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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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 工作、工作，忙、忙。
把鄭子雲的什麼都擠掉了。
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
聽葉知秋說，她準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心思幹“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
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
文人嘛！心血來潮。
也許這就是靈感吧。
鄭子雲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
已經撥了三個号碼，又把話筒放下了。
他覺得不妥。
已經不是在幹校的情況了……鄭子雲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系。
他覺得，過分親昵的關系，會給他那一貫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緻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别之間，鬥争相當激烈。
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夥地糾結着，從上面到下面。
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
搞什麼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标，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态度。
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标準，還是不懂。
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标準？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
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難怪有人緊緊地抓住權力不放。
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産目的性的讨論冷嘲熱諷。
這樣一個在共産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确了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讨論。
有人偏偏不願意懂。
這個問題不解決，工業生産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确，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
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着，長期不能投産。
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
國強民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
隻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來。
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
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
贊成高指标，計劃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
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産生積極效果。
有人甚至說：“世界上的貨币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曆史上曆來如此。
”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
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隻有民富才能國強。
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析，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随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能決定問題。
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
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着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轟的群衆運動、簡單的口号，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産，代替科學的管理……自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喽，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
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圍還有個大慶。
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隻有分散的小油田。
而後，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
這是什麼作風。
…………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
困難哪。
困難在于，這場鬥争，不像戰争時期那樣敵我分明。
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
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
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标是什麼……人的靈魂将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紮中遭到腐蝕。
它引起激憤、憂慮、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着……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雲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恢複了信心。
鄭子雲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于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隻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
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
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标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
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着的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
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
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幹、大幹、苦幹、以糧為綱相對立的。
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争。
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反對高指标，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
特别提高糧價，穩定農民這一頭。
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
糾正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
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
” 工作、工作，忙、忙。
把鄭子雲的什麼都擠掉了。
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
聽葉知秋說，她準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心思幹“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
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
文人嘛！心血來潮。
也許這就是靈感吧。
鄭子雲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
已經撥了三個号碼，又把話筒放下了。
他覺得不妥。
已經不是在幹校的情況了……鄭子雲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系。
他覺得，過分親昵的關系，會給他那一貫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緻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别之間，鬥争相當激烈。
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夥地糾結着，從上面到下面。
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
搞什麼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标，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态度。
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标準，還是不懂。
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标準？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
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難怪有人緊緊地抓住權力不放。
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産目的性的讨論冷嘲熱諷。
這樣一個在共産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确了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讨論。
有人偏偏不願意懂。
這個問題不解決，工業生産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确，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
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着，長期不能投産。
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
國強民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
隻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來。
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
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
贊成高指标，計劃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
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産生積極效果。
有人甚至說：“世界上的貨币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曆史上曆來如此。
”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
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隻有民富才能國強。
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析，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随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能決定問題。
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
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着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轟的群衆運動、簡單的口号，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産，代替科學的管理……自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喽，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
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圍還有個大慶。
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隻有分散的小油田。
而後，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
這是什麼作風。
…………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
困難哪。
困難在于，這場鬥争，不像戰争時期那樣敵我分明。
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
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
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标是什麼……人的靈魂将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紮中遭到腐蝕。
它引起激憤、憂慮、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着……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雲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恢複了信心。
鄭子雲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于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隻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
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
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标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
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着的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
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
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幹、大幹、苦幹、以糧為綱相對立的。
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争。
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反對高指标，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
特别提高糧價，穩定農民這一頭。
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
糾正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
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