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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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光說是叛徒、内奸、工賊，我認為這是蘇聯秘密警察的辦法。
還有彭德懷、楊尚昆同志的問題，也說他們裡通外國，抓一些莫須有的事，不能說服人。
今後處理幹部，要實事求是。
” 這樣的話，是沖着誰呢？太危險了。
當然喽，現在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個叛徒的問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問題，都平反了。
但終究是冒險的。
而冒險總會有所失誤，說不定哪一次一個筋鬥就栽了下去。
“反擊右傾翻案風”那次，田守誠那麼一個謹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結果還是失算了。
那個教訓，足夠田守誠窩心一輩子。
會上有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讨論，不是會議的議題，可以把這個問題作為理論問題從容讨論。
鄭子雲卻說：“這個問題讨論得好，下一階段的會才能讨論得好。
這次會議要讨論許多重大的方針政策，讨論了就要幹的。
這許多方針政策是以指導思想為基礎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如果有的理論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負責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說現在是讓他們‘放’，如果現在是‘放’，以後是不是又要‘收’？我們具體執行的同志就不放心，沒法放手去幹。
理論家可以從容讨論，我們回去就要根據會議的精神幹，我們不可能坐而論道。
” 人家講人家的意見嘛，你鄭子雲願意論就論，不願意論就不論，得罪人有什麼好處，特别是輿論陣地，搞不好什麼時候找岔子在報刊上給你來一家夥，那影響可怎麼收得回來。
還說什麼“宣傳毛澤東思想，要全面準确，要打破‘四人幫’搞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枷鎖。
” 還好，在對“凡是派”的問題上，他的表态還是明确及時的。
這才是頂重要的一件事。
什麼叫政治，政治就是看準了風向，該表态的及時表态。
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誠從裡間走了出來，把準備在廳局長會議上用的講話稿還給了肖宜，說道：“肖宜同志，這篇東西我看過了，具體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見，隻覺得說得還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調研室的同志們研究研究，結構再調整一下，語言再凝練一些，内容再充實一些。
文字不能太嚴肅，可也不要太活潑；要站得高一點，但也不要太空。
請你再辛苦一下。
好不好？” 田守誠總是這樣，自己從不動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圖、觀點，清楚、明确地告訴經辦的同志。
剛開始給田守誠當秘書的時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頭。
一個講話，總是左改右改。
根本搞不清楚為什麼改，以及應該改些什麼。
田守誠作一個報告，肖宜總要累掉幾斤肉。
漸漸地，他也摸出了一點規律，想出了一點辦法。
現在，肖宜畢恭畢敬地聽着，認真地翻着手裡的文稿，不斷地點着頭。
等田守誠說完，立刻說：“是，一定按您的意見改好。
”其實，他心裡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貼貼、勾勾劃劃，把第一頁變成第三頁，第九頁變成第七頁，拖上幾天，什麼都不用改，等到作報告的頭天晚上十點鐘送到田守誠家裡，再說句：“我們按您的意見改了。
”也就行了。
每每田守誠講完之後，還會對他說：“這次改得不錯，比以前的好多了。
” “還有，這幾份文件我看過了，請你轉給有關同志吧。
” 這時，林紹同走了進來。
默默地看了田守誠一眼，田守誠立即會意地走進裡屋，林紹同随後跟了進去，并且随手把裡屋的門關上了。
真可笑！好像誰會對他們這種見不得人的活動感興趣。
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誠和林紹同的關系親昵得不正常。
他立刻以送文件為由走了出去。
肖宜正巴不得離這種不正常、沒原則的東西越遠越好。
紀恒全把賀家彬那份人民來信送給鄭子雲：“田部長那裡轉來的。
” 鄭子雲匆匆地翻了翻，然後，朝站在一旁的紀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東西往寫字台裡一塞：“好吧，就這樣吧。
” “就這樣吧。
”是鄭子雲表示談話或辦事到此為止的意思。
看着紀恒全走出房間，鄭子雲又從寫字台裡拿出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認真地再看一遍。
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點頭。
漸漸地，他感到被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緊緊地攫住。
那東西用它看不見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撓他的心。
那是什麼呢？他非弄清楚不可。
鄭子雲不喜歡不明不白的東西。
他潛下心來審度自己。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
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
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過去。
“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他尖刻地反問自己。
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鬥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着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
他終于明白。
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
但隻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祿的塵埃所遮蔽嗎？ 從幹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
當鄭子雲還被作為“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
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樣的地方：衆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讨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号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号是“拱形的線”。
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
你以為他是那麼慷慨嗎？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産，一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
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分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又逐漸下降至半勺。
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号就不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
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雲有一種變得年輕的感覺。
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着刻薄的玩笑話。
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
有次去部裡看電影，在公共汽車上，鄭子雲遇見了他。
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雲說：“您體驗生活來
還有彭德懷、楊尚昆同志的問題，也說他們裡通外國，抓一些莫須有的事，不能說服人。
今後處理幹部，要實事求是。
” 這樣的話，是沖着誰呢？太危險了。
當然喽，現在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個叛徒的問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問題，都平反了。
但終究是冒險的。
而冒險總會有所失誤，說不定哪一次一個筋鬥就栽了下去。
“反擊右傾翻案風”那次，田守誠那麼一個謹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結果還是失算了。
那個教訓，足夠田守誠窩心一輩子。
會上有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讨論，不是會議的議題，可以把這個問題作為理論問題從容讨論。
鄭子雲卻說：“這個問題讨論得好，下一階段的會才能讨論得好。
這次會議要讨論許多重大的方針政策，讨論了就要幹的。
這許多方針政策是以指導思想為基礎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如果有的理論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負責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說現在是讓他們‘放’，如果現在是‘放’，以後是不是又要‘收’？我們具體執行的同志就不放心，沒法放手去幹。
理論家可以從容讨論，我們回去就要根據會議的精神幹，我們不可能坐而論道。
” 人家講人家的意見嘛，你鄭子雲願意論就論，不願意論就不論，得罪人有什麼好處，特别是輿論陣地，搞不好什麼時候找岔子在報刊上給你來一家夥，那影響可怎麼收得回來。
還說什麼“宣傳毛澤東思想，要全面準确，要打破‘四人幫’搞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枷鎖。
” 還好，在對“凡是派”的問題上，他的表态還是明确及時的。
這才是頂重要的一件事。
什麼叫政治，政治就是看準了風向，該表态的及時表态。
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誠從裡間走了出來，把準備在廳局長會議上用的講話稿還給了肖宜，說道：“肖宜同志，這篇東西我看過了，具體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見，隻覺得說得還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調研室的同志們研究研究，結構再調整一下，語言再凝練一些，内容再充實一些。
文字不能太嚴肅，可也不要太活潑；要站得高一點，但也不要太空。
請你再辛苦一下。
好不好？” 田守誠總是這樣，自己從不動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圖、觀點，清楚、明确地告訴經辦的同志。
剛開始給田守誠當秘書的時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頭。
一個講話，總是左改右改。
根本搞不清楚為什麼改，以及應該改些什麼。
田守誠作一個報告，肖宜總要累掉幾斤肉。
漸漸地，他也摸出了一點規律，想出了一點辦法。
現在，肖宜畢恭畢敬地聽着，認真地翻着手裡的文稿，不斷地點着頭。
等田守誠說完，立刻說：“是，一定按您的意見改好。
”其實，他心裡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貼貼、勾勾劃劃，把第一頁變成第三頁，第九頁變成第七頁，拖上幾天，什麼都不用改，等到作報告的頭天晚上十點鐘送到田守誠家裡，再說句：“我們按您的意見改了。
”也就行了。
每每田守誠講完之後，還會對他說：“這次改得不錯，比以前的好多了。
” “還有，這幾份文件我看過了，請你轉給有關同志吧。
” 這時，林紹同走了進來。
默默地看了田守誠一眼，田守誠立即會意地走進裡屋，林紹同随後跟了進去，并且随手把裡屋的門關上了。
真可笑！好像誰會對他們這種見不得人的活動感興趣。
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誠和林紹同的關系親昵得不正常。
他立刻以送文件為由走了出去。
肖宜正巴不得離這種不正常、沒原則的東西越遠越好。
紀恒全把賀家彬那份人民來信送給鄭子雲：“田部長那裡轉來的。
” 鄭子雲匆匆地翻了翻，然後，朝站在一旁的紀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東西往寫字台裡一塞：“好吧，就這樣吧。
” “就這樣吧。
”是鄭子雲表示談話或辦事到此為止的意思。
看着紀恒全走出房間，鄭子雲又從寫字台裡拿出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認真地再看一遍。
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點頭。
漸漸地，他感到被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緊緊地攫住。
那東西用它看不見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撓他的心。
那是什麼呢？他非弄清楚不可。
鄭子雲不喜歡不明不白的東西。
他潛下心來審度自己。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
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
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過去。
“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他尖刻地反問自己。
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鬥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着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
他終于明白。
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
但隻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祿的塵埃所遮蔽嗎？ 從幹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
當鄭子雲還被作為“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
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樣的地方：衆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讨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号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号是“拱形的線”。
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
你以為他是那麼慷慨嗎？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産，一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
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分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又逐漸下降至半勺。
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号就不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
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雲有一種變得年輕的感覺。
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着刻薄的玩笑話。
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
有次去部裡看電影，在公共汽車上，鄭子雲遇見了他。
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雲說：“您體驗生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