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更多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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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連續跳半小時繩。
他懷念摔跤，他怪海倫，說她應該去有摔跤隊的地方上班。
海倫抱怨說女校的英語系太小了，而且她不喜歡班上一個男生也沒有，但這份工作還不錯，她會繼續幹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機會出現為止。
新英格蘭的任何地方都挨得很近。
他們能常常去看望住在海邊的珍妮和住在史第林的厄尼。
蓋普會帶鄧肯去摔跤室，把他像球那樣滾。
“這裡就是你爸摔跤的地方。
”他告訴兒子鄧肯。
“這裡是你爸做所有事的地方。
”海倫告訴鄧肯，指的當然是鄧肯自己的孕育，還有她和蓋普被關在空無一人的西布魯克體育館的第一個雨夜，在這地上鋪着深紅墊子的房間。
“哎，你到底還是逮着我了。
”海倫當時含淚小聲對他說，但蓋普背靠摔跤墊攤開四肢，想着究竟是誰逮着誰了。
珍妮的母親去世後，珍妮更常來看海倫和蓋普，盡管蓋普讨厭他母親所謂的“随從”。
珍妮·菲爾茲和一小撮她的核心粉絲一起來，偶爾也有其他自覺身處一場号稱女性運動中的人跟着，她們常常向珍妮尋求支持和背書。
總是有什麼訴訟或社運需要穿着純白護士服的珍妮站台講話，哪怕珍妮很少演講，也講不長。
通常是在其他人的演講之後，她們便介紹珍妮。
穿着護士服的她一下就被認了出來。
50多歲的珍妮·菲爾茲是個健美有魅力的女人，爽快又實在。
她會站起來說“這很對”，或者有時候說“這不對”，視情況而定。
因為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作出了困難的抉擇，因此人們相信她也能在女性問題上站對邊。
這一切背後的邏輯，讓蓋普氣悶了好幾天。
有一次，一個婦女雜志的記者問可否來采訪一下他，身為著名女權主義者的兒子是什麼滋味？記者挖出了蓋普選擇的生活方式，她愉悅地稱之為“家庭主夫角色”，蓋普就沖她發火了。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說，“不要亂編名字。
我不過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媽一直以來也不過如此。
隻做她想做的。
” 記者緊逼不放，她說他口氣有點兒酸。
當然了，一定很不容易，她提示道，身為一個籍籍無名的作家，卻有個享譽全球的作家母親。
蓋普說主要是被誤解讓他難過，他并不嫉妒他母親的成功，他隻是偶爾會不喜歡她的新随從。
“那群寄身在她身上的跟屁蟲。
”他說。
這篇發表在婦女雜志上的文章指出，蓋普也“寄生”在他母親身上，還過得很舒服，而且他沒有權利敵視女權運動。
這是蓋普第一次聽說“女權運動”。
沒過幾天珍妮來看他。
和一個打手一起來，這是蓋普給她起的名字：她是個高大、沉默、陰郁的女人，躲在蓋普公寓的門口并且不肯脫下大衣。
她謹慎地看着鄧肯，好像帶着極端不快在等着孩子可能觸碰她的時刻到來。
“海倫在圖書館。
”蓋普對珍妮說，“我要帶鄧肯出去走走。
你來嗎？”珍妮帶着詢問的眼神看了看和她一起來的高大女人，那女人聳了聳肩。
蓋普覺得他母親自從成名以來最大的弱點，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容易被所有老弱病殘的女人利用，這些人希望能寫出珍妮的自傳那樣成功的東西來”。
蓋普讨厭在自家公寓裡被母親這個不言不語的同伴震懾，這女人高大到足以做他母親的保镖了。
也許她就是保镖，他想。
母親帶着這個強壯的男人婆護衛的不愉快的畫面掠過蓋普心頭，這個兇猛的女殺手會擋開所有想要摸珍妮白制服的男人的手。
“媽，這女人的舌頭有什麼問題嗎？”蓋普小聲問珍妮。
這個女人高高在上的沉默惹惱了他，鄧肯想要和她說話，但這女人隻是飛過來一個叫他安靜的眼神。
珍妮靜悄悄地告訴蓋普這女人不說話是因為沒有舌頭。
真的沒有。
“是被割下來的。
”珍妮說。
“天哪，”蓋普輕聲說，“怎麼會這樣？” 珍妮白了他一眼，這習慣是從她兒子那學來的。
“你真的不讀書看報的，是嗎？”珍妮問他，“你總是懶得關心時事。
”“時事”對蓋普來說永遠沒有他正在編造的東西重要，也就是他在寫的東西。
他對他母親的諸多不滿之一（自從她參與女性政治運動以來）就是她總是讨論新聞。
“你是說這是新聞？”蓋普說，“我錯過了什麼衆所周知的舌頭意外傷害事件啊？” “哦上帝，”珍妮不耐煩地說，“不是衆所周知的意外。
是故意的。
” “母親大人，有人把她的舌頭割掉了？” “完全正确。
”珍妮說。
“老天。
”蓋普說。
“你沒聽說過艾倫·詹姆斯吧？”珍妮問。
“沒有。
”蓋普承認。
“這個嘛，現在有一個女性協會，”珍妮告訴他，“就是因為艾倫·詹姆斯的事而成立的。
” “她發生了什麼事？”蓋普問。
“她11歲那年被兩個男人強奸了，”珍妮說，“然後他們把她舌頭割掉，這樣她就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們是誰、長什麼樣了。
他們太蠢了，不知道11歲的人會寫字。
艾倫·詹姆斯把男人的情況詳細描寫了出來，他們被抓了，然後他們受審被定罪。
監獄裡有個人殺了他們。
” “哇，”蓋普說，“所以那位就是艾倫·詹姆斯？”他輕聲地開始用尊敬的口吻講到那個高大的沉默女人。
珍妮又白了他一眼。
“不是啦，”她說，“那是艾倫·詹姆斯協會的成員。
艾倫·詹姆斯還是個孩子，她是個金發的瘦弱小女孩兒。
” “你是說艾倫·詹姆斯協會的人到哪裡都不講話？”蓋普說，“就好像她們沒了舌頭一樣？” “不是，我是說她們真沒有舌頭，”珍妮說，“艾倫·詹姆斯協會的人都找人給自己割掉了舌頭，來抗議艾倫·詹姆斯的遭遇。
” “哦，天哪。
”蓋普說，重新以一種厭惡的眼神打量那個大個子女人。
“她們叫自己艾倫·詹姆斯主義者。
”珍妮說。
“我不想再聽這惡心事了，媽媽。
”蓋普說。
“嗯，站在那裡的女人，就是一個艾倫·詹姆斯主義者，”珍妮說，“是你自己想聽的。
” “艾倫·詹姆斯現在幾歲了？”蓋普問。
“她12歲，”珍妮說，“這事是一年前發生的。
” “那麼這些艾倫·詹姆斯主義者，”蓋普問，“她們開會嗎？選主席和财務主管什麼的嗎？” “你怎麼不自己問她？”珍妮說，她指站在門口的呆瓜，“你不是說不想再聽了嗎？” “她沒有舌頭拿什麼來回答我的問題？”蓋普壓低嗓音說。
“她會用寫的，”珍妮說，“所有艾倫·詹姆斯主義者都随身帶着一本小本子，她們會寫給你看她們要說的話。
你知道寫是什麼，不是嗎？” 還好，這時海倫回來了。
蓋普以後還會見到更多的艾倫·詹姆斯主義者。
盡管艾倫·詹姆斯的遭遇，給他的觸動很大，但他對那些惡心的成人模仿者隻有厭惡，她們的習慣是遞給别人一張卡片。
卡片上寫着類似這樣的話： “你好，我是瑪莎。
我是一名艾倫·詹姆斯主義者。
你知道什麼是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嗎？” 如果人家不知道，她們就會遞過來另一張卡片。
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對蓋普來說，代表了那種吹捧她母親的女人，她們利用她幫助推進自己粗淺的社會訴求。
“我來告訴你那些女人的真相吧，媽媽，”他有一次對珍妮說，“她們肯定本來講話能力就很差，她們一生當中從來沒什麼值得一說的，所以她們切掉舌頭不算什麼偉大犧牲，而且事實上還能為她們避免許多尴尬呢。
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 “你就缺那麼點兒同情心。
”珍妮說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對艾倫·詹姆斯。
”蓋普說。
“那群女人自己一定也在别的方面受過苦的，”珍妮說，“這就是為什麼她們想團結起來。
” “然後給自己施加更多痛苦嗎，媽媽？” “強奸是每個女人的問題。
”珍妮說。
蓋普頂讨厭他母親這種“每個人”都如何如何的說法。
他覺得這是把民主推往愚蠢極端的例子。
“也是每個男人的問題，媽媽。
下次再有強奸案，我猜我也應該把我那家夥割下來挂在脖子上。
你也會尊重這種行為咯？” “我們說的是真心的表态。
”珍妮說。
“我們說的是真蠢的表态。
”蓋普說。
但他會一直記得他所見的第一個艾倫·詹姆斯主義者，那個和他母親來他家的大個子女人，她離開時寫了張字條塞在蓋普手裡好像給他小費那樣。
“媽搞了個新保镖。
”她們揮手說再見的時候蓋普小聲對海倫說。
然後他讀了保镖的便條。
“你母親有兩個你那麼值錢。
” 便條寫道。
但他實在無法說他母親什麼不好，因為蓋普和海倫結婚的前五年，珍妮都在養活他們。
蓋普開玩笑說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叫作《拖延》是因為他寫了太久，但他持續認真地寫着，蓋普很少犯拖延症。
這部小說被說成是“曆史小說”。
背景是戰争年代的維也納，從1938年到1945年，一直寫到蘇聯占領期間。
主人公是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德奧合并之後他得小心隐藏行蹤，隻待一個襲擊納粹的合适時機。
他等了太久。
重點是，他應該在納粹占領前就襲擊，但當時他尚無法确定任何情況，他還太年輕無法看清局勢。
而且，他母親，一個寡婦，珍愛自己的私生活，不關心政治，她藏着她死去丈夫的财産。
戰争年代，這位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美泉宮當動物園管理員。
維也納人民鬧起了嚴重的饑荒，夜襲動物園便成了普遍的偷食方式，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決定放走剩下的動物，它們當然無須對國家自身的拖延和納粹的默許負責。
不過那時這些動物自己也在挨着餓，無政府主義者一放它們，它們就把他給吃了。
“這不過是天性使然。
”蓋普寫道。
這些動物，反過來，也很輕易地遭到了遊蕩在維也納覓食的暴民的屠宰，就在蘇聯軍隊進城以前。
那依然是“天性使然”。
無政府主義者的母親活了下來，住在蘇占地區（蓋普把她安排在他和母親住過的施溫德路上的公寓裡），她現在一次又一次見到蘇聯人的暴行，他們強奸，軍官都不例外，這
他懷念摔跤，他怪海倫，說她應該去有摔跤隊的地方上班。
海倫抱怨說女校的英語系太小了，而且她不喜歡班上一個男生也沒有，但這份工作還不錯，她會繼續幹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機會出現為止。
新英格蘭的任何地方都挨得很近。
他們能常常去看望住在海邊的珍妮和住在史第林的厄尼。
蓋普會帶鄧肯去摔跤室，把他像球那樣滾。
“這裡就是你爸摔跤的地方。
”他告訴兒子鄧肯。
“這裡是你爸做所有事的地方。
”海倫告訴鄧肯，指的當然是鄧肯自己的孕育，還有她和蓋普被關在空無一人的西布魯克體育館的第一個雨夜，在這地上鋪着深紅墊子的房間。
“哎，你到底還是逮着我了。
”海倫當時含淚小聲對他說，但蓋普背靠摔跤墊攤開四肢，想着究竟是誰逮着誰了。
珍妮的母親去世後，珍妮更常來看海倫和蓋普，盡管蓋普讨厭他母親所謂的“随從”。
珍妮·菲爾茲和一小撮她的核心粉絲一起來，偶爾也有其他自覺身處一場号稱女性運動中的人跟着，她們常常向珍妮尋求支持和背書。
總是有什麼訴訟或社運需要穿着純白護士服的珍妮站台講話，哪怕珍妮很少演講，也講不長。
通常是在其他人的演講之後，她們便介紹珍妮。
穿着護士服的她一下就被認了出來。
50多歲的珍妮·菲爾茲是個健美有魅力的女人，爽快又實在。
她會站起來說“這很對”，或者有時候說“這不對”，視情況而定。
因為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作出了困難的抉擇，因此人們相信她也能在女性問題上站對邊。
這一切背後的邏輯，讓蓋普氣悶了好幾天。
有一次，一個婦女雜志的記者問可否來采訪一下他，身為著名女權主義者的兒子是什麼滋味？記者挖出了蓋普選擇的生活方式，她愉悅地稱之為“家庭主夫角色”，蓋普就沖她發火了。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說，“不要亂編名字。
我不過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媽一直以來也不過如此。
隻做她想做的。
” 記者緊逼不放，她說他口氣有點兒酸。
當然了，一定很不容易，她提示道，身為一個籍籍無名的作家，卻有個享譽全球的作家母親。
蓋普說主要是被誤解讓他難過，他并不嫉妒他母親的成功，他隻是偶爾會不喜歡她的新随從。
“那群寄身在她身上的跟屁蟲。
”他說。
這篇發表在婦女雜志上的文章指出，蓋普也“寄生”在他母親身上，還過得很舒服，而且他沒有權利敵視女權運動。
這是蓋普第一次聽說“女權運動”。
沒過幾天珍妮來看他。
和一個打手一起來，這是蓋普給她起的名字：她是個高大、沉默、陰郁的女人，躲在蓋普公寓的門口并且不肯脫下大衣。
她謹慎地看着鄧肯，好像帶着極端不快在等着孩子可能觸碰她的時刻到來。
“海倫在圖書館。
”蓋普對珍妮說，“我要帶鄧肯出去走走。
你來嗎？”珍妮帶着詢問的眼神看了看和她一起來的高大女人，那女人聳了聳肩。
蓋普覺得他母親自從成名以來最大的弱點，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容易被所有老弱病殘的女人利用，這些人希望能寫出珍妮的自傳那樣成功的東西來”。
蓋普讨厭在自家公寓裡被母親這個不言不語的同伴震懾，這女人高大到足以做他母親的保镖了。
也許她就是保镖，他想。
母親帶着這個強壯的男人婆護衛的不愉快的畫面掠過蓋普心頭，這個兇猛的女殺手會擋開所有想要摸珍妮白制服的男人的手。
“媽，這女人的舌頭有什麼問題嗎？”蓋普小聲問珍妮。
這個女人高高在上的沉默惹惱了他，鄧肯想要和她說話，但這女人隻是飛過來一個叫他安靜的眼神。
珍妮靜悄悄地告訴蓋普這女人不說話是因為沒有舌頭。
真的沒有。
“是被割下來的。
”珍妮說。
“天哪，”蓋普輕聲說，“怎麼會這樣？” 珍妮白了他一眼，這習慣是從她兒子那學來的。
“你真的不讀書看報的，是嗎？”珍妮問他，“你總是懶得關心時事。
”“時事”對蓋普來說永遠沒有他正在編造的東西重要，也就是他在寫的東西。
他對他母親的諸多不滿之一（自從她參與女性政治運動以來）就是她總是讨論新聞。
“你是說這是新聞？”蓋普說，“我錯過了什麼衆所周知的舌頭意外傷害事件啊？” “哦上帝，”珍妮不耐煩地說，“不是衆所周知的意外。
是故意的。
” “母親大人，有人把她的舌頭割掉了？” “完全正确。
”珍妮說。
“老天。
”蓋普說。
“你沒聽說過艾倫·詹姆斯吧？”珍妮問。
“沒有。
”蓋普承認。
“這個嘛，現在有一個女性協會，”珍妮告訴他，“就是因為艾倫·詹姆斯的事而成立的。
” “她發生了什麼事？”蓋普問。
“她11歲那年被兩個男人強奸了，”珍妮說，“然後他們把她舌頭割掉，這樣她就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們是誰、長什麼樣了。
他們太蠢了，不知道11歲的人會寫字。
艾倫·詹姆斯把男人的情況詳細描寫了出來，他們被抓了，然後他們受審被定罪。
監獄裡有個人殺了他們。
” “哇，”蓋普說，“所以那位就是艾倫·詹姆斯？”他輕聲地開始用尊敬的口吻講到那個高大的沉默女人。
珍妮又白了他一眼。
“不是啦，”她說，“那是艾倫·詹姆斯協會的成員。
艾倫·詹姆斯還是個孩子，她是個金發的瘦弱小女孩兒。
” “你是說艾倫·詹姆斯協會的人到哪裡都不講話？”蓋普說，“就好像她們沒了舌頭一樣？” “不是，我是說她們真沒有舌頭，”珍妮說，“艾倫·詹姆斯協會的人都找人給自己割掉了舌頭，來抗議艾倫·詹姆斯的遭遇。
” “哦，天哪。
”蓋普說，重新以一種厭惡的眼神打量那個大個子女人。
“她們叫自己艾倫·詹姆斯主義者。
”珍妮說。
“我不想再聽這惡心事了，媽媽。
”蓋普說。
“嗯，站在那裡的女人，就是一個艾倫·詹姆斯主義者，”珍妮說，“是你自己想聽的。
” “艾倫·詹姆斯現在幾歲了？”蓋普問。
“她12歲，”珍妮說，“這事是一年前發生的。
” “那麼這些艾倫·詹姆斯主義者，”蓋普問，“她們開會嗎？選主席和财務主管什麼的嗎？” “你怎麼不自己問她？”珍妮說，她指站在門口的呆瓜，“你不是說不想再聽了嗎？” “她沒有舌頭拿什麼來回答我的問題？”蓋普壓低嗓音說。
“她會用寫的，”珍妮說，“所有艾倫·詹姆斯主義者都随身帶着一本小本子，她們會寫給你看她們要說的話。
你知道寫是什麼，不是嗎？” 還好，這時海倫回來了。
蓋普以後還會見到更多的艾倫·詹姆斯主義者。
盡管艾倫·詹姆斯的遭遇，給他的觸動很大，但他對那些惡心的成人模仿者隻有厭惡，她們的習慣是遞給别人一張卡片。
卡片上寫着類似這樣的話： “你好，我是瑪莎。
我是一名艾倫·詹姆斯主義者。
你知道什麼是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嗎？” 如果人家不知道，她們就會遞過來另一張卡片。
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對蓋普來說，代表了那種吹捧她母親的女人，她們利用她幫助推進自己粗淺的社會訴求。
“我來告訴你那些女人的真相吧，媽媽，”他有一次對珍妮說，“她們肯定本來講話能力就很差，她們一生當中從來沒什麼值得一說的，所以她們切掉舌頭不算什麼偉大犧牲，而且事實上還能為她們避免許多尴尬呢。
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 “你就缺那麼點兒同情心。
”珍妮說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對艾倫·詹姆斯。
”蓋普說。
“那群女人自己一定也在别的方面受過苦的，”珍妮說，“這就是為什麼她們想團結起來。
” “然後給自己施加更多痛苦嗎，媽媽？” “強奸是每個女人的問題。
”珍妮說。
蓋普頂讨厭他母親這種“每個人”都如何如何的說法。
他覺得這是把民主推往愚蠢極端的例子。
“也是每個男人的問題，媽媽。
下次再有強奸案，我猜我也應該把我那家夥割下來挂在脖子上。
你也會尊重這種行為咯？” “我們說的是真心的表态。
”珍妮說。
“我們說的是真蠢的表态。
”蓋普說。
但他會一直記得他所見的第一個艾倫·詹姆斯主義者，那個和他母親來他家的大個子女人，她離開時寫了張字條塞在蓋普手裡好像給他小費那樣。
“媽搞了個新保镖。
”她們揮手說再見的時候蓋普小聲對海倫說。
然後他讀了保镖的便條。
“你母親有兩個你那麼值錢。
” 便條寫道。
但他實在無法說他母親什麼不好，因為蓋普和海倫結婚的前五年，珍妮都在養活他們。
蓋普開玩笑說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叫作《拖延》是因為他寫了太久，但他持續認真地寫着，蓋普很少犯拖延症。
這部小說被說成是“曆史小說”。
背景是戰争年代的維也納，從1938年到1945年，一直寫到蘇聯占領期間。
主人公是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德奧合并之後他得小心隐藏行蹤，隻待一個襲擊納粹的合适時機。
他等了太久。
重點是，他應該在納粹占領前就襲擊，但當時他尚無法确定任何情況，他還太年輕無法看清局勢。
而且，他母親，一個寡婦，珍愛自己的私生活，不關心政治，她藏着她死去丈夫的财産。
戰争年代，這位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美泉宮當動物園管理員。
維也納人民鬧起了嚴重的饑荒，夜襲動物園便成了普遍的偷食方式，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決定放走剩下的動物，它們當然無須對國家自身的拖延和納粹的默許負責。
不過那時這些動物自己也在挨着餓，無政府主義者一放它們，它們就把他給吃了。
“這不過是天性使然。
”蓋普寫道。
這些動物，反過來，也很輕易地遭到了遊蕩在維也納覓食的暴民的屠宰，就在蘇聯軍隊進城以前。
那依然是“天性使然”。
無政府主義者的母親活了下來，住在蘇占地區（蓋普把她安排在他和母親住過的施溫德路上的公寓裡），她現在一次又一次見到蘇聯人的暴行，他們強奸，軍官都不例外，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