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關燈
小
中
大
在無梁，一旦“西伯利亞”刻在臉上，那就是歲月。
而歲月一旦定了格，那就是風俗了。
風俗是一個地域特定的生活習慣。
我曾經說過，無梁人是主吃面食的：面條、面餅、面湯、菜面窩窩等。
吃面食須臾離不開的就是辣椒，辣椒是無梁人最重要的生活調味品。
在庸常的日子裡，沒有辣子是吃不下飯的。
辣椒吃多了，臉上就會生出粉刺來。
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個年輕人，一邊走一邊摳臉上的粉刺兒疙瘩，沒錯，那就是無梁人了。
當然，這是低層面的。
如果要求再高一點，如果家裡來了尊貴的客人，炒上兩個菜，那就是吃酒了。
現在有人說酒是文化，也就是“辣”的文化，是讓人興奮的文化，“文化”到了極點，也就是一個字：醉。
讓客人喝醉，這是無梁待客的最高境界。
如果哪家來的客人喝醉了，醉成了一攤泥，那是待客的一種榮耀。
往往要用架子車拉上，繞村一周，這是多麼體面的事情啊！ 無梁排在第二的風俗叫：領席。
在這裡“席”是要“領”的，想一想這有多麼優雅。
無梁是一個編席窩，最不缺的就是席子。
那時候，一張席就是一張流動的床。
無梁人最重要、最私密的活動都是在“席”上進行的（一為酒席，二為炕席）。
特别是到了夏天，主家領着一張席，客人或朋友相跟着，有瓜的時候，就去瓜地；或者是樹下、河邊、場院，帶着盛了煙絲的笸籮、幾根脆瓜，席地而坐，對月而談……至于說些什麼，那就不知道了。
那時候一到夏日的傍晚，人人都會領着一張席到處走，說是納涼，可睡到半夜，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風的時候，就又拉着席走了，也許是去了炕房，也許是鑽了麥稭垛，誰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裡去了。
于是就發生了一些男女之間的事，這就是風情。
我說過，最早的時候，老姑父曾抱着我一家一家尋奶吃，看遍了無梁女人的奶子。
後來，我就變成了無梁村的一種“無名稅”：先是一家一家地派飯吃，後來就成了一種強行的攤派：一家出二斤麥子或是五斤玉米（由大隊統一扣），供我上學。
從小學到高中，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裡，我的日子就是這樣過來的。
那時候，我一星期往縣城中學背一次糧食。
每次回去背糧食，我都會發現一些細微的變化。
我最早發現的是，老姑父的酒量大了。
老姑父原本是不大喝酒的，喝也是一兩杯。
後來就不行了，後來老姑父成了無梁村的“第一陪客”。
誰家有了紅白喜事，或是誰家來了體面的客人，定是要支書作陪的。
如果哪一次沒有請到老姑父，那是很沒有面子的。
我記得，在我回去背糧食的那些日子裡，常見一些女人找到大隊部來，纏着老姑父讓他去當陪客。
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說：這是幹什麼？拉拉扯扯的？不去。
可他經不住女人的再三纏磨，也就應承下來了。
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這麼說，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夥哄擡起來的。
特别是村裡逢會，那是一年一度僅次于過年的大節氣，家家都有親戚來……到了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後來，在我跟着他走過村街的時候，我發現女人們的笑臉像葵花一樣處處開放。
我知道，那都是對着老姑父的。
女人們親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卻昂着頭，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時候還會說：嗯，記着呢。
十三，我記着呢。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老姑父已經很習慣地把村裡的公章拴在了褲腰帶上。
最初當然是為了方便群衆。
那會兒需要蓋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遠門，也是要蓋章的。
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無論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從家裡爬起來，跑到大隊部去給人蓋章。
次數多了，他也有些煩了，後來就幹脆把村裡的公章拴在了褲腰帶上。
有人來找，就給人蓋一下。
那公章終日拴在褲腰上，磨來蹭去的，總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蓋。
所以，每當有女人來找，隻要不違反政策，老姑父就問：哈一下？人家會說：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無梁，“哈”也有親嘴的意思，次數多了的時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義”？ 漸漸地，我還發現，老姑父“領席”的時候越來越多了。
夏天的時候，老姑父常常領着一張席到瓜地或是蘆葦蕩裡去。
有時候，他是陪縣上或公社下來的駐隊幹部。
有時候，他是領着村裡的一群編席的女幹部們開會。
還有的時候，他領着一張席到處走，從樹下到場院，又從場院到水邊……他常說的一句話是：蚊子。
他說：有蚊子。
他心裡有蚊子。
我說過，老姑父所謂的“作風問題”，最早是因我而起。
那是他在慌亂中端錯了“奶子”……後來的事就難說了。
後來人們傳的那些，都是添枝加葉、捕風捉影、經過渲染的。
那年秋天，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村裡小學校長苗國安（他也是無梁的女婿）在縣上開會的時候突然得到了一個消息：大學要招生了！是推薦招生。
一個公社分了三個名額。
得到消息後，他就急急忙忙地騎着自行車回來報信兒，希望老姑父親自出面，為我争一個。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裡，我是一個禍害。
是一隻吃遍全村的蝗蟲。
如果能把我推薦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
當然，這對我來說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那時候上大學不但不要錢，還給生活費呢。
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們的善意。
可小學校長又說，雖說一個公社三個名額，可有兩個已被公社幹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個了。
這一個指标三十個大隊去争，能不能争到手，還很難說……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這時候，老姑父不見了。
全村人到處去找，一百個喉嚨四下喊，可怎麼也找不到。
最後，小學校長苗國安說：敲鐘吧，一敲鐘，他也許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當鐘聲響過三遍之後，終于把老姑父敲出來了。
老姑父是從葦蕩裡走出來的，他一手領着席，一手還提着褲子……他沒想到村街裡會站這麼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釋說：媽的，撒泡尿，把褲腰帶給弄斷了。
人們都望着他，人們根本不聽他的解釋，人們都去看他的褲子……前後村都喊過了，鐘也敲三遍了
而歲月一旦定了格，那就是風俗了。
風俗是一個地域特定的生活習慣。
我曾經說過，無梁人是主吃面食的：面條、面餅、面湯、菜面窩窩等。
吃面食須臾離不開的就是辣椒，辣椒是無梁人最重要的生活調味品。
在庸常的日子裡，沒有辣子是吃不下飯的。
辣椒吃多了，臉上就會生出粉刺來。
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個年輕人，一邊走一邊摳臉上的粉刺兒疙瘩，沒錯，那就是無梁人了。
當然，這是低層面的。
如果要求再高一點，如果家裡來了尊貴的客人，炒上兩個菜，那就是吃酒了。
現在有人說酒是文化，也就是“辣”的文化，是讓人興奮的文化，“文化”到了極點，也就是一個字：醉。
讓客人喝醉，這是無梁待客的最高境界。
如果哪家來的客人喝醉了，醉成了一攤泥，那是待客的一種榮耀。
往往要用架子車拉上，繞村一周，這是多麼體面的事情啊！ 無梁排在第二的風俗叫：領席。
在這裡“席”是要“領”的，想一想這有多麼優雅。
無梁是一個編席窩，最不缺的就是席子。
那時候，一張席就是一張流動的床。
無梁人最重要、最私密的活動都是在“席”上進行的（一為酒席，二為炕席）。
特别是到了夏天，主家領着一張席，客人或朋友相跟着，有瓜的時候，就去瓜地；或者是樹下、河邊、場院，帶着盛了煙絲的笸籮、幾根脆瓜，席地而坐，對月而談……至于說些什麼，那就不知道了。
那時候一到夏日的傍晚，人人都會領着一張席到處走，說是納涼，可睡到半夜，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風的時候，就又拉着席走了，也許是去了炕房，也許是鑽了麥稭垛，誰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裡去了。
于是就發生了一些男女之間的事，這就是風情。
我說過，最早的時候，老姑父曾抱着我一家一家尋奶吃，看遍了無梁女人的奶子。
後來，我就變成了無梁村的一種“無名稅”：先是一家一家地派飯吃，後來就成了一種強行的攤派：一家出二斤麥子或是五斤玉米（由大隊統一扣），供我上學。
從小學到高中，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裡，我的日子就是這樣過來的。
那時候，我一星期往縣城中學背一次糧食。
每次回去背糧食，我都會發現一些細微的變化。
我最早發現的是，老姑父的酒量大了。
老姑父原本是不大喝酒的，喝也是一兩杯。
後來就不行了，後來老姑父成了無梁村的“第一陪客”。
誰家有了紅白喜事，或是誰家來了體面的客人，定是要支書作陪的。
如果哪一次沒有請到老姑父，那是很沒有面子的。
我記得，在我回去背糧食的那些日子裡，常見一些女人找到大隊部來，纏着老姑父讓他去當陪客。
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說：這是幹什麼？拉拉扯扯的？不去。
可他經不住女人的再三纏磨，也就應承下來了。
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這麼說，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夥哄擡起來的。
特别是村裡逢會，那是一年一度僅次于過年的大節氣，家家都有親戚來……到了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後來，在我跟着他走過村街的時候，我發現女人們的笑臉像葵花一樣處處開放。
我知道，那都是對着老姑父的。
女人們親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卻昂着頭，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時候還會說：嗯，記着呢。
十三，我記着呢。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老姑父已經很習慣地把村裡的公章拴在了褲腰帶上。
最初當然是為了方便群衆。
那會兒需要蓋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遠門，也是要蓋章的。
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無論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從家裡爬起來，跑到大隊部去給人蓋章。
次數多了，他也有些煩了，後來就幹脆把村裡的公章拴在了褲腰帶上。
有人來找，就給人蓋一下。
那公章終日拴在褲腰上，磨來蹭去的，總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蓋。
所以，每當有女人來找，隻要不違反政策，老姑父就問：哈一下？人家會說：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無梁，“哈”也有親嘴的意思，次數多了的時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義”？ 漸漸地，我還發現，老姑父“領席”的時候越來越多了。
夏天的時候，老姑父常常領着一張席到瓜地或是蘆葦蕩裡去。
有時候，他是陪縣上或公社下來的駐隊幹部。
有時候，他是領着村裡的一群編席的女幹部們開會。
還有的時候，他領着一張席到處走，從樹下到場院，又從場院到水邊……他常說的一句話是：蚊子。
他說：有蚊子。
他心裡有蚊子。
我說過，老姑父所謂的“作風問題”，最早是因我而起。
那是他在慌亂中端錯了“奶子”……後來的事就難說了。
後來人們傳的那些，都是添枝加葉、捕風捉影、經過渲染的。
那年秋天，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村裡小學校長苗國安（他也是無梁的女婿）在縣上開會的時候突然得到了一個消息：大學要招生了！是推薦招生。
一個公社分了三個名額。
得到消息後，他就急急忙忙地騎着自行車回來報信兒，希望老姑父親自出面，為我争一個。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裡，我是一個禍害。
是一隻吃遍全村的蝗蟲。
如果能把我推薦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
當然，這對我來說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那時候上大學不但不要錢，還給生活費呢。
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們的善意。
可小學校長又說，雖說一個公社三個名額，可有兩個已被公社幹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個了。
這一個指标三十個大隊去争，能不能争到手，還很難說……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這時候，老姑父不見了。
全村人到處去找，一百個喉嚨四下喊，可怎麼也找不到。
最後，小學校長苗國安說：敲鐘吧，一敲鐘，他也許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當鐘聲響過三遍之後，終于把老姑父敲出來了。
老姑父是從葦蕩裡走出來的，他一手領着席，一手還提着褲子……他沒想到村街裡會站這麼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釋說：媽的，撒泡尿，把褲腰帶給弄斷了。
人們都望着他，人們根本不聽他的解釋，人們都去看他的褲子……前後村都喊過了，鐘也敲三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