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VIII章
關燈
小
中
大
打電話給男方，然後那男人再把電話打回來，這樣他們放心大膽一聊可以聊兩三個小時！”
我說：“劉先生剛才張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樣子。
” 她說：“那個男人是跟着内地一個什麼貿易代表團來的，說是要在美國受訓六個月。
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襲地回到家，從後院悄悄進了門，還不知她一天到晚拿電話胡扯八道呢。
後來我就在電話上裝了個小錄音機。
晚上一聽，我的上帝，全是她軋姘頭的事！她英文很臭，軋姘頭的詞彙倒蠻全的！” 我說：“是不是叫醫生來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對勁。
” 她說：“你說我怎麼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這種人？” 我見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整個人搖頭踱步又歎氣。
她個頭比我高三四厘米，寬度也超過我不少。
劉先生說我和她長得頗像，連尺碼都一樣，看來是他的主觀願望。
她有個三個音節的英文名字，不是簡妮弗，就是加西卡。
她穿一條米色休閑褲，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開襟的，一顆紐扣也不扣，露出裡面同樣顔色和質地的吊帶背心。
她沒戴任何珠寶，卻挂着所謂的抽象首飾。
名設計家的這類首飾，往往比真珠寶還貴。
她整個人看上去昂貴而樸素，有種知識分子氣質，裝束卻不是知識分子階層能消受得起的。
如果我有選擇，我會一絲不苟地拷貝她的這身裝束。
我也會像她一樣随便、灑脫、自信，讓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隻差那麼一點點，她和我就會合而為一，現在這個樸素而昂貴裝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
我也會像她這樣對護士高雅而和藹地輕聲說話，滿不在乎地請護士找最貴的守候人，似乎“開銷”這樣低級趣味的顧慮從來就沒有污染到她。
她對護士說：“一定要請最有經驗的，不要移民，那種英語都說不标準的人再認真都會誤事。
我必須把我父親托給能完全信賴的人。
” 我也會像這樣一邊交代着事項，一邊看一眼“卡地亞”手表，然後打開“芬迪”桶形包，從裡面拿出“香奈爾”化妝盒，以及一管“香奈爾”口紅。
我也會有幾十種顔色的口紅，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飯，吃晚餐，參加雞尾酒會，出席黑領結晚會，看芭蕾聽歌劇或交響樂或室内樂，進入搖滾吧、爵士吧，去海濱浴場，去逛商店，去參加葬禮、婚禮，去孩子們的生日晚會，總之每個口紅顔色都絕對符合場合，都和背景協調相宜。
她跟護士說：“我當然情願自己留下來陪我父親。
不過我明天晚上的宴會無法取消，因為是州長競選的募捐宴會，我又是這位州長候選人的私人至交。
” 假如四十多年前，劉先生先一步占領我母親，那麼現在這個有雙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
一個州長的密友該有這樣一雙眼睛，濃妝之後将對人對事更加視而不見。
任何人都别想讓她從那份自我專注中分心，她那絕無針對性、絕不個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邊沿錯過去。
那是一份抽象的熱絡，制造着抽象的情境。
這情境中的她是大潑墨、大寫意的，因而高雅美麗，可望不可及。
我會以她那隻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細極長極的香槟酒杯，跟晚會上所有女人一樣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動或靜，讓又細又尖的高跟鞋舉着身體，猶如高腳杯托起一盞盞香槟酒。
我也會像這類場合最得體的美麗女子一樣，把跟人的交往維持到最淺，把談話内容維持到最淡，絕不拿任何一個真實的笑臉當真。
我這樣款款走過一個米莉那樣的老貴婦：你好嗎？她回答：還好，隻是我的母親上半年去世了。
我回她說：那就好，那就好，見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個寒噤。
我母親和劉先生一個失之交臂，我便錯過了做這個簡妮弗或加西卡。
我發現她現在在跟我說話了。
她談的問題非常深奧，因為是有關美國的混賬遺産法。
她說她父親沒聽她勸告，沒如何如何，結果導緻了怎樣怎樣的後果。
我隻懂得後果是她可能會少個幾百萬。
如果我父親不及時攻下我母親，劉先生就會在我母親體内造出這麼個簡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談着父親的身後财産，用一串串鳥獸語言的法律詞彙。
我也會像她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靜超然地談錢。
這樣談，錢便不再是個好東西，而隻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
這樣的客觀，可以使人在錢面前不再兩面三刀：心裡愛它愛得作痛，嘴裡卻要講它壞話；私下裡同它親得不能再親，人前卻要忸怩，卻要反感，卻要說：“不就是錢嗎？！” 簡妮弗（加西卡）不必這樣。
她不必作态，佯裝，她就這樣坦蕩、大方地談着由父親死亡而給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長。
原來對錢做許多姿态的人，對錢厭惡、不屑的人都是沒有錢的。
對錢滿不在乎的人，錢之于他們恰恰是性命攸關。
這個對錢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點就是我。
我對簡妮弗（加西卡）說：“我可以留下來守候劉先生。
” 她說：“那太好了。
我付你每小時十五元。
” 我說：“好的。
” 她從皮包裡取出一個小本，寫下她的電話卡密碼，交給我，讓我每小時給她打個電話。
她突然想起什麼，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說：“你很需要錢，是嗎？” “是的。
” “聽我爸爸說，你的男朋友是個外交官。
” “未婚夫。
我們訂婚了。
” “那可得恭喜你。
” 她伸過手來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
但我想她的心裡紋絲不動。
“你得原諒我的直率，美國外交官工資可不怎麼樣。
政府的公務人員都沒錢；外交官比郵差、軍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點。
”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郵差。
”我說。
“更幸運你沒找個藝術癟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說：“可不。
” 她哈哈哈地樂起來。
我也跟着樂。
不樂挺傷和氣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辦了。
她說：“我先給你三天的工錢——七十二小時，我全算你工時。
你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 “你剛才聽見我跟護士談守護人的價錢了吧？” “聽見了。
” “我們談的三十塊一小時是有過訓練，也有證書的。
” “噢。
” “我剛才出的價有談判餘地。
你可以提出你的價錢。
” 她可真坦誠，真大方，一點兒不羞澀。
我說：“那就二十五塊一小時。
” “二十。
怎麼樣？” “行。
”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說：“成交。
” 她取出一個大錢夾，裡面有一個支票本。
她開支票的手勢很漂亮，把支票從本子上扯下來的動作更漂亮。
以這漂亮的動作，這帥勁，她買房子置地，買設計家的窗簾、家具，買她那匹價值五萬元的馬。
讨價還價的樂趣不在于省下幾千或幾萬塊錢，而在于她占了上風，成了一局遊戲的赢家。
她的讨價還價還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擡舉人的一種方式，或是她的調侃或調情。
她可以在讨價還價中嗔怒、嬌憨、發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
你若不給足她空間時間讓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沒伺候她把一項遊戲玩盡興。
她企圖挑逗我伺候她玩遊戲，我卻老實巴交的怎麼都行。
窮到我這地步，也就沒什麼回合跟她玩了。
我也被她談遺産時的實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錢是個醜字眼。
窮成我這樣，大概也能出來一種大氣，能誠實地承認窮，誠懇地表達對于錢的興趣，就是窮者的尊嚴。
能夠正面表示對于錢的進取心，是向文明邁出的一步。
我為自己邁出的這一步感激簡妮弗（加西卡）。
我說：“謝謝你，簡妮弗。
” 她說：“不用謝。
不過我的名字不是簡妮弗。
我叫瑪倫達。
不過沒關系，千萬别跟我道歉。
”她笑起來。
“對不起。
”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記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說‘對不起’。
” “謝謝。
” “你‘謝謝’也說得太多。
” “好的。
” 瑪倫達擁抱了我。
我們都屬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擁抱起來顯得特别緊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歡她的。
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沒有突然出現，打亂了我母親和劉先生的計劃，這個撕下支票就揚長而去的漂亮女人便是我。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樣的話我沒什麼意見。
她轉身對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
手裡捏着她給我的支票，所以我脫口說道：“謝謝！” “你看——又是‘謝謝’！” 我右腳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
我這姿勢在瑪倫達眼裡是謙卑的，是形體的苦笑，有點像《茶館》裡王掌櫃的“稍息”。
我想我這麼個窮光蛋，又是在異國做窮光蛋，“謝謝”與“對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陣呢。
我揣着上千元錢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寶行贖我的鑽戒。
我對老闆笑了笑說：“還認識我吧？” 老闆也笑了笑說：“當然。
” 我說：“我想贖回我的戒指。
” 老闆從腰裡拖出一根鐐铐般的粗鍊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鑰匙。
他看也不看就從那堆鑰匙裡拈出一把，打開一個櫃台的門，取出一枚賊亮的玩意兒。
它被套在一根白絲絨的模拟手指上，貴重得我都不敢認。
老闆伸出兩根小泥腸手指頭，拈起上面金色的小價碼簽說：“三千兩百元。
” 我說：“啊？！三千兩百元？你隻給了我七百塊，就從我手上買走啦！”我瞪着這張笑眯眯的臉。
它看上去并不像這樣吃人不吐骨頭。
“如果我當時是六百塊從你手裡買來，我這時候還得請你付三千三百。
” “怎麼可以這樣？！”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還屬于我的東西。
老闆脖子一縮，兩手朝兩邊一攤，黑瞳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對上帝。
“我也得吃飯啊。
”他說。
“你是得吃飯，可你也不能頓頓吃龍蝦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問題。
”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賺了兩千五？” “價錢好商量。
我可以給你聖誕節前的折扣。
這樣好不好？我們來個漂亮數字，三千元整。
大過節的，那點零頭也算我一份聖誕小禮物。
聽上去怎麼樣？” “聽上去很殘忍。
” “你如果有現鈔的話，我不收你稅。
”他的小泥腸食指在小計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數亮給我：“你看，這是稅錢，你從我這裡得到的聖誕禮，這一來就不小啦。
”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門。
他還在我後面叫喚：“你回來！咱們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來的話一定要弄隻黑襪子套在臉上，弄支槍端在手裡，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鑰匙挨個使一遍，我得把五十個櫃子全清理幹淨。
我隻好戴着假鑽石去見安德烈了。
他給我的聖誕禮物竟是一大幫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繼祖父，兩個高中好友，三個大學友好，以及勞拉，都被他邀請到芝加哥來給我一個聖誕大團聚。
我來到密歇根大道上的“聯合大陸”酒店，見勞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裡，桌上放了兩杯黑馬提尼。
勞拉問我要不要也來一杯黑馬提尼，因為這個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遊泳場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馬提尼了。
我說我反正一竅不通，還是來點吃的比較實惠。
勞拉馬上說：“喏，你看這個怎麼樣？生菠菜拌松子，要不來一客‘卡威亞’？” 我說：“什麼是‘卡威亞’？” 安德烈告訴我“卡威亞”是俄國魚子。
我說：“有炸薯條嗎？” 勞拉說：“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對我說：“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
勞拉糟蹋自己的錢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錢更不眨眼。
不過她确實是糟蹋錢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樂的學問。
這個酒店的黑馬提尼真的很棒。
要不你嘗嘗我的？” 我在他杯子裡喝了一口，沒喝懂什麼，但我說：“沒錯，很棒。
” 不一會兒，勞拉面前上了一小盤橙色透明的魚子和切成小塊的黑面包。
東西擺設得極像珠寶行。
安德烈根據勞拉的推薦，要的也是這裡的名牌：菠菜拌松子。
菠菜一共十幾片，貴重得不像泥土裡長出來的。
安德烈給了我兩片菠菜葉和五六顆松子，勞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魚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條的盤子邊上。
我唯一吃得懂的還是炸薯條。
他們這樣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錢。
勞拉說：“知道我為什麼情願到這裡來過聖誕節嗎？” 我說：“猶太人不過聖誕。
” 安德烈說：“那是次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鬧翻了。
” 勞拉說：“你怎麼知道的？！” 安德烈說：“你告訴我的。
” 勞拉的臉轉向我：“不可能吧——我什麼時候告訴他的？” 安德烈說：“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訴我的。
”他對我說：“假如勞拉問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家過複活節、感恩節、聖誕節，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鬧翻了。
我認識她這麼多年，從來沒聽她講過任何人壞話，除了她父母。
” 勞拉兩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麥當勞”符号。
她說：“我什麼時候講過他們壞話？我講的全是實話。
他們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說每月補貼我一千二。
現在我把它租下來了，跟他們說：當時說我隻出零頭的，你們做父母的不能這麼坑人——租房契約簽了，錢呢？！他們還特有理，說：‘當時我們不知道你會提升，工資漲了一萬多。
’你看，父母應該在孩子有成就的時候給獎勵才是父母啊，我晉升了，他們不加錢反而連原來答
” 她說：“那個男人是跟着内地一個什麼貿易代表團來的，說是要在美國受訓六個月。
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襲地回到家，從後院悄悄進了門，還不知她一天到晚拿電話胡扯八道呢。
後來我就在電話上裝了個小錄音機。
晚上一聽，我的上帝，全是她軋姘頭的事！她英文很臭，軋姘頭的詞彙倒蠻全的！” 我說：“是不是叫醫生來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對勁。
” 她說：“你說我怎麼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這種人？” 我見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整個人搖頭踱步又歎氣。
她個頭比我高三四厘米，寬度也超過我不少。
劉先生說我和她長得頗像，連尺碼都一樣，看來是他的主觀願望。
她有個三個音節的英文名字，不是簡妮弗，就是加西卡。
她穿一條米色休閑褲，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開襟的，一顆紐扣也不扣，露出裡面同樣顔色和質地的吊帶背心。
她沒戴任何珠寶，卻挂着所謂的抽象首飾。
名設計家的這類首飾，往往比真珠寶還貴。
她整個人看上去昂貴而樸素，有種知識分子氣質，裝束卻不是知識分子階層能消受得起的。
如果我有選擇，我會一絲不苟地拷貝她的這身裝束。
我也會像她一樣随便、灑脫、自信，讓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隻差那麼一點點，她和我就會合而為一，現在這個樸素而昂貴裝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
我也會像她這樣對護士高雅而和藹地輕聲說話，滿不在乎地請護士找最貴的守候人，似乎“開銷”這樣低級趣味的顧慮從來就沒有污染到她。
她對護士說：“一定要請最有經驗的，不要移民，那種英語都說不标準的人再認真都會誤事。
我必須把我父親托給能完全信賴的人。
” 我也會像這樣一邊交代着事項，一邊看一眼“卡地亞”手表，然後打開“芬迪”桶形包，從裡面拿出“香奈爾”化妝盒，以及一管“香奈爾”口紅。
我也會有幾十種顔色的口紅，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飯，吃晚餐，參加雞尾酒會，出席黑領結晚會，看芭蕾聽歌劇或交響樂或室内樂，進入搖滾吧、爵士吧，去海濱浴場，去逛商店，去參加葬禮、婚禮，去孩子們的生日晚會，總之每個口紅顔色都絕對符合場合，都和背景協調相宜。
她跟護士說：“我當然情願自己留下來陪我父親。
不過我明天晚上的宴會無法取消，因為是州長競選的募捐宴會，我又是這位州長候選人的私人至交。
” 假如四十多年前，劉先生先一步占領我母親，那麼現在這個有雙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
一個州長的密友該有這樣一雙眼睛，濃妝之後将對人對事更加視而不見。
任何人都别想讓她從那份自我專注中分心，她那絕無針對性、絕不個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邊沿錯過去。
那是一份抽象的熱絡，制造着抽象的情境。
這情境中的她是大潑墨、大寫意的，因而高雅美麗，可望不可及。
我會以她那隻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細極長極的香槟酒杯，跟晚會上所有女人一樣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動或靜，讓又細又尖的高跟鞋舉着身體，猶如高腳杯托起一盞盞香槟酒。
我也會像這類場合最得體的美麗女子一樣，把跟人的交往維持到最淺，把談話内容維持到最淡，絕不拿任何一個真實的笑臉當真。
我這樣款款走過一個米莉那樣的老貴婦：你好嗎？她回答：還好，隻是我的母親上半年去世了。
我回她說：那就好，那就好，見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個寒噤。
我母親和劉先生一個失之交臂，我便錯過了做這個簡妮弗或加西卡。
我發現她現在在跟我說話了。
她談的問題非常深奧，因為是有關美國的混賬遺産法。
她說她父親沒聽她勸告，沒如何如何，結果導緻了怎樣怎樣的後果。
我隻懂得後果是她可能會少個幾百萬。
如果我父親不及時攻下我母親，劉先生就會在我母親體内造出這麼個簡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談着父親的身後财産，用一串串鳥獸語言的法律詞彙。
我也會像她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靜超然地談錢。
這樣談，錢便不再是個好東西，而隻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
這樣的客觀，可以使人在錢面前不再兩面三刀：心裡愛它愛得作痛，嘴裡卻要講它壞話；私下裡同它親得不能再親，人前卻要忸怩，卻要反感，卻要說：“不就是錢嗎？！” 簡妮弗（加西卡）不必這樣。
她不必作态，佯裝，她就這樣坦蕩、大方地談着由父親死亡而給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長。
原來對錢做許多姿态的人，對錢厭惡、不屑的人都是沒有錢的。
對錢滿不在乎的人，錢之于他們恰恰是性命攸關。
這個對錢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點就是我。
我對簡妮弗（加西卡）說：“我可以留下來守候劉先生。
” 她說：“那太好了。
我付你每小時十五元。
” 我說：“好的。
” 她從皮包裡取出一個小本，寫下她的電話卡密碼，交給我，讓我每小時給她打個電話。
她突然想起什麼，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說：“你很需要錢，是嗎？” “是的。
” “聽我爸爸說，你的男朋友是個外交官。
” “未婚夫。
我們訂婚了。
” “那可得恭喜你。
” 她伸過手來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
但我想她的心裡紋絲不動。
“你得原諒我的直率，美國外交官工資可不怎麼樣。
政府的公務人員都沒錢；外交官比郵差、軍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點。
”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郵差。
”我說。
“更幸運你沒找個藝術癟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說：“可不。
” 她哈哈哈地樂起來。
我也跟着樂。
不樂挺傷和氣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辦了。
她說：“我先給你三天的工錢——七十二小時，我全算你工時。
你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 “你剛才聽見我跟護士談守護人的價錢了吧？” “聽見了。
” “我們談的三十塊一小時是有過訓練，也有證書的。
” “噢。
” “我剛才出的價有談判餘地。
你可以提出你的價錢。
” 她可真坦誠，真大方，一點兒不羞澀。
我說：“那就二十五塊一小時。
” “二十。
怎麼樣？” “行。
”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說：“成交。
” 她取出一個大錢夾，裡面有一個支票本。
她開支票的手勢很漂亮，把支票從本子上扯下來的動作更漂亮。
以這漂亮的動作，這帥勁，她買房子置地，買設計家的窗簾、家具，買她那匹價值五萬元的馬。
讨價還價的樂趣不在于省下幾千或幾萬塊錢，而在于她占了上風，成了一局遊戲的赢家。
她的讨價還價還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擡舉人的一種方式，或是她的調侃或調情。
她可以在讨價還價中嗔怒、嬌憨、發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
你若不給足她空間時間讓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沒伺候她把一項遊戲玩盡興。
她企圖挑逗我伺候她玩遊戲，我卻老實巴交的怎麼都行。
窮到我這地步，也就沒什麼回合跟她玩了。
我也被她談遺産時的實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錢是個醜字眼。
窮成我這樣，大概也能出來一種大氣，能誠實地承認窮，誠懇地表達對于錢的興趣，就是窮者的尊嚴。
能夠正面表示對于錢的進取心，是向文明邁出的一步。
我為自己邁出的這一步感激簡妮弗（加西卡）。
我說：“謝謝你，簡妮弗。
” 她說：“不用謝。
不過我的名字不是簡妮弗。
我叫瑪倫達。
不過沒關系，千萬别跟我道歉。
”她笑起來。
“對不起。
”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記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說‘對不起’。
” “謝謝。
” “你‘謝謝’也說得太多。
” “好的。
” 瑪倫達擁抱了我。
我們都屬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擁抱起來顯得特别緊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歡她的。
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沒有突然出現，打亂了我母親和劉先生的計劃，這個撕下支票就揚長而去的漂亮女人便是我。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樣的話我沒什麼意見。
她轉身對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
手裡捏着她給我的支票，所以我脫口說道：“謝謝！” “你看——又是‘謝謝’！” 我右腳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
我這姿勢在瑪倫達眼裡是謙卑的，是形體的苦笑，有點像《茶館》裡王掌櫃的“稍息”。
我想我這麼個窮光蛋，又是在異國做窮光蛋，“謝謝”與“對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陣呢。
我揣着上千元錢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寶行贖我的鑽戒。
我對老闆笑了笑說：“還認識我吧？” 老闆也笑了笑說：“當然。
” 我說：“我想贖回我的戒指。
” 老闆從腰裡拖出一根鐐铐般的粗鍊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鑰匙。
他看也不看就從那堆鑰匙裡拈出一把，打開一個櫃台的門，取出一枚賊亮的玩意兒。
它被套在一根白絲絨的模拟手指上，貴重得我都不敢認。
老闆伸出兩根小泥腸手指頭，拈起上面金色的小價碼簽說：“三千兩百元。
” 我說：“啊？！三千兩百元？你隻給了我七百塊，就從我手上買走啦！”我瞪着這張笑眯眯的臉。
它看上去并不像這樣吃人不吐骨頭。
“如果我當時是六百塊從你手裡買來，我這時候還得請你付三千三百。
” “怎麼可以這樣？！”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還屬于我的東西。
老闆脖子一縮，兩手朝兩邊一攤，黑瞳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對上帝。
“我也得吃飯啊。
”他說。
“你是得吃飯，可你也不能頓頓吃龍蝦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問題。
”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賺了兩千五？” “價錢好商量。
我可以給你聖誕節前的折扣。
這樣好不好？我們來個漂亮數字，三千元整。
大過節的，那點零頭也算我一份聖誕小禮物。
聽上去怎麼樣？” “聽上去很殘忍。
” “你如果有現鈔的話，我不收你稅。
”他的小泥腸食指在小計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數亮給我：“你看，這是稅錢，你從我這裡得到的聖誕禮，這一來就不小啦。
”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門。
他還在我後面叫喚：“你回來！咱們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來的話一定要弄隻黑襪子套在臉上，弄支槍端在手裡，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鑰匙挨個使一遍，我得把五十個櫃子全清理幹淨。
我隻好戴着假鑽石去見安德烈了。
他給我的聖誕禮物竟是一大幫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繼祖父，兩個高中好友，三個大學友好，以及勞拉，都被他邀請到芝加哥來給我一個聖誕大團聚。
我來到密歇根大道上的“聯合大陸”酒店，見勞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裡，桌上放了兩杯黑馬提尼。
勞拉問我要不要也來一杯黑馬提尼，因為這個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遊泳場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馬提尼了。
我說我反正一竅不通，還是來點吃的比較實惠。
勞拉馬上說：“喏，你看這個怎麼樣？生菠菜拌松子，要不來一客‘卡威亞’？” 我說：“什麼是‘卡威亞’？” 安德烈告訴我“卡威亞”是俄國魚子。
我說：“有炸薯條嗎？” 勞拉說：“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對我說：“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
勞拉糟蹋自己的錢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錢更不眨眼。
不過她确實是糟蹋錢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樂的學問。
這個酒店的黑馬提尼真的很棒。
要不你嘗嘗我的？” 我在他杯子裡喝了一口，沒喝懂什麼，但我說：“沒錯，很棒。
” 不一會兒，勞拉面前上了一小盤橙色透明的魚子和切成小塊的黑面包。
東西擺設得極像珠寶行。
安德烈根據勞拉的推薦，要的也是這裡的名牌：菠菜拌松子。
菠菜一共十幾片，貴重得不像泥土裡長出來的。
安德烈給了我兩片菠菜葉和五六顆松子，勞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魚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條的盤子邊上。
我唯一吃得懂的還是炸薯條。
他們這樣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錢。
勞拉說：“知道我為什麼情願到這裡來過聖誕節嗎？” 我說：“猶太人不過聖誕。
” 安德烈說：“那是次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鬧翻了。
” 勞拉說：“你怎麼知道的？！” 安德烈說：“你告訴我的。
” 勞拉的臉轉向我：“不可能吧——我什麼時候告訴他的？” 安德烈說：“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訴我的。
”他對我說：“假如勞拉問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家過複活節、感恩節、聖誕節，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鬧翻了。
我認識她這麼多年，從來沒聽她講過任何人壞話，除了她父母。
” 勞拉兩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麥當勞”符号。
她說：“我什麼時候講過他們壞話？我講的全是實話。
他們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說每月補貼我一千二。
現在我把它租下來了，跟他們說：當時說我隻出零頭的，你們做父母的不能這麼坑人——租房契約簽了，錢呢？！他們還特有理，說：‘當時我們不知道你會提升，工資漲了一萬多。
’你看，父母應該在孩子有成就的時候給獎勵才是父母啊，我晉升了，他們不加錢反而連原來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