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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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支紅色小蠟燭，插滿一個五斤重的大生日蛋糕。
全家人圍桌而坐，預備向姚玉慧祝賀生日。
蛋糕是母親買的，蠟燭是妹妹插的。
一九七九年過去了。
一九八〇年的最初幾天也過去了。
一年的概念壓縮在她返城後一晃而過的日子裡，使她切身體會到了“年華如水”這四個字所包含的咄咄逼人的意味。
每人的一生中都有幾個年齡界線使人對生命産生一種緊迫感，一種惶惑。
二十五歲、三十歲、三十五歲。
二十五歲之前我們總以為我們的生活還沒有開始，而青春正從我們身旁一天天悄然逝去。
當我們不經意地就跨過了這人生的第一個界線後，我們才往往大吃一驚，但那被詩人們贊美為“黃金時代”的年華已永遠不再屬于我們。
我們不免對前面的兩個界線望而卻步，幻想着要逗留在二十五歲和三十歲之間。
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華，如同白天照射在牆壁上的光影。
你看不出它的移動。
你一旦發現它确是移動了，白天已經接近黃昏它暗了，馬上就要消失，于是你懵懵懂懂地跨過了人生的第二個界線…… 三十支小蠟燭，給姚玉慧的生日增添了類似宗教的色彩。
望着它們所形成的一小片輝煌，充滿在她心間的，不是快樂，而是無邊無際的惆怅和茫然。
燭光晃在她對面的父親的臉上，父親身穿黑色毛衣，虔誠地注視着她。
她覺得父親像個教士，虔誠的表情是故作給她看的。
她明白，父親和母親一樣，因為她已經三十歲了暗暗感到煩惱。
她也知道父親此時此刻坐在她對面，坐在母親身旁，并非為了使她高興，不過是為了使母親高興。
女兒們的十歲生日能給予父親們以快樂。
女兒們的二十歲生日能給予父親們以欣慰。
三十歲了而未嫁的女兒們的生日，能給她們的父親們帶來什麼美好的情緒呢？ 母親竟希望女兒的三十歲生日能造成一種歡娛的家庭氣氛！ 一個三十歲的，沒有工作的，對任何男人都毫無吸引力的老姑娘的生日，和這樣的一個老姑娘的追悼會沒什麼區别，同樣造不成什麼富有詩意的氣氛。
弟弟坐在她左邊，妹妹坐在她右邊。
弟弟送給她一件生日禮物——一條白色的純毛長圍巾。
妹妹告訴她，那原本是他買了送給倩倩的，可是他那個瓷洋娃娃不喜歡白色，不要。
當弟弟将它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她時，她問清價格，采取一手錢，一手貨的方式接受了。
錢是向妹妹“借”的。
她正缺一條長圍巾，省得自己去買了，返城後她最不願涉足的地方就是商店。
一個二十九歲的，不，一個已經三十歲的，沒有工作的，對任何男人都毫無吸引力的老姑娘，無所謂喜歡什麼顔色或不喜歡什麼顔色。
女性選擇顔色其實不是用眼而是用心；她内心裡沒有色彩。
弟弟還裝模作樣地說：“姐你這是幹嗎？為什麼要給我錢啊？我可是特意給你買的呀，白色象征高潔！” 她聽了很生氣，反唇相譏：“我比你那個瓷洋娃娃更高潔？” 所以這會兒弟弟多少有點尴尬地躲避着她的目光。
隻有妹妹的快樂是由衷的。
妹妹分明将給她過生日當成一場遊戲。
妹妹比父親比母親更愛她。
她不願掃妹妹的興，也不願使父親和母親在此時此刻感到什麼不愉快，于是她就笑，企圖用虛假的笑來烘托這場家庭“遊戲”的氣氛。
母親見她笑了，母親也笑了。
父親見母親笑了，父親也笑了。
她明白，父親和母親的笑，是向她這個長女的一種牽強的表示——證明他們作為父親和作為母親，對于她從今天已經三十歲了這件事，還是滿心歡喜的，起碼并不憂煩。
她太明白了。
她也知道父親和母親臉上一邊笑心裡一邊想的是什麼。
他們準是在想——如果有一個男人以他們未來女婿的身份在座，歡娛氣氛才算完美無缺。
他們需要一個女婿比她自己需要一個丈夫的心情迫切得多。
市長家有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比普通人家有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更會引起種種閑言碎語。
她很理解父親和母親能夠對她作出那種歡喜的微笑是多麼不容易。
她忽然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庭中很多餘，忽然意識到，在她還沒有來得及完全由一個“教導員”重新變成一個女人時，她已經無形中給父母造成了很沉重的心理負擔。
也許我根本就不應該返城？她想…… 妹妹迫不及待地大聲嚷：“吹呀！” 她知道應該一支一支吹滅蠟燭。
她吸一大口氣，噗地吹去，希望一口就将三十支蠟燭全吹滅。
可憐，隻吹滅了四支。
她又深吸一口氣，想再來一次就結束這場家庭“遊戲”。
“嗨，别那麼性急！……”妹妹在她後背上拍了一下。
妹妹希望玩得從從容容，鄭重其事。
母親皺起了眉頭。
她趕緊笑。
我可不能使全家人掃興，她想，我得陪全家人将這場“遊戲”進行到底。
“三十年呐，你一口氣吹不滅的。
”弟弟終于有了一個機會挖苦她。
不知從哪一天起，弟弟好像與她在感情上産生了某種隔閡。
大概因為她不喜歡倩倩。
不錯，她承認自己對那個漂亮的瓷洋娃娃多少存在一點女性的嫉妒心理。
嫉妒對方比自己年輕，嫉妒對方有一張對男性們具有吸引力的臉，嫉妒對方是個美人兒，還嫉妒對方時時處處都善于恰到好處地顯示自己的美的那種無拘無束的女性本能。
而她自己則完全喪失掉了這種本能，剛剛重新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女性。
但所有這一切嫉妒并非是她不喜歡倩倩的原因。
不，絕對不是。
恰恰相反，許多比自己年輕，臉蛋比自己漂亮的姑娘都能夠獲得她的好感。
作為一個女性，她有嫉妒心理，但卻從未因此而敵視過誰。
她不喜歡那個瓷洋娃娃是因為那個瓷洋娃娃居然敢對她表示憐憫和同情。
她不能夠忍受這一點。
瓷洋娃娃雖不曾對她說過什麼憐憫和同情的話，但那種流露出憐憫和同情的目光，常常使她想大聲叫嚷：“别用這種目光看我！” 誰憐憫我，誰同情我，誰就等于侮辱我！這種思想從她返城那一天就在她頭腦中深深紮根了。
這乃是她——二十九歲的，不，三十歲的，沒有工作的，對任何男人毫無吸引力的老姑娘的尊嚴。
好幾次她想對那個瓷洋娃娃說：“可愛的小鳥兒，你除了可愛之外還趁什麼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資本？你憐憫我同情我太不夠檔次！” 瓷洋娃娃到家中來的次數少了，所以弟弟對她懷着心照不宣的怨惱。
她被弟弟挖苦了一句之後，瞪了弟弟一眼，冷冷地說：“你今後再敢挖苦我，你那個瓷洋娃娃來了，我就把她轟出去！” 弟弟倏地站起，要離去，被母親一把扯住，不得已悻悻坐下。
父親責備地注視着她。
母親不滿地說：“玉慧，從你返城以後，全家人在哪點上對你關心得不夠？” 妹妹嚷：“得了得了，這又不是談判桌，蠟都淌到蛋糕上了，姐你還不快吹！……” 她不再說什麼，接連吸氣猛吹。
當最後一支蠟燭被姚玉慧吹滅時，姚守義在家中穿完了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蘆。
家，對孩子們是一座城堡：他們在外受到威脅時就趕快往家裡逃。
對中年人是一個王國：最最普通的男人或女人在家裡可能是頤指氣使，說一不二的君主。
對老頭老太太們是事業，是江山社稷：兒孫滿堂使他們感到勞苦功高。
對返城知識青年們，家究竟意味着什麼呢？十年前他們哭着鬧着喊着叫着毅然決然地不顧一切地離家而去，又究竟為什麼十年後他們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多歲了，真正到了不應該再戀家的年齡了，反而哭着鬧着喊着叫着毅然決然地不顧一切地返回城市撲進家門呢？為什麼？究竟為什麼呢？ 他們毅然決然地返回城市，急急切切地撲進家門，乃是因為他們省悟到從“紅衛兵時代”到“上山下鄉運動”，他們原來不過是石頭。
“席佛西斯的石頭”。
他們被一位巨人滾上山頂，然後從山頂滾下來，然後再被那位巨人滾上山頂，再滾下來……這是席佛西斯的事業。
席佛西斯是不知疲倦的，因為那巨人是神。
可他們的血肉之軀已再經不起幾番滾動，滾動中他們遍體鱗傷。
他們最初認為這種不間斷的滾動即是他們作為一代人的使命，可後來他們的頭腦終于在滾動中産生了懷疑。
這是本能的清醒。
他們終于向席佛西斯也向他們自己呻吟着發問：這種滾動的目的何在？ 席佛西斯不回答。
那位巨人是神，也是一頁曆史，也是一個時代。
而一代人再也不甘心充滿熱情地作神的石頭。
他們十年前離開家門是為了去尋找他們要尋找的東西，結果他們什麼也沒尋找到。
他們十年後撲進家門是因為尋找累了，心灰意冷。
他們撲進家門是預備第二次邁出家門，是預備開始他們人生的第二次尋找。
東西南北中，這一次他們預備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認定一個去向。
即使舊巢毀壞了，燕子也要在那個地方盤旋幾圈才飛向别處。
這是生物本能。
即使家庭分化改組了，作兒子作女兒的也要回到家裡看看再考慮自己今後的生活打算。
這是人性。
家對返城知識青年們已不再是城堡，因為他們不再是孩子。
家也并非他們的王國，因為他們的家庭地位依然是孩子。
他們原本希望對家庭對父母一盡兒女的義務和責任，現實卻使他們成了家庭成了父母的負擔和煩愁，過去是如今依然是。
城市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寫下了兩個看不見的“紅字”——待業。
如果說當年的知青教導員對待業感到的不過是茫然和惆怅的話，那麼姚守義們對待業感到的則是内心的痛苦和強烈的憤怒了。
幸虧這會兒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
幸虧一個姑娘，不，一個少婦，不，一個年輕的母親和他面對面坐着，和他一塊兒穿糖葫蘆。
否則，他可能又會去找嚴曉東，兩人一塊兒湊點錢，到某個街頭巷尾的肮髒小飯館借酒澆愁。
年輕的母親有一張女孩般的娃娃臉。
孩子的臉卻是長得像個小老頭，描幾道皺紋畫上幾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麼，是一等的山楂，又紅又大，瞧着就使人嘴裡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們将許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證，是穩定男人情緒的萬應靈丹，尤其一個女人不難看是這樣；難看的女人另當别論。
姚守義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蘆，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簽子，并且向年輕的母親提出倡議：“咱倆把剩下這點山楂都穿完了怎麼樣？” 剩下那“點”山楂起碼還夠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擡起頭看了他一眼，笑笑，樂意地說：“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沒什麼事兒可幹。
” 姚守義忽然覺得這個晚上是他返城後心情最佳的一個晚上。
女人居然還能啟發一個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義的頭腦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紅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瑪瑙、珠寶、玉石球什麼的，這種浪漫思維他的頭腦還是夠用的。
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中，他覺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滿自信的藝匠。
穿糖葫蘆頗有藝術工作的情趣。
他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來刻主席頭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裡的藝術工具，遺憾的是在每個山楂上隻能來一刀，使他獲得的藝術滿足太有限。
好在這一刀挺講究分寸，切口過深過長不行，那樣一個完美的整體就變為兩個紅彤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強穿上也不好看了。
切口要不深不淺，不長不短。
一刀下去，又紅又大的一個一等山楂，咧開一張笑口，像沒長牙齒的嬰兒的笑口。
然後呢，用刀尖小心地剔出山楂核，再輕輕将那可愛的笑口合上。
六個山楂穿一串，一支體體面面的糖葫蘆就完成了一半工序。
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欣賞幾秒鐘，才滿意地放下。
這個工作是他從今天起才獲得的臨時工作，是為一家冰棍廠加工。
那家冰棍廠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蘆。
這事兒原是同院一個無職無業的孤身老頭賴以糊口的營生。
街道為了照顧那老頭，開了介紹信出面替老頭與冰棍廠訂下長期合同。
幾天前老頭死了。
街道主任來到姚守義家，對他母親說：“每月能掙三十幾塊錢呢，讓守義幹吧，我看他挺适合幹這活。
”母親自是千恩萬謝的。
他也不得不賠着笑臉說些“承蒙照顧”的話。
至于街道主任根據什麼認為他“挺适合幹這活”，他卻百思不得其解。
街道主任還詭秘地叮囑他和母親：“你們千萬别對外院的人講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該說我這個街道主任偏向你們守義了！”這話他信。
這條街道上就有二十三個返城待業知青，有活可幹的還是第一個。
每月能掙三十幾塊錢，二十三個返城待業知青哪一個也不會拒絕這種機會。
他們在兵團的最初幾年，每月也不過才掙三十二塊錢。
隻要是個能掙錢而又合法的機會，哪一個返城待業知青都會一把抓牢不放松的。
過後他問母親街道主任為什麼對他姚守義這般恩典？母親說：“你爸不是從木材加工廠為人家買了一方木柴嘛！” 當他面對兩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簽子在小闆凳上坐下時，他覺得自己的命運和前途都夠酸的。
轉而想，自己畢竟從此和一個單位——一家冰棍廠建立了某種關系，返城後那顆無着無落的心，便安定了許多許多。
他甚至認為有必要讓父親再給街道主任從木材加工廠買一方“内部價格”的木柴，然後求她将那份“長期合同”上的死去了的老頭的名字，改成他姚守義的名字。
從穿糖葫蘆中體味到“藝術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開始和他一塊兒“共事”之後才漸漸達到的一種境界。
她領着孩子來時，他剛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聲音很低，有些喑啞。
他擡起頭，見她一腳門裡，一腳門外，正猶豫着進不進屋。
黑色短呢上衣，紅圍巾，灰的卡單褲罩在棉褲外，翻毛皮鞋。
他竟絲毫也沒看出她是一個返城女知青。
要是她不領着一個孩子，他會誤以為她是剛念到初一下學期的弟弟的班主任老師來家訪。
“收電費去了。
”他說罷就又低下頭去穿糖葫蘆。
待業知青的社會地位，使他在任何年輕女性面前都不由得産生羞慚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會兒行麼？” “行。
”他覺得她問得好笑。
心想：你又不是來到了什麼大幹部家裡，我也不是首長秘書，何必如此！ 她解開圍巾，在另一隻小闆凳上坐下，瞧着他穿糖葫蘆，那孩子則老老實實地偎靠着她。
他的雙手變得笨拙了。
“你工作有着落了？” “就算有了吧。
” “幹什麼？” “就幹這個。
” “自己賣？” “我倒想自己賣，沒許可證……”他忽然記起了街道主任的叮囑，警惕地擡起頭看了她一眼：“你問這些幹嗎？” “待業知青見了待業知青，不問這些問什麼呢？”她長歎一口氣。
“你也是待業知青？”他開始對她另眼相看了。
她微微點了一下頭。
“你不說，瞧不出來。
” “怕的就是走在馬路上讓别人瞧出來啊！”她又長歎一口氣。
“返城知青就那麼卑賤？”他盯着她問，放下了剛拿起的一根竹簽子。
她苦笑着說：“我倒沒這麼想過。
其實我是不願意再穿那身兵團服，統統叫我燒了。
一看見兵團服，不論穿在誰身上，就想到了孩子他爸……” “孩子他爸……不在了？” “在。
在上海。
說起來話就長了。
我到北大荒那一年才十六，是老大。
身下三個弟弟兩個妹妹，一個比一個小兩歲。
我媽也真夠可以的，隔兩年就給我爸生一個。
四十五歲前就生下了我們六個。
要不是我爸死得早，我媽興許還能給我生下幾個弟弟妹妹呢！我有時候常想，計劃生育早實行十幾年就好了，那我不就也是一個被父母嬌生慣養的獨生女啦？還不早留城參加工作了？還會有返城待業這一天？……” 姚守義覺得她抱怨計劃生育實行得晚與返城知青的命運之間沒多少必然的聯系，打斷她的話，很認真地反駁道：“那可不一定。
就算你是獨生女，當年興許也會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哭着鬧着自願報名上山下鄉。
知青中這樣的還少哇？” “可我要是個獨生女，同樣待業，那滋味也大不相同啊！我們姐弟六個，當年上山下鄉了一半。
如今都返城了，都待業。
都老大不小的。
我媽的頭發，從我返城那一天起，眼見着一天一天全白了。
不說我媽了，還說我自己吧！到了北大荒兩年後，我就結婚了。
不結婚也不行了，有了這孩子了。
懷着五個月的孩子，允許我們結婚的前幾天，我還接受了一場批判教育。
我想結婚就結婚吧，紮根就紮根吧，我當初并沒指望有返城這一天啊！我是一心一意想在北大荒建立個小家庭。
咱們知青一年四季的活多累呀！我還養雞養鴨養鵝，每年都腌幾壇子雞蛋鴨蛋和鵝蛋，每次探家我往我家帶，他往他家帶。
沒見過比我們孩子他爸更好吃懶做的上海知青啦！有滋有味的，我都讓給他吃。
鋤地，割大豆，他躺在家裡裝病，我
全家人圍桌而坐，預備向姚玉慧祝賀生日。
蛋糕是母親買的，蠟燭是妹妹插的。
一九七九年過去了。
一九八〇年的最初幾天也過去了。
一年的概念壓縮在她返城後一晃而過的日子裡，使她切身體會到了“年華如水”這四個字所包含的咄咄逼人的意味。
每人的一生中都有幾個年齡界線使人對生命産生一種緊迫感，一種惶惑。
二十五歲、三十歲、三十五歲。
二十五歲之前我們總以為我們的生活還沒有開始，而青春正從我們身旁一天天悄然逝去。
當我們不經意地就跨過了這人生的第一個界線後，我們才往往大吃一驚，但那被詩人們贊美為“黃金時代”的年華已永遠不再屬于我們。
我們不免對前面的兩個界線望而卻步，幻想着要逗留在二十五歲和三十歲之間。
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華，如同白天照射在牆壁上的光影。
你看不出它的移動。
你一旦發現它确是移動了，白天已經接近黃昏它暗了，馬上就要消失，于是你懵懵懂懂地跨過了人生的第二個界線…… 三十支小蠟燭，給姚玉慧的生日增添了類似宗教的色彩。
望着它們所形成的一小片輝煌，充滿在她心間的，不是快樂，而是無邊無際的惆怅和茫然。
燭光晃在她對面的父親的臉上，父親身穿黑色毛衣，虔誠地注視着她。
她覺得父親像個教士，虔誠的表情是故作給她看的。
她明白，父親和母親一樣，因為她已經三十歲了暗暗感到煩惱。
她也知道父親此時此刻坐在她對面，坐在母親身旁，并非為了使她高興，不過是為了使母親高興。
女兒們的十歲生日能給予父親們以快樂。
女兒們的二十歲生日能給予父親們以欣慰。
三十歲了而未嫁的女兒們的生日，能給她們的父親們帶來什麼美好的情緒呢？ 母親竟希望女兒的三十歲生日能造成一種歡娛的家庭氣氛！ 一個三十歲的，沒有工作的，對任何男人都毫無吸引力的老姑娘的生日，和這樣的一個老姑娘的追悼會沒什麼區别，同樣造不成什麼富有詩意的氣氛。
弟弟坐在她左邊，妹妹坐在她右邊。
弟弟送給她一件生日禮物——一條白色的純毛長圍巾。
妹妹告訴她，那原本是他買了送給倩倩的，可是他那個瓷洋娃娃不喜歡白色，不要。
當弟弟将它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她時，她問清價格，采取一手錢，一手貨的方式接受了。
錢是向妹妹“借”的。
她正缺一條長圍巾，省得自己去買了，返城後她最不願涉足的地方就是商店。
一個二十九歲的，不，一個已經三十歲的，沒有工作的，對任何男人都毫無吸引力的老姑娘，無所謂喜歡什麼顔色或不喜歡什麼顔色。
女性選擇顔色其實不是用眼而是用心；她内心裡沒有色彩。
弟弟還裝模作樣地說：“姐你這是幹嗎？為什麼要給我錢啊？我可是特意給你買的呀，白色象征高潔！” 她聽了很生氣，反唇相譏：“我比你那個瓷洋娃娃更高潔？” 所以這會兒弟弟多少有點尴尬地躲避着她的目光。
隻有妹妹的快樂是由衷的。
妹妹分明将給她過生日當成一場遊戲。
妹妹比父親比母親更愛她。
她不願掃妹妹的興，也不願使父親和母親在此時此刻感到什麼不愉快，于是她就笑，企圖用虛假的笑來烘托這場家庭“遊戲”的氣氛。
母親見她笑了，母親也笑了。
父親見母親笑了，父親也笑了。
她明白，父親和母親的笑，是向她這個長女的一種牽強的表示——證明他們作為父親和作為母親，對于她從今天已經三十歲了這件事，還是滿心歡喜的，起碼并不憂煩。
她太明白了。
她也知道父親和母親臉上一邊笑心裡一邊想的是什麼。
他們準是在想——如果有一個男人以他們未來女婿的身份在座，歡娛氣氛才算完美無缺。
他們需要一個女婿比她自己需要一個丈夫的心情迫切得多。
市長家有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比普通人家有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更會引起種種閑言碎語。
她很理解父親和母親能夠對她作出那種歡喜的微笑是多麼不容易。
她忽然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庭中很多餘，忽然意識到，在她還沒有來得及完全由一個“教導員”重新變成一個女人時，她已經無形中給父母造成了很沉重的心理負擔。
也許我根本就不應該返城？她想…… 妹妹迫不及待地大聲嚷：“吹呀！” 她知道應該一支一支吹滅蠟燭。
她吸一大口氣，噗地吹去，希望一口就将三十支蠟燭全吹滅。
可憐，隻吹滅了四支。
她又深吸一口氣，想再來一次就結束這場家庭“遊戲”。
“嗨，别那麼性急！……”妹妹在她後背上拍了一下。
妹妹希望玩得從從容容，鄭重其事。
母親皺起了眉頭。
她趕緊笑。
我可不能使全家人掃興，她想，我得陪全家人将這場“遊戲”進行到底。
“三十年呐，你一口氣吹不滅的。
”弟弟終于有了一個機會挖苦她。
不知從哪一天起，弟弟好像與她在感情上産生了某種隔閡。
大概因為她不喜歡倩倩。
不錯，她承認自己對那個漂亮的瓷洋娃娃多少存在一點女性的嫉妒心理。
嫉妒對方比自己年輕，嫉妒對方有一張對男性們具有吸引力的臉，嫉妒對方是個美人兒，還嫉妒對方時時處處都善于恰到好處地顯示自己的美的那種無拘無束的女性本能。
而她自己則完全喪失掉了這種本能，剛剛重新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女性。
但所有這一切嫉妒并非是她不喜歡倩倩的原因。
不，絕對不是。
恰恰相反，許多比自己年輕，臉蛋比自己漂亮的姑娘都能夠獲得她的好感。
作為一個女性，她有嫉妒心理，但卻從未因此而敵視過誰。
她不喜歡那個瓷洋娃娃是因為那個瓷洋娃娃居然敢對她表示憐憫和同情。
她不能夠忍受這一點。
瓷洋娃娃雖不曾對她說過什麼憐憫和同情的話，但那種流露出憐憫和同情的目光，常常使她想大聲叫嚷：“别用這種目光看我！” 誰憐憫我，誰同情我，誰就等于侮辱我！這種思想從她返城那一天就在她頭腦中深深紮根了。
這乃是她——二十九歲的，不，三十歲的，沒有工作的，對任何男人毫無吸引力的老姑娘的尊嚴。
好幾次她想對那個瓷洋娃娃說：“可愛的小鳥兒，你除了可愛之外還趁什麼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資本？你憐憫我同情我太不夠檔次！” 瓷洋娃娃到家中來的次數少了，所以弟弟對她懷着心照不宣的怨惱。
她被弟弟挖苦了一句之後，瞪了弟弟一眼，冷冷地說：“你今後再敢挖苦我，你那個瓷洋娃娃來了，我就把她轟出去！” 弟弟倏地站起，要離去，被母親一把扯住，不得已悻悻坐下。
父親責備地注視着她。
母親不滿地說：“玉慧，從你返城以後，全家人在哪點上對你關心得不夠？” 妹妹嚷：“得了得了，這又不是談判桌，蠟都淌到蛋糕上了，姐你還不快吹！……” 她不再說什麼，接連吸氣猛吹。
當最後一支蠟燭被姚玉慧吹滅時，姚守義在家中穿完了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蘆。
家，對孩子們是一座城堡：他們在外受到威脅時就趕快往家裡逃。
對中年人是一個王國：最最普通的男人或女人在家裡可能是頤指氣使，說一不二的君主。
對老頭老太太們是事業，是江山社稷：兒孫滿堂使他們感到勞苦功高。
對返城知識青年們，家究竟意味着什麼呢？十年前他們哭着鬧着喊着叫着毅然決然地不顧一切地離家而去，又究竟為什麼十年後他們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多歲了，真正到了不應該再戀家的年齡了，反而哭着鬧着喊着叫着毅然決然地不顧一切地返回城市撲進家門呢？為什麼？究竟為什麼呢？ 他們毅然決然地返回城市，急急切切地撲進家門，乃是因為他們省悟到從“紅衛兵時代”到“上山下鄉運動”，他們原來不過是石頭。
“席佛西斯的石頭”。
他們被一位巨人滾上山頂，然後從山頂滾下來，然後再被那位巨人滾上山頂，再滾下來……這是席佛西斯的事業。
席佛西斯是不知疲倦的，因為那巨人是神。
可他們的血肉之軀已再經不起幾番滾動，滾動中他們遍體鱗傷。
他們最初認為這種不間斷的滾動即是他們作為一代人的使命，可後來他們的頭腦終于在滾動中産生了懷疑。
這是本能的清醒。
他們終于向席佛西斯也向他們自己呻吟着發問：這種滾動的目的何在？ 席佛西斯不回答。
那位巨人是神，也是一頁曆史，也是一個時代。
而一代人再也不甘心充滿熱情地作神的石頭。
他們十年前離開家門是為了去尋找他們要尋找的東西，結果他們什麼也沒尋找到。
他們十年後撲進家門是因為尋找累了，心灰意冷。
他們撲進家門是預備第二次邁出家門，是預備開始他們人生的第二次尋找。
東西南北中，這一次他們預備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認定一個去向。
即使舊巢毀壞了，燕子也要在那個地方盤旋幾圈才飛向别處。
這是生物本能。
即使家庭分化改組了，作兒子作女兒的也要回到家裡看看再考慮自己今後的生活打算。
這是人性。
家對返城知識青年們已不再是城堡，因為他們不再是孩子。
家也并非他們的王國，因為他們的家庭地位依然是孩子。
他們原本希望對家庭對父母一盡兒女的義務和責任，現實卻使他們成了家庭成了父母的負擔和煩愁，過去是如今依然是。
城市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寫下了兩個看不見的“紅字”——待業。
如果說當年的知青教導員對待業感到的不過是茫然和惆怅的話，那麼姚守義們對待業感到的則是内心的痛苦和強烈的憤怒了。
幸虧這會兒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
幸虧一個姑娘，不，一個少婦，不，一個年輕的母親和他面對面坐着，和他一塊兒穿糖葫蘆。
否則，他可能又會去找嚴曉東，兩人一塊兒湊點錢，到某個街頭巷尾的肮髒小飯館借酒澆愁。
年輕的母親有一張女孩般的娃娃臉。
孩子的臉卻是長得像個小老頭，描幾道皺紋畫上幾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麼，是一等的山楂，又紅又大，瞧着就使人嘴裡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們将許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證，是穩定男人情緒的萬應靈丹，尤其一個女人不難看是這樣；難看的女人另當别論。
姚守義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蘆，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簽子，并且向年輕的母親提出倡議：“咱倆把剩下這點山楂都穿完了怎麼樣？” 剩下那“點”山楂起碼還夠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擡起頭看了他一眼，笑笑，樂意地說：“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沒什麼事兒可幹。
” 姚守義忽然覺得這個晚上是他返城後心情最佳的一個晚上。
女人居然還能啟發一個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義的頭腦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紅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瑪瑙、珠寶、玉石球什麼的，這種浪漫思維他的頭腦還是夠用的。
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中，他覺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滿自信的藝匠。
穿糖葫蘆頗有藝術工作的情趣。
他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來刻主席頭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裡的藝術工具，遺憾的是在每個山楂上隻能來一刀，使他獲得的藝術滿足太有限。
好在這一刀挺講究分寸，切口過深過長不行，那樣一個完美的整體就變為兩個紅彤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強穿上也不好看了。
切口要不深不淺，不長不短。
一刀下去，又紅又大的一個一等山楂，咧開一張笑口，像沒長牙齒的嬰兒的笑口。
然後呢，用刀尖小心地剔出山楂核，再輕輕将那可愛的笑口合上。
六個山楂穿一串，一支體體面面的糖葫蘆就完成了一半工序。
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欣賞幾秒鐘，才滿意地放下。
這個工作是他從今天起才獲得的臨時工作，是為一家冰棍廠加工。
那家冰棍廠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蘆。
這事兒原是同院一個無職無業的孤身老頭賴以糊口的營生。
街道為了照顧那老頭，開了介紹信出面替老頭與冰棍廠訂下長期合同。
幾天前老頭死了。
街道主任來到姚守義家，對他母親說：“每月能掙三十幾塊錢呢，讓守義幹吧，我看他挺适合幹這活。
”母親自是千恩萬謝的。
他也不得不賠着笑臉說些“承蒙照顧”的話。
至于街道主任根據什麼認為他“挺适合幹這活”，他卻百思不得其解。
街道主任還詭秘地叮囑他和母親：“你們千萬别對外院的人講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該說我這個街道主任偏向你們守義了！”這話他信。
這條街道上就有二十三個返城待業知青，有活可幹的還是第一個。
每月能掙三十幾塊錢，二十三個返城待業知青哪一個也不會拒絕這種機會。
他們在兵團的最初幾年，每月也不過才掙三十二塊錢。
隻要是個能掙錢而又合法的機會，哪一個返城待業知青都會一把抓牢不放松的。
過後他問母親街道主任為什麼對他姚守義這般恩典？母親說：“你爸不是從木材加工廠為人家買了一方木柴嘛！” 當他面對兩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簽子在小闆凳上坐下時，他覺得自己的命運和前途都夠酸的。
轉而想，自己畢竟從此和一個單位——一家冰棍廠建立了某種關系，返城後那顆無着無落的心，便安定了許多許多。
他甚至認為有必要讓父親再給街道主任從木材加工廠買一方“内部價格”的木柴，然後求她将那份“長期合同”上的死去了的老頭的名字，改成他姚守義的名字。
從穿糖葫蘆中體味到“藝術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開始和他一塊兒“共事”之後才漸漸達到的一種境界。
她領着孩子來時，他剛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聲音很低，有些喑啞。
他擡起頭，見她一腳門裡，一腳門外，正猶豫着進不進屋。
黑色短呢上衣，紅圍巾，灰的卡單褲罩在棉褲外，翻毛皮鞋。
他竟絲毫也沒看出她是一個返城女知青。
要是她不領着一個孩子，他會誤以為她是剛念到初一下學期的弟弟的班主任老師來家訪。
“收電費去了。
”他說罷就又低下頭去穿糖葫蘆。
待業知青的社會地位，使他在任何年輕女性面前都不由得産生羞慚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會兒行麼？” “行。
”他覺得她問得好笑。
心想：你又不是來到了什麼大幹部家裡，我也不是首長秘書，何必如此！ 她解開圍巾，在另一隻小闆凳上坐下，瞧着他穿糖葫蘆，那孩子則老老實實地偎靠着她。
他的雙手變得笨拙了。
“你工作有着落了？” “就算有了吧。
” “幹什麼？” “就幹這個。
” “自己賣？” “我倒想自己賣，沒許可證……”他忽然記起了街道主任的叮囑，警惕地擡起頭看了她一眼：“你問這些幹嗎？” “待業知青見了待業知青，不問這些問什麼呢？”她長歎一口氣。
“你也是待業知青？”他開始對她另眼相看了。
她微微點了一下頭。
“你不說，瞧不出來。
” “怕的就是走在馬路上讓别人瞧出來啊！”她又長歎一口氣。
“返城知青就那麼卑賤？”他盯着她問，放下了剛拿起的一根竹簽子。
她苦笑着說：“我倒沒這麼想過。
其實我是不願意再穿那身兵團服，統統叫我燒了。
一看見兵團服，不論穿在誰身上，就想到了孩子他爸……” “孩子他爸……不在了？” “在。
在上海。
說起來話就長了。
我到北大荒那一年才十六，是老大。
身下三個弟弟兩個妹妹，一個比一個小兩歲。
我媽也真夠可以的，隔兩年就給我爸生一個。
四十五歲前就生下了我們六個。
要不是我爸死得早，我媽興許還能給我生下幾個弟弟妹妹呢！我有時候常想，計劃生育早實行十幾年就好了，那我不就也是一個被父母嬌生慣養的獨生女啦？還不早留城參加工作了？還會有返城待業這一天？……” 姚守義覺得她抱怨計劃生育實行得晚與返城知青的命運之間沒多少必然的聯系，打斷她的話，很認真地反駁道：“那可不一定。
就算你是獨生女，當年興許也會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哭着鬧着自願報名上山下鄉。
知青中這樣的還少哇？” “可我要是個獨生女，同樣待業，那滋味也大不相同啊！我們姐弟六個，當年上山下鄉了一半。
如今都返城了，都待業。
都老大不小的。
我媽的頭發，從我返城那一天起，眼見着一天一天全白了。
不說我媽了，還說我自己吧！到了北大荒兩年後，我就結婚了。
不結婚也不行了，有了這孩子了。
懷着五個月的孩子，允許我們結婚的前幾天，我還接受了一場批判教育。
我想結婚就結婚吧，紮根就紮根吧，我當初并沒指望有返城這一天啊！我是一心一意想在北大荒建立個小家庭。
咱們知青一年四季的活多累呀！我還養雞養鴨養鵝，每年都腌幾壇子雞蛋鴨蛋和鵝蛋，每次探家我往我家帶，他往他家帶。
沒見過比我們孩子他爸更好吃懶做的上海知青啦！有滋有味的，我都讓給他吃。
鋤地，割大豆，他躺在家裡裝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