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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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競争了”，而且仍自信你做得完全公平。
确實如此，你能這麼做嗎？你忍心這麼做嗎？ 平日裡，每逢開會時，不管誰發言，他總是會不斷地插話和發表自己的感想體會。
而今天，不知為什麼，他卻連一句話也插不進去。
他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也真的說不出什麼。
他隻能默默地聽着，默默地記着。
老總工繼續在聲聲激越、憂深思遠地說着： “……今天還有這麼多的人在為這個公司操心，還在關心着這個公司的前程。
等到真的有那麼一天，這個公司徹底地垮了，工人們完全絕望了，還會有什麼人在這麼大冷的天去找領導嗎？還會在這零下二十幾度的寒風裡，一動不動地給你們領導彙報情況嗎？到了那時候，還會指望工人們什麼呢？當工人們的這些激情一點一點地被泯滅時，他們還會像以前那樣熱愛這個公司嗎？還會像以前那樣對我們的國家充滿信心嗎？還會像以前那樣滿懷激情地跟着我們的黨去進一步地深化改革嗎？這不僅僅是把一個公司給糟蹋了，其實也是把工人們的那顆愛國心給糟蹋了！我一點也沒說重了他們，看看這幾年，他們這些當領導的，都在這裡幹了些什麼！1990年國家貸款八千萬，結果虧損一千二百萬；1991年國家貸款六千萬，結果虧損一千四百萬；1992年國家貸款五千萬，結果虧損八百萬；1993年國家貸款一個億，結果虧損近二千萬；1994年國家貸款八千萬，結果虧損一千六百萬；1995年國家在銀根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然貸款六千萬，結果預計将虧損二千萬！這真是一個跳不出去的怪圈，貸得越多，虧得就越多！為什麼？這些虧損究竟是怎麼虧出來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規律，太讓人深思了。
就這麼幾年來，刨去外面拖欠我們的債務，這其中一大部分是根本要不回來的債務，我們的外債總額，加上利息已達到五億八千萬！其實真正的數字比這個還要多得多！到底是怎麼欠下來的，原因究竟在哪裡？我們真的該問一問了，也真的該查一查了。
是，也有我們國有企業體制的問題，包袱太重，成本太高，機構太大，管理機制太死，個體和鄉鎮企業同我們的競争太不公平等等。
但這能是惟一的原因嗎？同我們的情況一樣的大型紡織廠有很多很多，像陝西、像山西、像吉林、像山東，人家的那些大型紡織企業為什麼都能越搞越活，越搞越好？而偏是我們這樣一個身在産棉區的紡織企業，卻每況愈下、越來越差，以至停工停産，欠債近六個億！我們的技術不行嗎？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的本科大學畢業生，有兩千多名，技術員有一千五百多名，工程師有八百多名，留學生有二十多名，這是任何一個鄉鎮和個體企業根本無法相比的。
我們的設備不行嗎？從八十年代起，中紡的設備改造工程幾乎就沒有停止過，1993年國家貸款一個多億，便全面徹底地完成了中紡設備改造工程。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中紡的一些設備也仍然是一流的，再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它也不會落後，這也同樣是個體和鄉鎮企業根本無法相比的。
我們沒有市場嗎？别的不說，隻我們生産的寬面白棉布，國内的市場就一直供不應求，有多少馬上就會要多少。
國外也是如此，我們的産品有着很強的競争力，同樣是供不應求。
從質量上講，更不成問題，我們中紡的産品始終有着極高的信譽，老百姓對我們的産品非常信賴。
這一切，也都是鄉鎮企業和個體企業根本無法相比和難以企及的。
包袱太重，我們完全可以想辦法減輕它；成本太高，我們的質量優勢可以抵消它；機構太大，我們不是正在精簡機構嗎？管理機制太死，國家那麼多的優惠政策不正是要撕破種種羁絆，搞活國有企業嗎？隻要你一心為公，隻要你真是當官為民，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解決不了的問題？其實，最大的症結就在這裡，在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的領導們身上，他們整天都想了些什麼，整天又幹了些什麼！” 說到這裡，張華彬的聲調突然高了許多，情緒也更加激昂了起來。
“就這麼一個中陽紡織集團公司，還不包括下屬的幾十個分廠和子公司，1989年的招待費是一百二十萬，1990年的招待費是一百七十萬，1991年的招待費是二百四十萬，1992年的招待費是三百六十萬，1993年的招待費是四百三十萬，1994年的招待費是四百七十萬，就在停工停産剛過去的1995年，招待費居然仍在四百萬以上！加上分廠和子公司，每年各種名目的招待費幾乎接近一千萬！一千萬呀，大家想想，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一年就要吃掉兩萬多工人幾乎一年的工資！吃掉中紡固定資産總額的八分之一！吃掉兩到三個分廠和子公司！吃掉我們二十幢宿舍大樓！吃掉我們五六萬匹棉布！吃掉我們五所子弟學校還綽綽有餘！1994年國家貸款八千萬，前半年虛報數字說盈利五百四十萬，還敲鑼打鼓向市委市政府報喜慶功。
殊不知，隻一年的吃喝費就幾乎是它的兩倍之多！ “說完了吃，咱們再說貪。
1995年國家銀根吃緊，銀行貸款有多困難呀。
但政府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仍然千方百計地給中紡貸款六千萬，國家還是想讓這樣的一個大企業好起來活起來啊。
然而，他們拿了這筆錢都幹了些什麼？我隻舉其中的一例。
他們派了一個副總經理，一個副書記，三個供銷處的處長副處長，兩個棉花檢驗員，竟到江西的一個基本不産棉花的偏僻縣份購買了兩千多噸棉花！購買的棉花标價全部是一萬八千多元一噸的一級二級棉，但買回來的棉花，根本沒有一噸一級二級棉！三級棉花的數量還不到10%！五到六級的棉花，居然占50%以上！還有30%的棉花根本就不能用！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像這樣的棉花的平均價格，絕對超不過一萬二千元一噸！這就是說，每一噸的差價有六千元之多！兩千多噸棉花呀，那麼多的差價都到哪裡去了？就算隻有一半的差價，也有好幾百萬哪！就算他們一分錢也沒有往腰包裡裝，那他們用這麼多的錢這麼高的價格買了這麼多爛棉花究竟是要幹什麼！是他們不懂嗎？又有分管供銷多年的副總經理，又有在供銷處幹了幾十年的供銷處長，又有高級職稱的棉花檢驗員，什麼級别的棉花能瞞過他們的眼睛？是上當受騙了嗎？那這幾千萬元人民币的棉花，可以立即對他們依法起訴，又有合同又有法人，賣方是他們多年打交道的老關系，人證物證俱在，他們能逃脫得了嗎？可棉花買回快半年時間了，那麼多爛棉花堆在倉庫裡，為什麼不向對方起訴？尤其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買回來了這麼多爛棉花，在根本無法處理，無法紡織，全公司職工怨聲載道的情況下，他們居然又第二次在同一個地方買回了四百五十噸棉花！在這些棉花當中，仍然有40%的棉花不能用于生産！我們真不明白，他們怎麼能這樣幹，又怎麼敢這樣幹！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他們能這樣無法無天、肆無忌憚！買回來了這樣的棉花，職工們反應強烈，他們一不向群衆解釋，二不向群衆承認問題，三不追查責任，反而是在公司裡的閉路電視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挾和恫吓，竟然說什麼，誰要是再說棉花有問題，誰要是再在棉花的問題上做文章，就嚴厲追查誰！離退休的停發工資，在職在崗的開除廠籍！他們幹出了這樣的事情，群衆反倒成了罪人！究竟是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力！說完了他們的吃和貪，再說他們的占……” 張華彬說了足有一個小時，一直說到天大亮了，才意猶未盡地停了下來。
李高成不停地在筆記本上記着。
他沒有說一句話，也顧不上說一句話。
他沒有時間去思索，更沒有時間去詢問。
惟有的是心靈上受到的一次次強烈的撞擊和從來沒有過的來自心底深處的震顫。
他不敢相信張華彬的這些話全是真的，但他絕對相信張華彬說的這些事情全都是有的。
因為他明白像張華彬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面對着這麼多的職工，絕不可能無中生有、把根本沒有的事情強加在公司領導頭上。
但具體情況怎麼樣，他不能隻聽一面之詞，他還得從另一
确實如此，你能這麼做嗎？你忍心這麼做嗎？ 平日裡，每逢開會時，不管誰發言，他總是會不斷地插話和發表自己的感想體會。
而今天，不知為什麼，他卻連一句話也插不進去。
他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也真的說不出什麼。
他隻能默默地聽着，默默地記着。
老總工繼續在聲聲激越、憂深思遠地說着： “……今天還有這麼多的人在為這個公司操心，還在關心着這個公司的前程。
等到真的有那麼一天，這個公司徹底地垮了，工人們完全絕望了，還會有什麼人在這麼大冷的天去找領導嗎？還會在這零下二十幾度的寒風裡，一動不動地給你們領導彙報情況嗎？到了那時候，還會指望工人們什麼呢？當工人們的這些激情一點一點地被泯滅時，他們還會像以前那樣熱愛這個公司嗎？還會像以前那樣對我們的國家充滿信心嗎？還會像以前那樣滿懷激情地跟着我們的黨去進一步地深化改革嗎？這不僅僅是把一個公司給糟蹋了，其實也是把工人們的那顆愛國心給糟蹋了！我一點也沒說重了他們，看看這幾年，他們這些當領導的，都在這裡幹了些什麼！1990年國家貸款八千萬，結果虧損一千二百萬；1991年國家貸款六千萬，結果虧損一千四百萬；1992年國家貸款五千萬，結果虧損八百萬；1993年國家貸款一個億，結果虧損近二千萬；1994年國家貸款八千萬，結果虧損一千六百萬；1995年國家在銀根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然貸款六千萬，結果預計将虧損二千萬！這真是一個跳不出去的怪圈，貸得越多，虧得就越多！為什麼？這些虧損究竟是怎麼虧出來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規律，太讓人深思了。
就這麼幾年來，刨去外面拖欠我們的債務，這其中一大部分是根本要不回來的債務，我們的外債總額，加上利息已達到五億八千萬！其實真正的數字比這個還要多得多！到底是怎麼欠下來的，原因究竟在哪裡？我們真的該問一問了，也真的該查一查了。
是，也有我們國有企業體制的問題，包袱太重，成本太高，機構太大，管理機制太死，個體和鄉鎮企業同我們的競争太不公平等等。
但這能是惟一的原因嗎？同我們的情況一樣的大型紡織廠有很多很多，像陝西、像山西、像吉林、像山東，人家的那些大型紡織企業為什麼都能越搞越活，越搞越好？而偏是我們這樣一個身在産棉區的紡織企業，卻每況愈下、越來越差，以至停工停産，欠債近六個億！我們的技術不行嗎？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的本科大學畢業生，有兩千多名，技術員有一千五百多名，工程師有八百多名，留學生有二十多名，這是任何一個鄉鎮和個體企業根本無法相比的。
我們的設備不行嗎？從八十年代起，中紡的設備改造工程幾乎就沒有停止過，1993年國家貸款一個多億，便全面徹底地完成了中紡設備改造工程。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中紡的一些設備也仍然是一流的，再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它也不會落後，這也同樣是個體和鄉鎮企業根本無法相比的。
我們沒有市場嗎？别的不說，隻我們生産的寬面白棉布，國内的市場就一直供不應求，有多少馬上就會要多少。
國外也是如此，我們的産品有着很強的競争力，同樣是供不應求。
從質量上講，更不成問題，我們中紡的産品始終有着極高的信譽，老百姓對我們的産品非常信賴。
這一切，也都是鄉鎮企業和個體企業根本無法相比和難以企及的。
包袱太重，我們完全可以想辦法減輕它；成本太高，我們的質量優勢可以抵消它；機構太大，我們不是正在精簡機構嗎？管理機制太死，國家那麼多的優惠政策不正是要撕破種種羁絆，搞活國有企業嗎？隻要你一心為公，隻要你真是當官為民，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解決不了的問題？其實，最大的症結就在這裡，在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的領導們身上，他們整天都想了些什麼，整天又幹了些什麼！” 說到這裡，張華彬的聲調突然高了許多，情緒也更加激昂了起來。
“就這麼一個中陽紡織集團公司，還不包括下屬的幾十個分廠和子公司，1989年的招待費是一百二十萬，1990年的招待費是一百七十萬，1991年的招待費是二百四十萬，1992年的招待費是三百六十萬，1993年的招待費是四百三十萬，1994年的招待費是四百七十萬，就在停工停産剛過去的1995年，招待費居然仍在四百萬以上！加上分廠和子公司，每年各種名目的招待費幾乎接近一千萬！一千萬呀，大家想想，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一年就要吃掉兩萬多工人幾乎一年的工資！吃掉中紡固定資産總額的八分之一！吃掉兩到三個分廠和子公司！吃掉我們二十幢宿舍大樓！吃掉我們五六萬匹棉布！吃掉我們五所子弟學校還綽綽有餘！1994年國家貸款八千萬，前半年虛報數字說盈利五百四十萬，還敲鑼打鼓向市委市政府報喜慶功。
殊不知，隻一年的吃喝費就幾乎是它的兩倍之多！ “說完了吃，咱們再說貪。
1995年國家銀根吃緊，銀行貸款有多困難呀。
但政府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仍然千方百計地給中紡貸款六千萬，國家還是想讓這樣的一個大企業好起來活起來啊。
然而，他們拿了這筆錢都幹了些什麼？我隻舉其中的一例。
他們派了一個副總經理，一個副書記，三個供銷處的處長副處長，兩個棉花檢驗員，竟到江西的一個基本不産棉花的偏僻縣份購買了兩千多噸棉花！購買的棉花标價全部是一萬八千多元一噸的一級二級棉，但買回來的棉花，根本沒有一噸一級二級棉！三級棉花的數量還不到10%！五到六級的棉花，居然占50%以上！還有30%的棉花根本就不能用！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像這樣的棉花的平均價格，絕對超不過一萬二千元一噸！這就是說，每一噸的差價有六千元之多！兩千多噸棉花呀，那麼多的差價都到哪裡去了？就算隻有一半的差價，也有好幾百萬哪！就算他們一分錢也沒有往腰包裡裝，那他們用這麼多的錢這麼高的價格買了這麼多爛棉花究竟是要幹什麼！是他們不懂嗎？又有分管供銷多年的副總經理，又有在供銷處幹了幾十年的供銷處長，又有高級職稱的棉花檢驗員，什麼級别的棉花能瞞過他們的眼睛？是上當受騙了嗎？那這幾千萬元人民币的棉花，可以立即對他們依法起訴，又有合同又有法人，賣方是他們多年打交道的老關系，人證物證俱在，他們能逃脫得了嗎？可棉花買回快半年時間了，那麼多爛棉花堆在倉庫裡，為什麼不向對方起訴？尤其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買回來了這麼多爛棉花，在根本無法處理，無法紡織，全公司職工怨聲載道的情況下，他們居然又第二次在同一個地方買回了四百五十噸棉花！在這些棉花當中，仍然有40%的棉花不能用于生産！我們真不明白，他們怎麼能這樣幹，又怎麼敢這樣幹！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他們能這樣無法無天、肆無忌憚！買回來了這樣的棉花，職工們反應強烈，他們一不向群衆解釋，二不向群衆承認問題，三不追查責任，反而是在公司裡的閉路電視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挾和恫吓，竟然說什麼，誰要是再說棉花有問題，誰要是再在棉花的問題上做文章，就嚴厲追查誰！離退休的停發工資，在職在崗的開除廠籍！他們幹出了這樣的事情，群衆反倒成了罪人！究竟是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力！說完了他們的吃和貪，再說他們的占……” 張華彬說了足有一個小時，一直說到天大亮了，才意猶未盡地停了下來。
李高成不停地在筆記本上記着。
他沒有說一句話，也顧不上說一句話。
他沒有時間去思索，更沒有時間去詢問。
惟有的是心靈上受到的一次次強烈的撞擊和從來沒有過的來自心底深處的震顫。
他不敢相信張華彬的這些話全是真的，但他絕對相信張華彬說的這些事情全都是有的。
因為他明白像張華彬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面對着這麼多的職工，絕不可能無中生有、把根本沒有的事情強加在公司領導頭上。
但具體情況怎麼樣，他不能隻聽一面之詞，他還得從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