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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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他們應該在廣闊天地被改造一輩子！對曆史償還他們一輩子也償還不清的罪孽！真值得對他們大發慈悲，允許他們重新回到城市裡來麼？他們盡是“狼孩”，成千成萬地回到城市裡來，城市怎生再得安甯？！他對“紅衛兵”的仇視，漸漸擴大為他對整整一代人的敵意。
對于這一代人他沒有恻隐，沒有憐憫，沒有親情，沒有責任感。
在他看來這一代人是爐灰渣子。
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沒有什麼意義了！他自己的一男一女例外。
不是偏愛，是因為自己的兒女們當年由于他的牽連沒有資格戴過“紅衛兵”袖章。
如果他們當年也是“紅衛兵”，那麼今天在他這位父親眼裡也是爐灰渣子，也是“狼孩”。
他的部下擅自放掉了“一中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北京的一位什麼将軍的公子，使他大為光火，将那個部下罵得狗血噴頭，諾諾連聲。
“将軍的公子今天參與造反更應嚴辦，你他媽的倒敢放跑了！老子在抗聯時期就當過副師長，他媽的這三十幾年如果一直都在部隊幹，今天也是位不折不扣的将軍！嚴辦一位将軍的公子才更能懲一儆百！你給老子把他重新抓回來！抓不回來我脫了你的警服！……” 他頭腦中倒是沒有市長頭腦中那麼許多思前顧後、優柔寡斷。
因為他的一男一女返城不久便都穿上了藍警服，成了他的“兵”，沒有報考什麼鳥“師資培訓班”。
所以他完全沒有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心理負擔，正所謂“胸中正則膽氣豪”。
他那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部下還真帶了三名刑警隊員連夜又去重新逮捕“一中事件”的“要犯”歸案。
但“要犯”已離開了本市，“逃”之夭夭。
他鞭長莫及，又将那部下狗血噴頭地罵了一頓。
如若釋放了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并向社會宣布他們無過又無辜，那麼将置他這位城市衛士的象征者及他的忠實的刑警隊員們的尊嚴于何地？難道他的刑警隊緊急出動，平息了“一中事件”倒是錯誤的了？如果當天他的刑警隊不出動，誰能預料“一中事件”以怎樣的結果告終？不少刑警隊員們在平息那場騷亂中遭到了毆打，對他們說他們錯了，他們會做何想法？在城市治安需要他們時，他們還能具有那種“以一當十”、一往無前的勇敢精神嗎？他的刑警隊員們的精神是需要鼓勵而萬萬不能也不應該被挫傷的！他們的精神也是他本人的精神！“藍警服”的尊嚴在“文革”中被踐踏得夠慘的了！他要在城市重樹這種尊嚴，維持這種尊嚴！迫使社會認識到這種尊嚴，并承認這種尊嚴！社會喪失了“藍警服”的尊嚴何談時代的尊嚴？動亂的曆史過去了！人們需要時代的尊嚴！人們需要有治安的社會！他及他的刑警隊員們的存在價值，就是以治安為己任，使人們使社會獲得這種保障！而他實施這種保障的手段則是——平息騷亂！打擊騷亂！鎮壓騷亂！拘捕、逮捕、搜捕一切引起或制造騷亂的分子，包括一切企圖引起或企圖制造騷亂的分子，這是他的精神内核，這是他認為高于一切原則之上的原則。
超出這一原則範圍以外的種種思想，也是超出他頭腦以外的思想，那是其他人們應該進行的考慮和應該采取的行動。
當市長本人在因“一中事件”欲了難了，在因被拘捕的三十幾名返城待業知青而瞻前顧後、優柔寡斷的時候，他們正被刑警隊員看管着，每天跟一批等待接受法律判決的流氓歹徒、小偷、盜竊犯、詐騙犯、貪污犯一塊兒在一處建築工地上幹活呢。
一個多月以來，沒有任何方面提審過他們。
市與省的司法部門，拒絕受理此“案”，顯然對他們持同情态度。
市委曾派過一個三人“調查”組，向他們進行過“調查”。
名曰“調查”，實則“談判”。
——你們想不想早日獲得自由？ 他們當然都表示——想。
——你們能否保證以後再不聚衆鬧事，擾亂社會治安？ 他們也都表示——能。
“調查”組的三個成員很高興，沒預料“談判”如此順利，不辱使命，當場說：“你們每人寫一份保證書，或者共同寫一份保證書，你們就自由了！” 他們卻說——他們也有條件：第一，在報上公開披露“師資培訓班”的内幕，向社會澄清“一中事件”的真相。
第二，向他們和當天參加考試的返城待業知青及全體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賠禮道歉。
第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的愚弄他們的事。
“調查”組的三名成員這才意識到自己高興得太早了，都不免陰沉下臉，回答無權接受他們這些“苛刻的條件”。
“那就派有權接受條件的人來進行談判吧！” “苛刻的條件？難道愚弄了我們一場，想一不澄清真相，二不賠禮道歉嗎？難道以為我們是好愚弄的嗎？！” “不答應這三個條件，我們甯可不要自由！” “沒有工作，我們的自由算是個屁！” “我們等待着發落！我們有耐心，看究竟能把我們怎樣發落！” 他們全體憤慨起來。
“談判”破裂。
他們撇下三名市委“調查”組成員，揚揚長長地幹活去了！ 他們也有他們的尊嚴，他們要向社會證明他們的尊嚴是不可辱的，他們要在城市争回他們的尊嚴。
共同的命運将他們團結在一起了，他們并不感到孤獨無援，他們知道他們并不孤立。
每天都有他們認識的或不認識的返城待業知青來看望他們。
告訴他們二十餘萬沒有忘記他們三十幾個，他們覺得他們成了二十餘萬的一面旗幟。
他們甘願做這面旗幟！ 他們是堅定地要同城市，要同他們的命運抗争到底了！ 這是盲目的挑戰，這是必然的盲目，這是合理的必然，這是曆史一步步演算出的社會方程的“根”。
就在這一代人同曆史，同城市，同社會，同他們的命運對峙的情況下，一種勢力，一種“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文化大革命”後鞏固的勢力，一種似有似無的勢力，正密謀着如何挽救他們的危機。
而一種政治勢力在挽救危機的時候，往往是要借助無辜者的鮮血的…… “郭立強，你弟弟看你來了！” 郭立強挑起一擔磚正要上跳闆，聽到姚守義的喊聲，蹲身放下了擔子。
“在哪兒？” “那兒！” 不遠處，弟弟正望着他。
他大步朝弟弟走了過去。
一名持槍看押他們的公安局的刑警隊員攔住了他：“幹什麼去？” 他不理睬那個刑警隊員，繼續朝弟弟走去。
他走到弟弟跟前，苦笑了一下，說：“我們正幹活呢
對于這一代人他沒有恻隐，沒有憐憫，沒有親情，沒有責任感。
在他看來這一代人是爐灰渣子。
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沒有什麼意義了！他自己的一男一女例外。
不是偏愛，是因為自己的兒女們當年由于他的牽連沒有資格戴過“紅衛兵”袖章。
如果他們當年也是“紅衛兵”，那麼今天在他這位父親眼裡也是爐灰渣子，也是“狼孩”。
他的部下擅自放掉了“一中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北京的一位什麼将軍的公子，使他大為光火，将那個部下罵得狗血噴頭，諾諾連聲。
“将軍的公子今天參與造反更應嚴辦，你他媽的倒敢放跑了！老子在抗聯時期就當過副師長，他媽的這三十幾年如果一直都在部隊幹，今天也是位不折不扣的将軍！嚴辦一位将軍的公子才更能懲一儆百！你給老子把他重新抓回來！抓不回來我脫了你的警服！……” 他頭腦中倒是沒有市長頭腦中那麼許多思前顧後、優柔寡斷。
因為他的一男一女返城不久便都穿上了藍警服，成了他的“兵”，沒有報考什麼鳥“師資培訓班”。
所以他完全沒有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心理負擔，正所謂“胸中正則膽氣豪”。
他那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部下還真帶了三名刑警隊員連夜又去重新逮捕“一中事件”的“要犯”歸案。
但“要犯”已離開了本市，“逃”之夭夭。
他鞭長莫及，又将那部下狗血噴頭地罵了一頓。
如若釋放了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并向社會宣布他們無過又無辜，那麼将置他這位城市衛士的象征者及他的忠實的刑警隊員們的尊嚴于何地？難道他的刑警隊緊急出動，平息了“一中事件”倒是錯誤的了？如果當天他的刑警隊不出動，誰能預料“一中事件”以怎樣的結果告終？不少刑警隊員們在平息那場騷亂中遭到了毆打，對他們說他們錯了，他們會做何想法？在城市治安需要他們時，他們還能具有那種“以一當十”、一往無前的勇敢精神嗎？他的刑警隊員們的精神是需要鼓勵而萬萬不能也不應該被挫傷的！他們的精神也是他本人的精神！“藍警服”的尊嚴在“文革”中被踐踏得夠慘的了！他要在城市重樹這種尊嚴，維持這種尊嚴！迫使社會認識到這種尊嚴，并承認這種尊嚴！社會喪失了“藍警服”的尊嚴何談時代的尊嚴？動亂的曆史過去了！人們需要時代的尊嚴！人們需要有治安的社會！他及他的刑警隊員們的存在價值，就是以治安為己任，使人們使社會獲得這種保障！而他實施這種保障的手段則是——平息騷亂！打擊騷亂！鎮壓騷亂！拘捕、逮捕、搜捕一切引起或制造騷亂的分子，包括一切企圖引起或企圖制造騷亂的分子，這是他的精神内核，這是他認為高于一切原則之上的原則。
超出這一原則範圍以外的種種思想，也是超出他頭腦以外的思想，那是其他人們應該進行的考慮和應該采取的行動。
當市長本人在因“一中事件”欲了難了，在因被拘捕的三十幾名返城待業知青而瞻前顧後、優柔寡斷的時候，他們正被刑警隊員看管着，每天跟一批等待接受法律判決的流氓歹徒、小偷、盜竊犯、詐騙犯、貪污犯一塊兒在一處建築工地上幹活呢。
一個多月以來，沒有任何方面提審過他們。
市與省的司法部門，拒絕受理此“案”，顯然對他們持同情态度。
市委曾派過一個三人“調查”組，向他們進行過“調查”。
名曰“調查”，實則“談判”。
——你們想不想早日獲得自由？ 他們當然都表示——想。
——你們能否保證以後再不聚衆鬧事，擾亂社會治安？ 他們也都表示——能。
“調查”組的三個成員很高興，沒預料“談判”如此順利，不辱使命，當場說：“你們每人寫一份保證書，或者共同寫一份保證書，你們就自由了！” 他們卻說——他們也有條件：第一，在報上公開披露“師資培訓班”的内幕，向社會澄清“一中事件”的真相。
第二，向他們和當天參加考試的返城待業知青及全體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賠禮道歉。
第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的愚弄他們的事。
“調查”組的三名成員這才意識到自己高興得太早了，都不免陰沉下臉，回答無權接受他們這些“苛刻的條件”。
“那就派有權接受條件的人來進行談判吧！” “苛刻的條件？難道愚弄了我們一場，想一不澄清真相，二不賠禮道歉嗎？難道以為我們是好愚弄的嗎？！” “不答應這三個條件，我們甯可不要自由！” “沒有工作，我們的自由算是個屁！” “我們等待着發落！我們有耐心，看究竟能把我們怎樣發落！” 他們全體憤慨起來。
“談判”破裂。
他們撇下三名市委“調查”組成員，揚揚長長地幹活去了！ 他們也有他們的尊嚴，他們要向社會證明他們的尊嚴是不可辱的，他們要在城市争回他們的尊嚴。
共同的命運将他們團結在一起了，他們并不感到孤獨無援，他們知道他們并不孤立。
每天都有他們認識的或不認識的返城待業知青來看望他們。
告訴他們二十餘萬沒有忘記他們三十幾個，他們覺得他們成了二十餘萬的一面旗幟。
他們甘願做這面旗幟！ 他們是堅定地要同城市，要同他們的命運抗争到底了！ 這是盲目的挑戰，這是必然的盲目，這是合理的必然，這是曆史一步步演算出的社會方程的“根”。
就在這一代人同曆史，同城市，同社會，同他們的命運對峙的情況下，一種勢力，一種“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文化大革命”後鞏固的勢力，一種似有似無的勢力，正密謀着如何挽救他們的危機。
而一種政治勢力在挽救危機的時候，往往是要借助無辜者的鮮血的…… “郭立強，你弟弟看你來了！” 郭立強挑起一擔磚正要上跳闆，聽到姚守義的喊聲，蹲身放下了擔子。
“在哪兒？” “那兒！” 不遠處，弟弟正望着他。
他大步朝弟弟走了過去。
一名持槍看押他們的公安局的刑警隊員攔住了他：“幹什麼去？” 他不理睬那個刑警隊員，繼續朝弟弟走去。
他走到弟弟跟前，苦笑了一下，說：“我們正幹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