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當下就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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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說得真好，
人在世上，
是最艱難的事，
要吃喝拉撒，
要七情六欲，
要傷病災痛，
要悲歡離合，
活人真不容易。
那些自殺的人， 自己能對自己下手， 似乎很勇敢， 其實是一種自私、 逃避和怯弱。
敲門 人問我最怕什麼？回答：敲門聲。
在這個城裡我搬動了五次家，每次就那麼一室一廳或兩室一廳的單元，門終日都被敲打如鼓。
每個春節，我去郊縣的集市上買門神，将秦瓊、敬德左右貼了，二位英雄能擋得住鬼，卻攔不住人的，來人的敲打竟也将秦瓊的铠甲敲爛。
敲門者一般有規律，先幾下文明禮貌，等不開門，節奏就緊起來，越敲越重，似乎不耐煩了，以至于最後“咚”地用腳一踢。
如今的來訪者，謙恭是要你滿足他的要求，若不得意，就是傳聖旨的宦官或是有搜查令的警察了。
可憐做我家門的木頭的那棵樹，前世是小媳婦，還是公堂前的受撻人，罪孽深重。
我曾經是有敲聲就開門的，一邊從書房跑出來，一邊喊：來了來了！來的卻都是莫名其妙的角色，幾乎幹什麼的都有，而一律是來為難我的事，我便沒完沒了地陪他們，我感覺我的頭發就這麼一根根地白了。
以後，沒有預約的我堅決不開門，但敲打聲使我無法讀書和寫作，隻有等待着他們的走開。
賊也是這麼敲門的，敲過沒有反應就要撬門而入，但我是不怕賊的，賊要偷錢财，我沒錢财，賊是不偷時間的，而來偷我時間的人卻锲而不舍，連續敲打，我便由極度的反感轉為欣賞：看你能敲多久？！門終于是不敲了。
可過一會兒，敲聲又起，才知敲者并沒有走，他的停歇或許是敲累了，或許以為我剛才在睡覺或上廁所，為此敲敲停停，停停敲敲，相信我在家中，非敲開不可。
我隻有在家不敢作聲，越是不敢作聲，喉嚨越發癢想咳嗽，小便也憋起來，我恨我成了一名逃犯。
狡兔三窟，我想，我還不如隻兔子。
這麼大的城裡，廣廈千萬間，怎麼就沒有一個别處的秘密房子，讓我安靜睡一覺和讀書寫作呢？我當然不敢奢想有深宅大院，有門子在前可以擋駕，有那麼一小間放張桌子和小床即可，但我不能。
以至于我在任何地方去上廁所，都設想有這麼個地方，把蹲坑填了，封了天窗，也蠻好嘛。
我的房間從來是一室一廳或二室一廳，前無院子，後無後門，什麼人尋我，都是甕中捉鼈。
事實是，我并不是個不需要朋友的人，讀書寫作之餘，我也要約三朋四友來喝酒呀，談天呀，博弈搓麻将。
但往往是想念的朋友不來，來的都是不想見的人。
我曾堅持不開門，擋住了幾次我的從老家來的親戚，他們是忙人，敲幾下以為我不在家就走了，過後令我捶胸頓足。
我擋不住的是那些要我寫條幅去送他的上級的人，是那些有什麼堂會讓我去捧場的人，或是他們什麼事也沒有，順腳過來要解悶的，他們有的是閑工夫，上午來敲不開門，下午又來敲，今日敲不開，明日再來敲，或許就蹲在門外和樓下。
他們是獵人，守在那裡須等小獸出來。
明代的陳繼儒說過：閉戶即是深山，閉戶哪裡又能是深山呢？ 或說，那是你紅火啊。
可我并不紅火，紅火能住這麼小的房子嗎？如果我是官人家，客來又有重禮，所求之事談完即走，走時還得說：“不打擾了，您老辛苦，需要休息。
”找我的雙手空空，隻吸我的煙，喝我的茶。
如果我是歌星影星，從事的就是熱鬧工作，可我熱鬧了能寫出什麼文章？又是讀陳繼儒的小品，陳先生恐怕在世時也多騷擾，曾想去做隐者，但他說：“隐者多躬耕，餘筋骨薄，一不能；多弋釣，餘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餘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餘不耐苦饑，四不能。
”我同陳繼儒一樣，我可能者，也是“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
但淡飯幾十年一貫，著述也隻是為了生計和愛好，嘿處竟如此不能啊！想想從事寫作以來，過幾年就受沖擊，時時備受诽謗，命運之門常被敲打，靈魂何時有過安妥？而家居之門也被這般敲打不絕，真是聲聲驚心。
小兒發願，願明月長圓，終日如晝，我卻盼永遠是在夜裡，夜裡又要落雪下雨，使門永不被敲打。
但這怎麼可能呢？我還要活，我還有豪華的志向，還有上養老下哺小，紅塵更深，我的門恐怕還是不停地被人敲打。
我的命就是永遠被人敲門，我的門就是被人敲的命吧。
有一日我要死了，墓碑上是可以這樣寫的： 這個人終于被敲死了！ 秦腔 山川不同，便風俗區别，風俗區别，便戲劇存異；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劇不同腔；京、豫、晉、越、黃梅、二簧、四川高腔，幾十種品類；或問：“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經者，是非最洶洶者？”曰：“秦腔也。
”正如長處和短處一樣突出便見其風格，對待秦腔，愛者便愛得要死，惡者便惡得要命。
外地人——尤其是自誇于長江流域的纖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評論說得婉轉的是“唱得有勁”，說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
于是，便有柔弱女子，常在戲台下以絨堵耳，又或在平日教訓某人：“你要不怎麼怎麼樣，今晚讓你去看秦腔！”秦腔成了懲罰的代名詞。
所以，别的劇種可以各省走動，唯秦腔則如秦人一樣，死不離窩；嚴重的鄉土觀念，也使其離不了窩：可能還在西北幾個地方變腔走調的有些市場，卻絕對沖不出往東南而去的潼關呢。
但是，幾百年來，秦腔卻沒有被淘汰，被沉淪，這使多少人大惑而不得其解。
其解是有的，就在陝西這塊土地上。
如果是一個南方人，坐車轟轟隆隆往北走，渡過黃河，進入西岸，八百裡秦川大地，原來竟是：一扶黃褐的平原；遼闊的地平線上，一處一處用木椽夾打成一尺多寬牆的土屋，粗笨而莊重；沖天而起的白楊、苦楝、紫槐，枝幹粗壯如桶，葉卻小似銅錢，迎風正反翻覆……你立即就會明白了：這裡的地理構造竟與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統！再去接觸一下秦人吧，活脫脫的一群秦始皇兵馬俑的複出：高個、濃眉，眼和眼間隔略遠，手和腳一樣粗大，上身又稍稍長于下身。
當他們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狀的犁铧，趕着山包一樣團塊組合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腦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牛肉泡馍，你不禁又要改變起世界觀了：啊，這是塊多麼空曠而實在的土地，在這塊土地摸爬滾打的人群是多麼“二愣”的民衆！那晚霞燒起的黃昏裡，落日在地平線上欲去不去痛苦地妊娠，五裡一村，十裡一鎮，高音喇叭裡傳播的秦腔互相交織、沖撞，這秦腔原來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鳴啊！于此，你不漸漸感覺到了南方戲劇的秀而無骨嗎？不深深地懂得秦腔為什麼形成和存在而占時間、空間的位置嗎？ 八百裡秦川，以西安為界，鹹陽、興平、武功、周至、鳳翔、長武、岐山、寶雞，兩個專區幾十個縣為西府；三原、泾陽、高陵、戶縣、合陽、大荔、韓城、白水，一個專區十幾個縣為東府。
秦腔，就源于西府。
在西府，民性敦厚，說話多用去聲，一律咬字沉重，對話如吵架一樣，哭喪又一呼三歎。
呼喊遠人更是特殊：前聲拖十二分的長，末了方極快地道出内容。
聲韻的發展，使會遠道喊人的人都從此有了唱秦腔的天才。
老一輩的能唱，小一輩的能唱，男的能唱，女的能唱；唱秦腔成了做人最體面的事，任何一個鄉下男女，隻有唱秦腔，才有出人頭地的可能，大凡有出息的，是個人才的，哪一個何曾未登過台，起碼不能吼一陣亂彈呢！ 農民是世上最勞苦的人，尤其是在這塊平原上，生時落草在黃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黃土堆下；秦腔是他們大苦中的大樂，當老牛木犁疙瘩繩，在田野已經累得筋疲力盡，立在犁溝裡大喊大叫來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關關節節的困乏便一盡兒滌蕩淨了。
秦腔于他們，要和“西鳳”白酒、長線辣子、大葉卷煙、牛肉泡馍一樣成為生命的五大要素。
若與那些年長的農民聊起來，他們想象的偉大的共産主義生活，首先便是這五大要素。
他們有的是吃不完的糧食，他們缺的是高超的藝術享受，他們教育自己的子女，不會是那些文豪講的，幼年不是祖母講着動人的迷麗的童話，而是一字一闆傳授着秦腔。
他們大都不識字，但出奇地能一本一本整套背誦出劇本，雖然那常常是之乎者也的字眼從那一圈胡子的嘴裡吐出來十分别扭。
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樂趣，高興了，唱“快闆”，高興得像被烈性炸藥爆炸了一樣，要把整個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闆”，揪心裂腸的唱腔卻表現了多麼有情有味的美來，美給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皺紋。
當他們在收獲時節的土場上，在月在中天的莊院裡大吼大叫唱起來的時候，那種難以想象的狂喜、激動、雄壯，與那些獻身于詩歌的文人，與那些有吃有穿卻總感空虛的都市人相比，常說的什麼偉大的永恒的愛情是多麼渺小、有限和虛弱啊！ 我曾經在西府走動了兩個秋冬，所到之處，村村都有戲班，人人都會清唱。
在黎明或者黃昏的時分，一個人獨獨地到田野裡去，遠遠看着天幕下一個一個山包一樣隆起的十三個朝代帝王的陵墓，細細辨認着田埂土，荒草中那一截一截漢唐時期石碑上的殘字，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裡就飄出一陣冗長的二胡聲，幾聲雄壯的秦腔叫闆，我就癡呆了，猛然發現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強硬的氣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産生了。
每到農閑的夜裡，村裡就常聽到幾聲鑼響：戲班排演開始了。
演員們都集合起來，到那古寺廟裡去。
吹、拉、彈、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廟成了古今真樂府，天地大梨園。
導演是老一輩演員，享有絕對權威，演員是一家幾口，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公公兒媳也同台。
按秦川的風俗：父和子不能不有其序，爺和孫卻可以無道，弟與哥嫂可以嬉鬧無常，兄與弟媳則無正事不能多言。
但是，一到台上，秦腔面前人人平等，兄可以拜弟媳為帥為将，子可以将老父繩綁索捆。
寺廟裡有窗無扇，屋梁上蛛絲結網，夏天蚊蟲飛來，成團成團在頭上旋轉，薰蚊草就牆角燃起，一聲唱腔一聲咳嗽。
冬天裡四面透風，柳木疙瘩火當中架起，一出場一臉正經，一下場湊近火堆，熱了前懷，涼了後背。
排演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都有觀衆，有抱着二尺長的煙袋的老者，有凳子高、桌子高趴滿窗台的孩子。
廟裡一個跟頭未翻起，窗外就“哇”的一聲叫倒好，演員出來罵一聲：誰說不好的滾蛋！他們抓住窗台死不滾去，倒要連聲讨好：翻得好！翻得好！更有殷勤的，跑回來偷拿了紅薯、土豆，在火堆裡煨熟給演員做夜餐，賺得進屋裡有一個安全位置。
排演到三更雞叫，月兒偏西，演員們散了，孩子們還圍了火堆彎腰踢腿，學那一招一式。
一出戲排成了，一人傳出，全村振奮，扳着指頭盼那上演日期。
一年十二個月，正月元宵日、二月龍擡頭、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過端午、六月六日曬絲綢、七月過半、八月中秋、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臘月五豆、臘八、二十三……月月有節，三月一會，那戲必是上演的。
戲台是全村人的共同事業，甯肯少吃少穿也要籌資集款，買上好的木石，請高強的工匠來修築。
村子富不富，就比這戲台闊不闊。
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找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戲開，台下坐的、站的人頭攢擁，台兩邊階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頑童。
那鑼鼓就叮叮咣咣地鬧台，似乎整個世界要天翻地覆了。
各類小吃趁機擺開，一個食攤上一盞馬燈，花生、瓜子、糖果、煙卷、油茶、麻花、燒雞、煎餅，長一聲短一聲叫賣不絕。
鑼鼓還在一聲兒敲打，大幕隻是不拉，演員偶爾從幕邊往下望望，下邊就喊：開演呀，場子都滿了！幕布放下，隻說就要出場了，卻又叮叮咣咣不停。
台下就亂了，後邊的喊前邊的坐下，前邊的喊後邊的為什麼不說最前邊的立着；場外的大聲叫着親朋子女名字，問有坐處沒有，場内的銳聲回應快進來；有要吃煎餅的喊熟人去買一個，熟人買了站在場外一揚手，“日”的一聲隔人頭甩去，不偏不倚目标正好；左邊的喊右邊的踩了他的腳，右邊的叫左邊的擠了他的腰，一個說：“狗年快完了，你還叫啥哩？”一個說：“豬年還沒到，你便拱開了！”言語傷人，動了手腳；外邊的趁機而入，一時四邊向裡擠，裡邊向外扛，人的旋渦湧起，如四月的麥田起風，根兒不動，頭身一會兒倒西，一會兒倒東，喊聲、罵聲、哭聲一片；有拼命擠将出來的，一出來方覺世界偌大，身體胖腫，但差不多卻光了腳，亂了頭發。
大幕又一挑，站出戲班頭兒，大聲叫喊要維持秩序；立即就跳出一個兩個所謂“二杆子”人物來。
這類人物多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卻十二分忠誠于秦腔，此時便拿了枝條兒，哪裡人擠，哪裡打去，如兇神惡煞一般。
人人恨罵這些人，人人又都盼有這些人，叫他們是秦腔憲兵，憲兵者越發忠于職責，雖然徹夜不得看戲，但大家一夜滿足了，他們也就滿足了一夜。
終于台上鑼鼓停了，大幕拉開，角色出場。
但不管男的女的，出來偏不面對觀衆，一律背身掩面，女的就碎步後移，水上漂一樣，台下就叫：瞧那腰身，那肩頭，一身的戲喲！是男的就搖那帽翎，一會兒雙搖，一會兒單搖，一邊上下飛閃，一邊紋絲不動，台下便叫：絕了，絕了！等到那角色兒猛一轉身，頭一高揚，一聲高叫，聲如炸雷嘩啷啷直從人們頭頂碾過，全場一個冷戰，從頭到腳，每一個手指尖兒，每一根頭發梢兒都麻酥酥的了。
如果是演《救裴生》，那慧娘站在台中往下蹲，慢慢地、慢慢地，慧娘蹲下去了，全場人頭也矮下去了半尺，等那慧娘往起站，慢慢地、慢慢地，慧娘站起來了，全場人的脖子也全拉長了起來。
他們不喜歡看生戲，最歡迎看熟戲，那一腔一調都曉得，哪個演員唱得好，就搖頭晃腦跟着唱，哪個演員走了調，台下就有人要糾正。
說穿了，看秦腔不為求新鮮，他們隻圖過過瘾。
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氛，面對着這樣的觀衆，秦腔是最逞能的，它的藝術的享受，是和擁擠而存在，是有力氣而獲得的。
如果是冬天，那風在刮着，像刀子一樣；如果是夏天，人窩裡熱得如蒸籠一般，但隻要不是大雪、冰雹、暴雨，台下的人是不肯撤場的。
最可貴的是那些老一輩的秦腔迷，他們沒有力氣擠在台下，也沒有好眼力看清演員，卻一溜一排地蹲在戲台兩側的牆根，吸着草煙，慢慢将唱腔品賞。
一聲叫闆，便可以使他們墜入藝術之宮，“聽了秦腔，肉酒不香”，他們是體會得最深。
那些大一點的，脾性野一點的孩子，卻占領了戲場周圍所有的高空，楊樹上、柳樹上、槐樹上，一個枝杈一個人。
他們常常樂而忘了險境，雙手鼓掌時竟從樹杈上掉下來，掉下來自不會損傷，因為樹下是無數的人頭，隻是招緻一頓臭罵罷了。
更有一些趴在了場邊的麥稭堆上，夏天四面來風，好不涼快，冬日就趴個草洞，将身子縮進去，露一個腦袋，也正是有閑階級享受不了秦腔吧，他們常就瞌睡了，一覺醒來，月在西邊，戲畢人散，隻好苦笑一聲悄然沒聲兒地溜下來回家敲門去了。
當然，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員亮相，也是一次演員受村人評論的考場。
每每角色一出場，台下就一片嘁嘁喳喳：這是誰的兒子，誰的女子，誰家的媳婦，娘家何處？于是乎，誰有出息，誰沒能耐，一下子就有了定論。
有好多外村的人來提親說媒，總是就在這個時候進行。
據說有一媒人将一女子引到台下，相親台上一個男演員，事先誇口這男的如何俊樣，如何能幹，但戲演了過半，那男的還未出場，後來終于出來，是個國民黨的僞兵，持槍還未走到中台，扮遊擊隊長的演員揮槍一指，“叭”的一聲，那僞兵就倒地而死，爬着鑽進了後幕。
那女子當下“哼”一聲，閉了嘴，一場親事自然了了。
這是喜中之悲一例。
據說還有一例，一個老頭在脖子上架了孫孫去看戲，孫孫吵着要回家，老頭好說好勸隻是不忍半場而去，便破費買了半斤花生，他眼盯着台上，手在下邊剝花生，然後一顆一顆揚手喂到孫孫嘴裡，但喂着喂着，竟将一顆塞進孫孫鼻孔，吐不出，咽不下，口鼻出血，連夜送到醫院動手術，花去了七十元錢。
但是，以秦腔引喜的事卻不計其數。
每個村裡，總會有那麼個老漢，夜裡看戲，第二天必是頭一個起床往戲台下跑。
戲台下一片石頭、磚頭，一堆堆瓜子皮、糖果紙、煙屁股，他掀掀這塊石頭，踢踢那堆塵土，少不了要撿到一角兩角甚至三元四元錢币來，或者一隻鞋，或者一條手帕。
這是村裡刁鑽人幹的營生，而饞嘴的孩子們有的則夜裡趁各家鎖門之機，去地裡摘那香瓜來吃，去誰家院裡将桃杏裝在背心兜裡回來分紅。
自然少不了有那些青春妙齡的少男少女，則往往在台下混亂之中眼送秋波，或者就悄悄退出，相依相偎到黑黑的渠畔樹林子裡去了…… 秦腔在這塊土地上，有着神聖的不可動搖的基礎。
凡是到這些村莊去下鄉，到這些人家去做客，他們最高級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場秦腔，實在不逢年過節，他們就會要合家唱一會兒亂彈，你隻能點頭稱好，不能恥笑，甚至不能有一點不入神的表示。
他們一生最崇敬的隻有兩種人：一是國家領導人，一是當地的秦腔名角。
即使在任何地方，這些名角沒有在場，隻要發現了名角的父母，去商店買油是不必排隊的，進飯館吃飯是會有座位的，就是在半路上擋車，隻要喊一聲：我是某某的什麼，司機也便要“嘎”地停車。
但是，誰要侮辱一下秦腔，他們要争死争活地和你論理，以至大打出手，永遠使你記住教訓。
每每村裡過紅白喪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兒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緻哀，似乎這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隻要在舞台上，生、旦、淨、醜，才各顯了真性，惡的誇張其醜，善的凸現其美，善的使他們獲得美的教育，惡的也使醜的化作了美的藝術。
廣漠曠遠的八百裡秦川，隻有這秦腔，也隻能有這秦腔，八百裡秦川的勞作農民隻有也隻能有這秦腔使他們喜怒哀樂。
秦人自古是大苦大樂之民衆，他們的家鄉交響樂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還能有别的嗎？ 說話 我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我不會說普通話，人一稠，隻有安靜着聽，能笑的也笑，能惱的也惱，或者不動聲色。
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煙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最早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
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熘過的味兒。
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于出口讓别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
後來想，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
而我的家鄉話外人聽不懂，常要一邊說一邊用筆寫些字眼，說話的思維便要隔斷，說話越發沒了激情，也沒了情趣，于是就幹脆不說了。
數年前同一個朋友上京，他會普通話，一切應酬由他說，遺憾的是他口吃，話雖說得很慢，仍結結巴巴，常讓人有沒氣兒了，要過去了的危險感覺。
偏偏一日在長安街上有人問路，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語未發，過後我問怎麼不說，他說，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為我是在模仿戲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
受朋友的啟示，以後我更不願說話。
有一個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給我發了電報，讓我去西安火車站接他，那時我還未見過莫言，就在一個紙牌上寫了“莫言”二字在車站轉來轉去等他，一個上午我沒有說一句話，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說話，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問一個人××次列車到站了沒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紙牌翻個過兒，說：“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話了。
我不知道。
”我才猛然醒悟到紙牌上寫着“莫言”二字。
這兩個字真好，可惜讓别人用了筆名。
我現在常提一個提包，是一家聾啞學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聾啞學校”字樣亮出來，出門在外覺得很自在。
不會說普通話，有口難言，我就不去見領導、見女人、見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發瓜呆。
但我會罵人，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
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心裡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給自己鼓勁，所以在許多文章中，我寫我的出生地絕不寫是貧困的山地，而寫“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寫不會說普通話時偏寫道：普通話是普通人說的話嘛！ 一個和尚曾給我傳授過成就大事的秘訣：心系一處，守口如瓶。
我的女兒在她的卧房裡也寫了這八個字的座右銘，但她寫成：“心系一處，守口如平。
”“平”是我的乳名，她說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會說普通話，我失去了許多好事，也避了諸多是非。
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憑嘴，留言靠筆——我不會去流言，而滾滾流言對我而來時，我隻能沉默。
秃頂 腦袋上的毛如竹鞭亂竄，不是往上長就是往下長，所以秃頂的必然胡須旺。
自從新中國的領袖不留胡須後，數十年間再不時興美髯公，使剃須刀業和牙膏業發達，使香煙業更發達。
但秃頂的人越來越多，那些治沙治荒的專家，可以使荒山野灘有了植被，偏偏無法在自己的秃頂上栽活一根發。
頭發和胡子的矛盾，是該長的不長，不該長的瘋長，簡直如“四人幫”時期的社會主義的苗和資本主義的草。
我在四年前是滿頭烏發，并不理會發對于人的重要，甚至感到麻煩，朋友常常用手插進我的發裡，
那些自殺的人， 自己能對自己下手， 似乎很勇敢， 其實是一種自私、 逃避和怯弱。
敲門 人問我最怕什麼？回答：敲門聲。
在這個城裡我搬動了五次家，每次就那麼一室一廳或兩室一廳的單元，門終日都被敲打如鼓。
每個春節，我去郊縣的集市上買門神，将秦瓊、敬德左右貼了，二位英雄能擋得住鬼，卻攔不住人的，來人的敲打竟也将秦瓊的铠甲敲爛。
敲門者一般有規律，先幾下文明禮貌，等不開門，節奏就緊起來，越敲越重，似乎不耐煩了，以至于最後“咚”地用腳一踢。
如今的來訪者，謙恭是要你滿足他的要求，若不得意，就是傳聖旨的宦官或是有搜查令的警察了。
可憐做我家門的木頭的那棵樹，前世是小媳婦，還是公堂前的受撻人，罪孽深重。
我曾經是有敲聲就開門的，一邊從書房跑出來，一邊喊：來了來了！來的卻都是莫名其妙的角色，幾乎幹什麼的都有，而一律是來為難我的事，我便沒完沒了地陪他們，我感覺我的頭發就這麼一根根地白了。
以後，沒有預約的我堅決不開門，但敲打聲使我無法讀書和寫作，隻有等待着他們的走開。
賊也是這麼敲門的，敲過沒有反應就要撬門而入，但我是不怕賊的，賊要偷錢财，我沒錢财，賊是不偷時間的，而來偷我時間的人卻锲而不舍，連續敲打，我便由極度的反感轉為欣賞：看你能敲多久？！門終于是不敲了。
可過一會兒，敲聲又起，才知敲者并沒有走，他的停歇或許是敲累了，或許以為我剛才在睡覺或上廁所，為此敲敲停停，停停敲敲，相信我在家中，非敲開不可。
我隻有在家不敢作聲，越是不敢作聲，喉嚨越發癢想咳嗽，小便也憋起來，我恨我成了一名逃犯。
狡兔三窟，我想，我還不如隻兔子。
這麼大的城裡，廣廈千萬間，怎麼就沒有一個别處的秘密房子，讓我安靜睡一覺和讀書寫作呢？我當然不敢奢想有深宅大院，有門子在前可以擋駕，有那麼一小間放張桌子和小床即可，但我不能。
以至于我在任何地方去上廁所，都設想有這麼個地方，把蹲坑填了，封了天窗，也蠻好嘛。
我的房間從來是一室一廳或二室一廳，前無院子，後無後門，什麼人尋我，都是甕中捉鼈。
事實是，我并不是個不需要朋友的人，讀書寫作之餘，我也要約三朋四友來喝酒呀，談天呀，博弈搓麻将。
但往往是想念的朋友不來，來的都是不想見的人。
我曾堅持不開門，擋住了幾次我的從老家來的親戚，他們是忙人，敲幾下以為我不在家就走了，過後令我捶胸頓足。
我擋不住的是那些要我寫條幅去送他的上級的人，是那些有什麼堂會讓我去捧場的人，或是他們什麼事也沒有，順腳過來要解悶的，他們有的是閑工夫，上午來敲不開門，下午又來敲，今日敲不開，明日再來敲，或許就蹲在門外和樓下。
他們是獵人，守在那裡須等小獸出來。
明代的陳繼儒說過：閉戶即是深山，閉戶哪裡又能是深山呢？ 或說，那是你紅火啊。
可我并不紅火，紅火能住這麼小的房子嗎？如果我是官人家，客來又有重禮，所求之事談完即走，走時還得說：“不打擾了，您老辛苦，需要休息。
”找我的雙手空空，隻吸我的煙，喝我的茶。
如果我是歌星影星，從事的就是熱鬧工作，可我熱鬧了能寫出什麼文章？又是讀陳繼儒的小品，陳先生恐怕在世時也多騷擾，曾想去做隐者，但他說：“隐者多躬耕，餘筋骨薄，一不能；多弋釣，餘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餘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餘不耐苦饑，四不能。
”我同陳繼儒一樣，我可能者，也是“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
但淡飯幾十年一貫，著述也隻是為了生計和愛好，嘿處竟如此不能啊！想想從事寫作以來，過幾年就受沖擊，時時備受诽謗，命運之門常被敲打，靈魂何時有過安妥？而家居之門也被這般敲打不絕，真是聲聲驚心。
小兒發願，願明月長圓，終日如晝，我卻盼永遠是在夜裡，夜裡又要落雪下雨，使門永不被敲打。
但這怎麼可能呢？我還要活，我還有豪華的志向，還有上養老下哺小，紅塵更深，我的門恐怕還是不停地被人敲打。
我的命就是永遠被人敲門，我的門就是被人敲的命吧。
有一日我要死了，墓碑上是可以這樣寫的： 這個人終于被敲死了！ 秦腔 山川不同，便風俗區别，風俗區别，便戲劇存異；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劇不同腔；京、豫、晉、越、黃梅、二簧、四川高腔，幾十種品類；或問：“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經者，是非最洶洶者？”曰：“秦腔也。
”正如長處和短處一樣突出便見其風格，對待秦腔，愛者便愛得要死，惡者便惡得要命。
外地人——尤其是自誇于長江流域的纖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評論說得婉轉的是“唱得有勁”，說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
于是，便有柔弱女子，常在戲台下以絨堵耳，又或在平日教訓某人：“你要不怎麼怎麼樣，今晚讓你去看秦腔！”秦腔成了懲罰的代名詞。
所以，别的劇種可以各省走動，唯秦腔則如秦人一樣，死不離窩；嚴重的鄉土觀念，也使其離不了窩：可能還在西北幾個地方變腔走調的有些市場，卻絕對沖不出往東南而去的潼關呢。
但是，幾百年來，秦腔卻沒有被淘汰，被沉淪，這使多少人大惑而不得其解。
其解是有的，就在陝西這塊土地上。
如果是一個南方人，坐車轟轟隆隆往北走，渡過黃河，進入西岸，八百裡秦川大地，原來竟是：一扶黃褐的平原；遼闊的地平線上，一處一處用木椽夾打成一尺多寬牆的土屋，粗笨而莊重；沖天而起的白楊、苦楝、紫槐，枝幹粗壯如桶，葉卻小似銅錢，迎風正反翻覆……你立即就會明白了：這裡的地理構造竟與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統！再去接觸一下秦人吧，活脫脫的一群秦始皇兵馬俑的複出：高個、濃眉，眼和眼間隔略遠，手和腳一樣粗大，上身又稍稍長于下身。
當他們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狀的犁铧，趕着山包一樣團塊組合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腦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牛肉泡馍，你不禁又要改變起世界觀了：啊，這是塊多麼空曠而實在的土地，在這塊土地摸爬滾打的人群是多麼“二愣”的民衆！那晚霞燒起的黃昏裡，落日在地平線上欲去不去痛苦地妊娠，五裡一村，十裡一鎮，高音喇叭裡傳播的秦腔互相交織、沖撞，這秦腔原來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鳴啊！于此，你不漸漸感覺到了南方戲劇的秀而無骨嗎？不深深地懂得秦腔為什麼形成和存在而占時間、空間的位置嗎？ 八百裡秦川，以西安為界，鹹陽、興平、武功、周至、鳳翔、長武、岐山、寶雞，兩個專區幾十個縣為西府；三原、泾陽、高陵、戶縣、合陽、大荔、韓城、白水，一個專區十幾個縣為東府。
秦腔，就源于西府。
在西府，民性敦厚，說話多用去聲，一律咬字沉重，對話如吵架一樣，哭喪又一呼三歎。
呼喊遠人更是特殊：前聲拖十二分的長，末了方極快地道出内容。
聲韻的發展，使會遠道喊人的人都從此有了唱秦腔的天才。
老一輩的能唱，小一輩的能唱，男的能唱，女的能唱；唱秦腔成了做人最體面的事，任何一個鄉下男女，隻有唱秦腔，才有出人頭地的可能，大凡有出息的，是個人才的，哪一個何曾未登過台，起碼不能吼一陣亂彈呢！ 農民是世上最勞苦的人，尤其是在這塊平原上，生時落草在黃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黃土堆下；秦腔是他們大苦中的大樂，當老牛木犁疙瘩繩，在田野已經累得筋疲力盡，立在犁溝裡大喊大叫來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關關節節的困乏便一盡兒滌蕩淨了。
秦腔于他們，要和“西鳳”白酒、長線辣子、大葉卷煙、牛肉泡馍一樣成為生命的五大要素。
若與那些年長的農民聊起來，他們想象的偉大的共産主義生活，首先便是這五大要素。
他們有的是吃不完的糧食，他們缺的是高超的藝術享受，他們教育自己的子女，不會是那些文豪講的，幼年不是祖母講着動人的迷麗的童話，而是一字一闆傳授着秦腔。
他們大都不識字，但出奇地能一本一本整套背誦出劇本，雖然那常常是之乎者也的字眼從那一圈胡子的嘴裡吐出來十分别扭。
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樂趣，高興了，唱“快闆”，高興得像被烈性炸藥爆炸了一樣，要把整個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闆”，揪心裂腸的唱腔卻表現了多麼有情有味的美來，美給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皺紋。
當他們在收獲時節的土場上，在月在中天的莊院裡大吼大叫唱起來的時候，那種難以想象的狂喜、激動、雄壯，與那些獻身于詩歌的文人，與那些有吃有穿卻總感空虛的都市人相比，常說的什麼偉大的永恒的愛情是多麼渺小、有限和虛弱啊！ 我曾經在西府走動了兩個秋冬，所到之處，村村都有戲班，人人都會清唱。
在黎明或者黃昏的時分，一個人獨獨地到田野裡去，遠遠看着天幕下一個一個山包一樣隆起的十三個朝代帝王的陵墓，細細辨認着田埂土，荒草中那一截一截漢唐時期石碑上的殘字，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裡就飄出一陣冗長的二胡聲，幾聲雄壯的秦腔叫闆，我就癡呆了，猛然發現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強硬的氣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産生了。
每到農閑的夜裡，村裡就常聽到幾聲鑼響：戲班排演開始了。
演員們都集合起來，到那古寺廟裡去。
吹、拉、彈、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廟成了古今真樂府，天地大梨園。
導演是老一輩演員，享有絕對權威，演員是一家幾口，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公公兒媳也同台。
按秦川的風俗：父和子不能不有其序，爺和孫卻可以無道，弟與哥嫂可以嬉鬧無常，兄與弟媳則無正事不能多言。
但是，一到台上，秦腔面前人人平等，兄可以拜弟媳為帥為将，子可以将老父繩綁索捆。
寺廟裡有窗無扇，屋梁上蛛絲結網，夏天蚊蟲飛來，成團成團在頭上旋轉，薰蚊草就牆角燃起，一聲唱腔一聲咳嗽。
冬天裡四面透風，柳木疙瘩火當中架起，一出場一臉正經，一下場湊近火堆，熱了前懷，涼了後背。
排演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都有觀衆，有抱着二尺長的煙袋的老者，有凳子高、桌子高趴滿窗台的孩子。
廟裡一個跟頭未翻起，窗外就“哇”的一聲叫倒好，演員出來罵一聲：誰說不好的滾蛋！他們抓住窗台死不滾去，倒要連聲讨好：翻得好！翻得好！更有殷勤的，跑回來偷拿了紅薯、土豆，在火堆裡煨熟給演員做夜餐，賺得進屋裡有一個安全位置。
排演到三更雞叫，月兒偏西，演員們散了，孩子們還圍了火堆彎腰踢腿，學那一招一式。
一出戲排成了，一人傳出，全村振奮，扳着指頭盼那上演日期。
一年十二個月，正月元宵日、二月龍擡頭、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過端午、六月六日曬絲綢、七月過半、八月中秋、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臘月五豆、臘八、二十三……月月有節，三月一會，那戲必是上演的。
戲台是全村人的共同事業，甯肯少吃少穿也要籌資集款，買上好的木石，請高強的工匠來修築。
村子富不富，就比這戲台闊不闊。
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找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戲開，台下坐的、站的人頭攢擁，台兩邊階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頑童。
那鑼鼓就叮叮咣咣地鬧台，似乎整個世界要天翻地覆了。
各類小吃趁機擺開，一個食攤上一盞馬燈，花生、瓜子、糖果、煙卷、油茶、麻花、燒雞、煎餅，長一聲短一聲叫賣不絕。
鑼鼓還在一聲兒敲打，大幕隻是不拉，演員偶爾從幕邊往下望望，下邊就喊：開演呀，場子都滿了！幕布放下，隻說就要出場了，卻又叮叮咣咣不停。
台下就亂了，後邊的喊前邊的坐下，前邊的喊後邊的為什麼不說最前邊的立着；場外的大聲叫着親朋子女名字，問有坐處沒有，場内的銳聲回應快進來；有要吃煎餅的喊熟人去買一個，熟人買了站在場外一揚手，“日”的一聲隔人頭甩去，不偏不倚目标正好；左邊的喊右邊的踩了他的腳，右邊的叫左邊的擠了他的腰，一個說：“狗年快完了，你還叫啥哩？”一個說：“豬年還沒到，你便拱開了！”言語傷人，動了手腳；外邊的趁機而入，一時四邊向裡擠，裡邊向外扛，人的旋渦湧起，如四月的麥田起風，根兒不動，頭身一會兒倒西，一會兒倒東，喊聲、罵聲、哭聲一片；有拼命擠将出來的，一出來方覺世界偌大，身體胖腫，但差不多卻光了腳，亂了頭發。
大幕又一挑，站出戲班頭兒，大聲叫喊要維持秩序；立即就跳出一個兩個所謂“二杆子”人物來。
這類人物多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卻十二分忠誠于秦腔，此時便拿了枝條兒，哪裡人擠，哪裡打去，如兇神惡煞一般。
人人恨罵這些人，人人又都盼有這些人，叫他們是秦腔憲兵，憲兵者越發忠于職責，雖然徹夜不得看戲，但大家一夜滿足了，他們也就滿足了一夜。
終于台上鑼鼓停了，大幕拉開，角色出場。
但不管男的女的，出來偏不面對觀衆，一律背身掩面，女的就碎步後移，水上漂一樣，台下就叫：瞧那腰身，那肩頭，一身的戲喲！是男的就搖那帽翎，一會兒雙搖，一會兒單搖，一邊上下飛閃，一邊紋絲不動，台下便叫：絕了，絕了！等到那角色兒猛一轉身，頭一高揚，一聲高叫，聲如炸雷嘩啷啷直從人們頭頂碾過，全場一個冷戰，從頭到腳，每一個手指尖兒，每一根頭發梢兒都麻酥酥的了。
如果是演《救裴生》，那慧娘站在台中往下蹲，慢慢地、慢慢地，慧娘蹲下去了，全場人頭也矮下去了半尺，等那慧娘往起站，慢慢地、慢慢地，慧娘站起來了，全場人的脖子也全拉長了起來。
他們不喜歡看生戲，最歡迎看熟戲，那一腔一調都曉得，哪個演員唱得好，就搖頭晃腦跟着唱，哪個演員走了調，台下就有人要糾正。
說穿了，看秦腔不為求新鮮，他們隻圖過過瘾。
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氛，面對着這樣的觀衆，秦腔是最逞能的，它的藝術的享受，是和擁擠而存在，是有力氣而獲得的。
如果是冬天，那風在刮着，像刀子一樣；如果是夏天，人窩裡熱得如蒸籠一般，但隻要不是大雪、冰雹、暴雨，台下的人是不肯撤場的。
最可貴的是那些老一輩的秦腔迷，他們沒有力氣擠在台下，也沒有好眼力看清演員，卻一溜一排地蹲在戲台兩側的牆根，吸着草煙，慢慢将唱腔品賞。
一聲叫闆，便可以使他們墜入藝術之宮，“聽了秦腔，肉酒不香”，他們是體會得最深。
那些大一點的，脾性野一點的孩子，卻占領了戲場周圍所有的高空，楊樹上、柳樹上、槐樹上，一個枝杈一個人。
他們常常樂而忘了險境，雙手鼓掌時竟從樹杈上掉下來，掉下來自不會損傷，因為樹下是無數的人頭，隻是招緻一頓臭罵罷了。
更有一些趴在了場邊的麥稭堆上，夏天四面來風，好不涼快，冬日就趴個草洞，将身子縮進去，露一個腦袋，也正是有閑階級享受不了秦腔吧，他們常就瞌睡了，一覺醒來，月在西邊，戲畢人散，隻好苦笑一聲悄然沒聲兒地溜下來回家敲門去了。
當然，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員亮相，也是一次演員受村人評論的考場。
每每角色一出場，台下就一片嘁嘁喳喳：這是誰的兒子，誰的女子，誰家的媳婦，娘家何處？于是乎，誰有出息，誰沒能耐，一下子就有了定論。
有好多外村的人來提親說媒，總是就在這個時候進行。
據說有一媒人将一女子引到台下，相親台上一個男演員，事先誇口這男的如何俊樣，如何能幹，但戲演了過半，那男的還未出場，後來終于出來，是個國民黨的僞兵，持槍還未走到中台，扮遊擊隊長的演員揮槍一指，“叭”的一聲，那僞兵就倒地而死，爬着鑽進了後幕。
那女子當下“哼”一聲，閉了嘴，一場親事自然了了。
這是喜中之悲一例。
據說還有一例，一個老頭在脖子上架了孫孫去看戲，孫孫吵着要回家，老頭好說好勸隻是不忍半場而去，便破費買了半斤花生，他眼盯着台上，手在下邊剝花生，然後一顆一顆揚手喂到孫孫嘴裡，但喂着喂着，竟将一顆塞進孫孫鼻孔，吐不出，咽不下，口鼻出血，連夜送到醫院動手術，花去了七十元錢。
但是，以秦腔引喜的事卻不計其數。
每個村裡，總會有那麼個老漢，夜裡看戲，第二天必是頭一個起床往戲台下跑。
戲台下一片石頭、磚頭，一堆堆瓜子皮、糖果紙、煙屁股，他掀掀這塊石頭，踢踢那堆塵土，少不了要撿到一角兩角甚至三元四元錢币來，或者一隻鞋，或者一條手帕。
這是村裡刁鑽人幹的營生，而饞嘴的孩子們有的則夜裡趁各家鎖門之機，去地裡摘那香瓜來吃，去誰家院裡将桃杏裝在背心兜裡回來分紅。
自然少不了有那些青春妙齡的少男少女，則往往在台下混亂之中眼送秋波，或者就悄悄退出，相依相偎到黑黑的渠畔樹林子裡去了…… 秦腔在這塊土地上，有着神聖的不可動搖的基礎。
凡是到這些村莊去下鄉，到這些人家去做客，他們最高級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場秦腔，實在不逢年過節，他們就會要合家唱一會兒亂彈，你隻能點頭稱好，不能恥笑，甚至不能有一點不入神的表示。
他們一生最崇敬的隻有兩種人：一是國家領導人，一是當地的秦腔名角。
即使在任何地方，這些名角沒有在場，隻要發現了名角的父母，去商店買油是不必排隊的，進飯館吃飯是會有座位的，就是在半路上擋車，隻要喊一聲：我是某某的什麼，司機也便要“嘎”地停車。
但是，誰要侮辱一下秦腔，他們要争死争活地和你論理，以至大打出手，永遠使你記住教訓。
每每村裡過紅白喪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兒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緻哀，似乎這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隻要在舞台上，生、旦、淨、醜，才各顯了真性，惡的誇張其醜，善的凸現其美，善的使他們獲得美的教育，惡的也使醜的化作了美的藝術。
廣漠曠遠的八百裡秦川，隻有這秦腔，也隻能有這秦腔，八百裡秦川的勞作農民隻有也隻能有這秦腔使他們喜怒哀樂。
秦人自古是大苦大樂之民衆，他們的家鄉交響樂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還能有别的嗎？ 說話 我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我不會說普通話，人一稠，隻有安靜着聽，能笑的也笑，能惱的也惱，或者不動聲色。
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煙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最早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
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熘過的味兒。
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于出口讓别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
後來想，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
而我的家鄉話外人聽不懂，常要一邊說一邊用筆寫些字眼，說話的思維便要隔斷，說話越發沒了激情，也沒了情趣，于是就幹脆不說了。
數年前同一個朋友上京，他會普通話，一切應酬由他說，遺憾的是他口吃，話雖說得很慢，仍結結巴巴，常讓人有沒氣兒了，要過去了的危險感覺。
偏偏一日在長安街上有人問路，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語未發，過後我問怎麼不說，他說，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為我是在模仿戲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
受朋友的啟示，以後我更不願說話。
有一個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給我發了電報，讓我去西安火車站接他，那時我還未見過莫言，就在一個紙牌上寫了“莫言”二字在車站轉來轉去等他，一個上午我沒有說一句話，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說話，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問一個人××次列車到站了沒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紙牌翻個過兒，說：“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話了。
我不知道。
”我才猛然醒悟到紙牌上寫着“莫言”二字。
這兩個字真好，可惜讓别人用了筆名。
我現在常提一個提包，是一家聾啞學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聾啞學校”字樣亮出來，出門在外覺得很自在。
不會說普通話，有口難言，我就不去見領導、見女人、見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發瓜呆。
但我會罵人，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
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心裡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給自己鼓勁，所以在許多文章中，我寫我的出生地絕不寫是貧困的山地，而寫“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寫不會說普通話時偏寫道：普通話是普通人說的話嘛！ 一個和尚曾給我傳授過成就大事的秘訣：心系一處，守口如瓶。
我的女兒在她的卧房裡也寫了這八個字的座右銘，但她寫成：“心系一處，守口如平。
”“平”是我的乳名，她說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會說普通話，我失去了許多好事，也避了諸多是非。
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憑嘴，留言靠筆——我不會去流言，而滾滾流言對我而來時，我隻能沉默。
秃頂 腦袋上的毛如竹鞭亂竄，不是往上長就是往下長，所以秃頂的必然胡須旺。
自從新中國的領袖不留胡須後，數十年間再不時興美髯公，使剃須刀業和牙膏業發達，使香煙業更發達。
但秃頂的人越來越多，那些治沙治荒的專家，可以使荒山野灘有了植被，偏偏無法在自己的秃頂上栽活一根發。
頭發和胡子的矛盾，是該長的不長，不該長的瘋長，簡直如“四人幫”時期的社會主義的苗和資本主義的草。
我在四年前是滿頭烏發，并不理會發對于人的重要，甚至感到麻煩，朋友常常用手插進我的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