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I章
關燈
小
中
大
底，她手裡拿着鞋底，把父親送到村口，看父親挎着盒子槍一騙腿兒上了棗紅馬，才說：“喲，忘嘞，給你收的煙葉子！”父親的馬已經小跑起來，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給你拿煙葉子……”父親頭也沒回。
父親兩行老淚慢慢淌下來，說：“打那時候起，我頭就沒回過。
她那時候不曉得我心裡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媽，你媽那時還不知在哪裡，我心裡的是一個下級的老婆。
我那下級犧牲了。
” 父親對他最小的女兒徹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給女兒去處置。
正是這一點使他失敗；做一個父親，在我這兒，他是完全的失敗。
他不知道一個父親是靠許多假象來建樹好形象的；父親就該是假象，而他的兒女們都要為這個假象付出她們對男性最初的敬愛。
不然我們要拿我們生就的這份敬愛怎麼辦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
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鐘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
一小時是五元錢。
離還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裡，看見我卧室門口放着一個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筆迹。
我擡起信封，感覺它的分量，一張機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
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裡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鐘夜路。
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個醉鬼或乞丐。
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裡面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家夥，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
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
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
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菜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
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于是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
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
書店一共有七位顧客，其中三位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
第八位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裡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
我朝反光鏡裡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她的視線範圍内。
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就把我完全擋嚴實了。
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
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蕩，并沒有攝像機監視我。
書店裡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
這将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裡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
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
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
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
我擡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麼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兒，要捉要拿直接來嘛。
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
不笑怎麼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裡說：随便吧。
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隻有英文書，抱歉。
”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麼，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
我什麼也聽不見了，隻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入馬桶隔間，别上門。
我穿着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
饑餓這時猛烈地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
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裡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麼也掏不出來。
我奇怪當時是怎麼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麼順手。
我乘的是一點鐘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低廉的一個航班。
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
機艙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币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
他還是剛被鬧鐘擊醒的臉，看見從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
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
安德烈判斷着，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麼。
他摟着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
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
我做了一路準備，本來想好一下飛機就對安德烈講那句話，不知怎麼就錯過了那股莽撞的勇敢。
我知道越拖下去會越難張口，安德烈的優點會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會被他的禮貌、教養、率真再次弄得潰不成軍。
從九月到十一月，我們見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長處正在對我形成全面的包圍，除了和他在“正式羅曼史”中一條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選出路。
早餐店剛開門，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對客人。
他為我點了一盤鮮果沙拉、一份烤華夫餅加鮮奶油和楓樹糖漿。
他對侍應生認真交代：“鮮果裡不要有不夠熟的橙片，她不愛吃酸東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沒睡覺。
”他稍一遲疑，改正道：“幹脆，給她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
牛奶有加乳酶的嗎？……太好了，她不适應一般牛奶。
” 侍應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這男人把這女人慣得夠嗆，慣得她講究得不得了。
安德烈為自己點了煎蛋火腿、鮮榨果汁。
“就這些，夠了嗎？”侍應生問。
“沒辦法呀，”安德烈對侍應生微笑，聳聳肩說，“美國的早餐裡面，絕大部分的花樣她都不喜歡。
”他笑着轉向我：“我沒說錯吧？”他再轉向侍應生：“就算她吃，也隻有個小鳥胃口！”他出聲地笑起來，侍應生也笑笑。
他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
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優雅的手勢展開它，鋪在我的腿上。
我心裡懊惱自己的不争氣：餐桌上的教養老被我忘得如此幹淨。
餐布是粉紅的，那種不必漿熨就一絲不苟的面料。
我雙手将它拎起，輕輕按了按嘴唇——這樣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張餐桌的女子，才配這枝紅玫瑰和一堆飲食上的怪癖。
我在飛機上想好的與安德烈分手的話，一句一句退縮。
安德烈記着我所有的飲食習慣，我的一切無道理的好惡，都被他當教條來執行。
他的兩隻眼睛是看着他心愛的孩子的。
他向外人表示他就這樣嬌縱這孩子的偏食、任性、無理取鬧。
他為自己對這孩子無條件的嬌縱而驕傲。
安德烈合上菜單，眼睛看着我把它遞還給侍應生。
侍應生咕哝着：“馬上就好，請稍等。
”人已轉身走了好幾步。
我忽然說：“等一等！” 侍應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為我不會開口卻冒出一句他們的語言，他完全沒料到。
他說：“還要添什麼别的嗎？” 我說：“把鮮果沙拉去掉，對不起。
” 安德烈問：“為什麼？” “我想點得太多了，吃不下。
” “你真覺得吃不下？” 我笑着點點頭。
真實的原因我當然不能說，對于豪華，也容我有個适應過程。
在這個季節吃南美運來的鮮果，我得調整一番腸胃。
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塊錢。
我一小時的勞動價值。
我見安德烈有些懷疑，又有些掃興，便說：“這個季節我很少吃水果。
” “對一些水果過敏？”安德烈嚴肅地看着我。
“啊，有點兒過敏。
”我說。
我的目光從他擔憂的眼睛下溜過，和食物鬧别扭是一種嬌貴，我過得起敏嗎？隻有什麼都吃得起的人才過敏。
在未來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個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訴朋友：“請别給她吃這個，她過敏；請别給她碰那個，她過敏……”實在很平常的一個女人，“過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麼？”安德烈停下優雅的刀叉姿勢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
我說：“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也有對食物過敏的？” “當然，”他說，“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背後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對絕大部分食品都過敏，一塊兒出去吃飯，她就點個蔬菜沙拉。
她父母闊得要死，為她從小各種過敏付很高的醫療保險。
有幾次她過敏過得要叫救護車！所以你要對什麼過敏，千萬别強迫自己吃。
” 我心想：我大概隻對價錢昂貴的東西過敏。
我心裡有些愧疚：安德烈多麼把我的一切當回事。
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面上的手。
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裡插着今天的報紙。
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
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
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
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
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得。
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麼？”他問。
“沒在想什麼。
”我笑一下。
“沒在想什麼？”他笑起來真明亮，“那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 我笑着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麼事。
”他說。
“沒事。
”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 我看着他。
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
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面一開頭就弄得沉重。
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
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小孔，我盡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
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便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
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着下刀。
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裡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
棕紅和奶白漸漸融為一體。
對一個饑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顔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我盡量矜持，盡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
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咽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迹。
過分的饑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麼美味，有些殘酷。
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
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
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着看芭蕾的衣服。
”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
她人不錯，志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志願為你設計。
”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裡這條微痛，創傷是如此的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 “取消它。
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 “是審訊，安德烈。
” “取消它，管它是什麼。
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麼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
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
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
我們的話馬上停住。
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裡低聲說着“對不起”。
我看着侍應生的背影說：“别那麼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 “他不懂中文。
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侍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
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侍應别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裡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
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
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
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麼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
假如把
父親兩行老淚慢慢淌下來，說：“打那時候起，我頭就沒回過。
她那時候不曉得我心裡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媽，你媽那時還不知在哪裡，我心裡的是一個下級的老婆。
我那下級犧牲了。
” 父親對他最小的女兒徹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給女兒去處置。
正是這一點使他失敗；做一個父親，在我這兒，他是完全的失敗。
他不知道一個父親是靠許多假象來建樹好形象的；父親就該是假象，而他的兒女們都要為這個假象付出她們對男性最初的敬愛。
不然我們要拿我們生就的這份敬愛怎麼辦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
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鐘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
一小時是五元錢。
離還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裡，看見我卧室門口放着一個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筆迹。
我擡起信封，感覺它的分量，一張機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
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裡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鐘夜路。
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個醉鬼或乞丐。
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裡面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家夥，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
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
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
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菜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
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于是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
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
書店一共有七位顧客，其中三位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
第八位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裡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
我朝反光鏡裡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她的視線範圍内。
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就把我完全擋嚴實了。
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
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蕩，并沒有攝像機監視我。
書店裡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
這将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裡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
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
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
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
我擡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麼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兒，要捉要拿直接來嘛。
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
不笑怎麼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裡說：随便吧。
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隻有英文書，抱歉。
”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麼，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
我什麼也聽不見了，隻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入馬桶隔間，别上門。
我穿着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
饑餓這時猛烈地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
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裡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麼也掏不出來。
我奇怪當時是怎麼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麼順手。
我乘的是一點鐘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低廉的一個航班。
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
機艙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币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
他還是剛被鬧鐘擊醒的臉，看見從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
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
安德烈判斷着，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麼。
他摟着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
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
我做了一路準備，本來想好一下飛機就對安德烈講那句話，不知怎麼就錯過了那股莽撞的勇敢。
我知道越拖下去會越難張口，安德烈的優點會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會被他的禮貌、教養、率真再次弄得潰不成軍。
從九月到十一月，我們見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長處正在對我形成全面的包圍，除了和他在“正式羅曼史”中一條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選出路。
早餐店剛開門，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對客人。
他為我點了一盤鮮果沙拉、一份烤華夫餅加鮮奶油和楓樹糖漿。
他對侍應生認真交代：“鮮果裡不要有不夠熟的橙片，她不愛吃酸東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沒睡覺。
”他稍一遲疑，改正道：“幹脆，給她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
牛奶有加乳酶的嗎？……太好了，她不适應一般牛奶。
” 侍應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這男人把這女人慣得夠嗆，慣得她講究得不得了。
安德烈為自己點了煎蛋火腿、鮮榨果汁。
“就這些，夠了嗎？”侍應生問。
“沒辦法呀，”安德烈對侍應生微笑，聳聳肩說，“美國的早餐裡面，絕大部分的花樣她都不喜歡。
”他笑着轉向我：“我沒說錯吧？”他再轉向侍應生：“就算她吃，也隻有個小鳥胃口！”他出聲地笑起來，侍應生也笑笑。
他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
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優雅的手勢展開它，鋪在我的腿上。
我心裡懊惱自己的不争氣：餐桌上的教養老被我忘得如此幹淨。
餐布是粉紅的，那種不必漿熨就一絲不苟的面料。
我雙手将它拎起，輕輕按了按嘴唇——這樣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張餐桌的女子，才配這枝紅玫瑰和一堆飲食上的怪癖。
我在飛機上想好的與安德烈分手的話，一句一句退縮。
安德烈記着我所有的飲食習慣，我的一切無道理的好惡，都被他當教條來執行。
他的兩隻眼睛是看着他心愛的孩子的。
他向外人表示他就這樣嬌縱這孩子的偏食、任性、無理取鬧。
他為自己對這孩子無條件的嬌縱而驕傲。
安德烈合上菜單，眼睛看着我把它遞還給侍應生。
侍應生咕哝着：“馬上就好，請稍等。
”人已轉身走了好幾步。
我忽然說：“等一等！” 侍應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為我不會開口卻冒出一句他們的語言，他完全沒料到。
他說：“還要添什麼别的嗎？” 我說：“把鮮果沙拉去掉，對不起。
” 安德烈問：“為什麼？” “我想點得太多了，吃不下。
” “你真覺得吃不下？” 我笑着點點頭。
真實的原因我當然不能說，對于豪華，也容我有個适應過程。
在這個季節吃南美運來的鮮果，我得調整一番腸胃。
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塊錢。
我一小時的勞動價值。
我見安德烈有些懷疑，又有些掃興，便說：“這個季節我很少吃水果。
” “對一些水果過敏？”安德烈嚴肅地看着我。
“啊，有點兒過敏。
”我說。
我的目光從他擔憂的眼睛下溜過，和食物鬧别扭是一種嬌貴，我過得起敏嗎？隻有什麼都吃得起的人才過敏。
在未來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個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訴朋友：“請别給她吃這個，她過敏；請别給她碰那個，她過敏……”實在很平常的一個女人，“過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麼？”安德烈停下優雅的刀叉姿勢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
我說：“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也有對食物過敏的？” “當然，”他說，“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背後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對絕大部分食品都過敏，一塊兒出去吃飯，她就點個蔬菜沙拉。
她父母闊得要死，為她從小各種過敏付很高的醫療保險。
有幾次她過敏過得要叫救護車！所以你要對什麼過敏，千萬别強迫自己吃。
” 我心想：我大概隻對價錢昂貴的東西過敏。
我心裡有些愧疚：安德烈多麼把我的一切當回事。
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面上的手。
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裡插着今天的報紙。
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
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
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
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
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得。
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麼？”他問。
“沒在想什麼。
”我笑一下。
“沒在想什麼？”他笑起來真明亮，“那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 我笑着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麼事。
”他說。
“沒事。
”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 我看着他。
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
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面一開頭就弄得沉重。
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
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小孔，我盡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
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便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
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着下刀。
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裡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
棕紅和奶白漸漸融為一體。
對一個饑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顔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我盡量矜持，盡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
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咽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迹。
過分的饑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麼美味，有些殘酷。
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
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
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着看芭蕾的衣服。
”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
她人不錯，志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志願為你設計。
”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裡這條微痛，創傷是如此的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 “取消它。
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 “是審訊，安德烈。
” “取消它，管它是什麼。
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麼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
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
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
我們的話馬上停住。
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裡低聲說着“對不起”。
我看着侍應生的背影說：“别那麼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 “他不懂中文。
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侍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
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侍應别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裡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
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
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
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麼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
假如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