她和兒子唯一的遺産。

    哭嗎?她才不哭。

    并非所有的人,在夜路上遇見打劫的強盜都要哭的,人适應災難的能力,遠遠比想象的強。

     感慨、追悔,全都無濟于事的。

    孱弱的她,隻能像一頭母狼那樣頑強地把身邊的小兒子養大。

     為什麼要把他生下來呢,他原不是愛情的産物,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像萬群這種“逍遙派”閑得無聊的産物。

     萬群在自己心上與其說是找到了母愛,還不如說是找到更多的責任。

    也許她是例外,很多人以為女人的愛像蓄水池裡的水,随便什麼時候一開閘門,就會嘩啦、嘩啦地流瀉出來。

     丈夫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品,婚後勉強維持的虛假的和睦,人們的白眼,陰冷潮濕的小屋,她不得不掙紮着自己照顧自己月子的苦處,萬群全當成她對生活的輕信所應該付出的代價。

    她沒有更多的希求,隻求時光快快地流逝,到那時,一切當時覺得慘痛難熬的東西,都會成為回憶。

     當發濕的木炭,在每一間陰冷的小屋裡哔哔剝剝地爆出小火花的時候,人們高興得像過年一樣。

    圍着紅泥小火爐,一面喝着白酒驅寒,一面嘻嘻哈哈地窮尋開心。

    就在這時,萬群那被人遺忘的小門開了,方文煊和賀家彬背着兩麻袋木炭走了進來。

    兩人渾身濕透,像剛從水裡撈出來的一樣,在雨裡整整地淋了一天啊。

    他們的樣子要多難看有多難看,再也分辨不出他們之中誰曾是局長,誰曾是某個名牌大學的高才生。

    他們隻是兩個背木炭的人,兩個被寒冷、饑渴、勞頓困擾,同時又對一個孤立無援的女人充滿了同情的人。

     方文煊那一頭并不濃密的花白頭發,濕漉漉地貼在腦袋上,顯出方方正正的額角。

    厚厚的嘴唇冷得發青,眼角、額頭的皺紋裡,亮晶晶地蓄着不知是汗水還是雨水。

    右腳上的雨靴被山上的毛竹劃破了,身上那件對襟的老藍布棉襖太瘦……渾身上下,透着一種掙紮過的狼狽和無奈。

     這樣的兩個人,這樣的場景,不知怎麼竟會使她聯想到聖誕之夜和聖誕老人;想起大學時代,年年除夕的化裝舞會;想起年年“三八節”早晨,宿舍窗台上放着男同學送給女同學的節日禮物……然而,那一切不過是快樂的遊戲,這裡卻是良知對艱難、複雜、嚴峻的生活做出的回答。

     好像沒有幹校、沒有萬群丈夫的自殺、沒有反革命家屬、沒有雨、沒有陡滑的山路、沒有木炭……好像一分鐘以前,方文煊剛剛在北京誰的家裡品完茶、聊完天,恰巧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了萬群,打個招呼似的問道:“火爐在哪兒?” 賀家彬從堆滿破東爛西的床底下找出了火爐。

     方文煊又問:“有引火柴嗎?” 賀家彬又在床底下亂翻。

    “沒有。

    ” 方文煊出去了。

    過一會兒拿來一小段杉木和一把砍刀。

    賀家彬動手劈柴生火。

     方文煊環顧着讓柴火熏黑的棚頂、從門腳下不斷滲進來的雨水、牆角裡空了的水桶、木箱子上沒有洗過的碗筷和幾個空空的玻璃瓶,哦,還有一隻瓶裡,裝着一點鹽。

     這本是一個缺東少西的窮鄉僻壤,這本是沒有自來水管道的山溝,這本是一個陰雨連綿的季節,萬群本是活該……這一切本沒有半點奇特和不尋常。

    然而,共産黨人的良知卻在方文煊的心裡高呼:這不人道!他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