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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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生活又發生了許多變化。
“鄧麗君”這位台灣女歌星的名字在大陸青年中已經失去了最初那種令他們或她們崇拜得近乎發狂的魅力，甚至可以實事求是地說日趨“落紅”了。
其間有幾位香港女歌星也瞅準“行情”到國内熱熱鬧鬧地你來我去地“風光”了幾陣，熱鬧一過，“風光”便也雲消煙滅，她們的名字很快就被人們忘掉了。
而某些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家，已不再滿足于隻有彩色電視機，還要買錄像機了。
也不再滿足于什麼四個喇叭六個喇叭的立體聲的高檔錄音機，而将買組合音響當成了家庭四化的奮鬥目标之一。
錄像機由一千多元而三千多元，卻仍不好買。
名牌自行車由二百來元而四百來元，在市場上卻仍見不到，想買則需托關系走後門，市場上偶爾來一批便頃刻争購一空。
頭戴安全盔騎着價值幾千元甚至近萬餘元的外國名牌摩托的青年人日漸多起來了，市交通管理部門不得不限制發放駕駛執照。
私人擁有小汽車的事兒對于中國人也不再是“天方夜譚”。
于是便有了汽車走私行當，有了摩托交易場所。
于是便有了從中牟取暴利者，有了大發橫财者。
有了幾十萬元戶和铛入獄的罪犯。
生活之流顯示出一切美好一切希望一切憧憬夾雜着一切醜惡一切俗惡一切罪惡洶洶湧湧地向前奔瀉。
它不随人意不可阻擋。
普遍的人們更加擔心害怕自己将來成為貧窮的人。
可是他們卻常常逼迫他們的幼兒幼女：“你每天必須給我吃一個蘋果！”好像命令孩子們吃藥。
在一九八六年，在這一座城市，在九月，在任何賣蘋果的地方，無論是國營商店的櫃台還是私人小販的攤床，其價格全在八毛錢以上。
比一九八一年貴了近一倍。
可連許多普通工人家庭中的受寵愛的孩子們，吃起蘋果來似乎都如同吃被嚼過的甘蔗渣一樣無滋無味了。
徐淑芳一九八一年九月的那一天在公園裡對她的小叔子說的話一點兒不錯。
一九八六年錢對每一個人對每一個家庭比一九八一年更為重要，也許世界上隻有錢這種東西才是越貶值越重要的東西。
生活的的确确是張着巨大的嘴巴要每一個人不斷地用錢喂它，而每一個人似乎都能夠不斷地用錢喂它。
在貨币公開流通的任何地方，随處可見那樣一些人，他們用錢喂“生活”，如同小孩兒用糖果喂雜技團鐵籠子裡的熊一般慷慨大方。
在法律嚴格限制和打擊貨币流通的某些方面，當然包括以貨币交換女人身體的男人們的傳統“愛好”方面，貨币的流通尤其活泛。
好比大雨過後陰溝裡的濁水，彙入下水道最後污染到江河裡。
三個月前百花玩具廠的會計被徐淑芳送上了法庭。
那個五十二歲的曾受到她絕對信任和格外尊重的男人貪污了萬餘元公款。
她在将他送上法庭之前和他進行了一次單獨的談話： “公款還在麼？” “花光了……” “那買的東西還在麼？” “沒買東西……” “那一萬多元你怎麼花的？” “六千多元花在幾個女人身上了……” “那還剩下五千多元呢？” “三千多元花在賭場上了……” “那還剩下二千多元呢？” 老會計撓撓頭，想了一陣，羞慚地回答：“浪費了……” 她瞅着他那張由于性生活過度而憔悴不堪的皺巴巴的臉，半天才悟明白他的浪費觀念——錢既沒花在女人身上也沒花在賭場上的話，便是“浪費”；他的羞慚分明更主要地是因為“浪費”而不是因為貪污。
她知道他家裡的生活狀況——沒職業的老婆和三個兒女，全都依賴于他的工資。
一萬餘元啊，他竟一分錢也沒有花在——按他的說法，哪怕是“浪費”在他老婆和兒女的身上！ “那幾個女人漂亮？” “是。
” 年輕而漂亮的女人的身體，出售給醜陋而年老的男人，不消問索價一定更昂貴。
她歎了口氣。
“你辜負了我對你的信任。
” “是……我對不起你……” “你後悔不……？” “很後悔……我沒想到你已經開始對我産生懷疑了，否則我會把賬目做得更巧妙，使你一點兒破綻也查不出來……” 他居然還坦率地一笑。
“你認為你值得？” 她真想扇他一耳光。
“怎麼不值得呢？……廠長，讓我抽支煙吧！” 她點了點頭。
當他将煙叼在嘴上的時候，他的手才發起抖來，接連劃了兩根火柴都沒劃着。
隔着她的長方形辦公桌，她向他伸過一隻手。
他在這種特殊情況之下。
受寵若驚，慌亂地抽出一支煙遞給她。
她接在手中看了看——是“三五”牌。
“過去你抽的最好的煙是‘紅梅’吧？” “現在我抽慣了‘三五’……” 他居然又一笑。
他的雙手卻仍在發抖，第三根火柴還是沒劃着。
“我不是要煙，我要火柴。
” 她将那支英國煙還給了他。
他十分困惑地看着她，趕快把火柴給了她。
而她對這個曾受自己絕對信任和格外尊重的老會計的困惑，甚于他對自己的困惑十倍。
“貪污了一萬多元，也沒買個高級點的打火機？” “我兜裡揣慣火柴了，揣打火機總是丢……” 她劃着一根火柴，像舉着火把似的舉向他。
他怔了一下，立刻湊向那根火柴吸着了煙。
她輕輕晃滅火柴，平靜地說：“你慢慢吸……吸完這一支還可以吸。
這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了……不應受時間限制。
” 一陣沉痛的難過湧滿她的心間——他曾是她得力的參謀。
在她創業的最初的那些艱難時日，他曾向她提出過良好的建議，幫助她推行重大的決策。
他吸得并不慢，他吸得很猛烈，他一口接一口地吸。
他吐一口煙說一句話：“我這個人……一輩子沒享樂過……那些女人真是個個又年輕又漂亮……和她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真希望自己年輕三十歲……如果有一種返老還童藥丸，十萬元一丸……我就會再貪污十萬元……我是個好會計……可惜不是個好賭徒……我以為我會赢萬把元，補上我貪污的公款……卻從沒赢過……我花在那些女人身上的錢是值得的……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她們，哪一個也忘不了……我這一輩子啊……總算是享樂過了……年輕時沒享樂過，五十多歲了才開始……也許男人都是越老了越巴不得享樂享樂……廠長你信麼？看着那些小夥子大姑娘活得自在玩得開心，我這心裡邊嫉妒得像有隻耗子整天在抓撓，又啃又咬的……” 他吸完一支煙，接着吸第二支。
還是她替他劃着火柴，還是像舉火把那樣舉到他面前。
她不打斷他，任他盡說盡說。
終于他沒什麼可說的了，緘口不言了。
她這才又與他交談：“幾年來我們互相尊重，為了咱們這個小廠的發展，我們一向配合得不錯，是不是？” “是啊，廠長……” “正因為我知道你家裡生活困難，才每個季度都補助你一次。
” “廠長，我對你說不出一個不字……我一邊貪污一邊覺得對不起你……” “你大女兒考上職業高中了？” “考上了……” 那張憔悴不堪的皺巴巴的臉上，出現了一種由衷的欣慰的表情，它從每一條醜陋的皺紋中爬出來，使那張臉顯得怪異之極。
“二女兒今年考大學？” “嗯……” “你覺得她有把握考上？” “有什麼把握！在班裡還夠不上個中等生……” “我會把你妻子招進廠裡來……這我過去就跟你商議過，你自己卻不願意……” “是啊，你是跟我商議過……那女人沒文化，又愛搬弄是非……在廠裡，我看不見她……眼不見心不煩……” 她歎了口氣，又說：“你二女兒考不上大學的話，我也會把她招進廠裡……不過還得讓她考一考，畢竟是她應有的機會，啊？” “嗯……” “我會好好照顧她們的。
你每月的工資是二百七十元，我保證她們母女入廠後的工資加起來絕不低于你的工資，以後憑她們自己争取……” “……” 老會計低下頭去。
“你放心，我用人格保證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兒入廠後不會受到歧視……你相信我麼？” “廠長，我……相信……” “你也得向我保證一件事。
” “廠長，你說什麼事我都可以保證……” “你可别自殺。
” 他慢慢擡起了頭。
在他那張由于性生活過度而憔悴不堪的皺巴巴的醜陋的老臉上，原先曾有一雙睿智的時時透射着精明的洞察細微的眼睛。
也許正因為這樣一雙眼睛，以前她從未覺得他有多麼醜，也從未聽别人說過他多麼醜，原先他那張臉并不那麼憔悴，原先他那張臉并不那麼皺巴巴的。
他毫不吝啬地給某幾個女人錢，某幾個女人回贈她們的身體，同時用憔悴和皺紋在他臉上記下了一筆筆彼此都不覺得吃虧的賬。
他那雙眼睛裡已沒了睿智的沒了精明的沒了謀略深遠的沒了洞察細微的目光，渾濁而凝滞，活像死了三天開始變臭的死魚的眼睛。
他那雙眼睛蒙着一層淚。
如同肮髒的玻璃球沾了一層膠水。
這一張男人的臉此時此刻真是又醜陋又令人可憐。
他嘴唇抖抖地說：“廠長，我不……” 即使在這會兒，她還是相信了他這句話。
“我陪你再吸一支煙吧？” 他給了她一支煙，他的手不再抖得那麼厲害了。
因而他能夠劃着了一支火柴，雖然無風，卻用另一隻手攏着，恭恭敬敬地将火柴湊向她。
他的确是一位有經驗的好會計，許多單位和部門查賬時曾向廠裡借調過他。
假賬目騙不過他那雙眼睛，先後有三個當會計的人貪污行徑敗露在他那雙眼睛之下。
可以認為實際上是他将那三個當會計的人送上了法庭，其中一個還是與他交情很厚的人。
他沒有被交情和那個人的苦苦哀求所動，他也拒絕了對方一筆相當可觀的賄賂。
她從前絕對信任他格外尊重他不是無緣無故的。
而現在他所做的賬目上弊端敗露在她的眼睛之下，她查賬的經驗是幾年來虛心向他求教的。
他将被她送上法庭，她和他一樣，對于貪污公款的人是冷酷無情的。
在決定同他進行這場聊家常式的談話之前，她接連三個晚上徹夜失眠。
她曾産生過這樣的念頭：将自己存折上的四千餘元全部無償地給予他，再幫他籌借一筆錢，補上他貪污的公款，隻是撤了他會計的職務，不對任何人聲張這件本廠最嚴峻的壞事…… 在今天早晨她才徹底從自己頭腦中排除了那個善良的念頭。
如今她仍是一個軟心腸的女人。
她可以像别的軟心腸的女人們那樣寬宥他，但她不能夠像别的軟心腸的女人們那樣寬宥貪污一萬餘元這樣的事。
她望着他那張又醜陋又可憐被種種享樂的欲望糟蹋得不成樣子的臉，心想善良和性行為在生活中都是必須節制的，不節制的善良便是愚蠢。
一個人做了第一件愚蠢的事以後便會常常被愚蠢糾纏不休，女人尤其如此。
為了這個廠，為了全廠的五百多名職工，她對這個男子沒有權利大發慈悲，更沒有權利讓愚蠢強奸自己的理智。
她低下了頭——在玻璃闆下，在辦公桌的右下角，壓着一頁白紙，白紙上寫着這樣兩行字： 像女人那樣活着 像男人那樣辦事 她自己寫的。
她的座右銘。
她的心腸一時變得更加堅硬起來。
即使此刻他跪在她腳前，涕淚橫流，磕頭捶胸，痛悔不已，也不會動搖她的理智。
她擡起頭，平靜地說：“我們很久沒有這麼面對面地交談過了，今天我的時間是屬于你的。
咱們不談這件事了，換個話題吧？……” 一滴膠水般的眼淚，黏黏糊糊地從他渾濁的雙眼上緩緩淌了下來，溢出松弛的眼角，像溪流似的分散在他皺巴巴的臉上。
而他那張闊嘴的嘴角，浮現出了一絲感激的苦笑。
“你認為在目前這種競争激烈的情況下，我們的産品是應向高檔創新呢？還是應該繼續保持中低檔的生産優勢？我早就想聽聽你有什麼宏觀的或者微觀的想法了。
” 她十分真誠地問。
想到這将是他最後一次為她出謀劃策，她又有些難過起來。
她把臉轉向了窗外，她不願被他看出她心裡難過的樣子。
無論她難過或者不難過對于他有什麼意義呢？與其相對欷歔，莫如坦誠話别。
那時節廠院内丁香花開得正盛，芬芳浸透了空氣，一陣陣熏風使人心曠神怡…… 今天，她站在她辦公室的三樓陽台上，耐心期待前來洽談業務的外商。
丁香花是早已經開敗了，廠院内别的花卻在散紫翻紅，争媚鬥妍。
盡職的老花匠正提着噴壺給花澆水。
她撫着陽台朝老花匠喊：“鄭大爺，您剪些花給我送一束上來！” 老花匠仰起臉大聲問：“廠長你要什麼花呀？” “什麼花都要！” 俯視着她含辛茹苦創建的這花園般的工廠，她内心裡充滿了自豪感。
她沒有成為一個趁錢的女人，四千零二十八元，在今天是不足論道的。
如果她是一個男人的話，如果她明天結婚的話，四千零二十八元還不夠布置起一個新房。
但她卻成了一個有權支配七百餘萬元資産的女廠長。
某些女人，如果交給她們這樣的權力，她們未見得個個都知道怎樣才能使七百萬變成八百萬變成九百萬變成一千萬。
而她知道。
而她每天都在實行着這種變化。
在中國，在今天，即使對那些很趁錢的人來說，一旦損失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元可能就會一貧如洗甚至刀抹脖子繩上吊，而她損失了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元照樣睡得很安甯。
經濟活動從來就是有輸有赢的“遊戲”；赢固可喜，輸亦欣然，這才是好“牌手”的風度。
有一次一位采訪她的記者請她談談小廠緻富的經驗。
她想了想，回答說：“經濟活動必然充滿了冒險，而我從來不冒險。
如果有百分之九十‘赢’的可能，我也隻肯押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賭注。
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赢’的可能，我還是絕不将老本全押上。
” 對方又請她談談創業過程。
她沉默良久，隻回答了四個字——“無可奉告”。
她成為女廠長的第一步，是從彈棉花開始的。
但這個年利潤三百餘萬的生氣勃勃的小廠，卻并非是從爛棉花中彈出來的。
爛棉花中所能産生的最美好的東西，隻不過是重新成形的棉絮而已，别無它物。
一口鐵鍋辦起一個化工廠之類的報道，那是别人的自豪，不是她的自豪。
沒有她的小叔子郭立偉，便沒有她的今天，便沒有百花玩具廠的存在。
幾年前她像瞎子，靠一種女人特有的韌性生活，如同瞎子靠手中的竹竿觸觸點點地探路。
是她的小叔子也是她當年從心靈到肉體都如饑似渴地需要的一個男人執起了竹竿的另一端，她才覺得自己的眼睛能看清生活了。
她是永遠也不會将這一點告訴任何人的。
沒有隐情的男人是沒有思想可言的男人。
沒有隐情的女人是沒有靈性的女人。
隐情一旦自白于人，心靈中最珍貴的血液便喪失掉了。
心靈便成了幹枯的東西。
是她的小叔子，在她和馬嬸彈了三個月棉花掙了一千二百餘元錢之後，替她們從銀行貸出了三萬元錢，幫助她們維修廠房，聯絡業務，生産起冬季的勞保手套來。
第二年春天，市郊的一家玻璃制品廠看中了她們的破廠房和破院落在市内的占地，提出要和她們交換廠址，甯願補貼給她們三十萬元。
三十萬元啊！ 不是誰都能經常遇到“财神爺”的！何況“财神爺”自己找上了門！ 她們的廠房雖破，院落雖破，卻不是她們的。
它可以空蕩在那裡，月複一月年複一年地頹敗，倒塌，變成殘垣斷壁直至變成一片廢墟而無人過問。
但要由它獲得三十萬元的話，過問和幹涉的人比那破廠房裡的耗子還多。
她和馬嬸欣喜若狂地先去找街道委員會請求批準。
街道委員會主任回答說做不了主，讓她們找公社。
“你們想賣廠房？你們兩個女人太見錢眼開了！那是你們家自己蓋的煤棚子麼？” 公社負責人對她們大發其火。
對方惱怒的态度使她根本不知如何才能解釋明白。
馬嬸便施展她那“忽悠”的本領，跟随在人家屁股後從這一間屋走到那一間屋，喋喋不休地向人家大談她們的種種雄心壯志。
最後人家拍起桌子來，指着馬嬸的鼻子訓斥：“你别跟我天花亂墜地吹牛皮！我知道你能‘忽悠’，我可不吃你這一套老娘兒們的伎倆！允許你們借那塊地方找點活幹就不錯了！我從開始就不信你們兩個女人能創什麼業！再多說一句，明天不許你們在那兒幹活！” 結果是一套組合家具起了作用。
組合家具被從破廠房内運走後，她的小偉累得吐血住院。
公社的鮮紅大印清清楚楚地落在白紙上，又殺出了房地産管理局的幾位男女。
他們說：“沒有我們蓋的公章，光有你們公社蓋的公章，你們這張紙還是一張白紙。
” 她和馬嬸誠惶誠恐地說：“那就請你們也為我們蓋章吧！” 那幾個男女便都笑了起來。
光笑不說話，笑得她和馬嬸如墜五裡霧中。
那幾個男女見她和馬嬸不明白的樣子，又都莊嚴起來，各做各的事兒，不再理睬她們。
她們隻有讪讪地離去了。
沮喪地在路上走着走着，馬嬸忽然兩手一拍，恍然大悟：“嗨，難怪人家笑咱們，咱們真是糊塗哇！忘了給人家帶來‘蓋章費’了！” “‘蓋章費’？” 她更糊塗了。
“是啊，如今時興這個！你不信咱們明天帶着‘蓋章費’再來！” 第二天，她們又去了。
馬嬸一邊說着“請同志們多多支持”之類的話，一邊将一份份用紅紙包着的“蓋章費”塞到那些男女手中，每份紅紙包上還都明寫着“一百元”。
血汗錢使她們那張白紙上又多了一顆公章。
可是人家又告訴她們，還得蓋一位處長的私章，還得請那位處長批字。
她們請求引見那位處長，答曰處長休病假。
唯恐三十萬元化為泡影，請求告訴處長家的地址。
終于告訴了，卻千叮萬囑：“可别說我們告訴的呀！” 她們一往無前冒冒失失地來到那位處長家，見處長并未生病，而是在親自指揮一夥人裝飾房間，貼壁紙的貼壁紙，鋪地毯的鋪地毯，安吊燈的安吊燈…… 馬嬸的“忽悠”本領，幾經挫折，自信全無，不敢再“忽悠”，畏畏縮縮地說明來意，結果遭到了處長一頓義正詞嚴的教育。
“這事我知道！你們搞什麼嘛！給你們公社書記送了一套組合家具對不對？這叫腐蝕幹部你們明白嗎？本來你們這件事是很簡單的事，兩廂情願，互立交換廠地的字據就行了嘛！你們卻偏偏要搞歪門邪道！本來我的章是可以蓋的，我的字是可以簽的，不過是一道手續而已。
現在我鄭重告訴你
“鄧麗君”這位台灣女歌星的名字在大陸青年中已經失去了最初那種令他們或她們崇拜得近乎發狂的魅力，甚至可以實事求是地說日趨“落紅”了。
其間有幾位香港女歌星也瞅準“行情”到國内熱熱鬧鬧地你來我去地“風光”了幾陣，熱鬧一過，“風光”便也雲消煙滅，她們的名字很快就被人們忘掉了。
而某些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家，已不再滿足于隻有彩色電視機，還要買錄像機了。
也不再滿足于什麼四個喇叭六個喇叭的立體聲的高檔錄音機，而将買組合音響當成了家庭四化的奮鬥目标之一。
錄像機由一千多元而三千多元，卻仍不好買。
名牌自行車由二百來元而四百來元，在市場上卻仍見不到，想買則需托關系走後門，市場上偶爾來一批便頃刻争購一空。
頭戴安全盔騎着價值幾千元甚至近萬餘元的外國名牌摩托的青年人日漸多起來了，市交通管理部門不得不限制發放駕駛執照。
私人擁有小汽車的事兒對于中國人也不再是“天方夜譚”。
于是便有了汽車走私行當，有了摩托交易場所。
于是便有了從中牟取暴利者，有了大發橫财者。
有了幾十萬元戶和铛入獄的罪犯。
生活之流顯示出一切美好一切希望一切憧憬夾雜着一切醜惡一切俗惡一切罪惡洶洶湧湧地向前奔瀉。
它不随人意不可阻擋。
普遍的人們更加擔心害怕自己将來成為貧窮的人。
可是他們卻常常逼迫他們的幼兒幼女：“你每天必須給我吃一個蘋果！”好像命令孩子們吃藥。
在一九八六年，在這一座城市，在九月，在任何賣蘋果的地方，無論是國營商店的櫃台還是私人小販的攤床，其價格全在八毛錢以上。
比一九八一年貴了近一倍。
可連許多普通工人家庭中的受寵愛的孩子們，吃起蘋果來似乎都如同吃被嚼過的甘蔗渣一樣無滋無味了。
徐淑芳一九八一年九月的那一天在公園裡對她的小叔子說的話一點兒不錯。
一九八六年錢對每一個人對每一個家庭比一九八一年更為重要，也許世界上隻有錢這種東西才是越貶值越重要的東西。
生活的的确确是張着巨大的嘴巴要每一個人不斷地用錢喂它，而每一個人似乎都能夠不斷地用錢喂它。
在貨币公開流通的任何地方，随處可見那樣一些人，他們用錢喂“生活”，如同小孩兒用糖果喂雜技團鐵籠子裡的熊一般慷慨大方。
在法律嚴格限制和打擊貨币流通的某些方面，當然包括以貨币交換女人身體的男人們的傳統“愛好”方面，貨币的流通尤其活泛。
好比大雨過後陰溝裡的濁水，彙入下水道最後污染到江河裡。
三個月前百花玩具廠的會計被徐淑芳送上了法庭。
那個五十二歲的曾受到她絕對信任和格外尊重的男人貪污了萬餘元公款。
她在将他送上法庭之前和他進行了一次單獨的談話： “公款還在麼？” “花光了……” “那買的東西還在麼？” “沒買東西……” “那一萬多元你怎麼花的？” “六千多元花在幾個女人身上了……” “那還剩下五千多元呢？” “三千多元花在賭場上了……” “那還剩下二千多元呢？” 老會計撓撓頭，想了一陣，羞慚地回答：“浪費了……” 她瞅着他那張由于性生活過度而憔悴不堪的皺巴巴的臉，半天才悟明白他的浪費觀念——錢既沒花在女人身上也沒花在賭場上的話，便是“浪費”；他的羞慚分明更主要地是因為“浪費”而不是因為貪污。
她知道他家裡的生活狀況——沒職業的老婆和三個兒女，全都依賴于他的工資。
一萬餘元啊，他竟一分錢也沒有花在——按他的說法，哪怕是“浪費”在他老婆和兒女的身上！ “那幾個女人漂亮？” “是。
” 年輕而漂亮的女人的身體，出售給醜陋而年老的男人，不消問索價一定更昂貴。
她歎了口氣。
“你辜負了我對你的信任。
” “是……我對不起你……” “你後悔不……？” “很後悔……我沒想到你已經開始對我産生懷疑了，否則我會把賬目做得更巧妙，使你一點兒破綻也查不出來……” 他居然還坦率地一笑。
“你認為你值得？” 她真想扇他一耳光。
“怎麼不值得呢？……廠長，讓我抽支煙吧！” 她點了點頭。
當他将煙叼在嘴上的時候，他的手才發起抖來，接連劃了兩根火柴都沒劃着。
隔着她的長方形辦公桌，她向他伸過一隻手。
他在這種特殊情況之下。
受寵若驚，慌亂地抽出一支煙遞給她。
她接在手中看了看——是“三五”牌。
“過去你抽的最好的煙是‘紅梅’吧？” “現在我抽慣了‘三五’……” 他居然又一笑。
他的雙手卻仍在發抖，第三根火柴還是沒劃着。
“我不是要煙，我要火柴。
” 她将那支英國煙還給了他。
他十分困惑地看着她，趕快把火柴給了她。
而她對這個曾受自己絕對信任和格外尊重的老會計的困惑，甚于他對自己的困惑十倍。
“貪污了一萬多元，也沒買個高級點的打火機？” “我兜裡揣慣火柴了，揣打火機總是丢……” 她劃着一根火柴，像舉着火把似的舉向他。
他怔了一下，立刻湊向那根火柴吸着了煙。
她輕輕晃滅火柴，平靜地說：“你慢慢吸……吸完這一支還可以吸。
這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了……不應受時間限制。
” 一陣沉痛的難過湧滿她的心間——他曾是她得力的參謀。
在她創業的最初的那些艱難時日，他曾向她提出過良好的建議，幫助她推行重大的決策。
他吸得并不慢，他吸得很猛烈，他一口接一口地吸。
他吐一口煙說一句話：“我這個人……一輩子沒享樂過……那些女人真是個個又年輕又漂亮……和她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真希望自己年輕三十歲……如果有一種返老還童藥丸，十萬元一丸……我就會再貪污十萬元……我是個好會計……可惜不是個好賭徒……我以為我會赢萬把元，補上我貪污的公款……卻從沒赢過……我花在那些女人身上的錢是值得的……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她們，哪一個也忘不了……我這一輩子啊……總算是享樂過了……年輕時沒享樂過，五十多歲了才開始……也許男人都是越老了越巴不得享樂享樂……廠長你信麼？看着那些小夥子大姑娘活得自在玩得開心，我這心裡邊嫉妒得像有隻耗子整天在抓撓，又啃又咬的……” 他吸完一支煙，接着吸第二支。
還是她替他劃着火柴，還是像舉火把那樣舉到他面前。
她不打斷他，任他盡說盡說。
終于他沒什麼可說的了，緘口不言了。
她這才又與他交談：“幾年來我們互相尊重，為了咱們這個小廠的發展，我們一向配合得不錯，是不是？” “是啊，廠長……” “正因為我知道你家裡生活困難，才每個季度都補助你一次。
” “廠長，我對你說不出一個不字……我一邊貪污一邊覺得對不起你……” “你大女兒考上職業高中了？” “考上了……” 那張憔悴不堪的皺巴巴的臉上，出現了一種由衷的欣慰的表情，它從每一條醜陋的皺紋中爬出來，使那張臉顯得怪異之極。
“二女兒今年考大學？” “嗯……” “你覺得她有把握考上？” “有什麼把握！在班裡還夠不上個中等生……” “我會把你妻子招進廠裡來……這我過去就跟你商議過，你自己卻不願意……” “是啊，你是跟我商議過……那女人沒文化，又愛搬弄是非……在廠裡，我看不見她……眼不見心不煩……” 她歎了口氣，又說：“你二女兒考不上大學的話，我也會把她招進廠裡……不過還得讓她考一考，畢竟是她應有的機會，啊？” “嗯……” “我會好好照顧她們的。
你每月的工資是二百七十元，我保證她們母女入廠後的工資加起來絕不低于你的工資，以後憑她們自己争取……” “……” 老會計低下頭去。
“你放心，我用人格保證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兒入廠後不會受到歧視……你相信我麼？” “廠長，我……相信……” “你也得向我保證一件事。
” “廠長，你說什麼事我都可以保證……” “你可别自殺。
” 他慢慢擡起了頭。
在他那張由于性生活過度而憔悴不堪的皺巴巴的醜陋的老臉上，原先曾有一雙睿智的時時透射着精明的洞察細微的眼睛。
也許正因為這樣一雙眼睛，以前她從未覺得他有多麼醜，也從未聽别人說過他多麼醜，原先他那張臉并不那麼憔悴，原先他那張臉并不那麼皺巴巴的。
他毫不吝啬地給某幾個女人錢，某幾個女人回贈她們的身體，同時用憔悴和皺紋在他臉上記下了一筆筆彼此都不覺得吃虧的賬。
他那雙眼睛裡已沒了睿智的沒了精明的沒了謀略深遠的沒了洞察細微的目光，渾濁而凝滞，活像死了三天開始變臭的死魚的眼睛。
他那雙眼睛蒙着一層淚。
如同肮髒的玻璃球沾了一層膠水。
這一張男人的臉此時此刻真是又醜陋又令人可憐。
他嘴唇抖抖地說：“廠長，我不……” 即使在這會兒，她還是相信了他這句話。
“我陪你再吸一支煙吧？” 他給了她一支煙，他的手不再抖得那麼厲害了。
因而他能夠劃着了一支火柴，雖然無風，卻用另一隻手攏着，恭恭敬敬地将火柴湊向她。
他的确是一位有經驗的好會計，許多單位和部門查賬時曾向廠裡借調過他。
假賬目騙不過他那雙眼睛，先後有三個當會計的人貪污行徑敗露在他那雙眼睛之下。
可以認為實際上是他将那三個當會計的人送上了法庭，其中一個還是與他交情很厚的人。
他沒有被交情和那個人的苦苦哀求所動，他也拒絕了對方一筆相當可觀的賄賂。
她從前絕對信任他格外尊重他不是無緣無故的。
而現在他所做的賬目上弊端敗露在她的眼睛之下，她查賬的經驗是幾年來虛心向他求教的。
他将被她送上法庭，她和他一樣，對于貪污公款的人是冷酷無情的。
在決定同他進行這場聊家常式的談話之前，她接連三個晚上徹夜失眠。
她曾産生過這樣的念頭：将自己存折上的四千餘元全部無償地給予他，再幫他籌借一筆錢，補上他貪污的公款，隻是撤了他會計的職務，不對任何人聲張這件本廠最嚴峻的壞事…… 在今天早晨她才徹底從自己頭腦中排除了那個善良的念頭。
如今她仍是一個軟心腸的女人。
她可以像别的軟心腸的女人們那樣寬宥他，但她不能夠像别的軟心腸的女人們那樣寬宥貪污一萬餘元這樣的事。
她望着他那張又醜陋又可憐被種種享樂的欲望糟蹋得不成樣子的臉，心想善良和性行為在生活中都是必須節制的，不節制的善良便是愚蠢。
一個人做了第一件愚蠢的事以後便會常常被愚蠢糾纏不休，女人尤其如此。
為了這個廠，為了全廠的五百多名職工，她對這個男子沒有權利大發慈悲，更沒有權利讓愚蠢強奸自己的理智。
她低下了頭——在玻璃闆下，在辦公桌的右下角，壓着一頁白紙，白紙上寫着這樣兩行字： 像女人那樣活着 像男人那樣辦事 她自己寫的。
她的座右銘。
她的心腸一時變得更加堅硬起來。
即使此刻他跪在她腳前，涕淚橫流，磕頭捶胸，痛悔不已，也不會動搖她的理智。
她擡起頭，平靜地說：“我們很久沒有這麼面對面地交談過了，今天我的時間是屬于你的。
咱們不談這件事了，換個話題吧？……” 一滴膠水般的眼淚，黏黏糊糊地從他渾濁的雙眼上緩緩淌了下來，溢出松弛的眼角，像溪流似的分散在他皺巴巴的臉上。
而他那張闊嘴的嘴角，浮現出了一絲感激的苦笑。
“你認為在目前這種競争激烈的情況下，我們的産品是應向高檔創新呢？還是應該繼續保持中低檔的生産優勢？我早就想聽聽你有什麼宏觀的或者微觀的想法了。
” 她十分真誠地問。
想到這将是他最後一次為她出謀劃策，她又有些難過起來。
她把臉轉向了窗外，她不願被他看出她心裡難過的樣子。
無論她難過或者不難過對于他有什麼意義呢？與其相對欷歔，莫如坦誠話别。
那時節廠院内丁香花開得正盛，芬芳浸透了空氣，一陣陣熏風使人心曠神怡…… 今天，她站在她辦公室的三樓陽台上，耐心期待前來洽談業務的外商。
丁香花是早已經開敗了，廠院内别的花卻在散紫翻紅，争媚鬥妍。
盡職的老花匠正提着噴壺給花澆水。
她撫着陽台朝老花匠喊：“鄭大爺，您剪些花給我送一束上來！” 老花匠仰起臉大聲問：“廠長你要什麼花呀？” “什麼花都要！” 俯視着她含辛茹苦創建的這花園般的工廠，她内心裡充滿了自豪感。
她沒有成為一個趁錢的女人，四千零二十八元，在今天是不足論道的。
如果她是一個男人的話，如果她明天結婚的話，四千零二十八元還不夠布置起一個新房。
但她卻成了一個有權支配七百餘萬元資産的女廠長。
某些女人，如果交給她們這樣的權力，她們未見得個個都知道怎樣才能使七百萬變成八百萬變成九百萬變成一千萬。
而她知道。
而她每天都在實行着這種變化。
在中國，在今天，即使對那些很趁錢的人來說，一旦損失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元可能就會一貧如洗甚至刀抹脖子繩上吊，而她損失了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元照樣睡得很安甯。
經濟活動從來就是有輸有赢的“遊戲”；赢固可喜，輸亦欣然，這才是好“牌手”的風度。
有一次一位采訪她的記者請她談談小廠緻富的經驗。
她想了想，回答說：“經濟活動必然充滿了冒險，而我從來不冒險。
如果有百分之九十‘赢’的可能，我也隻肯押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賭注。
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赢’的可能，我還是絕不将老本全押上。
” 對方又請她談談創業過程。
她沉默良久，隻回答了四個字——“無可奉告”。
她成為女廠長的第一步，是從彈棉花開始的。
但這個年利潤三百餘萬的生氣勃勃的小廠，卻并非是從爛棉花中彈出來的。
爛棉花中所能産生的最美好的東西，隻不過是重新成形的棉絮而已，别無它物。
一口鐵鍋辦起一個化工廠之類的報道，那是别人的自豪，不是她的自豪。
沒有她的小叔子郭立偉，便沒有她的今天，便沒有百花玩具廠的存在。
幾年前她像瞎子，靠一種女人特有的韌性生活，如同瞎子靠手中的竹竿觸觸點點地探路。
是她的小叔子也是她當年從心靈到肉體都如饑似渴地需要的一個男人執起了竹竿的另一端，她才覺得自己的眼睛能看清生活了。
她是永遠也不會将這一點告訴任何人的。
沒有隐情的男人是沒有思想可言的男人。
沒有隐情的女人是沒有靈性的女人。
隐情一旦自白于人，心靈中最珍貴的血液便喪失掉了。
心靈便成了幹枯的東西。
是她的小叔子，在她和馬嬸彈了三個月棉花掙了一千二百餘元錢之後，替她們從銀行貸出了三萬元錢，幫助她們維修廠房，聯絡業務，生産起冬季的勞保手套來。
第二年春天，市郊的一家玻璃制品廠看中了她們的破廠房和破院落在市内的占地，提出要和她們交換廠址，甯願補貼給她們三十萬元。
三十萬元啊！ 不是誰都能經常遇到“财神爺”的！何況“财神爺”自己找上了門！ 她們的廠房雖破，院落雖破，卻不是她們的。
它可以空蕩在那裡，月複一月年複一年地頹敗，倒塌，變成殘垣斷壁直至變成一片廢墟而無人過問。
但要由它獲得三十萬元的話，過問和幹涉的人比那破廠房裡的耗子還多。
她和馬嬸欣喜若狂地先去找街道委員會請求批準。
街道委員會主任回答說做不了主，讓她們找公社。
“你們想賣廠房？你們兩個女人太見錢眼開了！那是你們家自己蓋的煤棚子麼？” 公社負責人對她們大發其火。
對方惱怒的态度使她根本不知如何才能解釋明白。
馬嬸便施展她那“忽悠”的本領，跟随在人家屁股後從這一間屋走到那一間屋，喋喋不休地向人家大談她們的種種雄心壯志。
最後人家拍起桌子來，指着馬嬸的鼻子訓斥：“你别跟我天花亂墜地吹牛皮！我知道你能‘忽悠’，我可不吃你這一套老娘兒們的伎倆！允許你們借那塊地方找點活幹就不錯了！我從開始就不信你們兩個女人能創什麼業！再多說一句，明天不許你們在那兒幹活！” 結果是一套組合家具起了作用。
組合家具被從破廠房内運走後，她的小偉累得吐血住院。
公社的鮮紅大印清清楚楚地落在白紙上，又殺出了房地産管理局的幾位男女。
他們說：“沒有我們蓋的公章，光有你們公社蓋的公章，你們這張紙還是一張白紙。
” 她和馬嬸誠惶誠恐地說：“那就請你們也為我們蓋章吧！” 那幾個男女便都笑了起來。
光笑不說話，笑得她和馬嬸如墜五裡霧中。
那幾個男女見她和馬嬸不明白的樣子，又都莊嚴起來，各做各的事兒，不再理睬她們。
她們隻有讪讪地離去了。
沮喪地在路上走着走着，馬嬸忽然兩手一拍，恍然大悟：“嗨，難怪人家笑咱們，咱們真是糊塗哇！忘了給人家帶來‘蓋章費’了！” “‘蓋章費’？” 她更糊塗了。
“是啊，如今時興這個！你不信咱們明天帶着‘蓋章費’再來！” 第二天，她們又去了。
馬嬸一邊說着“請同志們多多支持”之類的話，一邊将一份份用紅紙包着的“蓋章費”塞到那些男女手中，每份紅紙包上還都明寫着“一百元”。
血汗錢使她們那張白紙上又多了一顆公章。
可是人家又告訴她們，還得蓋一位處長的私章，還得請那位處長批字。
她們請求引見那位處長，答曰處長休病假。
唯恐三十萬元化為泡影，請求告訴處長家的地址。
終于告訴了，卻千叮萬囑：“可别說我們告訴的呀！” 她們一往無前冒冒失失地來到那位處長家，見處長并未生病，而是在親自指揮一夥人裝飾房間，貼壁紙的貼壁紙，鋪地毯的鋪地毯，安吊燈的安吊燈…… 馬嬸的“忽悠”本領，幾經挫折，自信全無，不敢再“忽悠”，畏畏縮縮地說明來意，結果遭到了處長一頓義正詞嚴的教育。
“這事我知道！你們搞什麼嘛！給你們公社書記送了一套組合家具對不對？這叫腐蝕幹部你們明白嗎？本來你們這件事是很簡單的事，兩廂情願，互立交換廠地的字據就行了嘛！你們卻偏偏要搞歪門邪道！本來我的章是可以蓋的，我的字是可以簽的，不過是一道手續而已。
現在我鄭重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