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生的自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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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潘金蓮,武松真格要殺你了! 刀怎麼提不起來,這般重呀?那麼一刃,一代美色就滅絕了嗎?世上少了潘金蓮,多少人為之喪氣了,我武松是不是心太硬了?哥哥,哥哥,我該怎麼辦呢,我已殺了西門慶,咱就放了這個尤種吧? 咳,咳,這是個景陽岡的老虎就好了。

     罷了,罷了,由她去吧。

    可是可是,我不殺她,她能老老實實在武家守節嗎?她一定又要另嫁他門,或許又會與别的不三不四的惡徒勾搭,那這麼鮮活的小獸與其他人獵去,就不如我武松殺了她。

    殺了她,看着殷紅的血怎樣染紅白瓷般的胸脯,看着她睜開了杏眼在咽氣前的痙攣,豈不是更使人刺激嗎?我不能成全她愛我,卻可以讓她死在所愛的人的刀下,不是于她也于我都是一場最合适的解脫辦法嗎?好了,好了,潘金蓮,那我就這麼殺你了! 于是,武松就把潘金蓮殺了。

     三、《貴妃賞蝶》 楊貴妃已經被文人墨客描述得太多了,我也愛這個女人。

    因為愛着她,就不忍心讀她死于馬嵬坡的故事,相信着東渡了日本的傳說,以緻對胖胖的東西都有感情,甚至一次在大街上碰見行刑前的遊行車上押着一個天生麗質的女子就傷悲了幾日。

    可是,我怎麼也沒想到,當我畫出了貴妃的上半身,正待畫她的下半身,口中叼着的煙頭掉下來,一時拂不去,竟将宣紙燒出難看的洞來。

    媽的,我罵我,索性拿打火機要焚了這張宣紙,以宣紙充冥錢送給她了。

    看着宣紙燃到僅剩下楊貴妃的上半身的多半時,我瞧見火光中的貴妃似乎要活起來,一派富貴中的深沉的憂愁,忙就趴過去,用身子壓滅了火。

    這就是我的貴妃。

     女人的作用就是給世上貢獻美的,我總這樣認為的,女人的悲劇也就是太美了。

    楊玉環正是如此才成了唐代的國母,國母正如此也才被勒死在馬嵬。

    如今我畫貴妃原本要讓她處優地賞蝶,天意竟還讓她殘缺。

    殘缺的美更美,我永遠也忘不了我的這幅畫。

     四、《石魯》 生活在西安,又要作畫,總就想到那個石魯。

    石魯的藝術在石魯瘋了以後更進入大的境界,這使我獨坐常尋思:在那樣個文藝差不多有着僵殼的時期,石魯的成功在于他有了異于别人的思維嗎?!我很羨慕有這種思維,但我不願以瘋來建構,更恐懼思維“瘋”的産生背景。

    眼下氣功時興,我求拜過許多氣功師,要給我開慧眼,看鬼、看神、看别人看不到的世界情形,以突破我的寫作。

    可悲慘的是氣功師都拒絕了,這倒令我懷疑這些氣功師,他們或者胡說,或者他們的功法太淺。

     于是我又想,或許石魯并沒有瘋,因為他感應自然、體驗生命的思維與當時的社會不同,衆人看他才瘋了,瘋的其實是認為他瘋了的人。

     五、《景陽岡之後》 時下,到處都在崇尚男子漢氣派,文學藝術作品裡凡是要歌頌的人物,胸口都要貼上一些胸毛。

    但在中國古典文學藝術中,男人的形象可分兩類,一是白臉,包括劉備、賈寶玉和所有戲曲的小生;一是黑臉。

    白臉的皆陰柔虛涵,予以張揚;黑臉的則往往剛烈,視為魯莽之徒。

     這個晚上不知怎麼就想起了為武松作畫。

     武松在景陽岡上敢打虎,面對嫂嫂能殺淫,如果武松在今日,胸毛是夠茂密了,或許會演出更驚天泣地的業績來。

    但古時的标準為他定了性,梁山泊的頭把二把交椅輪不到他,隻能是個将領而已,所以上了梁山,他的貢獻就十分之小了。

     但武松當然還是英雄,我就要畫出個英雄來。

    畫畢,有一遠路朋友來,卻以為武松模樣窩囊了:“戴了頸枷,瑟瑟作抖,雖然以你的名章按在額上做罪犯烙印而構思奇妙。

    ”我說,英雄也是血肉長的,對死誰個不恐懼,面臨失敗和委屈誰個不沮喪,愈是這樣活下去,才是英雄!我們的現代意識裡,以為男子漢一味陽剛,讓他不愛生命,如歸一般地死,那麼,鼓勵一個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愛,他還能愛别的什麼嗎?再者,不畫英雄萬衆歡呼,畫一個英雄落難,使我們懂得人生的艱辛就更愛英雄,而不是以為英雄是輕而易舉的風光的事體而許多人去做荒誕的夢。

     六、《鬼才李賀》 我喜歡那個李賀,卻不明白怎麼世人就稱他是鬼才,有了非凡的才能隻能歸之于鬼的作用嗎?細讀他的詩,除了大寫陰陽之事外,他的思維是與一般人不同的。

    記得數年前見到大作家汪曾祺先生,他說李賀是黑紙上寫白字,先生的話使我頓開茅塞。

    今日為李賀造像,當然是一團黑氣洶湧而來,他是沒地位之人,家境貧寒,潛心藝術可能人緣不會好,過早地就駝了背,眉眼就畫在黑團之中吧;那頭尋詩所騎的毛驢卻是極瘦極瘦的。

    年輕時愛讀蒲松齡的狐狸精,盼不得夜深人靜有個女子破窗而入,今畫李賀,我還是不怕鬼。

    愛鬼,則更希望能得些李賀的鬼氣以匡正我的思維定式。

     七、《百年孤獨》 讀了馬爾克斯的書,就永遠記住了“百年孤獨”四個字,但我沒有以此而沖動着作畫。

    一九九一年元月六日,得知台灣作家三毛自殺的消息,心中無限痛惜。

    世人對三毛之死的原因猜測紛紛,我認為她死于天才的孤獨。

    大凡世界上進入了大境界的人都是孤獨的。

    夜幕降臨,寒星閃爍,立于高樓陽台仰天悲怆,返回畫案作下此畫。

    樹是枯樁形,人是老井狀,一個不以紅花繁葉熱鬧炫世,一個風吹不走、日曬不幹的深茂虛涵。

    用不着再在畫面上行文題字了,用不着的。

     編輯逸事 堂兄向我說:上海某出版社編輯陳君,一日下班時,收到南京李某寄來的一份書稿,順手堆在小山似的稿件堆裡,正起身要走,偶然瞥見那書稿上附有一信,僅三行:“寄上拙稿《趕海集》,因身患癌症,盼能盡快審閱。

    ”陳便心想:一個行将去世的人,還著書立說?覺得好奇,順手翻開一頁。

    才讀一行,目光便被吸住,不覺慢慢移近書案,慢慢将身坐下,竟讀得如癡如醉。

    晚上九點二十分,家人尋到編輯部,見他正手捧書稿,側在椅上,看得入神。

    問:“你還沒有吃飯啊?”答曰:“吃什麼飯?”家人搖頭苦笑:“魂兒又被勾去了!”陳方醒悟,卻笑而不答,又抱書稿去敲總編家門,要求連夜複審,說:“此人朝不保夕,此書可長存于世啊!” 複審後,需做局部小改,陳便于次日搭車去南京。

    南京正值夜雨,陳将書稿藏在懷裡,貓腰尋到李家。

    見李家鎖門閉戶,問及鄰人,答曰:“病危,于昨天送進醫院,怕已不在人世了。

    ”陳大驚,腳高步低又尋到醫院。

    李病已到晚期,其身長不足五尺,體重不過六十,出氣多、入氣少,卧床不能起坐了。

    李三十有餘,并未婚娶,全部家産堆滿床頭床尾,皆書也。

    兩人相識,互道:“相見恨晚!”李遂伏床改稿,但力不能及,每寫一字,需一分鐘,手抖不已。

    陳便說:“我替你改,改一句,念給你聽,同意的點頭,不同意的你用嘴說。

    ”如此更改至五更。

    醫生、護士無不為之感動,握住陳手說:“老李真是奇人,病成這樣子,猶念念不忘他的書稿。

    他的生命全系在事業之上,是你拯救了他,我們真要感謝你了!”天明,陳回上海,臨走說:“我回去,稿子立即以急件編發,很快就能印出校樣,你多保重!”李笑曰:“我不會死的,我還未見到鉛字啊!” 陳走後,李病急劇惡化,疼痛難忍,滴水難咽。

    醫生已經無奈,預料存世之日不過一兩天。

    但十天過去,終未瞑目。

    又過十天,已失人形,疼痛尤烈,任何針藥無濟于事。

    醫生皆驚詫:此人生命力如此頑強;但眼見得日夜折磨,無特效良藥可治,令人不忍。

    到了第二十一天,忽有上海郵包至,拆開,《趕海集》校樣,遂大叫:“靈丹妙藥來了!”果然,李倚床而坐,讓人扶着,将校樣一一看過,神情安靜,氣色盈和。

    末了,滿把握筆,簽上“李××”三字,忽然仰身大笑:“我無愧矣!”随聲氣絕。

     消息傳到上海,陳正整理稿件,便以筆作香,伏案痛哭失聲。

    出版社派陳為代表,去南京參加追悼會,會上追憶書稿一事,全場哭聲一片。

    又二十天,樣書印出,陳複攜書到南京,在李墳上以書作紙錢焚之,時正值李“三七”忌日。

    《趕海集》發行于世,大受歡迎,再次刊印,仍供不應求。

     堂兄與陳系早年同學,關系笃厚,常偕一幫作者去他家,陳每每談起此事,不免熱淚長流。

    他從此更熱心編輯,手書“以文章會朋友,舉事業為性命”于案頭做座右銘。

     佛事 五月二十九日天下大雨,有客從台灣來,自稱姓陳,是三毛的朋友。

    一聽說三毛,陌生客頓做親近人;先生卻立在那裡隻是說:“我送三毛的遺物到敦煌去,經過西安一定要來看看你。

    ” 看看我?我望着先生,眼睛便有些澀了。

    先生既然是三毛的朋友,帶了三毛的遺物去敦煌,冥冥之中,三毛的幽靈一定也是到了。

    我與先生素不相識,也無書信聯系,這麼大的雨,他從我的單位打問到我住的醫院,偏偏我又從醫院回來,他又冒雨尋來了。

    如此耐煩辛苦,活該是三毛的神使鬼差呢。

     三毛,三毛,我輕聲地叫起來了:“快讓我瞧瞧!”等不及先生把一包東西放在桌上,我說,我要見三毛。

     先生從一個大塑料包裡往外掏,掏出一頂太陽帽來,說這是三毛生前一直戴着的;掏出一條發帶,紅色的,極有彈性,再是掏出一件水手裙。

    先生的聲調沉下來,介紹這種裙子在台灣一般有些年紀的婦女是不大敢穿的,四十多歲的人了,敢穿的恐怕隻有三毛了。

    三毛性坦真,最不願約束。

    報上發表的一張照片,是她在成都的街頭,赤了腳坐在一家木闆門面前,樣子頑皮如小狗。

    三毛穿了這件水手裙走着,走着的是個性,走着潇灑。

    先生還在掏着,是一件棉織衫,三條棉織褲,全是白色的,上邊似乎還殘留着幾點什麼斑痕。

    “我沒有帶她的襪子。

    ” 先生說,三毛是以長筒絲襪懸頸的,襪子對于我們都太刺激了。

    最後掏出來的是一色三毛十多年來一直喜歡用的西班牙産的餐紙,一瓶在沙漠上護膚的香水,一包美國香煙,淡味型的,硬紙盒裡僅剩五支,明顯地已經黴了。

     從頭到腳的穿戴,吃的用的小品,完整的一個三毛,出現在面前了。

    我久久地目視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能說什麼呢,物在人去,生命已不可複得。

    她的歸宿是她選擇的。

    她的選擇應該是對的,潇灑而美麗,雖然對于讀者是一種遺憾和痛惜。

     我走向窗前,推開窗扇,檐前垂下的扯也扯不斷那樣的粗而白的雨。

    我喃喃起來,我并不自覺我說了些什麼,是一句三毛你好,是一句阿彌陀佛?在場的我的妻子給我倒了一杯水,說我的臉色很可怕。

     元月十六的清晨,三毛将最後的一封信,于亡日後第十二天寄給了我,信上寫着五月份她是要來西安的。

    那時候,看過信的人都感到遺憾,三毛果然不食言,她真的在五月的最後的日子來到了!我雖然見到的不是她的真人,但以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這種心靈的交流,是最好的會見方式。

     先生說,他居住的地方與三毛家很近。

    他常常去她那兒聊天,三毛在生前曾對他說過,死後她希望一半葬在台北,一半就留到浙江鄉下的油菜田邊,但自她去年十月到過了西北,主意改變,希望能葬在敦煌前的鳴沙山上,她說她把地點方位都選好了。

     鳴沙山,三毛真會為她選地方。

    那裡我是去過的。

    多麼神奇的山,全然淨沙堆成,千人萬人旅遊登臨,白天裡山是矮小的,夜裡四面的風又将山吹高吹大,那沙的流動呈一層薄霧,美麗如佛的靈光,且五音齊鳴,仙樂動聽。

    更是那山的腳下,有清澄幽靜月牙湖,沒源頭,也沒水口,千萬年來日不能曬幹,風也吹不走,相傳在那裡出過天馬。

    鳴沙山,月牙湖,連同莫高窟構成了藝術最奇豔的風光。

    三毛要把自己的一半永遠安住在那裡,她懂得美,她懂得佛。

     一生跑遍了世界,最後覺得最依戀的還是祖國的西北。

    鳴沙山可以重溫到撒哈拉的故事,月牙湖可以浸潤溫柔的夜,喜歡音樂和繪畫正好宜于在莫高窟。

    誰的一生活得如此美麗,死後又能選中這般地方浪漫?她是中國的作家,她的作品激動過海峽兩岸無數的讀者,她終于将自己的魂靈一半留在有日月潭的台北,一半遺給有月牙湖的西北。

    月亮從東到西,從西到東,清純之光照着一個美麗的靈魂。

    美麗的靈魂使從東到西、從西到東的讀者永遠記着了一個叫三毛的作家。

     陳先生打開了厚厚的三本相冊,都是三毛生前的照片,有一張拍攝的是三毛的靈堂,一張是三毛周日的場面。

    先生幾乎是噙着淚水詳細給我講了三毛最後走了的事情。

    他說,在三毛死後,她的母親在醫院整理遺物,發現病床枕邊還放着我的一本書。

    老太太感謝為三毛住院和後事幫了大忙的一位醫生,那本書就送做紀念了。

    但是,陳先生卻也帶來了他送我的一件禮物,這就是三毛最後贈送給他的著作《滾滾紅塵》。

    “我再送給你吧!”陳先生說。

    我渾身都在顫抖,這又何嘗不是三毛冥中的旨意呢?永久的紀念品,夠我一生來珍存了。

     我詢問陳先生去敦煌以後怎樣活動。

    陳先生說原準備到了鳴沙山,就在三毛選中的方位處修個衣冠冢,豎一塊碑子,但後來又想,立碑子太驚動地方,勢必以後又會成為個旅遊點,這不符合三毛的性格。

    她是真情誠實的人,不喜歡一切的虛張,所以就想在那裡焚化遺物,這樣更能安妥她的靈魂。

     這想法是對的,三毛還需要一塊什麼碑子嗎?月牙湖的月亮就是她的碑子,鳴沙山就是她的碑子。

    她來來往往永駐于讀者的心裡,長留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人世間有如此大美,這就夠了。

     我深深地感謝着三毛的這位朋友,卻遺憾我自己身體有病,不能同陳先生一塊去敦煌。

    我送陳先生到大門口,滿天雨水的淋打中祝他一路順利到敦煌。

    陳先生和我握别,臉上突然閃動了一個微笑。

    我立即覺得這微笑應該是三毛的,三毛式的微笑,她微笑着告别了。

    雨嘩嘩地下着,滿地都是水泡,陳先生的身影消失在窄窄的長長的小巷的那頭。

    這時候,灰蒙蒙的天上有了聲音,是隐隐的雷,我知道三毛的靈魂在啟行了,脫離了軀體的靈魂是更自由的。

    它在台北,它在敦煌,它随着月亮的周返轉往兩地,它會是做了月裡的嫦娥,仙人之眼夜夜注視着她的祖國。

    它又會是在那莫高窟裡做一個佛,一個不生不死無生無死的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