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事務所散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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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僅學會報道議會辯論的決心下去。
這是我要立即抓住的機遇之一，也是我以頗堪嘉許的堅忍不拔精神機遇之一。
我買了一部市面通行的闡述速記這種高尚技術及其秘訣的書，立刻投入一片令人頭昏的大海之中，沒過幾個星期，我就蒙了。
一個小點兒，在某個位置上是一種意思，換到另一位置上則是不同的意思，千變萬化，一個圓圈兒，其變化之莫測，讓人十分愕然；一個像蒼蠅翅膀的符号，附在别的符号上，就可生出讓人不解的結果；一道曲線，錯放了地方，就産生不可思議的影響；所有這一切，不但我醒着的時候使我大傷腦筋，即使在睡夢中，它們也來。
我好不容易像瞎子似的從這些困難中走出去，好不容易才把字母掌握了（那字母本身就是一座埃及古廟），誰知又有稱之為不規則字母的一串新符号又來了。
那是我所知道的字母中最暴虐的。
舉例來說，這種字母非要叫一個像蛛網似的符号表示“期望”的意思，而要一個像水墨畫的焰火似的符号代表“不利”二字。
當我把這些要命的玩意兒牢牢記在我腦子裡時，我發現，别的東西全從我腦子裡不見了。
于是，我又從頭開始，可是又把這些玩意兒忘記了；待我揀起了這些玩意兒，則又把這個系統裡别的零碎兒丢掉了；簡而言之，我被折騰得心都快要碎了。
假如沒有朵拉，那可真要把我折騰得心碎了，朵拉是我這隻風雨飄搖的小舟的唯一支索。
在速記那套方法裡，信手畫一道線條，就是困難之林裡一棵盤根錯節的橡樹；我一棵一棵把它們砍倒；砍時非常勇猛，因此僅三四個月後，我就想在民法博士協會以能說著稱的民教法學家身上大顯一番。
但是，那位先生，還沒等我開始，就離我而去，把我一個人撂在那兒，像中風似的拿着筆在紙上亂晃，此刻我怎能忘記！ 我很明白，這樣絕對不行。
我飛得太高，也就絕不會飛得遠。
所以我跑去請教特拉德爾斯。
他說，他先給我口述演講，口述時，按我跟得上的能力定速度，有時還要停一下。
我對他這種友愛的幫助很感激，就照他的意見辦了；于是有一個很長時期，一夜跟着一夜，我從博士家回來以後，我們都在白金漢街召開一個私人議會。
我真想也在别的地方看到這樣的議會！我姨婆和迪克先生代表執政黨人或反對黨人（看情況而定），特拉德爾斯則借助于一本恩菲爾德的《演說家》，或者一本議會演說集，對他們盡情斥責。
他越說越激動，激動到極點，便激烈地抨擊我姨婆和迪克先生的恣意揮霍；我則坐在稍遠一點兒的地方，膝上放着筆記本，使出全身精力，跟着他記。
特拉德爾斯的自相矛盾，即使與真政客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
他在一個星期内，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
他把所有的旗幟，挂在各種不同的桅杆上。
我姨婆看起來如一個穩重的财政大臣，碰到演說中必要時，偶爾也插上一句半句。
她這樣一說，就等于給迪克先生（他完全像個鄉村紳士）發了信号，他便跟着大喊。
但迪克先生，在他作議員時，受到那麼多指責，要對那麼嚴重的事負責，所有有時精神顯得緊張。
我相信，他真開始害怕他真的做過蓄意破壞英國憲法。
我們這種辯論經常持續到時鐘的指針指向半夜，我有了這樣好的鍛煉機會，便漸漸跟得上特拉德爾斯演講的進程了。
如果我知道一丁點我記下來的是什麼，我也就滿足了。
但是，打開筆記本一看，我所記下來的仿佛是無數茶葉箱子上的中國字，或者是藥鋪裡紅紅綠綠的瓶子上面的金字！ 但，除了回過頭來，一切從頭抓起，别無他法。
這當然叫人難過，但我懷着沉重的心情回過頭來，開始用蝸牛的步子循規蹈矩地跋涉那讓人煩的路程；不時停下來，仔細地從各方面考察這條路上的每一個點劃，識别那些難以捉摸的字符，不管在什麼地方遇見它們，我隻需看上一眼就能認識。
我是按時到事務所，也按時到博士那兒；我工作起來，真的像俗話所說的那樣，就跟一匹拖車的馬一樣。
有一天，我去博士協會時，隻見斯潘婁先生站在門道裡，臉色不好，自言自語。
由于他一向有常害頭疼的毛病——他天生脖子粗短，且我相信他的衣領漿得太硬——開始我認為他的頭疼病又犯了；但不一會他就解除了我的擔憂。
我向他道“早安”，他沒有用平素和藹的态度回答我，卻帶着一種疏遠的态度看着我，冷漠地要我同他去一家咖啡館。
在那個時期，那家咖啡館就位于聖保羅大教堂墓地，有一道門與博士協會相通。
我奉命，跟他走去，但心裡惴惴不安，仿佛我的疑懼正萌發。
由于路面狹窄，我恭讓他先行一步，這時我看見他昂首闊步，那神氣叫人看了洩氣；我暗自思忖，我和朵拉的事一定被他知道了。
即使我在去咖啡館的路上不曾這樣猜想，當我進入樓上一個房間，看見摩德斯通小姐在座時，我也就明白是咋回事了。
摩德斯通小姐背靠餐具櫃坐着，餐具櫃裡扣着幾隻托檸檬的玻璃杯，還放着匣子；這種匣子如今不見了，真乃人類之大幸。
摩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甲伸給我，正襟危坐。
斯潘婁先生關住門，指了一個座位叫我坐下，他自己則站立在壁爐前的地毯上。
“摩德斯通小姐，”斯潘婁先生說，“請你把提包裡的東西找出來給考波菲爾先生瞧一下。
” 我相信，那個提包還是我小時見過的那個關起來像咬牙切齒似的老提包。
也如同提包一樣閉緊着嘴的摩德斯通小姐，把提包打開——這時她的嘴也稍張開一點兒——拿出我給朵拉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充滿忠于愛情的誓言。
“我确信，這是你的手迹，不會錯吧，考波菲爾先生？”斯潘婁先生說。
“不錯，先生！”我回答，說話時，渾身發燙。
“如果我沒說錯的話，”當摩德斯通小姐從提包裡掏出用讓人感到親切的藍緞帶結紮的一束信時，斯潘婁先生說道，“這些信都是你寫的，考波菲爾先生？” 我懷着一種凄涼的感覺，從她手中接過那束信，當時我的臉臊得通紅，于是便趕緊低下頭。
“不必啦，謝謝你！”我僵硬地把信退還給斯潘婁先生時，他冷冷
這是我要立即抓住的機遇之一，也是我以頗堪嘉許的堅忍不拔精神機遇之一。
我買了一部市面通行的闡述速記這種高尚技術及其秘訣的書，立刻投入一片令人頭昏的大海之中，沒過幾個星期，我就蒙了。
一個小點兒，在某個位置上是一種意思，換到另一位置上則是不同的意思，千變萬化，一個圓圈兒，其變化之莫測，讓人十分愕然；一個像蒼蠅翅膀的符号，附在别的符号上，就可生出讓人不解的結果；一道曲線，錯放了地方，就産生不可思議的影響；所有這一切，不但我醒着的時候使我大傷腦筋，即使在睡夢中，它們也來。
我好不容易像瞎子似的從這些困難中走出去，好不容易才把字母掌握了（那字母本身就是一座埃及古廟），誰知又有稱之為不規則字母的一串新符号又來了。
那是我所知道的字母中最暴虐的。
舉例來說，這種字母非要叫一個像蛛網似的符号表示“期望”的意思，而要一個像水墨畫的焰火似的符号代表“不利”二字。
當我把這些要命的玩意兒牢牢記在我腦子裡時，我發現，别的東西全從我腦子裡不見了。
于是，我又從頭開始，可是又把這些玩意兒忘記了；待我揀起了這些玩意兒，則又把這個系統裡别的零碎兒丢掉了；簡而言之，我被折騰得心都快要碎了。
假如沒有朵拉，那可真要把我折騰得心碎了，朵拉是我這隻風雨飄搖的小舟的唯一支索。
在速記那套方法裡，信手畫一道線條，就是困難之林裡一棵盤根錯節的橡樹；我一棵一棵把它們砍倒；砍時非常勇猛，因此僅三四個月後，我就想在民法博士協會以能說著稱的民教法學家身上大顯一番。
但是，那位先生，還沒等我開始，就離我而去，把我一個人撂在那兒，像中風似的拿着筆在紙上亂晃，此刻我怎能忘記！ 我很明白，這樣絕對不行。
我飛得太高，也就絕不會飛得遠。
所以我跑去請教特拉德爾斯。
他說，他先給我口述演講，口述時，按我跟得上的能力定速度，有時還要停一下。
我對他這種友愛的幫助很感激，就照他的意見辦了；于是有一個很長時期，一夜跟着一夜，我從博士家回來以後，我們都在白金漢街召開一個私人議會。
我真想也在别的地方看到這樣的議會！我姨婆和迪克先生代表執政黨人或反對黨人（看情況而定），特拉德爾斯則借助于一本恩菲爾德的《演說家》，或者一本議會演說集，對他們盡情斥責。
他越說越激動，激動到極點，便激烈地抨擊我姨婆和迪克先生的恣意揮霍；我則坐在稍遠一點兒的地方，膝上放着筆記本，使出全身精力，跟着他記。
特拉德爾斯的自相矛盾，即使與真政客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
他在一個星期内，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
他把所有的旗幟，挂在各種不同的桅杆上。
我姨婆看起來如一個穩重的财政大臣，碰到演說中必要時，偶爾也插上一句半句。
她這樣一說，就等于給迪克先生（他完全像個鄉村紳士）發了信号，他便跟着大喊。
但迪克先生，在他作議員時，受到那麼多指責，要對那麼嚴重的事負責，所有有時精神顯得緊張。
我相信，他真開始害怕他真的做過蓄意破壞英國憲法。
我們這種辯論經常持續到時鐘的指針指向半夜，我有了這樣好的鍛煉機會，便漸漸跟得上特拉德爾斯演講的進程了。
如果我知道一丁點我記下來的是什麼，我也就滿足了。
但是，打開筆記本一看，我所記下來的仿佛是無數茶葉箱子上的中國字，或者是藥鋪裡紅紅綠綠的瓶子上面的金字！ 但，除了回過頭來，一切從頭抓起，别無他法。
這當然叫人難過，但我懷着沉重的心情回過頭來，開始用蝸牛的步子循規蹈矩地跋涉那讓人煩的路程；不時停下來，仔細地從各方面考察這條路上的每一個點劃，識别那些難以捉摸的字符，不管在什麼地方遇見它們，我隻需看上一眼就能認識。
我是按時到事務所，也按時到博士那兒；我工作起來，真的像俗話所說的那樣，就跟一匹拖車的馬一樣。
有一天，我去博士協會時，隻見斯潘婁先生站在門道裡，臉色不好，自言自語。
由于他一向有常害頭疼的毛病——他天生脖子粗短，且我相信他的衣領漿得太硬——開始我認為他的頭疼病又犯了；但不一會他就解除了我的擔憂。
我向他道“早安”，他沒有用平素和藹的态度回答我，卻帶着一種疏遠的态度看着我，冷漠地要我同他去一家咖啡館。
在那個時期，那家咖啡館就位于聖保羅大教堂墓地，有一道門與博士協會相通。
我奉命，跟他走去，但心裡惴惴不安，仿佛我的疑懼正萌發。
由于路面狹窄，我恭讓他先行一步，這時我看見他昂首闊步，那神氣叫人看了洩氣；我暗自思忖，我和朵拉的事一定被他知道了。
即使我在去咖啡館的路上不曾這樣猜想，當我進入樓上一個房間，看見摩德斯通小姐在座時，我也就明白是咋回事了。
摩德斯通小姐背靠餐具櫃坐着，餐具櫃裡扣着幾隻托檸檬的玻璃杯，還放着匣子；這種匣子如今不見了，真乃人類之大幸。
摩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甲伸給我，正襟危坐。
斯潘婁先生關住門，指了一個座位叫我坐下，他自己則站立在壁爐前的地毯上。
“摩德斯通小姐，”斯潘婁先生說，“請你把提包裡的東西找出來給考波菲爾先生瞧一下。
” 我相信，那個提包還是我小時見過的那個關起來像咬牙切齒似的老提包。
也如同提包一樣閉緊着嘴的摩德斯通小姐，把提包打開——這時她的嘴也稍張開一點兒——拿出我給朵拉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充滿忠于愛情的誓言。
“我确信，這是你的手迹，不會錯吧，考波菲爾先生？”斯潘婁先生說。
“不錯，先生！”我回答，說話時，渾身發燙。
“如果我沒說錯的話，”當摩德斯通小姐從提包裡掏出用讓人感到親切的藍緞帶結紮的一束信時，斯潘婁先生說道，“這些信都是你寫的，考波菲爾先生？” 我懷着一種凄涼的感覺，從她手中接過那束信，當時我的臉臊得通紅，于是便趕緊低下頭。
“不必啦，謝謝你！”我僵硬地把信退還給斯潘婁先生時，他冷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