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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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裡。
就像他們的夜夜做愛，天天清晨在衛生間的各項清理，吃，同樣是不得已的肉體活動。
我趴在書桌上放開音量吃面條。
我每周有兩個晚上不打工，隻好自己開火。
其實我挺渴望這樣的晚上，甯靜地伴随低劣食品。
我總是邊吃邊找些東西來閱讀：報紙、雜志，要不就是減價廣告。
有時會有些彩票組織的來信，盡管知道字裡行間布置得十面埋伏，我還是讀得很認真。
他們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語在吃方便面的時候讀，還是給我不少希望的。
隻要我不怕上當，一個巨大的甜頭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後面。
這些騙子們一般都以一個瘋瘋癫癫的狂喜口吻開始騙局——恭喜！萬分榮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萬人中的幸運兒，已進入了最後一輪淘汰賽，五千萬美金正向您微笑……緊接着，騙子們開始替你操心如何開銷這五千萬：他們認為先去乘一個月的豪華郵輪，再去買一幢帶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買幾輛博世或奔馳車。
為如此的财富我必須做的貢獻很簡單，往往隻是在一百來種無聊雜志中選訂五到十種。
我推開那個超大信封，上面印的兩張臉誠摯熱烈，一點兒也不像騙子。
其中一張臉有六十多歲了，跟真正的闊佬沒什麼區别，就是說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輩子，到這把歲數總算有了副闊佬的外表。
另外的一張臉大約二十多歲，這個勸人上當的行業倒也前赴後繼，新人輩出。
這一老一少兩個家夥最多一個月前剛給我寄過一模一樣的“賀信”，這麼快就又回來了。
我把最難看的東西放到最後來讀。
幾份賬單被我放在書桌角落上，不到實在挨不過去，我絕不碰它們。
此刻我喝完最後一口味精比例過大的面湯，把賬單拿到面前。
我翻着學費賬單、圖書館押金賬單……我看着一筆筆數字，心裡檢讨：該取消課間那杯咖啡；該跑遠些去買九角九一打的雞蛋；該記住收藏好各種減價券，一張減價券能讓你在買洗頭香波時省五角錢。
賬單下面是銀行的月終結算，它是我最怕看的東西，一般我會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實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壯着膽将它扯開。
果然那三位數的存款又縮小了。
我的存款從沒上升為四位數。
搬進來做牧師夫婦的房客，我交納了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水電煤氣費。
一天年輕的牧師太太對我說：“真抱歉打擾你，不過我得告訴你，你給我的支票是壞的。
”我并不明白她說的“壞支票”指的是什麼，馬上說：“那真糟——我這就去再寫一張好的給你。
”她臉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種不忍心揭示殘酷真相的樣子。
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錢上态度嬌羞的美國人。
她說：“可是，如果你繼續開壞支票，恐怕銀行會罰你更多錢的。
” 我使勁想，她到底窘什麼？ “是這麼回事，”她說，臉色極紅豔，連比畫手勢的十根手指都漲紅了，“你已經沒錢了，你的銀行賬戶已經空了……你懂我在說什麼嗎？”她實在不忍心繼續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臉和手指頭，它們再紅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
我說：“我明白你在說什麼。
太謝謝你了。
” “哪裡。
”她說着把空頭支票遞到我手上，然後眼皮一垂，迅速走開。
當初他們在挑選房客時花費了兩個星期，接見了總共五十來個候選房客。
從五十來個男女老少中選定我，是他們認為我看上去體面，負責任，幹不出拖欠房租或開空頭支票之類的事。
年輕的牧師夫婦在我搬進來那天大松一口氣，幾乎動了感情地告訴我，他們頭一眼就相中了我，對我所具備的優秀房客的素質極有信心。
他們甚至搞了一套近乎儀式的午茶會：在正式餐廳擺了一盤餅幹、一盤奶酪、一壺紅茶和牛奶。
我吃着年輕的牧師太太自制的餅幹，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們的友善和信賴，一定不禍害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定幫助他們保持一個體面、負責的房客形象，盡管這個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實之處：它大部分基于他們的美好主觀願望。
我在那個九月的午後坐在烘烤餅幹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氣中，看出這對牧師夫婦動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節日用的銀器，餐紙是深藍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
他們一再表示能找到我這樣的房客是他們的幸運。
我一再說，哪裡，哪裡。
他們說，真的真的，在芝加哥這類住宅區，找個人品端莊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驚天動地的搖滾、不在電話上一待兩小時或對着電話一口一個“我×”就已經不易了。
他們曾經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煙不喝酒，安安靜靜，但後來發現他不聲不響原來是在卧室裡養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長期住在我們這裡。
”牧師太太說。
她細巧地為我斟茶，細巧地用小銀勺攪動她自己的茶杯。
她說：你一看就不是那種有乖戾習慣，或者賴賬、不講衛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個月就辜負了他們。
這時我仔細做着加減法運算：電話七十六元，房租兩百元，水費二十元，電費三十一元，煤氣二十八元……得出來的數仍是大于銀行結算的三位數。
我可以向餐館預支兩星期的工資，如果老闆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園廣告欄賣我上學期用過的書，可以賣得約兩百元，不過這個交易過程很可能會長達三個星期。
用不了三個星期，我就會把我在牧師夫婦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徹底弄砸。
我估計下個禮拜我再出出進進絕口不提欠他們賬的事，他們就會對我失望過度。
我還能從自己這點兒家當裡刮出什麼油水？去賣掉母親給我的項鍊嗎？……急劇的心算中，我下意識打量着我的卧室。
我真的喜歡這四面乳黃色的牆，它沒有任何裝飾，曾經挂過畫或相框的釘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經過細緻的修補。
屋内陳設簡潔到了極緻——一張單人床，一個寫字台，一把椅子。
床邊一把椅子在沒有客人來訪時便是床頭櫃，上面放一盞台燈。
台燈至少經曆了三代人，燈罩内襯的一層薄绫其實已是一層灰燼，似乎一點輕微的觸動就會使它碎裂成粉末。
正是它給了這座房子某種來曆：一個正統的、有不少美德的、沒出過敗家子的家族的來曆。
它消除了我江湖過客的感覺，使我對自己這段很可能是暫時的生活，産生了類似歸宿的幻覺。
每當我從學校、從餐館回來，這一簇暖色的燈火能讓我的心馬上穩下來。
它因為陳舊而顯得溫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這裡；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納了我；或者說通過它，一個樸實本分的家族容我跻身其中。
這個家族重視傳統，并以傳統為驕傲。
對于此刻的我來說，傳統的東西顯得更為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體的分量，腳步賊似的輕。
客廳裡交映着冷調和暖調的光，那是電視和壁爐。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複加的光亮。
我的腳起落無聲無息，但這幢舊房的地闆卻能把我的動作傳達到客廳。
我聽見夫婦兩人朦胧的對話停止了。
我不知是前進，還是後退。
如果牧師太太此刻借故走進餐室，就會逮我個正着，我就躲不過去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再厚着臉皮請她多寬限幾天，那将是他們給我的第四回寬限。
盡管牧師太太每回都說：沒關系，等你有錢再說。
我知道我在飛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
牧師夫婦一定在暗中給我标了極限，他們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無度揮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廚房的門了。
進了廚房便登了安全島，可以避免正面遭遇。
我眼睛的餘光看見牧師坐在沙發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隻沙發靠枕上，臉枕着丈夫長長的腿。
這樣一個宅子，安全實惠，似乎人世間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這間不大的客廳裡，濃縮在這對年輕男女身上。
我成功地沒有驚動他們。
我決定明天再同牧師太太談寬限房租的事。
我這樣拖延一部分也是為他們着想：在這樣一個充滿祝福的晚上，他們對一切都如此放心，連燈都不必開一盞，卻突然闖來一個異國女人，談起她尴尬的窮困——窮得連兩百塊的房租也對她形成緻命壓力。
我不忍心讓他們意識到，有一份赤貧就在同一幢房子裡；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緊挨着他們的安全溫馨，威脅着他們年輕幸運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樣灰溜溜地進入廚房，把水龍頭的水流量擰到最細，洗着一隻孤零零的飯碗。
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
因為每過去的一天就給牧師夫婦多一份證明——他們當初瞎了眼。
我知道唯一的補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廳去，走到他們相依相偎的恩愛造型面前，賠上大大一個笑臉和我不壞的儀态，請他們諒解，再給一次寬限。
這是辦得到的。
這比裝聾作啞、渾渾噩噩地硬賴下去要好些。
但我實在做不到。
我打開冰箱，想為自己倒一杯果汁，卻看見冰箱裡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鮮膜。
冰箱裡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塊糕餅，都是用保鮮膜細細包好，打算下回接着飲或吃。
房東們還不寬裕啊，他們或許指望我付的房租水電費，好用去支配他們的柴米油鹽。
我對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許久。
把碗輕輕放進櫃子時，我聽見有腳步朝廚房走來。
我趕緊再打開水龍頭，開始專注地洗手。
在最難堪的時刻，千萬得給自己找樁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
廚房天花闆上的大燈亮了，光天化日，我這下可沒處躲了。
牧師太太出現在門口。
“怎麼不開燈？”她微笑地責怪我，語氣卻非常溫柔。
“我看得見。
”我說，“省點兒電。
”我大概像個鄉下親戚。
年輕的牧師太太大概也認為我的确像個鄉下親戚，她咯咯地笑起來說：“美國電便宜啊，哪裡省得出錢來？又不是中國！” 我說電便宜省省也沒壞處。
她馬上說：“你從來不看電視，不會也為了省電吧？” “要讀的書太多了！”我說，“你知道的，讀文學的人，都要做好讀死在書堆裡的準備。
” 她說：“超飽和地讀，反而是記不住的。
來和我們一塊兒看看電視吧，下面有個很不錯的電視劇。
” 我說：“我一般隻看早上七點的新聞。
” 她說：“來吧來吧，你不來，斯迪夫該怪我不盡職了，他該說我弄得你很緊張。
剛才就是斯迪夫要我來邀請你的。
” 斯迪夫是牧師的名字。
他們的目的或許在于套出我的真話：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麼緣由。
他們或許要以盛情來刺激我的良知。
我在壁爐邊電視前的一片惬意中會如坐針氈，他們或許要的就是這個。
房東一個不缺席，再厚顔的房客也會被提醒：什麼是他們和你之間最本質的關系。
“太感謝了。
我真的沒空，還得趕一篇讀書報告。
”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
我盡量把動作弄得很匆忙，盡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實。
我想牧師太太或許聽出了我托辭中的真話：别逼我——明天，最遲後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歎了口氣。
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來。
“你太客氣了。
”她說。
“哪裡。
”我說。
“還幫我熨衣服。
”她說，“我放在地下室裡的衣服，你全幫我熨了！” “我是一順手就把它們全熨了。
”我說，“反正我自己也有兩件衣服要熨。
”我心裡想，她可千萬别誤會，我絕沒有以苦力抵房錢的意思。
我究竟有沒有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連電視也不看，倒舍得花費兩個小時幫我熨衣服。
”牧師太太說。
“就是一順手的事。
”我說。
那可不止兩小時，而是四小時。
熨那些衣服，需要一個笨手笨腳、缺乏技術的中國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時。
而我撒謊眼都不眨：“你知道嗎？我喜歡熨衣服，我可以一邊熨一邊打腹稿。
我的教授說我的文章結構不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多花些時間在打腹稿上。
” “是嗎？我以為熨衣服這件倒黴的事能把天才變成白癡！反正它讓我煩得要瘋！” 我非常警惕，她的東拉西扯裡随時可能扯出正題來，有關我踏踏實實拖欠房租的正題。
“噢，對了，我想起剛才想跟你說什麼——我這腦子！” 你看，來了吧。
我抓起抹布賣力地擦着竈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們正好開車路過你打工的餐館，想到你萬一早下班，可以坐我們的車回來。
他們說你請了假。
” “啊，我是請了假。
我得到圖書館查資料。
”我信口說道。
有沒有替便衣福茨隐瞞實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瞞，是怕吓着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
她若知道她家裡窩藏着一個正被FBI找别扭的人，說不定她會給吓着。
你看她看上去多麼安全。
那場審訊敲掉我本可以賺到手的二十五塊錢。
二十五塊錢，無論如何都能縮短一點兒我和債務間的距離。
“對了！”她兩手一拍，活活一個孩子，“我又差點忘了！今天晚飯前收到一個電話，找你的！”牧師太太輕盈地轉身，跑到書房，眨眼間又回到我面前，手裡拈着一張黃顔色的小紙簽。
我接過紙簽，見上面是牧師太太孩子氣的大頭大腦的筆迹：請在晚上十點等電話。
我問她此人叫什麼名字，難道不留個回電号碼？ 牧師太太說：“他今天下午五點就開始給你打電話，從五點到六點，一共打了三次電話。
我問他姓名，他說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維斯先生。
對了，他說他是你的朋友。
” 我到芝加哥來近兩個月，隻有同學、工友、教授、房東，尚沒有朋友。
我把黃顔色小紙簽粘在掌心上，對牧師太太說：“謝謝你。
” “哪裡的話。
真不想和我們一塊兒看電視？” 我抿嘴笑笑，搖搖頭。
我沒錢，廉恥還是有的。
一個人光剩了廉恥其餘什麼也沒剩下的時候，你别去理她。
你這樣厚待她隻會讓她受洋罪。
房東太太講述起電視劇的情節來，一個勁兒說：“我可不想露底給你！”其實她不斷地露底給我。
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實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我得設法盡快掙錢。
如果我三天之内還湊不出房錢和水電、煤氣、電話費用，我就隻剩下最後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給我的八百元支票兌現。
入校前安德烈給我寄了那張支票，要我答應他，絕不讓饑餓、寒冷、疾病在我身上發生，一旦發生就拿那張支票去阻止它們。
他說，你可别做饑寒交迫的英雄，在這個物質過剩的國家，饑寒交迫可是自找。
除非你特别想做當代堂·吉诃德。
我想要他放心，把我這樣一個人給餓死可不大容易。
我卻沒說什麼，收下了那張支票，把它和母親送我的項鍊放在了同一
就像他們的夜夜做愛，天天清晨在衛生間的各項清理，吃，同樣是不得已的肉體活動。
我趴在書桌上放開音量吃面條。
我每周有兩個晚上不打工，隻好自己開火。
其實我挺渴望這樣的晚上，甯靜地伴随低劣食品。
我總是邊吃邊找些東西來閱讀：報紙、雜志，要不就是減價廣告。
有時會有些彩票組織的來信，盡管知道字裡行間布置得十面埋伏，我還是讀得很認真。
他們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語在吃方便面的時候讀，還是給我不少希望的。
隻要我不怕上當，一個巨大的甜頭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後面。
這些騙子們一般都以一個瘋瘋癫癫的狂喜口吻開始騙局——恭喜！萬分榮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萬人中的幸運兒，已進入了最後一輪淘汰賽，五千萬美金正向您微笑……緊接着，騙子們開始替你操心如何開銷這五千萬：他們認為先去乘一個月的豪華郵輪，再去買一幢帶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買幾輛博世或奔馳車。
為如此的财富我必須做的貢獻很簡單，往往隻是在一百來種無聊雜志中選訂五到十種。
我推開那個超大信封，上面印的兩張臉誠摯熱烈，一點兒也不像騙子。
其中一張臉有六十多歲了，跟真正的闊佬沒什麼區别，就是說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輩子，到這把歲數總算有了副闊佬的外表。
另外的一張臉大約二十多歲，這個勸人上當的行業倒也前赴後繼，新人輩出。
這一老一少兩個家夥最多一個月前剛給我寄過一模一樣的“賀信”，這麼快就又回來了。
我把最難看的東西放到最後來讀。
幾份賬單被我放在書桌角落上，不到實在挨不過去，我絕不碰它們。
此刻我喝完最後一口味精比例過大的面湯，把賬單拿到面前。
我翻着學費賬單、圖書館押金賬單……我看着一筆筆數字，心裡檢讨：該取消課間那杯咖啡；該跑遠些去買九角九一打的雞蛋；該記住收藏好各種減價券，一張減價券能讓你在買洗頭香波時省五角錢。
賬單下面是銀行的月終結算，它是我最怕看的東西，一般我會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實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壯着膽将它扯開。
果然那三位數的存款又縮小了。
我的存款從沒上升為四位數。
搬進來做牧師夫婦的房客，我交納了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水電煤氣費。
一天年輕的牧師太太對我說：“真抱歉打擾你，不過我得告訴你，你給我的支票是壞的。
”我并不明白她說的“壞支票”指的是什麼，馬上說：“那真糟——我這就去再寫一張好的給你。
”她臉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種不忍心揭示殘酷真相的樣子。
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錢上态度嬌羞的美國人。
她說：“可是，如果你繼續開壞支票，恐怕銀行會罰你更多錢的。
” 我使勁想，她到底窘什麼？ “是這麼回事，”她說，臉色極紅豔，連比畫手勢的十根手指都漲紅了，“你已經沒錢了，你的銀行賬戶已經空了……你懂我在說什麼嗎？”她實在不忍心繼續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臉和手指頭，它們再紅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
我說：“我明白你在說什麼。
太謝謝你了。
” “哪裡。
”她說着把空頭支票遞到我手上，然後眼皮一垂，迅速走開。
當初他們在挑選房客時花費了兩個星期，接見了總共五十來個候選房客。
從五十來個男女老少中選定我，是他們認為我看上去體面，負責任，幹不出拖欠房租或開空頭支票之類的事。
年輕的牧師夫婦在我搬進來那天大松一口氣，幾乎動了感情地告訴我，他們頭一眼就相中了我，對我所具備的優秀房客的素質極有信心。
他們甚至搞了一套近乎儀式的午茶會：在正式餐廳擺了一盤餅幹、一盤奶酪、一壺紅茶和牛奶。
我吃着年輕的牧師太太自制的餅幹，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們的友善和信賴，一定不禍害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定幫助他們保持一個體面、負責的房客形象，盡管這個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實之處：它大部分基于他們的美好主觀願望。
我在那個九月的午後坐在烘烤餅幹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氣中，看出這對牧師夫婦動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節日用的銀器，餐紙是深藍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
他們一再表示能找到我這樣的房客是他們的幸運。
我一再說，哪裡，哪裡。
他們說，真的真的，在芝加哥這類住宅區，找個人品端莊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驚天動地的搖滾、不在電話上一待兩小時或對着電話一口一個“我×”就已經不易了。
他們曾經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煙不喝酒，安安靜靜，但後來發現他不聲不響原來是在卧室裡養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長期住在我們這裡。
”牧師太太說。
她細巧地為我斟茶，細巧地用小銀勺攪動她自己的茶杯。
她說：你一看就不是那種有乖戾習慣，或者賴賬、不講衛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個月就辜負了他們。
這時我仔細做着加減法運算：電話七十六元，房租兩百元，水費二十元，電費三十一元，煤氣二十八元……得出來的數仍是大于銀行結算的三位數。
我可以向餐館預支兩星期的工資，如果老闆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園廣告欄賣我上學期用過的書，可以賣得約兩百元，不過這個交易過程很可能會長達三個星期。
用不了三個星期，我就會把我在牧師夫婦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徹底弄砸。
我估計下個禮拜我再出出進進絕口不提欠他們賬的事，他們就會對我失望過度。
我還能從自己這點兒家當裡刮出什麼油水？去賣掉母親給我的項鍊嗎？……急劇的心算中，我下意識打量着我的卧室。
我真的喜歡這四面乳黃色的牆，它沒有任何裝飾，曾經挂過畫或相框的釘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經過細緻的修補。
屋内陳設簡潔到了極緻——一張單人床，一個寫字台，一把椅子。
床邊一把椅子在沒有客人來訪時便是床頭櫃，上面放一盞台燈。
台燈至少經曆了三代人，燈罩内襯的一層薄绫其實已是一層灰燼，似乎一點輕微的觸動就會使它碎裂成粉末。
正是它給了這座房子某種來曆：一個正統的、有不少美德的、沒出過敗家子的家族的來曆。
它消除了我江湖過客的感覺，使我對自己這段很可能是暫時的生活，産生了類似歸宿的幻覺。
每當我從學校、從餐館回來，這一簇暖色的燈火能讓我的心馬上穩下來。
它因為陳舊而顯得溫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這裡；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納了我；或者說通過它，一個樸實本分的家族容我跻身其中。
這個家族重視傳統，并以傳統為驕傲。
對于此刻的我來說，傳統的東西顯得更為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體的分量，腳步賊似的輕。
客廳裡交映着冷調和暖調的光，那是電視和壁爐。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複加的光亮。
我的腳起落無聲無息，但這幢舊房的地闆卻能把我的動作傳達到客廳。
我聽見夫婦兩人朦胧的對話停止了。
我不知是前進，還是後退。
如果牧師太太此刻借故走進餐室，就會逮我個正着，我就躲不過去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再厚着臉皮請她多寬限幾天，那将是他們給我的第四回寬限。
盡管牧師太太每回都說：沒關系，等你有錢再說。
我知道我在飛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
牧師夫婦一定在暗中給我标了極限，他們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無度揮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廚房的門了。
進了廚房便登了安全島，可以避免正面遭遇。
我眼睛的餘光看見牧師坐在沙發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隻沙發靠枕上，臉枕着丈夫長長的腿。
這樣一個宅子，安全實惠，似乎人世間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這間不大的客廳裡，濃縮在這對年輕男女身上。
我成功地沒有驚動他們。
我決定明天再同牧師太太談寬限房租的事。
我這樣拖延一部分也是為他們着想：在這樣一個充滿祝福的晚上，他們對一切都如此放心，連燈都不必開一盞，卻突然闖來一個異國女人，談起她尴尬的窮困——窮得連兩百塊的房租也對她形成緻命壓力。
我不忍心讓他們意識到，有一份赤貧就在同一幢房子裡；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緊挨着他們的安全溫馨，威脅着他們年輕幸運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樣灰溜溜地進入廚房，把水龍頭的水流量擰到最細，洗着一隻孤零零的飯碗。
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
因為每過去的一天就給牧師夫婦多一份證明——他們當初瞎了眼。
我知道唯一的補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廳去，走到他們相依相偎的恩愛造型面前，賠上大大一個笑臉和我不壞的儀态，請他們諒解，再給一次寬限。
這是辦得到的。
這比裝聾作啞、渾渾噩噩地硬賴下去要好些。
但我實在做不到。
我打開冰箱，想為自己倒一杯果汁，卻看見冰箱裡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鮮膜。
冰箱裡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塊糕餅，都是用保鮮膜細細包好，打算下回接着飲或吃。
房東們還不寬裕啊，他們或許指望我付的房租水電費，好用去支配他們的柴米油鹽。
我對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許久。
把碗輕輕放進櫃子時，我聽見有腳步朝廚房走來。
我趕緊再打開水龍頭，開始專注地洗手。
在最難堪的時刻，千萬得給自己找樁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
廚房天花闆上的大燈亮了，光天化日，我這下可沒處躲了。
牧師太太出現在門口。
“怎麼不開燈？”她微笑地責怪我，語氣卻非常溫柔。
“我看得見。
”我說，“省點兒電。
”我大概像個鄉下親戚。
年輕的牧師太太大概也認為我的确像個鄉下親戚，她咯咯地笑起來說：“美國電便宜啊，哪裡省得出錢來？又不是中國！” 我說電便宜省省也沒壞處。
她馬上說：“你從來不看電視，不會也為了省電吧？” “要讀的書太多了！”我說，“你知道的，讀文學的人，都要做好讀死在書堆裡的準備。
” 她說：“超飽和地讀，反而是記不住的。
來和我們一塊兒看看電視吧，下面有個很不錯的電視劇。
” 我說：“我一般隻看早上七點的新聞。
” 她說：“來吧來吧，你不來，斯迪夫該怪我不盡職了，他該說我弄得你很緊張。
剛才就是斯迪夫要我來邀請你的。
” 斯迪夫是牧師的名字。
他們的目的或許在于套出我的真話：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麼緣由。
他們或許要以盛情來刺激我的良知。
我在壁爐邊電視前的一片惬意中會如坐針氈，他們或許要的就是這個。
房東一個不缺席，再厚顔的房客也會被提醒：什麼是他們和你之間最本質的關系。
“太感謝了。
我真的沒空，還得趕一篇讀書報告。
”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
我盡量把動作弄得很匆忙，盡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實。
我想牧師太太或許聽出了我托辭中的真話：别逼我——明天，最遲後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歎了口氣。
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來。
“你太客氣了。
”她說。
“哪裡。
”我說。
“還幫我熨衣服。
”她說，“我放在地下室裡的衣服，你全幫我熨了！” “我是一順手就把它們全熨了。
”我說，“反正我自己也有兩件衣服要熨。
”我心裡想，她可千萬别誤會，我絕沒有以苦力抵房錢的意思。
我究竟有沒有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連電視也不看，倒舍得花費兩個小時幫我熨衣服。
”牧師太太說。
“就是一順手的事。
”我說。
那可不止兩小時，而是四小時。
熨那些衣服，需要一個笨手笨腳、缺乏技術的中國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時。
而我撒謊眼都不眨：“你知道嗎？我喜歡熨衣服，我可以一邊熨一邊打腹稿。
我的教授說我的文章結構不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多花些時間在打腹稿上。
” “是嗎？我以為熨衣服這件倒黴的事能把天才變成白癡！反正它讓我煩得要瘋！” 我非常警惕，她的東拉西扯裡随時可能扯出正題來，有關我踏踏實實拖欠房租的正題。
“噢，對了，我想起剛才想跟你說什麼——我這腦子！” 你看，來了吧。
我抓起抹布賣力地擦着竈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們正好開車路過你打工的餐館，想到你萬一早下班，可以坐我們的車回來。
他們說你請了假。
” “啊，我是請了假。
我得到圖書館查資料。
”我信口說道。
有沒有替便衣福茨隐瞞實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瞞，是怕吓着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
她若知道她家裡窩藏着一個正被FBI找别扭的人，說不定她會給吓着。
你看她看上去多麼安全。
那場審訊敲掉我本可以賺到手的二十五塊錢。
二十五塊錢，無論如何都能縮短一點兒我和債務間的距離。
“對了！”她兩手一拍，活活一個孩子，“我又差點忘了！今天晚飯前收到一個電話，找你的！”牧師太太輕盈地轉身，跑到書房，眨眼間又回到我面前，手裡拈着一張黃顔色的小紙簽。
我接過紙簽，見上面是牧師太太孩子氣的大頭大腦的筆迹：請在晚上十點等電話。
我問她此人叫什麼名字，難道不留個回電号碼？ 牧師太太說：“他今天下午五點就開始給你打電話，從五點到六點，一共打了三次電話。
我問他姓名，他說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維斯先生。
對了，他說他是你的朋友。
” 我到芝加哥來近兩個月，隻有同學、工友、教授、房東，尚沒有朋友。
我把黃顔色小紙簽粘在掌心上，對牧師太太說：“謝謝你。
” “哪裡的話。
真不想和我們一塊兒看電視？” 我抿嘴笑笑，搖搖頭。
我沒錢，廉恥還是有的。
一個人光剩了廉恥其餘什麼也沒剩下的時候，你别去理她。
你這樣厚待她隻會讓她受洋罪。
房東太太講述起電視劇的情節來，一個勁兒說：“我可不想露底給你！”其實她不斷地露底給我。
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實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我得設法盡快掙錢。
如果我三天之内還湊不出房錢和水電、煤氣、電話費用，我就隻剩下最後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給我的八百元支票兌現。
入校前安德烈給我寄了那張支票，要我答應他，絕不讓饑餓、寒冷、疾病在我身上發生，一旦發生就拿那張支票去阻止它們。
他說，你可别做饑寒交迫的英雄，在這個物質過剩的國家，饑寒交迫可是自找。
除非你特别想做當代堂·吉诃德。
我想要他放心，把我這樣一個人給餓死可不大容易。
我卻沒說什麼，收下了那張支票，把它和母親送我的項鍊放在了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