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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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錦緞盒子裡。
電話鈴響的時候，我打開台燈，看到小鬧鐘顯示器上的數字——7∶00。
顯然是一個預先計劃要打電話的人。
我赤腳跳下床，一把抓起話筒，怕它繼續響下去把牧師夫婦吵醒。
他們昨天夜裡一直等到我熄燈，才開始做愛。
那場做愛至少曆時一個鐘點，因此該讓他們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
”問好的是個清醒的男人。
清醒的美國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會認出這嗓音的：這沉着、從容，有一點兒尋開心的嗓音。
我随口還了聲問候。
他卻樂起來。
“怎麼？這麼快就忘了？”他笑着說。
我腦子猛然一陣蠕動，有些眩暈。
是理查·福茨。
便衣福茨。
講英文的理查不那麼規規矩矩，有些痞，像那種時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說：“我想你一定是早飛的鳥。
我沒猜錯吧？”他得不到我的答複，馬上接着說：“這個時間給人打電話不算驚擾。
我沒驚擾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煩，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
”我說。
我還能說什麼？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興了？”他問道。
“我工作到半夜兩點。
不，早晨兩點。
” “你現在不想跟我談話，是嗎？你要我遲些再打來嗎？”他的體諒完全像真的。
“你談吧，我聽着。
”你的身份、職業讓你很習慣自讨沒趣。
“我可以晚些再給你打電話。
” “好吧。
”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測試一下竊聽器的功效。
正要挂電話的時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對了，昨天你說到認識戴維斯是在華盛頓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幾号高速公路？” “我說了我是在地鐵站認識戴維斯的。
”你别想趁我缺覺鑽我空子。
“難道我記錯了？” “有可能的。
”我可不願冒犯你。
我的口氣還算文明，應付着一個明顯的無恥訛詐。
“可是，安德烈·戴維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 “不會的。
”你晚了一步，我們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麼不會？昨晚十一點，我打了電話給他。
他告訴我，你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 我的瞌睡頓時消散。
十一點，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話之後。
安德烈從來不在晚上十點之後給我打電話，他幫我做個守紀律有教養的房客。
他此刻一定十萬火急地在給我撥電話，可線路給便衣福茨搶先一步占了去。
我說：“你昨天問的是認識。
相遇不等于認識。
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說我昨天已認識你了嗎？”我的聲音平和，邏輯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來。
原來這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國女人并不好詐，鬥智也夠他鬥一鬥。
“好，很好。
”理查·福茨說，“的确是這樣，認識一個人沒那麼簡單。
咱們再回到高速公路吧。
你記不記得是第幾号高速公路？” “不記得。
” “大概在哪個位置？” “我對華盛頓的地理又不熟悉。
”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個茬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麼可能呢？你想想看，車流量那麼大，車速那麼快。
你們怎麼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車撞上你的車。
” “差點兒。
” “什麼差點兒？” “他的車眼看就撞上來了。
不過他車閘很靈，一踩就刹住了。
”我的英文夠壞的。
壞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個停頓，然後說：“你的車當時咽氣了。
” “是的。
” “車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氣，就要命了。
可車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氣，對不對。
所以你隻能認了：完蛋了。
” “我們就是這麼說的。
” “怎麼說的？” “我們說：完蛋了。
” “你們是誰？” 我怎麼把阿書扯進來了。
“我的一個熟人，不相關的。
” “那個熟人是女的嗎？” “她和這事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 他以随便的口氣打聽阿書和我是怎樣的交情。
同時在迅速地推斷，我竭力掩護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條的：存心讓車在那段路面上咽氣，存心讓安德烈·戴維斯的車撞上來。
我一一回答着無關痛癢的問題，同時也在迅速分析：我這樣玩命遮掩阿書，是不是恰巧在坑她。
阿書并不怕麻煩，麻煩給了她一次又一次機會，讓她證實自己處理麻煩的才能。
在處理麻煩的忙亂中，她自豪她生活得充實。
到美國的第三天，我交納了三筆考試費用之後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塊錢。
她轉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塊給我。
後來的日子裡，阿書在向我索債和去她熟人那裡争取拖欠這兩樁事情中，甚至在拆東牆補西牆的業務中，一而再，再而三讓别人和她自己認識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幹，大家的經濟和友情往來才變得如此熟絡。
每一件對于麻煩的處置，都會給阿書留下漂亮的記錄。
經過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氣告訴理查·福茨，他盡管去麻煩我的朋友阿書。
“她可以為我作證，不單單在這一件事上。
” “太棒了！”理查歡樂起來。
他們這個民族很會誇大自己的一點好心情，一點小小的得意。
這個民族的情緒高昂得令人懷疑。
果然，半小時後，理查·福茨又打電話給我。
我正在浴室裡刷牙，牧師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頭的無線電話遞給我。
我啐出牙膏沫，聽見理查·福茨說阿書的說法和我出現了分歧。
我來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問他哪裡出了分歧。
他說根據阿書的記憶，我們當時是在馬裡蘭州的一條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們的車的咽氣地點以及我和外交官員戴維斯的邂逅地點是在馬裡蘭州的一條小路上。
那是條美麗、楓樹密集的小路。
我覺着他突然變得詩意起來，不知他想幹嗎。
我抓緊時間漱了漱口。
剛才不當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沫，正在我喉管裡劃一根清涼微辣的線。
“那好吧，就算是在馬裡蘭州的小路上。
”我看不出這裡面有什麼油水給你撈，“那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講過的一句話，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 他是要我認賬，我利用記憶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識破。
一條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條是樹蔭隐蔽的幽靜小路，對一場可疑的邂逅，難道能讓他相信，隻是記憶的誤差？隻是記憶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書、戴維斯和我？ 我說：“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 這時我已在一問一答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
我找出衣服來，打算換下身上的絨布睡衣。
“你認為她的記憶沒有花招？”他問道，聽也聽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認為呢？” 我脫下睡衣，一條胳膊絆在餐館的制服袖子裡，大半個身體晾在空氣中，馬上冷卻了。
這點也體現了牧師夫婦的勤儉美德。
他們在進被窩之前必定關掉暖氣。
“我認為？”理查·福茨說，“要你是我，你會怎麼認為——你、戴維斯、你的女友，說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
你明白我在講什麼嗎？” “不明白。
” “就是說，你們當中，必定有兩個人在說謊。
” “噢。
” 我的聲音聽上去比較無力，受挫的感覺從電話線傳過去，理查·福茨在那邊覺得很來勁兒，他冷冷的興趣也順着電話線傳過來。
我說：“對不起，我正在換衣服。
我馬上給你打過去行嗎？”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氣再來好好同他周旋。
他說：“你換吧，我可以等着。
” 他的意思是絕不給我緩沖、調整的間隙，他甯願在我跟前守候。
我把話筒放在寫字台上，脫下另一隻睡衣的袖子。
我看見自己的肌膚白裡透青，一粒粒雞皮疙瘩又大又飽滿。
在冷空氣中，餐館制服的假綢緞面料顯得僵硬而冰涼。
那是國旗的大紅色和暗金色交織的圖案，假得實實在在，一點兒冒充真貨的企圖也沒有。
這樣的廉價東西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特色。
一切低品格、廉價的東西都被當成中國特色而允許存在。
你可以低俗廉價，隻要你自己對低俗廉價認賬，就随你去。
我打工的餐館就讓我們大膽地俗豔，讓它自己坦蕩蕩地廉價，以俗豔廉價收買浩浩蕩蕩的異族食客。
我真不願意去觸碰它——那經緯裡漬透了低檔菜肴的氣味。
各民族的低檔菜肴都是這股油膩得讓人反胃的氣味。
這時擱在寫字台上的話筒輕輕響了一下。
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麼，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個盛麥片粥的碗。
他真的在等我換衣服。
理查·福茨真的一聲不吱，眼睜睜等着這個中國女人更換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斷斷的裸露，影影綽綽的私處。
氣氛中的侮辱使我動作更加缺乏準确。
我脫下絨布睡褲，卻找不到合适的内褲，赤裸的兩條腿扭絞在一起，在特務福茨輕慢的冷冷神色下，它們你掩護我、我掩護你，陷入了絕望的慌亂。
我忽然想起洗淨烘幹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裡，所有的内褲都在那裡。
我隻得找出一條原打算丢棄的短褲。
它是淺黃色的，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的。
假如任何人對我的窮困尚未徹底信服，這條短褲足以除去他最後的懷疑。
我盡量縮小動作，怕難聽的聲音從話筒傳過去。
這場面已相當狼狽，特務理查實在夠損的，居然就這樣穩穩地守着，等着我又脫又穿，手忙腳亂。
他面帶尋開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緞子寬腿褲怎樣一次次從我腿上滑落：餐館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兩個極端之間的尺寸做的，因此誰穿都費事，誰穿上它都像長了副十分馬虎的身材。
黑色話筒不動聲色地看我在褲腰上别一枚巨大的别針，總算阻止了褲子的下滑。
理查·福茨居然一點兒也不難為情，就這麼幹巴巴地等我從内到外地脫衣穿衣。
“換好了嗎？”黑色電話沙沙沙地說。
聲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動作，看着它。
不能想象執行保衛國家的正義使命的理查·福茨會有這樣的見鬼聲音。
那聲音從送話器細密的小孔裡“咝咝”地冒出來，将浮在桌面上那層極薄的灰塵輕微吹動。
“哈羅？你換好了嗎？” 黑色電話裡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語，同我擠眉弄眼。
我覺得他一定把什麼都看在眼裡了：我的赤裸，我的羞恥，我的最不該示人的女性動作，我的醜陋的淺黃短褲。
我抓起話筒：“哈羅。
” “你們三人間，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對不起，我要去上班了。
我得掙錢。
” “其實我隻想跟你随便聊聊。
這絕不是正式訊問。
” 我不語，對着牆上的橢圓鏡子飛快地梳着頭發，梳了一半，再把電話換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頭發。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國人一樣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圖用一隻手把頭發綁成馬尾，卻一再失敗：“噢，美國有不少人把你們看成反派？為什麼？” “他們選擇好萊塢編劇、導演的立場。
這些編劇和導演實在沒醜角了，就弄出兩個FBI到他們的故事裡去。
” “對不起，我必須趕八點的地鐵去上班。
”我說着，一隻手挖了點兒底妝抹在臉上。
餐館老闆對化妝化得好的女雇員沒那麼兇。
“……如果我讓你害怕，我很抱歉。
”理查聲音誠懇起來，“我個人對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
可我個人在這個案子裡不算數。
”他既誠懇又婆婆媽媽，“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贊同你和我們的優秀外交官戴維斯戀愛。
” 我拿出襪子，用一隻手往腳上套。
這個唠叨得沒完的電話非常礙手礙腳：“謝謝。
謝謝你的贊同。
” “哪裡的話。
” 我出了地鐵站就狂奔。
不過還是遲到了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的遲到在餐館嚴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曠工，隻有一半工資。
理查·福茨該對我的經濟損失負責。
老闆暫時沒注意到我的遲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
女工友四十多歲，從來不肯把長波浪束到腦後。
老闆在一盤菜裡扯出一根一尺多長的彎彎曲曲的頭發，要她賠那盤菜的錢，她自然不肯賠，兩人便由此吵鬧起來。
由于他倆的吵鬧，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難得的清靜而變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點，每張餐桌都坐得滿滿的。
我一眼看見一個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裡。
理查·福茨僞裝得極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讓他過度驚喜，以緻他明眸皓齒的笑容裡出現了一絲放肆。
我捧着的托盤上放了六盤菜和六杯飲料，對他撇一下嘴。
他穿着米色風衣，緊緊束着腰帶，因而從肩到腰的形狀極見棱角。
得承認，脫離了傑克遜街×××号的大背景，單單來看理查·福茨，他相當英俊潇灑。
他的笑容該屬于一個法學院或醫學院的畢業生。
他像是剛結束繁重的學習，尚未來得及長起美國式的膘，渾身是年輕的敏捷。
他敏捷地脫下風衣，搭在椅背上。
他的座位不在我負責的四張桌之内。
他微笑地從領位小姐手裡接過菜單，從他嘴嚅動的形狀裡，我讀出他說的是“謝謝你，這是個迷人的餐館”。
領位小姐欠身，他對她說了一句頗長的話，一隻手不太經意地擋在嘴旁。
領位小姐突然轉臉來看我。
她臉上的神情帶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聽她嗎？ 我将盤子一一卸下，然後是飲料，與此同時，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請求，我說：“沒問題，我馬上給你送過來。
除了兩小袋辣醬，你還要别的什麼？”……便衣福茨看着我的側影，繼續打問着我非凡的曾經。
十八歲的軍隊記者，二十五歲的女少校，這絕對不平凡吧？他這樣問道：“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女人的經曆也屬于超常，對嗎？”女領位抱歉地笑笑。
我一眼瞥見她的歉意笑容；她幫不了他的忙，因為這餐館的工友之間從來沒人談自己的曾經。
如果到了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還不去改變或推翻自己的曾經，這遠走高飛還有什麼飛頭。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不大喜歡自己的曾經，我們的背井離鄉證明了這一點。
這份“不喜歡”微妙豐富，同理查·福茨是講不清的。
女領位穿着粉紅長旗袍，亮晃晃的假緞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
她指點着菜單上的一隻隻招牌菜，連笑容都廉價起來。
她比我大幾歲，還在大學做本科生，還要靠亮大腿掙口糧，她怎麼可能喜歡我的曾經。
我背轉身，麻利地将一個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錢小費抓過來，塞入圍裙中央的兜裡。
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準着我，我肩上、背上、後腦勺都負載着一種奇特的壓力。
我的肩膀單薄，上面曾挎過武器。
電話鈴響的時候，我打開台燈，看到小鬧鐘顯示器上的數字——7∶00。
顯然是一個預先計劃要打電話的人。
我赤腳跳下床，一把抓起話筒，怕它繼續響下去把牧師夫婦吵醒。
他們昨天夜裡一直等到我熄燈，才開始做愛。
那場做愛至少曆時一個鐘點，因此該讓他們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
”問好的是個清醒的男人。
清醒的美國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會認出這嗓音的：這沉着、從容，有一點兒尋開心的嗓音。
我随口還了聲問候。
他卻樂起來。
“怎麼？這麼快就忘了？”他笑着說。
我腦子猛然一陣蠕動，有些眩暈。
是理查·福茨。
便衣福茨。
講英文的理查不那麼規規矩矩，有些痞，像那種時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說：“我想你一定是早飛的鳥。
我沒猜錯吧？”他得不到我的答複，馬上接着說：“這個時間給人打電話不算驚擾。
我沒驚擾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煩，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
”我說。
我還能說什麼？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興了？”他問道。
“我工作到半夜兩點。
不，早晨兩點。
” “你現在不想跟我談話，是嗎？你要我遲些再打來嗎？”他的體諒完全像真的。
“你談吧，我聽着。
”你的身份、職業讓你很習慣自讨沒趣。
“我可以晚些再給你打電話。
” “好吧。
”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測試一下竊聽器的功效。
正要挂電話的時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對了，昨天你說到認識戴維斯是在華盛頓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幾号高速公路？” “我說了我是在地鐵站認識戴維斯的。
”你别想趁我缺覺鑽我空子。
“難道我記錯了？” “有可能的。
”我可不願冒犯你。
我的口氣還算文明，應付着一個明顯的無恥訛詐。
“可是，安德烈·戴維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 “不會的。
”你晚了一步，我們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麼不會？昨晚十一點，我打了電話給他。
他告訴我，你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 我的瞌睡頓時消散。
十一點，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話之後。
安德烈從來不在晚上十點之後給我打電話，他幫我做個守紀律有教養的房客。
他此刻一定十萬火急地在給我撥電話，可線路給便衣福茨搶先一步占了去。
我說：“你昨天問的是認識。
相遇不等于認識。
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說我昨天已認識你了嗎？”我的聲音平和，邏輯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來。
原來這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國女人并不好詐，鬥智也夠他鬥一鬥。
“好，很好。
”理查·福茨說，“的确是這樣，認識一個人沒那麼簡單。
咱們再回到高速公路吧。
你記不記得是第幾号高速公路？” “不記得。
” “大概在哪個位置？” “我對華盛頓的地理又不熟悉。
”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個茬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麼可能呢？你想想看，車流量那麼大，車速那麼快。
你們怎麼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車撞上你的車。
” “差點兒。
” “什麼差點兒？” “他的車眼看就撞上來了。
不過他車閘很靈，一踩就刹住了。
”我的英文夠壞的。
壞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個停頓，然後說：“你的車當時咽氣了。
” “是的。
” “車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氣，就要命了。
可車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氣，對不對。
所以你隻能認了：完蛋了。
” “我們就是這麼說的。
” “怎麼說的？” “我們說：完蛋了。
” “你們是誰？” 我怎麼把阿書扯進來了。
“我的一個熟人，不相關的。
” “那個熟人是女的嗎？” “她和這事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 他以随便的口氣打聽阿書和我是怎樣的交情。
同時在迅速地推斷，我竭力掩護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條的：存心讓車在那段路面上咽氣，存心讓安德烈·戴維斯的車撞上來。
我一一回答着無關痛癢的問題，同時也在迅速分析：我這樣玩命遮掩阿書，是不是恰巧在坑她。
阿書并不怕麻煩，麻煩給了她一次又一次機會，讓她證實自己處理麻煩的才能。
在處理麻煩的忙亂中，她自豪她生活得充實。
到美國的第三天，我交納了三筆考試費用之後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塊錢。
她轉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塊給我。
後來的日子裡，阿書在向我索債和去她熟人那裡争取拖欠這兩樁事情中，甚至在拆東牆補西牆的業務中，一而再，再而三讓别人和她自己認識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幹，大家的經濟和友情往來才變得如此熟絡。
每一件對于麻煩的處置，都會給阿書留下漂亮的記錄。
經過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氣告訴理查·福茨，他盡管去麻煩我的朋友阿書。
“她可以為我作證，不單單在這一件事上。
” “太棒了！”理查歡樂起來。
他們這個民族很會誇大自己的一點好心情，一點小小的得意。
這個民族的情緒高昂得令人懷疑。
果然，半小時後，理查·福茨又打電話給我。
我正在浴室裡刷牙，牧師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頭的無線電話遞給我。
我啐出牙膏沫，聽見理查·福茨說阿書的說法和我出現了分歧。
我來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問他哪裡出了分歧。
他說根據阿書的記憶，我們當時是在馬裡蘭州的一條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們的車的咽氣地點以及我和外交官員戴維斯的邂逅地點是在馬裡蘭州的一條小路上。
那是條美麗、楓樹密集的小路。
我覺着他突然變得詩意起來，不知他想幹嗎。
我抓緊時間漱了漱口。
剛才不當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沫，正在我喉管裡劃一根清涼微辣的線。
“那好吧，就算是在馬裡蘭州的小路上。
”我看不出這裡面有什麼油水給你撈，“那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講過的一句話，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 他是要我認賬，我利用記憶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識破。
一條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條是樹蔭隐蔽的幽靜小路，對一場可疑的邂逅，難道能讓他相信，隻是記憶的誤差？隻是記憶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書、戴維斯和我？ 我說：“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 這時我已在一問一答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
我找出衣服來，打算換下身上的絨布睡衣。
“你認為她的記憶沒有花招？”他問道，聽也聽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認為呢？” 我脫下睡衣，一條胳膊絆在餐館的制服袖子裡，大半個身體晾在空氣中，馬上冷卻了。
這點也體現了牧師夫婦的勤儉美德。
他們在進被窩之前必定關掉暖氣。
“我認為？”理查·福茨說，“要你是我，你會怎麼認為——你、戴維斯、你的女友，說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
你明白我在講什麼嗎？” “不明白。
” “就是說，你們當中，必定有兩個人在說謊。
” “噢。
” 我的聲音聽上去比較無力，受挫的感覺從電話線傳過去，理查·福茨在那邊覺得很來勁兒，他冷冷的興趣也順着電話線傳過來。
我說：“對不起，我正在換衣服。
我馬上給你打過去行嗎？”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氣再來好好同他周旋。
他說：“你換吧，我可以等着。
” 他的意思是絕不給我緩沖、調整的間隙，他甯願在我跟前守候。
我把話筒放在寫字台上，脫下另一隻睡衣的袖子。
我看見自己的肌膚白裡透青，一粒粒雞皮疙瘩又大又飽滿。
在冷空氣中，餐館制服的假綢緞面料顯得僵硬而冰涼。
那是國旗的大紅色和暗金色交織的圖案，假得實實在在，一點兒冒充真貨的企圖也沒有。
這樣的廉價東西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特色。
一切低品格、廉價的東西都被當成中國特色而允許存在。
你可以低俗廉價，隻要你自己對低俗廉價認賬，就随你去。
我打工的餐館就讓我們大膽地俗豔，讓它自己坦蕩蕩地廉價，以俗豔廉價收買浩浩蕩蕩的異族食客。
我真不願意去觸碰它——那經緯裡漬透了低檔菜肴的氣味。
各民族的低檔菜肴都是這股油膩得讓人反胃的氣味。
這時擱在寫字台上的話筒輕輕響了一下。
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麼，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個盛麥片粥的碗。
他真的在等我換衣服。
理查·福茨真的一聲不吱，眼睜睜等着這個中國女人更換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斷斷的裸露，影影綽綽的私處。
氣氛中的侮辱使我動作更加缺乏準确。
我脫下絨布睡褲，卻找不到合适的内褲，赤裸的兩條腿扭絞在一起，在特務福茨輕慢的冷冷神色下，它們你掩護我、我掩護你，陷入了絕望的慌亂。
我忽然想起洗淨烘幹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裡，所有的内褲都在那裡。
我隻得找出一條原打算丢棄的短褲。
它是淺黃色的，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的。
假如任何人對我的窮困尚未徹底信服，這條短褲足以除去他最後的懷疑。
我盡量縮小動作，怕難聽的聲音從話筒傳過去。
這場面已相當狼狽，特務理查實在夠損的，居然就這樣穩穩地守着，等着我又脫又穿，手忙腳亂。
他面帶尋開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緞子寬腿褲怎樣一次次從我腿上滑落：餐館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兩個極端之間的尺寸做的，因此誰穿都費事，誰穿上它都像長了副十分馬虎的身材。
黑色話筒不動聲色地看我在褲腰上别一枚巨大的别針，總算阻止了褲子的下滑。
理查·福茨居然一點兒也不難為情，就這麼幹巴巴地等我從内到外地脫衣穿衣。
“換好了嗎？”黑色電話沙沙沙地說。
聲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動作，看着它。
不能想象執行保衛國家的正義使命的理查·福茨會有這樣的見鬼聲音。
那聲音從送話器細密的小孔裡“咝咝”地冒出來，将浮在桌面上那層極薄的灰塵輕微吹動。
“哈羅？你換好了嗎？” 黑色電話裡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語，同我擠眉弄眼。
我覺得他一定把什麼都看在眼裡了：我的赤裸，我的羞恥，我的最不該示人的女性動作，我的醜陋的淺黃短褲。
我抓起話筒：“哈羅。
” “你們三人間，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對不起，我要去上班了。
我得掙錢。
” “其實我隻想跟你随便聊聊。
這絕不是正式訊問。
” 我不語，對着牆上的橢圓鏡子飛快地梳着頭發，梳了一半，再把電話換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頭發。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國人一樣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圖用一隻手把頭發綁成馬尾，卻一再失敗：“噢，美國有不少人把你們看成反派？為什麼？” “他們選擇好萊塢編劇、導演的立場。
這些編劇和導演實在沒醜角了，就弄出兩個FBI到他們的故事裡去。
” “對不起，我必須趕八點的地鐵去上班。
”我說着，一隻手挖了點兒底妝抹在臉上。
餐館老闆對化妝化得好的女雇員沒那麼兇。
“……如果我讓你害怕，我很抱歉。
”理查聲音誠懇起來，“我個人對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
可我個人在這個案子裡不算數。
”他既誠懇又婆婆媽媽，“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贊同你和我們的優秀外交官戴維斯戀愛。
” 我拿出襪子，用一隻手往腳上套。
這個唠叨得沒完的電話非常礙手礙腳：“謝謝。
謝謝你的贊同。
” “哪裡的話。
” 我出了地鐵站就狂奔。
不過還是遲到了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的遲到在餐館嚴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曠工，隻有一半工資。
理查·福茨該對我的經濟損失負責。
老闆暫時沒注意到我的遲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
女工友四十多歲，從來不肯把長波浪束到腦後。
老闆在一盤菜裡扯出一根一尺多長的彎彎曲曲的頭發，要她賠那盤菜的錢，她自然不肯賠，兩人便由此吵鬧起來。
由于他倆的吵鬧，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難得的清靜而變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點，每張餐桌都坐得滿滿的。
我一眼看見一個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裡。
理查·福茨僞裝得極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讓他過度驚喜，以緻他明眸皓齒的笑容裡出現了一絲放肆。
我捧着的托盤上放了六盤菜和六杯飲料，對他撇一下嘴。
他穿着米色風衣，緊緊束着腰帶，因而從肩到腰的形狀極見棱角。
得承認，脫離了傑克遜街×××号的大背景，單單來看理查·福茨，他相當英俊潇灑。
他的笑容該屬于一個法學院或醫學院的畢業生。
他像是剛結束繁重的學習，尚未來得及長起美國式的膘，渾身是年輕的敏捷。
他敏捷地脫下風衣，搭在椅背上。
他的座位不在我負責的四張桌之内。
他微笑地從領位小姐手裡接過菜單，從他嘴嚅動的形狀裡，我讀出他說的是“謝謝你，這是個迷人的餐館”。
領位小姐欠身，他對她說了一句頗長的話，一隻手不太經意地擋在嘴旁。
領位小姐突然轉臉來看我。
她臉上的神情帶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聽她嗎？ 我将盤子一一卸下，然後是飲料，與此同時，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請求，我說：“沒問題，我馬上給你送過來。
除了兩小袋辣醬，你還要别的什麼？”……便衣福茨看着我的側影，繼續打問着我非凡的曾經。
十八歲的軍隊記者，二十五歲的女少校，這絕對不平凡吧？他這樣問道：“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女人的經曆也屬于超常，對嗎？”女領位抱歉地笑笑。
我一眼瞥見她的歉意笑容；她幫不了他的忙，因為這餐館的工友之間從來沒人談自己的曾經。
如果到了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還不去改變或推翻自己的曾經，這遠走高飛還有什麼飛頭。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不大喜歡自己的曾經，我們的背井離鄉證明了這一點。
這份“不喜歡”微妙豐富，同理查·福茨是講不清的。
女領位穿着粉紅長旗袍，亮晃晃的假緞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
她指點着菜單上的一隻隻招牌菜，連笑容都廉價起來。
她比我大幾歲，還在大學做本科生，還要靠亮大腿掙口糧，她怎麼可能喜歡我的曾經。
我背轉身，麻利地将一個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錢小費抓過來，塞入圍裙中央的兜裡。
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準着我，我肩上、背上、後腦勺都負載着一種奇特的壓力。
我的肩膀單薄，上面曾挎過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