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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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話。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啊呀！”阿書用巴掌捂住半張開的嘴。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系，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
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 他看着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
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
我發現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樂。
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衆。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的一個機會，讓他把自己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
”我向特務福茨偏着臉張開兩個巴掌，“我隻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我走出傑克遜街×××号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地憋足一場大雪。
天氣很暖，不懷好意的暖，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
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着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腌漬，成了城市中最難看的一個畫面。
從辦公樓裡出來抽煙的男人和女人們，縮着脖子站在角落裡，每吸一大口煙，脖子便縮得緊些。
他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麼難看，但我感到，被他們看到眼裡的一切，一定更加難看。
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是這醜惡景象中的一個細節，因而他們闊大無邊的厭惡包括了我。
我也是他們廣漠的痛苦、無奈、無趣的誘因之一，在他們冷漠呆滞的灰色、藍色、棕色眼睛裡，我要對這麼難看的街景負一定責任。
正如九十歲的貴婦米莉認為，大多數潛入美國的移民要對日益粗俗的民風、市容負責。
邂逅安德烈的當晚十點，我正給米莉喂芒果布丁，電話鈴響了。
米莉手裡握着電視遙控器，一聽電話鈴就立刻摁啞了電視。
老貴婦最愛做的事就是接電話，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兒子的電話。
一接電話她頭顱的搖顫幅度就會加大許多。
我替她端着話筒，她嘴巴夠着送話器，以假嗓子說了聲哈羅。
米莉隻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歲那年再次度過一次變聲期，真嗓子在那個時期失去了。
她搖頭搖得輕了，對我說：“是找你的，寶貝兒。
”剛才那陣激動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搖得滿臉都是。
老貴婦向我使了個眼風說：“嗨，是個迷人的男中音。
” 我已經猜到是誰。
我對着電話那頭的他說：“很意外這麼晚接到你的電話，戴維斯先生。
”老貴婦米莉看着啞巴電視看得很出神。
我仔細地把英文講正确，講得懂禮貌有教養。
米莉不喜歡我在她面前講她不懂的語言。
“我見過你。
”戴維斯先生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見過我這麼個人？那時我瘦些？”他講着流暢的中文，“一年前的聖誕節，在北京，很大一個聖誕晚會？一個穿綠色羽絨服的姑娘，戴一條灰色男式圍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裡，才脫下……” 我不時抱歉地笑幾聲。
我的确有一件羽絨服，綠得像郵筒。
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什麼晚會了。
晚會突然在那個冬天變得很盛行，晚會上總有些美國人或歐洲人。
我不願讓他失望，便說：“噢，想起來了！那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卻說：“把那事忘掉。
” 我說：“把什麼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見過面的事忘掉。
尤其忘掉它發生的地點：北京。
”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國句法，變得難懂起來。
他一個勁兒叫我忘掉我本來就早已忘掉的事。
我痛快地答應了他。
我說：“好的，忘掉它。
” 他又說：“那件事在北京沒發生過——如果有人問，你就這樣回答。
” “哪件事沒發生過？” “就是在北京的聖誕晚會。
那個晚會從來不存在。
” “好的。
可是為什麼？我其實……” “請講中文。
”他說，聲音聽上去非常正式。
我隻要改說中文，米莉就會馬上摁遙控器，電視上的人物們便迅即恢複了聲音。
我看她一眼，她在賭我的氣，正一點兒一點兒提升電視的音量。
我說：“别擔心，我一定忘掉那個晚會。
” “别問為什麼。
” “好的，我不問為什麼。
” “謝謝你。
我打電話就是為了得到你這個承諾。
但這個電話你也從來沒接到過，明白嗎？” 這時米莉已不去看電視，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
這個一向很乖的中國侍女今天居然當着她的面講了這麼長時間的中國話。
她搖頭搖得極輕極輕，這輕微的搖顫使米莉恢複了她原有的尊貴和傲慢。
我趕緊轉回到英文上來。
安德烈說：“那好，就不多打擾了。
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跟你打交道真不費事。
你大概是個不費事的女人。
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類女人你認為不費事？” “就是很難碰到的那類。
” 他的中文詞彙被英文思路、英文語法串成句子，聽來有陌生的趣味。
我們用對方的母語交談，不斷出現的意外理解和誤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電話後，米莉搖顫着頭盯着我。
十七歲出嫁、三十歲守寡的貴夫人米莉看不起現代人的生活。
她盡量遠離現代生活，以一種高姿态去看盛在電視機玻璃櫥窗裡的現代生活。
她整天都對我們這些男男女女在輕輕搖頭，把我們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語言風格一一否定。
她整天就這樣不可思議、不屑一顧地輕微搖頭，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
了解不了解都沒關系，反正她反對。
但米莉的反對是高貴而傲慢的，她傲慢得連介入都懶得。
她見我穿了條牛仔褲去見安德烈，脫口叫起來：“你就這樣去和他吃午飯？！”我問怎麼了。
她微翹着下巴輕輕搖頭，叫我快去快去。
似乎她不屑于對我們的一切過問、插嘴、評點，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
每次約會回來，她用甜美的假聲說：“我說他不會帶束花給你的。
”或者說：“我就猜到他不會送你香水。
”或者說：“我料定他不會請你看芭蕾。
”有回我見一個花鋪正大減價，花了兩塊錢買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頭。
米莉帶着微微的惡心朝花搖一陣頭，說：“你看，我告訴你他隻會買這種雜花——這種七拼八湊的雜花。
你們這些人裡沒人懂得該怎樣送花：什麼人送什麼花，什麼花代表什麼，統統亂七八糟。
這樣亂七八糟，當然什麼都可以被忘掉。
”我問：“你指什麼被忘掉？”她說：“不是上次你們在談論‘忘掉’嗎？”我大吃一驚：九十歲的米莉竟有這樣好的記憶力。
我承諾“一定忘掉”之後，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個電話。
這時我突然站住，回頭去看傑克遜街×××号那幢龐然大樓。
我是怎樣被它吸進，又怎樣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體積與力量上的可笑懸殊。
從它那一個個雪亮的窗口收回視線，芝加哥更暗了。
雪就要來了，我可不能誤課。
站在角落裡抽煙的人們視而不見地任憑無數雙腳濺起細小的一蓬蓬泥漿走過去、走過來。
我這雙兩塊錢買來的舊靴子亦混迹其中。
抽煙的人們的心情被難看的街景弄得壞透了。
他們在痛苦地想，該拿這心情怎麼辦，拿這難看的芝加哥怎麼辦，拿我這個入侵的另類怎麼辦。
他們吸一大口煙，再吐出來，和着午餐的洋蔥、大蒜氣味吐出來，同時任其自然地惡毒，任其自然地絕望和痛苦。
我瞟着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樓陰影中的一張張面孔看着一個瘦骨嶙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
我一邊切菜一邊對着電話複述審訊的過程。
安德烈最初的驚訝漸漸緩解，他開始以一種被逗壞了的口氣插一兩句話，或像拉拉隊那樣叫喊一兩聲。
再聽下去，他實在覺得這事太可樂了——我居然坐進了八平方米的審訊室，居然一本正經給審了一小時。
他等我說完，便放開音量大笑起來，我等着他笑。
我發現自己很不高興他這副态度。
我說：“安德烈，有關我的事，你到底攤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就那些，你曾是軍人、少校，父親是老革命，就那些。
”他話音帶着笑的餘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電話裡僅僅重複他和我的“供詞”。
兩個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張“安全核審表”。
他在電話上再三叫我别緊張，它不過是外交官員的例行核審。
但我聽得出，他緊張極了，一句中文裡有三個單詞是英文。
他一緊張中文詞彙量就立刻縮小。
“安全核審表”和美國海關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絕大部分試卷相同，每項提問有三個選擇。
因此不論多細緻多複雜的問題隻能有三種“是否”。
表格上有這樣一項提問：你接觸了一位來自共産黨國家的女性；你和這位女性發生了①臨時的性關系；②較長期的性關系；③趨向婚姻的正式羅曼史。
安德烈在第三選擇上打了鈎。
于是，他和我之間進行着的這樁事便是正式羅曼史。
他告訴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這種三項選擇式問答有多萬惡。
你不得不粗略簡陋，你不得不摒棄最貼切最精确的。
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關的壯烈愛情；⑤為其願放棄一切的愛情；⑥在國家和愛情之間隻能擇一而終的愛情；⑦為其不計後果，以緻導緻自我毀滅的愛情……安德烈滔滔不絕地将三項基本選擇之外的選擇一一排列。
他告訴我，如果拟這些選擇的是他自己，他的對鈎會更準确。
他滿口打趣，但我聽出他在面對表格時，心情沉重而悲壯。
他在這樣的壯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間他沒有給我打一個電話，也不接我的電話。
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楓林中踱步了一小時，回到公寓，打了電話給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僅剩的額度，買了張一千四百元的機票。
他從機場乘地鐵到我打工的餐館時，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下班。
我見他兩頰潮紅，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嚴重地缺覺，并有同我長談的緊急需要。
我笑笑說：“你在飛機上刮的胡子？”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沒給我打電話的三天裡沒睡覺，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來開始新的一天。
”他笑笑。
我們在一家酒吧坐下時，已經是半夜十一點半了。
這是一家關門最晚的酒吧，打烊時間是淩晨三點。
安德烈付了一筆瘋狂的小費，要一個老酒保打電話雇計程車。
計程車上，他一直攥緊我的手，不斷地吻我。
他要乘早晨六點的班機回華盛頓上班。
空蕩蕩的候機大廳裡，隻有他和我兩人。
他替我脫下外套，請我坐下。
他的姿态、手勢、神情都非常正式。
坐定後，他從他僅有的行李裡取出那份“外交官員安全核審表”。
他表情正式地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
我問他對不起我什麼。
他說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他内容。
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兩隻極大的手捂住大半張紙，以免在我這裡洩露了他國家的秘密。
我笑笑，說：“我對你的國家的秘密完全無所謂，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 他說：“你有沒有興趣我都得保密。
” “可我讨厭秘密。
” “你讨厭也好，不讨厭也好，都不關你的事。
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 “好吧，你遵守吧！” “對不起。
” “别對不起呀。
” “謝謝你的理解。
” “别客氣。
” 我看見紙上僅有的兩英寸空間中，那三項僅有的選擇：①打算中斷此關系；②打算将此關系轉化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關系；③打算将此關系發展成為婚姻。
我們都沉默着，他慢慢從西裝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圓珠筆。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
一張表情豐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
一個選擇花掉他一千四百塊，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後的信用，他開始落筆了。
他連夜飛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這個簡單的筆觸：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
一個鈎打在第三選擇上：“打算将此關系發展成為婚姻”。
飛機起飛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後向機艙走去。
在他半個身體已進入甬道時，他回身向我揮揮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滿決然。
我也向他擡擡手。
他抿嘴一笑。
我使了使勁兒，卻沒笑出來。
我突然發現他那身深灰色西裝看起來非常昂貴。
他穩穩地向甬道深處走去，深灰西裝合體極了，一派高檔的樸素使安德烈很神氣、很男人。
我用下巴颏夾住電話，把一個雞蛋在鍋沿上磕碎，溜進鍋内，接着又去磕第二個。
廚房裡有一股令人作嘔的方便面氣味和水潽蛋的氣味。
“請别告訴我！千萬别在電話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時制止了我。
我原想把理查·福茨這個名字告訴他。
“你記住，”安德烈又說，“别在電話上跟任何人複述這場談話。
” “那不是談話，是審訊。
” “沒錯，是審訊。
我很抱歉。
” “你抱什麼歉？” “我真的很抱歉。
我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這麼讨厭。
你要記住你今天對審訊者說的每一句話。
躺在床上，閉上眼，好好回憶一下，你今天講了哪些話。
把每句話都背幾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 “這些人很難相處。
處不好很讨厭。
他們可以讓任何人遇上倒黴透頂的日子。
他們可以長久地、不傷和氣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
他們也拿自己沒法子，就是這麼個工作性質，靠麻煩人拿政府的錢。
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在電話裡戀戀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還舍不得挂斷電話。
似乎是身處絕境的一對戀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當徹底。
這種孤絕感使我和安德烈變得很纏綿，纏綿到一鍋方便面也煮爛了。
我将小鍋裡烏七八糟的湯水倒進一隻大碗，端進我的房間，關上門。
如果房東不在家，我會連碗都省略，把面條直接從鍋裡扯進嘴巴。
房東是年輕的牧師和他年輕的妻子。
他們吃東西向來不被我聽見，所以我也該識趣些，體諒些，盡量無聲地拉扯面條。
有時牧師妻子獨自在客廳裡看電視，一邊無聲無息地吃着微波爐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見，她會臉紅起來。
年輕的牧師夫婦或許把吃這項活動看成純粹肉體的，相對他們從事的純粹精神的事業，吃，這個肉體事務該放到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啊呀！”阿書用巴掌捂住半張開的嘴。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系，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
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 他看着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
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
我發現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樂。
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衆。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的一個機會，讓他把自己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
”我向特務福茨偏着臉張開兩個巴掌，“我隻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我走出傑克遜街×××号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地憋足一場大雪。
天氣很暖，不懷好意的暖，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
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着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腌漬，成了城市中最難看的一個畫面。
從辦公樓裡出來抽煙的男人和女人們，縮着脖子站在角落裡，每吸一大口煙，脖子便縮得緊些。
他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麼難看，但我感到，被他們看到眼裡的一切，一定更加難看。
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是這醜惡景象中的一個細節，因而他們闊大無邊的厭惡包括了我。
我也是他們廣漠的痛苦、無奈、無趣的誘因之一，在他們冷漠呆滞的灰色、藍色、棕色眼睛裡，我要對這麼難看的街景負一定責任。
正如九十歲的貴婦米莉認為，大多數潛入美國的移民要對日益粗俗的民風、市容負責。
邂逅安德烈的當晚十點，我正給米莉喂芒果布丁，電話鈴響了。
米莉手裡握着電視遙控器，一聽電話鈴就立刻摁啞了電視。
老貴婦最愛做的事就是接電話，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兒子的電話。
一接電話她頭顱的搖顫幅度就會加大許多。
我替她端着話筒，她嘴巴夠着送話器，以假嗓子說了聲哈羅。
米莉隻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歲那年再次度過一次變聲期，真嗓子在那個時期失去了。
她搖頭搖得輕了，對我說：“是找你的，寶貝兒。
”剛才那陣激動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搖得滿臉都是。
老貴婦向我使了個眼風說：“嗨，是個迷人的男中音。
” 我已經猜到是誰。
我對着電話那頭的他說：“很意外這麼晚接到你的電話，戴維斯先生。
”老貴婦米莉看着啞巴電視看得很出神。
我仔細地把英文講正确，講得懂禮貌有教養。
米莉不喜歡我在她面前講她不懂的語言。
“我見過你。
”戴維斯先生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見過我這麼個人？那時我瘦些？”他講着流暢的中文，“一年前的聖誕節，在北京，很大一個聖誕晚會？一個穿綠色羽絨服的姑娘，戴一條灰色男式圍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裡，才脫下……” 我不時抱歉地笑幾聲。
我的确有一件羽絨服，綠得像郵筒。
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什麼晚會了。
晚會突然在那個冬天變得很盛行，晚會上總有些美國人或歐洲人。
我不願讓他失望，便說：“噢，想起來了！那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卻說：“把那事忘掉。
” 我說：“把什麼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見過面的事忘掉。
尤其忘掉它發生的地點：北京。
”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國句法，變得難懂起來。
他一個勁兒叫我忘掉我本來就早已忘掉的事。
我痛快地答應了他。
我說：“好的，忘掉它。
” 他又說：“那件事在北京沒發生過——如果有人問，你就這樣回答。
” “哪件事沒發生過？” “就是在北京的聖誕晚會。
那個晚會從來不存在。
” “好的。
可是為什麼？我其實……” “請講中文。
”他說，聲音聽上去非常正式。
我隻要改說中文，米莉就會馬上摁遙控器，電視上的人物們便迅即恢複了聲音。
我看她一眼，她在賭我的氣，正一點兒一點兒提升電視的音量。
我說：“别擔心，我一定忘掉那個晚會。
” “别問為什麼。
” “好的，我不問為什麼。
” “謝謝你。
我打電話就是為了得到你這個承諾。
但這個電話你也從來沒接到過，明白嗎？” 這時米莉已不去看電視，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
這個一向很乖的中國侍女今天居然當着她的面講了這麼長時間的中國話。
她搖頭搖得極輕極輕，這輕微的搖顫使米莉恢複了她原有的尊貴和傲慢。
我趕緊轉回到英文上來。
安德烈說：“那好，就不多打擾了。
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跟你打交道真不費事。
你大概是個不費事的女人。
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類女人你認為不費事？” “就是很難碰到的那類。
” 他的中文詞彙被英文思路、英文語法串成句子，聽來有陌生的趣味。
我們用對方的母語交談，不斷出現的意外理解和誤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電話後，米莉搖顫着頭盯着我。
十七歲出嫁、三十歲守寡的貴夫人米莉看不起現代人的生活。
她盡量遠離現代生活，以一種高姿态去看盛在電視機玻璃櫥窗裡的現代生活。
她整天都對我們這些男男女女在輕輕搖頭，把我們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語言風格一一否定。
她整天就這樣不可思議、不屑一顧地輕微搖頭，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
了解不了解都沒關系，反正她反對。
但米莉的反對是高貴而傲慢的，她傲慢得連介入都懶得。
她見我穿了條牛仔褲去見安德烈，脫口叫起來：“你就這樣去和他吃午飯？！”我問怎麼了。
她微翹着下巴輕輕搖頭，叫我快去快去。
似乎她不屑于對我們的一切過問、插嘴、評點，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
每次約會回來，她用甜美的假聲說：“我說他不會帶束花給你的。
”或者說：“我就猜到他不會送你香水。
”或者說：“我料定他不會請你看芭蕾。
”有回我見一個花鋪正大減價，花了兩塊錢買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頭。
米莉帶着微微的惡心朝花搖一陣頭，說：“你看，我告訴你他隻會買這種雜花——這種七拼八湊的雜花。
你們這些人裡沒人懂得該怎樣送花：什麼人送什麼花，什麼花代表什麼，統統亂七八糟。
這樣亂七八糟，當然什麼都可以被忘掉。
”我問：“你指什麼被忘掉？”她說：“不是上次你們在談論‘忘掉’嗎？”我大吃一驚：九十歲的米莉竟有這樣好的記憶力。
我承諾“一定忘掉”之後，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個電話。
這時我突然站住，回頭去看傑克遜街×××号那幢龐然大樓。
我是怎樣被它吸進，又怎樣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體積與力量上的可笑懸殊。
從它那一個個雪亮的窗口收回視線，芝加哥更暗了。
雪就要來了，我可不能誤課。
站在角落裡抽煙的人們視而不見地任憑無數雙腳濺起細小的一蓬蓬泥漿走過去、走過來。
我這雙兩塊錢買來的舊靴子亦混迹其中。
抽煙的人們的心情被難看的街景弄得壞透了。
他們在痛苦地想，該拿這心情怎麼辦，拿這難看的芝加哥怎麼辦，拿我這個入侵的另類怎麼辦。
他們吸一大口煙，再吐出來，和着午餐的洋蔥、大蒜氣味吐出來，同時任其自然地惡毒，任其自然地絕望和痛苦。
我瞟着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樓陰影中的一張張面孔看着一個瘦骨嶙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
我一邊切菜一邊對着電話複述審訊的過程。
安德烈最初的驚訝漸漸緩解，他開始以一種被逗壞了的口氣插一兩句話，或像拉拉隊那樣叫喊一兩聲。
再聽下去，他實在覺得這事太可樂了——我居然坐進了八平方米的審訊室，居然一本正經給審了一小時。
他等我說完，便放開音量大笑起來，我等着他笑。
我發現自己很不高興他這副态度。
我說：“安德烈，有關我的事，你到底攤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就那些，你曾是軍人、少校，父親是老革命，就那些。
”他話音帶着笑的餘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電話裡僅僅重複他和我的“供詞”。
兩個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張“安全核審表”。
他在電話上再三叫我别緊張，它不過是外交官員的例行核審。
但我聽得出，他緊張極了，一句中文裡有三個單詞是英文。
他一緊張中文詞彙量就立刻縮小。
“安全核審表”和美國海關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絕大部分試卷相同，每項提問有三個選擇。
因此不論多細緻多複雜的問題隻能有三種“是否”。
表格上有這樣一項提問：你接觸了一位來自共産黨國家的女性；你和這位女性發生了①臨時的性關系；②較長期的性關系；③趨向婚姻的正式羅曼史。
安德烈在第三選擇上打了鈎。
于是，他和我之間進行着的這樁事便是正式羅曼史。
他告訴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這種三項選擇式問答有多萬惡。
你不得不粗略簡陋，你不得不摒棄最貼切最精确的。
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關的壯烈愛情；⑤為其願放棄一切的愛情；⑥在國家和愛情之間隻能擇一而終的愛情；⑦為其不計後果，以緻導緻自我毀滅的愛情……安德烈滔滔不絕地将三項基本選擇之外的選擇一一排列。
他告訴我，如果拟這些選擇的是他自己，他的對鈎會更準确。
他滿口打趣，但我聽出他在面對表格時，心情沉重而悲壯。
他在這樣的壯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間他沒有給我打一個電話，也不接我的電話。
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楓林中踱步了一小時，回到公寓，打了電話給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僅剩的額度，買了張一千四百元的機票。
他從機場乘地鐵到我打工的餐館時，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下班。
我見他兩頰潮紅，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嚴重地缺覺，并有同我長談的緊急需要。
我笑笑說：“你在飛機上刮的胡子？”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沒給我打電話的三天裡沒睡覺，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來開始新的一天。
”他笑笑。
我們在一家酒吧坐下時，已經是半夜十一點半了。
這是一家關門最晚的酒吧，打烊時間是淩晨三點。
安德烈付了一筆瘋狂的小費，要一個老酒保打電話雇計程車。
計程車上，他一直攥緊我的手，不斷地吻我。
他要乘早晨六點的班機回華盛頓上班。
空蕩蕩的候機大廳裡，隻有他和我兩人。
他替我脫下外套，請我坐下。
他的姿态、手勢、神情都非常正式。
坐定後，他從他僅有的行李裡取出那份“外交官員安全核審表”。
他表情正式地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
我問他對不起我什麼。
他說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他内容。
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兩隻極大的手捂住大半張紙，以免在我這裡洩露了他國家的秘密。
我笑笑，說：“我對你的國家的秘密完全無所謂，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 他說：“你有沒有興趣我都得保密。
” “可我讨厭秘密。
” “你讨厭也好，不讨厭也好，都不關你的事。
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 “好吧，你遵守吧！” “對不起。
” “别對不起呀。
” “謝謝你的理解。
” “别客氣。
” 我看見紙上僅有的兩英寸空間中，那三項僅有的選擇：①打算中斷此關系；②打算将此關系轉化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關系；③打算将此關系發展成為婚姻。
我們都沉默着，他慢慢從西裝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圓珠筆。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
一張表情豐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
一個選擇花掉他一千四百塊，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後的信用，他開始落筆了。
他連夜飛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這個簡單的筆觸：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
一個鈎打在第三選擇上：“打算将此關系發展成為婚姻”。
飛機起飛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後向機艙走去。
在他半個身體已進入甬道時，他回身向我揮揮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滿決然。
我也向他擡擡手。
他抿嘴一笑。
我使了使勁兒，卻沒笑出來。
我突然發現他那身深灰色西裝看起來非常昂貴。
他穩穩地向甬道深處走去，深灰西裝合體極了，一派高檔的樸素使安德烈很神氣、很男人。
我用下巴颏夾住電話，把一個雞蛋在鍋沿上磕碎，溜進鍋内，接着又去磕第二個。
廚房裡有一股令人作嘔的方便面氣味和水潽蛋的氣味。
“請别告訴我！千萬别在電話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時制止了我。
我原想把理查·福茨這個名字告訴他。
“你記住，”安德烈又說，“别在電話上跟任何人複述這場談話。
” “那不是談話，是審訊。
” “沒錯，是審訊。
我很抱歉。
” “你抱什麼歉？” “我真的很抱歉。
我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這麼讨厭。
你要記住你今天對審訊者說的每一句話。
躺在床上，閉上眼，好好回憶一下，你今天講了哪些話。
把每句話都背幾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 “這些人很難相處。
處不好很讨厭。
他們可以讓任何人遇上倒黴透頂的日子。
他們可以長久地、不傷和氣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
他們也拿自己沒法子，就是這麼個工作性質，靠麻煩人拿政府的錢。
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在電話裡戀戀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還舍不得挂斷電話。
似乎是身處絕境的一對戀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當徹底。
這種孤絕感使我和安德烈變得很纏綿，纏綿到一鍋方便面也煮爛了。
我将小鍋裡烏七八糟的湯水倒進一隻大碗，端進我的房間，關上門。
如果房東不在家，我會連碗都省略，把面條直接從鍋裡扯進嘴巴。
房東是年輕的牧師和他年輕的妻子。
他們吃東西向來不被我聽見，所以我也該識趣些，體諒些，盡量無聲地拉扯面條。
有時牧師妻子獨自在客廳裡看電視，一邊無聲無息地吃着微波爐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見，她會臉紅起來。
年輕的牧師夫婦或許把吃這項活動看成純粹肉體的，相對他們從事的純粹精神的事業，吃，這個肉體事務該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