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I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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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換成裡昂的話。
可裡昂大概不舍得丢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是什麼原因要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面……” “是見了面，不見面怎麼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裡已有了幾位顧客。
一個黑姑娘帶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手法很輕松也很随便，讓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隻需一條胳膊提在他腋下。
她對我們笑笑，問了早安，然後坐下來。
我說：“他們會以為我們攻守同盟。
” “我們不見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兩邊一攤。
黑姑娘這時說：“嘿，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們講的是哪國話。
”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淺藍色的。
“中國話。
”安德烈回答她。
“謝謝。
”她說。
“别客氣。
”我說。
她有些吃驚地向我看過來。
她心裡奇怪，既然我會講她的語言，何苦要把餐館其餘的人封鎖在我們的對話之外？但她馬上理解地一笑，我們是熱戀中的男女，無時無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廢話。
她問我：“你從中國來？” 我說：“是啊。
” 她臉上有憐惜的神情。
她心目中，中國意味着永久性地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條不是苗條，是骨瘦如柴，一個地道的災民形象。
她說：“歡迎你來美國。
” 我說：“謝謝。
” 她又說：“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 我笑一笑：“我會的。
” 我懂她的意思。
她是為我好，勸我抓緊時機，吃一頓是一頓。
在我和她這段對話的進行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撿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膠皮奶嘴，然後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還到孩子手裡。
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撿。
安德烈用中國話對我悄語：“快誇誇她的孩子。
” 我馬上說：“你的孩子真可愛。
” 她說：“謝謝。
” 她再次撿起奶嘴，說：“沒想到我會這麼近地和一個中國人坐在一塊兒吃早餐。
”她臉上是經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愛，簡直是個天使。
” 安德烈說：“你不會别的詞兒？” 她說：“謝謝，謝謝。
”她又把膠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進孩子嘴裡。
“歡迎你來華盛頓。
”她說。
“謝謝你。
”我說。
她從侍應生手裡接過菜單，眼睛卻仍看着我。
她說：“你喜歡美國早餐嗎？” “很喜歡。
”我說。
安德烈對她說：“對不起。
”他臉轉回來對着我，說：“他要問你取消談話的原因，你就告訴他，這毫不關他的事。
你來這兒看我，純屬私人的事。
你是來和我約會的，約會是該反犯罪最高機構過問的嗎？” “就說這和他無關？” “本來也和他無關。
” “可是這樣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虛？”我和安德烈讨論着。
黑姑娘明澈的大圓眼一會兒看我，一會兒又看安德烈，我們笑，她稍稍遲疑，馬上就跟上來，笑得遠比我們好。
“什麼叫故弄玄虛？”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語偶爾會有點兒問題。
我解釋說：“故弄玄虛就是吊人胃口。
” 他說：“噢。
”他在把這個成語仔細儲藏到記憶中，“吊胃口有什麼不好？我不反對人家吊我胃口。
” 我覺得他對某些中文詞彙的理解還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們，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視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輕十歲，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長輩式的，就像年輕的牧師太太，時常對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兩點——哦，小可憐兒。
” 早晨我醒來，發現外面下了場大雪。
一場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綠一樣好。
安德烈還睡得很沉。
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輕輕觸碰他卷曲的黑發，那些彎曲都相當犟，剛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馬上卷回去，還原它本來的模樣。
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說還休。
氣氛如此太平溫馨，誰忍心來破壞它。
我想告訴他的話會血淋淋地撕壞這好氣氛。
從昨天早上到這時，整整二十六個鐘頭，我一直想告訴安德烈：别為我斷送前程，這可不值。
這年頭的愛情該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躊躇滿志，要把它弄得極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對，我正是這意思，我看見福茨來勁兒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将為我付出的代價，何苦？美國是樣樣方便的國家，我們幹嗎要找頂不方便的這樁事來做，這樁被稱作“正式羅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這意思：我們拉倒吧，就此分手。
這樣一來大家都松一口氣，你、我，還有福茨。
我發現自己在心裡口若懸河，對着睡得踏踏實實的安德烈，滿心的道理。
他現在隻要一睜眼，我立刻把這些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承認我有道理，他會在我的勸導下想開，可是他就是不肯醒來。
我翻個身，面朝窗子。
外面雪停了好一陣了，沉澱的雪使四野白亮。
陽光照在這個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擴張了亮度。
亮度飽脹得厲害，從卧室拉得嚴絲合縫的窗簾上溢出來，不是從縫隙，而是滲透密度極高的經緯，使這乳白窗簾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
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軟的白亮輪廓，像是剛剛從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才刷去最後一層細沙的物件。
西班牙式的五鬥櫥上有一層硬币——安德烈一進卧室習慣先把口袋裡的硬币掏出，扔到櫥上。
一張圓形沙發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讀書的。
另外一個英國式的秘書寫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寫字台一樣保守。
花瓶裡的花是我十月底來的時候安德烈買給我的，這時全幹了，是普希金講到的那種樣子：在多年後令人想到一個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種樣子。
但願一切都在眨眼間過去，一步跨入未來。
從未來回頭，來看這個初雪的早晨，這束幹花，是不是像此刻這樣事關重大？這個無從說起，輾轉反側的時刻還會顯得折磨人嗎？可能不會，可能像是任何時刻一樣，無足輕重，可以被錯過去，過渡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種晚年：意外地在一本書裡發現一些幹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個浪漫事件留下來的，那事件究竟是怎麼個前前後後，全不清楚了，隐約記得它在當時顯得緻命。
然而普希金對晚年有什麼發言權呢？他又沒等得及晚年，就讓緻命的緻了命。
我看見乳汁一樣的光線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
他這些天一定沒睡好。
其實他相當緊張，對于FBI攪進我的生活，他表現出的嘻哈态度，是為了寬我的心，實質上他非常不安。
我和他出門散步，吃館子，遊蕩各個博物館，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後。
他對我究竟是誰沒有完全的把握。
對于我的父親到底幹過什麼，他也覺得心裡無底。
他沒有徹底信賴我。
因為假如我像我自述的那樣簡單，FBI真的會吃飽了撐的，如此興師動衆？ 我輕手輕腳地起床，走到樓下。
打開客廳的百葉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讓我睜不開眼。
四周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切都還在星期日的大懶覺裡。
我在壁爐前的沙發上坐下來，無所事事原來很舒服。
安德烈·戴維斯的妻子會在這樣的早晨坐在長沙發上看報或看賬單，或者全心全意地無所事事，就坐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是個感到幸運、惜福、感恩的女子，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
那個安詳的、穿着厚實柔軟的潔白毛巾浴袍的主婦會是誰？ 會是我嗎…… 芝加哥的勞累、貧困和粗野的風一塊兒橫掃向我和我的藝術癟三同學與朋友。
我在那裡感到的力量，那種類似英雄氣概的自我感覺和這個暖洋洋的客廳完全不搭調。
在那裡吃的苦頭在這裡看是自找，是荒謬。
我發現自己悠閑地疊着洗衣筐裡洗淨烘幹的衣服，柔軟劑家常的香氣和着一股猛烈的慶幸湧進我身心——幸虧我沒把分手之類的話告訴安德烈，我需要這份悠閑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來到浴室，開了水龍頭。
水流充足、溫煦。
我想到每次在牧師夫婦家洗澡的顧慮：總是豎起耳朵聽許久，确定沒人使用淋浴，沒人洗手，沒人坐在馬桶上讀雜志，我才影子一樣閃進去。
我總以最快速度洗澡，盡管人體在淋浴中多麼想犯犯懶，我都在沖去肥皂泡沫後決然地關掉水龍頭。
稍稍磨蹭，我就聽到自己斥責自己：真好意思啊，連房租水電費都還沒交呢……這時我讓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發呆。
完美的溫度和源源不盡的水流讓我意識到能這樣洗浴是幸運的，浴洗該是種鋪張得起的鋪張。
浴盆旁邊有個電子體重磅秤，靠牆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
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的，有兩三塊是淺沙黃，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該這樣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惡狠狠地奮鬥，什麼都稱心如意。
安德烈·戴維斯的愛妻将抹去巨大鏡子上的水蒸氣，順便看看自己的裸體：還不錯吧？還算年輕吧？……滿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頭發來，兩個嘴角自得地往上翹起。
未來的主婦看着看着，抹亂的熱霧變成一柱柱細小水流，從鏡面上淌下，她的身體于是變成被風吹皺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電子體重磅秤，看着紅色顯示燈在幾個數碼間吞吞吐吐。
我想，安德烈未來的愛妻會像這樣，在每天浴後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個女人會是我嗎？ 我再次覺得驚險，一念之差險些就斷送了我正享受的這一切。
我拿起馬桶旁邊的電話，撥了個号碼，響了六遍鈴，阿書沙啞地說：“知道是你，我以為你昨天一到就得給我打電話呢。
” 我說：“我坐‘紅眼睛’航班來的，昨天補覺補了半天。
” 她說：“我以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問：“你都供什麼了？” 她說：“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
那家夥長得不錯，挺精神的。
” 我怕她接着瞎扯，馬上要她挂斷電話，說十分鐘後再給她打。
她罵罵咧咧，說：“有監聽器怕什麼？無非把大實話再講一遍。
打死我也就這些話，打死誰我都是這幾句話！TMD讓你監聽……” 我趕緊叫她閉嘴，把電話挂了，匆匆換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門去。
在街口快餐店裡，我找到一個投币電話，一撥通就聽阿書仍在罵罵咧咧，我這邊又穿衣又戴帽又鬼頭鬼腦找打電話的安全地點，她那邊一口氣罵到現在。
她說她就得罵給他聽。
我問“他”指的誰，她說誰在她電話線上裝“小耳朵”她就請誰聽她的髒字眼兒。
她說FBI已在這個禮拜給她過了“大刑”。
我問怎麼個過法。
她說跟那麼乏味的人來來回回講那麼幾句乏味的話，還不叫過刑。
她告訴我，理查·福茨盡量變着花樣問那幾句話，于是那幾句話就是變着花樣的乏味。
“哪幾句話？”我問。
“還不就是我什麼時候認識你的，你在軍隊的活動我了解多少。
我們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後又說：‘他們兩人據說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不對，是在美國認識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認識的！’他說：‘那可能是他倆裝的。
’我說：‘那他倆裝得可夠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來：“你怎麼幫腔啊？！我們怎麼裝了？！” “我沒說你裝啊……” “你不是說我裝得夠棒的？！” “我說你要能裝成那樣那可是沒得說了：天生一個大瓣蒜！” “誰裝蒜啦？你存心害我？！” “哎，你這可不夠意思，我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圖什麼？！讓電話線上的‘小耳朵’一聽，樂了，我們這邊内讧了！資本主義就這點兒好，個人主義，誰也不跟誰團結得像我們社會主義這樣……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團結。
” 我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來是來麻煩阿書。
阿書接着告訴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開裆褲的情分上，她早讓便衣福茨去見鬼了。
她又做出一副淫蕩嗓音說，理查·福茨要不那麼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會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長得英俊有關系。
我說：“要不你幫我幹掉他算了。
” 她說：“有那麼一閃念。
後來想，我這忙也幫得太大了，怕你心裡過意不去。
” 我笑起來。
阿書說：“他也覺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對了，可能有點兒不正經。
他馬上把話一轉，問我和外交官戴維斯什麼關系。
我想這小子實在太帥了，講這麼低級趣味的話都讓我舍不得幹掉他。
我說：‘啊，我跟外交官戴維斯先生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關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 “你真這麼說的？”我知道她不會這樣跟FBI的便衣說話。
她拍着床鋪大笑，我們倆在電話上比
可裡昂大概不舍得丢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是什麼原因要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面……” “是見了面，不見面怎麼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裡已有了幾位顧客。
一個黑姑娘帶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手法很輕松也很随便，讓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隻需一條胳膊提在他腋下。
她對我們笑笑，問了早安，然後坐下來。
我說：“他們會以為我們攻守同盟。
” “我們不見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兩邊一攤。
黑姑娘這時說：“嘿，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們講的是哪國話。
”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淺藍色的。
“中國話。
”安德烈回答她。
“謝謝。
”她說。
“别客氣。
”我說。
她有些吃驚地向我看過來。
她心裡奇怪，既然我會講她的語言，何苦要把餐館其餘的人封鎖在我們的對話之外？但她馬上理解地一笑，我們是熱戀中的男女，無時無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廢話。
她問我：“你從中國來？” 我說：“是啊。
” 她臉上有憐惜的神情。
她心目中，中國意味着永久性地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條不是苗條，是骨瘦如柴，一個地道的災民形象。
她說：“歡迎你來美國。
” 我說：“謝謝。
” 她又說：“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 我笑一笑：“我會的。
” 我懂她的意思。
她是為我好，勸我抓緊時機，吃一頓是一頓。
在我和她這段對話的進行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撿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膠皮奶嘴，然後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還到孩子手裡。
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撿。
安德烈用中國話對我悄語：“快誇誇她的孩子。
” 我馬上說：“你的孩子真可愛。
” 她說：“謝謝。
” 她再次撿起奶嘴，說：“沒想到我會這麼近地和一個中國人坐在一塊兒吃早餐。
”她臉上是經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愛，簡直是個天使。
” 安德烈說：“你不會别的詞兒？” 她說：“謝謝，謝謝。
”她又把膠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進孩子嘴裡。
“歡迎你來華盛頓。
”她說。
“謝謝你。
”我說。
她從侍應生手裡接過菜單，眼睛卻仍看着我。
她說：“你喜歡美國早餐嗎？” “很喜歡。
”我說。
安德烈對她說：“對不起。
”他臉轉回來對着我，說：“他要問你取消談話的原因，你就告訴他，這毫不關他的事。
你來這兒看我，純屬私人的事。
你是來和我約會的，約會是該反犯罪最高機構過問的嗎？” “就說這和他無關？” “本來也和他無關。
” “可是這樣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虛？”我和安德烈讨論着。
黑姑娘明澈的大圓眼一會兒看我，一會兒又看安德烈，我們笑，她稍稍遲疑，馬上就跟上來，笑得遠比我們好。
“什麼叫故弄玄虛？”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語偶爾會有點兒問題。
我解釋說：“故弄玄虛就是吊人胃口。
” 他說：“噢。
”他在把這個成語仔細儲藏到記憶中，“吊胃口有什麼不好？我不反對人家吊我胃口。
” 我覺得他對某些中文詞彙的理解還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們，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視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輕十歲，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長輩式的，就像年輕的牧師太太，時常對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兩點——哦，小可憐兒。
” 早晨我醒來，發現外面下了場大雪。
一場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綠一樣好。
安德烈還睡得很沉。
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輕輕觸碰他卷曲的黑發，那些彎曲都相當犟，剛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馬上卷回去，還原它本來的模樣。
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說還休。
氣氛如此太平溫馨，誰忍心來破壞它。
我想告訴他的話會血淋淋地撕壞這好氣氛。
從昨天早上到這時，整整二十六個鐘頭，我一直想告訴安德烈：别為我斷送前程，這可不值。
這年頭的愛情該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躊躇滿志，要把它弄得極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對，我正是這意思，我看見福茨來勁兒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将為我付出的代價，何苦？美國是樣樣方便的國家，我們幹嗎要找頂不方便的這樁事來做，這樁被稱作“正式羅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這意思：我們拉倒吧，就此分手。
這樣一來大家都松一口氣，你、我，還有福茨。
我發現自己在心裡口若懸河，對着睡得踏踏實實的安德烈，滿心的道理。
他現在隻要一睜眼，我立刻把這些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承認我有道理，他會在我的勸導下想開，可是他就是不肯醒來。
我翻個身，面朝窗子。
外面雪停了好一陣了，沉澱的雪使四野白亮。
陽光照在這個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擴張了亮度。
亮度飽脹得厲害，從卧室拉得嚴絲合縫的窗簾上溢出來，不是從縫隙，而是滲透密度極高的經緯，使這乳白窗簾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
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軟的白亮輪廓，像是剛剛從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才刷去最後一層細沙的物件。
西班牙式的五鬥櫥上有一層硬币——安德烈一進卧室習慣先把口袋裡的硬币掏出，扔到櫥上。
一張圓形沙發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讀書的。
另外一個英國式的秘書寫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寫字台一樣保守。
花瓶裡的花是我十月底來的時候安德烈買給我的，這時全幹了，是普希金講到的那種樣子：在多年後令人想到一個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種樣子。
但願一切都在眨眼間過去，一步跨入未來。
從未來回頭，來看這個初雪的早晨，這束幹花，是不是像此刻這樣事關重大？這個無從說起，輾轉反側的時刻還會顯得折磨人嗎？可能不會，可能像是任何時刻一樣，無足輕重，可以被錯過去，過渡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種晚年：意外地在一本書裡發現一些幹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個浪漫事件留下來的，那事件究竟是怎麼個前前後後，全不清楚了，隐約記得它在當時顯得緻命。
然而普希金對晚年有什麼發言權呢？他又沒等得及晚年，就讓緻命的緻了命。
我看見乳汁一樣的光線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
他這些天一定沒睡好。
其實他相當緊張，對于FBI攪進我的生活，他表現出的嘻哈态度，是為了寬我的心，實質上他非常不安。
我和他出門散步，吃館子，遊蕩各個博物館，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後。
他對我究竟是誰沒有完全的把握。
對于我的父親到底幹過什麼，他也覺得心裡無底。
他沒有徹底信賴我。
因為假如我像我自述的那樣簡單，FBI真的會吃飽了撐的，如此興師動衆？ 我輕手輕腳地起床，走到樓下。
打開客廳的百葉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讓我睜不開眼。
四周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切都還在星期日的大懶覺裡。
我在壁爐前的沙發上坐下來，無所事事原來很舒服。
安德烈·戴維斯的妻子會在這樣的早晨坐在長沙發上看報或看賬單，或者全心全意地無所事事，就坐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是個感到幸運、惜福、感恩的女子，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
那個安詳的、穿着厚實柔軟的潔白毛巾浴袍的主婦會是誰？ 會是我嗎…… 芝加哥的勞累、貧困和粗野的風一塊兒橫掃向我和我的藝術癟三同學與朋友。
我在那裡感到的力量，那種類似英雄氣概的自我感覺和這個暖洋洋的客廳完全不搭調。
在那裡吃的苦頭在這裡看是自找，是荒謬。
我發現自己悠閑地疊着洗衣筐裡洗淨烘幹的衣服，柔軟劑家常的香氣和着一股猛烈的慶幸湧進我身心——幸虧我沒把分手之類的話告訴安德烈，我需要這份悠閑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來到浴室，開了水龍頭。
水流充足、溫煦。
我想到每次在牧師夫婦家洗澡的顧慮：總是豎起耳朵聽許久，确定沒人使用淋浴，沒人洗手，沒人坐在馬桶上讀雜志，我才影子一樣閃進去。
我總以最快速度洗澡，盡管人體在淋浴中多麼想犯犯懶，我都在沖去肥皂泡沫後決然地關掉水龍頭。
稍稍磨蹭，我就聽到自己斥責自己：真好意思啊，連房租水電費都還沒交呢……這時我讓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發呆。
完美的溫度和源源不盡的水流讓我意識到能這樣洗浴是幸運的，浴洗該是種鋪張得起的鋪張。
浴盆旁邊有個電子體重磅秤，靠牆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
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的，有兩三塊是淺沙黃，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該這樣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惡狠狠地奮鬥，什麼都稱心如意。
安德烈·戴維斯的愛妻将抹去巨大鏡子上的水蒸氣，順便看看自己的裸體：還不錯吧？還算年輕吧？……滿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頭發來，兩個嘴角自得地往上翹起。
未來的主婦看着看着，抹亂的熱霧變成一柱柱細小水流，從鏡面上淌下，她的身體于是變成被風吹皺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電子體重磅秤，看着紅色顯示燈在幾個數碼間吞吞吐吐。
我想，安德烈未來的愛妻會像這樣，在每天浴後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個女人會是我嗎？ 我再次覺得驚險，一念之差險些就斷送了我正享受的這一切。
我拿起馬桶旁邊的電話，撥了個号碼，響了六遍鈴，阿書沙啞地說：“知道是你，我以為你昨天一到就得給我打電話呢。
” 我說：“我坐‘紅眼睛’航班來的，昨天補覺補了半天。
” 她說：“我以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問：“你都供什麼了？” 她說：“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
那家夥長得不錯，挺精神的。
” 我怕她接着瞎扯，馬上要她挂斷電話，說十分鐘後再給她打。
她罵罵咧咧，說：“有監聽器怕什麼？無非把大實話再講一遍。
打死我也就這些話，打死誰我都是這幾句話！TMD讓你監聽……” 我趕緊叫她閉嘴，把電話挂了，匆匆換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門去。
在街口快餐店裡，我找到一個投币電話，一撥通就聽阿書仍在罵罵咧咧，我這邊又穿衣又戴帽又鬼頭鬼腦找打電話的安全地點，她那邊一口氣罵到現在。
她說她就得罵給他聽。
我問“他”指的誰，她說誰在她電話線上裝“小耳朵”她就請誰聽她的髒字眼兒。
她說FBI已在這個禮拜給她過了“大刑”。
我問怎麼個過法。
她說跟那麼乏味的人來來回回講那麼幾句乏味的話，還不叫過刑。
她告訴我，理查·福茨盡量變着花樣問那幾句話，于是那幾句話就是變着花樣的乏味。
“哪幾句話？”我問。
“還不就是我什麼時候認識你的，你在軍隊的活動我了解多少。
我們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後又說：‘他們兩人據說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不對，是在美國認識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認識的！’他說：‘那可能是他倆裝的。
’我說：‘那他倆裝得可夠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來：“你怎麼幫腔啊？！我們怎麼裝了？！” “我沒說你裝啊……” “你不是說我裝得夠棒的？！” “我說你要能裝成那樣那可是沒得說了：天生一個大瓣蒜！” “誰裝蒜啦？你存心害我？！” “哎，你這可不夠意思，我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圖什麼？！讓電話線上的‘小耳朵’一聽，樂了，我們這邊内讧了！資本主義就這點兒好，個人主義，誰也不跟誰團結得像我們社會主義這樣……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團結。
” 我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來是來麻煩阿書。
阿書接着告訴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開裆褲的情分上，她早讓便衣福茨去見鬼了。
她又做出一副淫蕩嗓音說，理查·福茨要不那麼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會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長得英俊有關系。
我說：“要不你幫我幹掉他算了。
” 她說：“有那麼一閃念。
後來想，我這忙也幫得太大了，怕你心裡過意不去。
” 我笑起來。
阿書說：“他也覺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對了，可能有點兒不正經。
他馬上把話一轉，問我和外交官戴維斯什麼關系。
我想這小子實在太帥了，講這麼低級趣味的話都讓我舍不得幹掉他。
我說：‘啊，我跟外交官戴維斯先生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關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 “你真這麼說的？”我知道她不會這樣跟FBI的便衣說話。
她拍着床鋪大笑，我們倆在電話上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