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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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果是省會，市長更難全面施展自己的執政能力。
在這座城市，市委和省委大樓分處兩區。
雙重黨政機關将它分成兩個權力轄治範圍。
市長是這兩種權力之間的平衡砝碼。
“文化大革命”在這兩種權力之間遺留下種種“曆史誤會”。
省市委領導者們相互積怨甚多。
某幾位市委領導者，時至今天，仍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委領導者們為了保自己“過關”，将他們當成棋盤上的車、馬、炮，抛給了“革命群衆”和“紅衛兵”而耿耿于懷。
某幾位省委領導者，由于市委領導者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将自己應負的“路線”責任推給他們，使他們成了“黑根子”被“打翻在地”，踏上過“千萬隻腳”而銘記“教訓”。
某些省市委領導者們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融洽莫如說是互相容忍。
在許多方面，在許多事情上，“曆史誤會”繼續造成今天的“誤會”。
姚市長作為一市之長，在種種曆史和現實的“誤會”中，既要維護市委領導權力的獨立性，又必須時時事事審慎地考慮到某些省委領導同志的心理和情緒。
他深知自己的執政責任，應是努力消除彌漫于兩種權力之間的種種“誤會”，無論如何不能再加劇“誤會”。
這使他在許多方面，在處理許多問題時，由一個有魄力的敢作敢為的人變成了一個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人。
對“一中事件”，他便是如此。
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仍未獲釋。
首先，市委領導者們就無法對這一問題統一态度。
釋放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們？釋放也得對他們有個說法，對社會有個說法。
什麼樣的說法才能被他們接受？被社會接受？被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接受？宣布他們無過？那麼誰之過？那麼他們将有權對公安機關提出抗議，要求公安機關面向社會對他們公開賠禮道歉，他們是絕不會放棄這一要求的。
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是他們的後盾。
他們的家庭一天比一天更為他們感到憤憤不平。
“師資培訓班”的“内幕”早已不成其“内幕”，三百餘萬市民們愈來愈同情他們了。
對“師資培訓班”作過“批示”的某幾位省委領導者正面臨着巨大的社會壓力。
若由市委對社會宣布他們無過，無疑等于又一次将某幾位省委領導者抛到了社會的譴責輿論的漩渦，同時也無疑等于向社會表明了市委對“一中事件”的雙重态度——站在返城待業知青一邊的态度和對省委的指責态度。
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市委及他這位市長本人會因此而深得民心，并大大削減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對他本人及對市委的對抗情緒。
但省委的某幾位領導者也就有理由認為市委公開“出賣”了他們，将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的對抗情緒轉移到了他們身上。
必然造成省市委領導者之間新時期新問題面前的新“誤會”。
一百五十名内定的“師資培訓班”錄取名額中，有近半數是市委各級領導者們的子女。
省委的某幾位領導者在考慮如何更理想更妥善地安排幹部子女就業問題的時候，并沒有将市委各級領導者們的子女排斥在外。
一百五十名幹部子女中包括了他這位市長的女兒姚玉慧。
而且他這位市長預先也知道“招考”的“内幕”。
被“出賣”者将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市委及他這位市長對“一中事件”的态度是狡猾而可恥的！他們如果惱羞成怒，“反戈一擊”，那麼前一天他可能被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及普遍的市民們視為“包龍圖”，第二天則必成為遭到社會輿論譴責最甚的“兩面派”！他在這座城市的領導威望将喪失殆盡！ 無論從個人的或者全局的得失來考慮，他本人及市委都不能夠向社會，向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向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和他們的家庭作出立場鮮明的表态！使他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種種因素，也正是使其他幾位市委領導者們對“一中事件”的态度不能統一起來的因素。
何況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的幾位市委領導者們，都并不認為因“一中事件”被拘捕的三十幾名返城待業知青是完全無辜完全無過的。
公安局長對“一中事件”的态度“立場鮮明”。
“放了他們？休想！除非你們先罷了我的官，撤了我的職，開除我黨籍！”有一天晚上，六十二歲的、身為十級幹部的老局長往他家裡打了一次電話，在電話裡可着嗓子對他咆哮，是否暴跳如雷他不知道。
老局長有他一套獨特的、一貫的、以忠于職守為原則的思想邏輯。
誰違犯了這座城市的治安條例，誰可能在這座城市引起騷亂，誰就應受到制裁！他行使他的權力是不帶任何人情味的！“文革”前如此，“文革”後更其如此。
正因為他親身經曆了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騷亂，今天他對引起任何騷亂的人愈加深惡痛絕！消防隊員撲滅火災靠的是高壓水龍，他對付騷亂靠的是他指揮下的刑警隊。
他官複原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大擴充了刑警隊的編制，嚴格進行擒拿和格鬥訓練。
他對他們的訓詞隻有一句話——“你們每個人在平息騷亂時都應具有以一當十的本領。
”這句話成為他們的“座右銘”。
不知為什麼，許多“最高指示”他都忘記了，但毛主席說的那句話卻連在夢裡都忘不掉——“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而且不知為什麼竟有點相信。
他媽的，又來一次的時候，全國又像“文革”一樣大亂了，我也要靠我的刑警隊在這座城市中控制住治安！再來一次吧！再來一次我他媽的才不會像上一次那麼老老實實地彎腰低頭接受批鬥呢！再來一次看看誰怕誰？！……他頭腦中經常因為“過七八年又來一次”這句“偉大”的預言，而産生以上那一類天真的救世的想法。
他認為他的刑警隊緊急出動，在“一中事件”中拘捕了三十幾名企圖制造一場大騷亂的返城待業知青們并沒有錯。
他認為倘若自己不采取這一果斷的雷厲風行的“打擊”，倒是大錯特錯了。
二十餘萬當年的“紅衛兵”，像二十餘萬散兵遊勇似的大返城了，使這位老公安局長的心理上産生了一種似乎果然“又來一次”的先兆感應。
“紅衛兵”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同第一次注射青黴素藥針給小孩子留下的印象。
他的右腿當年被一夥“紅衛兵”們打斷過，緻使如今他常常“左傾”。
他仇視“紅衛兵”。
他認為“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原本可能是一場好端端的“興無滅資”的“大革命”，全是被“紅衛兵”們到處“煽風點火”搞到天下大亂不可收拾的地步的。
同時他認為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英明正确，唯獨允許知識青年大返城是政治家們的頭腦“熱發昏”！他們十之八九是當年的“
在這座城市，市委和省委大樓分處兩區。
雙重黨政機關将它分成兩個權力轄治範圍。
市長是這兩種權力之間的平衡砝碼。
“文化大革命”在這兩種權力之間遺留下種種“曆史誤會”。
省市委領導者們相互積怨甚多。
某幾位市委領導者，時至今天，仍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委領導者們為了保自己“過關”，将他們當成棋盤上的車、馬、炮，抛給了“革命群衆”和“紅衛兵”而耿耿于懷。
某幾位省委領導者，由于市委領導者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将自己應負的“路線”責任推給他們，使他們成了“黑根子”被“打翻在地”，踏上過“千萬隻腳”而銘記“教訓”。
某些省市委領導者們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融洽莫如說是互相容忍。
在許多方面，在許多事情上，“曆史誤會”繼續造成今天的“誤會”。
姚市長作為一市之長，在種種曆史和現實的“誤會”中，既要維護市委領導權力的獨立性，又必須時時事事審慎地考慮到某些省委領導同志的心理和情緒。
他深知自己的執政責任，應是努力消除彌漫于兩種權力之間的種種“誤會”，無論如何不能再加劇“誤會”。
這使他在許多方面，在處理許多問題時，由一個有魄力的敢作敢為的人變成了一個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人。
對“一中事件”，他便是如此。
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仍未獲釋。
首先，市委領導者們就無法對這一問題統一态度。
釋放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們？釋放也得對他們有個說法，對社會有個說法。
什麼樣的說法才能被他們接受？被社會接受？被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接受？宣布他們無過？那麼誰之過？那麼他們将有權對公安機關提出抗議，要求公安機關面向社會對他們公開賠禮道歉，他們是絕不會放棄這一要求的。
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是他們的後盾。
他們的家庭一天比一天更為他們感到憤憤不平。
“師資培訓班”的“内幕”早已不成其“内幕”，三百餘萬市民們愈來愈同情他們了。
對“師資培訓班”作過“批示”的某幾位省委領導者正面臨着巨大的社會壓力。
若由市委對社會宣布他們無過，無疑等于又一次将某幾位省委領導者抛到了社會的譴責輿論的漩渦，同時也無疑等于向社會表明了市委對“一中事件”的雙重态度——站在返城待業知青一邊的态度和對省委的指責态度。
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市委及他這位市長本人會因此而深得民心，并大大削減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對他本人及對市委的對抗情緒。
但省委的某幾位領導者也就有理由認為市委公開“出賣”了他們，将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的對抗情緒轉移到了他們身上。
必然造成省市委領導者之間新時期新問題面前的新“誤會”。
一百五十名内定的“師資培訓班”錄取名額中，有近半數是市委各級領導者們的子女。
省委的某幾位領導者在考慮如何更理想更妥善地安排幹部子女就業問題的時候，并沒有将市委各級領導者們的子女排斥在外。
一百五十名幹部子女中包括了他這位市長的女兒姚玉慧。
而且他這位市長預先也知道“招考”的“内幕”。
被“出賣”者将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市委及他這位市長對“一中事件”的态度是狡猾而可恥的！他們如果惱羞成怒，“反戈一擊”，那麼前一天他可能被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及普遍的市民們視為“包龍圖”，第二天則必成為遭到社會輿論譴責最甚的“兩面派”！他在這座城市的領導威望将喪失殆盡！ 無論從個人的或者全局的得失來考慮，他本人及市委都不能夠向社會，向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向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和他們的家庭作出立場鮮明的表态！使他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種種因素，也正是使其他幾位市委領導者們對“一中事件”的态度不能統一起來的因素。
何況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的幾位市委領導者們，都并不認為因“一中事件”被拘捕的三十幾名返城待業知青是完全無辜完全無過的。
公安局長對“一中事件”的态度“立場鮮明”。
“放了他們？休想！除非你們先罷了我的官，撤了我的職，開除我黨籍！”有一天晚上，六十二歲的、身為十級幹部的老局長往他家裡打了一次電話，在電話裡可着嗓子對他咆哮，是否暴跳如雷他不知道。
老局長有他一套獨特的、一貫的、以忠于職守為原則的思想邏輯。
誰違犯了這座城市的治安條例，誰可能在這座城市引起騷亂，誰就應受到制裁！他行使他的權力是不帶任何人情味的！“文革”前如此，“文革”後更其如此。
正因為他親身經曆了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騷亂，今天他對引起任何騷亂的人愈加深惡痛絕！消防隊員撲滅火災靠的是高壓水龍，他對付騷亂靠的是他指揮下的刑警隊。
他官複原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大擴充了刑警隊的編制，嚴格進行擒拿和格鬥訓練。
他對他們的訓詞隻有一句話——“你們每個人在平息騷亂時都應具有以一當十的本領。
”這句話成為他們的“座右銘”。
不知為什麼，許多“最高指示”他都忘記了，但毛主席說的那句話卻連在夢裡都忘不掉——“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而且不知為什麼竟有點相信。
他媽的，又來一次的時候，全國又像“文革”一樣大亂了，我也要靠我的刑警隊在這座城市中控制住治安！再來一次吧！再來一次我他媽的才不會像上一次那麼老老實實地彎腰低頭接受批鬥呢！再來一次看看誰怕誰？！……他頭腦中經常因為“過七八年又來一次”這句“偉大”的預言，而産生以上那一類天真的救世的想法。
他認為他的刑警隊緊急出動，在“一中事件”中拘捕了三十幾名企圖制造一場大騷亂的返城待業知青們并沒有錯。
他認為倘若自己不采取這一果斷的雷厲風行的“打擊”，倒是大錯特錯了。
二十餘萬當年的“紅衛兵”，像二十餘萬散兵遊勇似的大返城了，使這位老公安局長的心理上産生了一種似乎果然“又來一次”的先兆感應。
“紅衛兵”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同第一次注射青黴素藥針給小孩子留下的印象。
他的右腿當年被一夥“紅衛兵”們打斷過，緻使如今他常常“左傾”。
他仇視“紅衛兵”。
他認為“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原本可能是一場好端端的“興無滅資”的“大革命”，全是被“紅衛兵”們到處“煽風點火”搞到天下大亂不可收拾的地步的。
同時他認為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英明正确，唯獨允許知識青年大返城是政治家們的頭腦“熱發昏”！他們十之八九是當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