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波士頓仁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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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電影院裡血濺她制服的男子，不是她母親的那些沖洗袋，雖然它們和珍妮最終被趕出原來的住處大有關系。
她的房東太太（一個憂心忡忡的女人，不知出于什麼個人原因，懷疑每個女人都随時會變成淫娃蕩婦）發現珍妮的小屋和浴室裡有九個沖洗袋。
一定是心虛，在焦慮的房東太太看來，這表明珍妮比她還擔心被身邊人傳染。
或者更壞的情況是，那麼多沖洗袋代表她真的極度需要沖洗，可以想見的沖洗原因引發了房東太太最糟糕的噩夢。
房東太太對她房間裡的12雙護士鞋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
珍妮覺得整件事太荒謬了，以至于懶得抗議。
而且她發現，自己對父母給的東西并沒有特别的意見。
她搬走了。
但是這并沒有讓她變得粗俗。
自從她的父母哥哥還有房東太太都認為她生活放蕩，卻無視她私底下究竟是怎樣的人，珍妮就認定了所有想證明清白的努力都沒有用，看起來不過是抵賴。
她租了一間小公寓，母親又因此扔了一堆沖洗袋給她，父親又給了她一堆護士鞋。
珍妮忽然了解了他們的心意，他們盤算着如果她要當放蕩的女人，起碼要講衛生、穿好鞋。
多少也由于戰争，珍妮不會老想着父母怎麼錯看她，也沒空自怨自艾。
珍妮不是對過去總是耿耿于懷的人。
她是個好護士，而且越來越忙。
很多護士都參了軍，但珍妮不想換制服，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她喜歡獨處，不想跟陌生人見面周旋。
而且她覺得，波士頓仁慈醫院的等級制度已經夠讨人厭了，她猜戰地醫院的等級制度隻會更惡劣。
别的不說，她首先就會想念醫院裡的那些嬰兒們。
這才是為什麼那麼多人走了，而她卻留在波士頓仁慈醫院的真正原因。
護士工作最能讓她發揮所長，她要照料這些母親和她們的孩子，一下子醫院裡有了很多沒有父親的孩子。
父親們要麼不在，要麼死了，或是失蹤了。
珍妮最想做的就是鼓勵這些母親。
她其實是嫉妒她們。
她覺得最理想的情況大概是：母親獨自一人帶着新生兒，孩子的爸爸在法國給炸上了天。
年輕的母親和自己的孩子，兩人一起過漫長的人生。
珍妮·菲爾茲想，不用和别人糾纏不清就有的孩子，簡直像是不需要男人就有了孩子。
起碼，以後不需要采取“彼得”治療法。
當然了，這些母親對自己的遭遇，并不全都像珍妮預想的那樣快樂。
她們大多都在悼念死去的男人，其他很多人則遭到遺棄，一些人仇恨孩子，其他很多人則希望孩子能有個父親，自己能有個丈夫。
但珍妮鼓勵她們，贊美獨身，告訴她們獨身有多幸運。
她問她們：“你們難道不相信自己是好女人嗎？”大多數人都同意。
“你們的孩子漂亮嗎？”大多數人都這麼覺得。
“那孩子的爸爸呢？他是個怎樣的人？”一個渾蛋，很多人說。
豬頭、粗人、騙子，一無是處、到處亂跑、到處睡的男人！不過他死了呀，一些人啜泣道。
“那麼你們一個人更好，不是嗎？”珍妮問。
有些人開始轉過念頭來像她一樣想，但珍妮在醫院的名聲卻因為她的善行受到了影響。
醫院的政策總體來說并不鼓勵未婚媽媽。
“老聖母瑪麗·珍妮，”其他護士說，“不想輕松要個孩子，怎麼不跟上帝要一個？” 珍妮在自傳裡寫道：“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一個人住。
因為這，我被懷疑是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後來我想要個孩子，但不想為此和别人分享我的身體或人生。
這也讓我被懷疑是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 這也是讓她變粗俗的原因（她也因此得到靈感，給後來著名的自傳取名為《珍妮·菲爾茲自傳：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珍妮·菲爾茲發現，比起努力帶着些隐私生活，讓别人震驚，更容易受人尊重。
珍妮告訴其他護士，有天她要找個男人讓自己懷孕，隻是這樣，沒别的。
她不會考慮這男人要試幾次才會成功，她對她們說。
當然了，她們迫不及待地講給了所有認識的人聽。
很快就有幾個人來珍妮這裡毛遂自薦。
她得趕快作決定：她可以退縮，羞恥于自己的秘密被捅了出去，或者她也可以厚起臉皮來。
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說他願意，條件是在三天周末裡起碼可以試上六回。
珍妮對他說，他明顯缺乏自信，她想要一個更有掌控力的孩子。
一個麻醉師對珍妮說，他甚至肯出錢讓孩子讀完大學。
但珍妮對他說，他的兩眼離得太近，牙齒又不齊，她是不會讓未來的孩子繼承這些缺陷的。
有個護士的男朋友對她最壞，他在醫院食堂忽然遞給她一牛奶杯的黏稠物，吓了她一跳。
“是精液，”他對着杯子點點頭說，“一次的量，我不亂射。
如果一個人隻有一次機會，我就是你要找的男人。
”珍妮舉起這惡心的杯子，冷靜地觀察杯中物。
天曉得裡面盛的到底是什麼。
那護士的男朋友笑着補充道，“這隻是讓你有個概念，讓你知道我的能耐。
這可是很多種子。
”珍妮把這杯東西倒進了盆栽。
“我想要個孩子，”她說，“不是要開精子農場。
” 珍妮知道這心願不容易達成。
她學着接受别人的嘲笑，學着好聲好氣地應對。
于是人們認定珍妮·菲爾茲粗俗、太過離譜。
這不過是個笑話，不過看起來珍妮鐵了心要這麼幹。
要麼是因為她固執己見，為堅持而堅持，要麼更糟的情況是她真心想這樣做。
她醫院的同事不能逗她笑，也不能把她搞上床。
正如蓋普描述的那樣，她母親的兩難在于“她的同事覺得她自視清高。
沒有誰的同事會喜歡這一點”。
因此他們想出一種強硬手段來對付珍妮·菲爾茲。
這是員工集體的決定，當然是“為了她好”。
他們決定不讓珍妮接觸嬰兒和母親。
她滿腦子都是小孩兒，他們說，不準她靠近婦産科，不準她靠近育嬰房，因為她心太軟、腦筋有問題。
就這樣，他們不準珍妮·菲爾茲再接觸母親們和她們的嬰兒。
他們都說她是個好護士，讓她去重症病房試試。
他們憑經驗知道，任何在波士頓仁慈醫院負責重症病患的護士，都會很快忘記自己的麻煩。
珍妮當然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把自己和嬰兒隔離開，她隻恨他們低估了自己的自控力。
隻不過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她想要的，就認定她的自控力一定很差。
人們真是毫無邏輯，珍妮想到。
她知道，還有大把機會可以懷孕。
她不着急。
這隻是最終計劃的一部分。
這會兒正好打着仗。
在重症病房她看到的病人比别人更多一些。
部隊醫院把特殊病人轉送給他們，大多是沒救的病人。
他們當中有普通的年老病人、普通的命懸一線，有普通的工傷意外、車禍傷員，還有遭遇可怕的意外事故的兒童。
但主要是士兵，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可不是意外。
珍妮把這些經曆了非意外的士兵和其他病人區分開，給他們歸了類。
第一類：燒傷的人。
大部分是在軍艦上被燒傷（其中最複雜的病患來自切爾西海軍醫院），但也有在飛機和陸地上出事的。
珍妮管他們叫“外傷”。
第二類：緻命部位中彈的人。
外表看不出，可是裡面一塌糊塗，珍妮叫他們“重要器官”。
第三類：在珍妮看來傷得神秘的人。
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頭部或脊柱受損。
他們有的癱瘓，有的隻是意識模糊。
珍妮叫他們“不在場的人”。
偶爾“不在場的人”也是“外傷”和“重要器官”，所有醫院對這類人都有個專門的稱呼。
第四類：“死定了的人”。
“我父親，”蓋普寫道，“是個‘死定了的人’。
在我母親眼裡，一定很有吸引力。
沒有羁絆。
” 蓋普的父親，是轟炸機球形炮塔機槍手，在法國上空遭遇非意外事故。
“球形炮塔機槍手，”蓋普寫道，“是地面防空火力最容易射中的轟炸機部隊成員。
地面防空火力叫作高射炮。
機槍手時常覺得，高射炮對着機槍手，就像飛速将墨汁甩到空中，好像天空是吸墨紙。
矮小男子（為了能鑽進球形炮塔座，最好挑身材矮小的人）端着機槍，蜷縮在逼仄的像繭一樣的小窩裡，機槍手有如困在草叢裡的昆蟲。
球形炮塔是一個帶有玻璃炮眼的圓形金屬空間，像膨脹的肚臍那樣被安裝于B-17型轟炸機的機身，像轟炸機肚子上長了個乳頭。
在這個窄小的拱洞裡，有兩架點50口徑機槍。
矮小男子的任務，是通過瞄準鏡追蹤攻擊轟炸機的戰鬥機。
炮塔動，機槍手也跟着轉動。
木制握把上方有按鈕，用于發射，抓着這些扳機握把的機槍手，就好像不安的胎兒懸挂在轟炸機露在外面的詭異的羊膜囊裡，想要保護母親。
這些手柄也用于把炮塔調轉到指定位置，不讓機槍手把前面的轟炸機螺旋槳打飛。
“遠在高空的時候，機槍手一定感到特别冷，像一個替代品一樣附着在飛機身上。
着陸的時候，球形炮塔通常會被收回去。
着陸的時候，一個沒被收回去的炮塔，會摩擦出火花，好像汽車在舊柏油路上擦出的又長又猛的火星。
” 空軍上士蓋普，這位不在人世的機槍手，對慘死再熟悉不過了。
他在第八航空隊服役，從英格蘭飛往歐洲大陸實施轟炸。
蓋普被任命為球形塔炮機槍手之前，曾在B-17C型轟炸機擔任過機頭射手，在B-17B型轟炸機上擔任過機身中部射手。
蓋普讨厭擔任機身中部射手。
兩名機槍手被塞在飛機肋骨處，機身兩側的炮門面對面，背對着的兩人同時轉動槍的時候，蓋普的耳朵總會被對方手臂打到。
就因為兩名機槍手會互相幹擾，後來的轟炸機将兩邊炮門位置前後錯開，不過蓋普上士是等不到這項革新了。
他執行的第一項戰鬥任務，是1942年8月17日跟随B-17E轟炸機對法國魯昂進行晝間突圍，那次戰役圓滿完成沒有傷亡。
作為機身中部射手的空軍上士蓋普，被同伴的手肘打到，左耳挨了一下，右耳挨了兩下。
一部分原因是對方比蓋普高壯，那人的手肘剛好在蓋普耳朵的位置。
魯昂上空的突圍首日，在球形炮
她的房東太太（一個憂心忡忡的女人，不知出于什麼個人原因，懷疑每個女人都随時會變成淫娃蕩婦）發現珍妮的小屋和浴室裡有九個沖洗袋。
一定是心虛，在焦慮的房東太太看來，這表明珍妮比她還擔心被身邊人傳染。
或者更壞的情況是，那麼多沖洗袋代表她真的極度需要沖洗，可以想見的沖洗原因引發了房東太太最糟糕的噩夢。
房東太太對她房間裡的12雙護士鞋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
珍妮覺得整件事太荒謬了，以至于懶得抗議。
而且她發現，自己對父母給的東西并沒有特别的意見。
她搬走了。
但是這并沒有讓她變得粗俗。
自從她的父母哥哥還有房東太太都認為她生活放蕩，卻無視她私底下究竟是怎樣的人，珍妮就認定了所有想證明清白的努力都沒有用，看起來不過是抵賴。
她租了一間小公寓，母親又因此扔了一堆沖洗袋給她，父親又給了她一堆護士鞋。
珍妮忽然了解了他們的心意，他們盤算着如果她要當放蕩的女人，起碼要講衛生、穿好鞋。
多少也由于戰争，珍妮不會老想着父母怎麼錯看她，也沒空自怨自艾。
珍妮不是對過去總是耿耿于懷的人。
她是個好護士，而且越來越忙。
很多護士都參了軍，但珍妮不想換制服，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她喜歡獨處，不想跟陌生人見面周旋。
而且她覺得，波士頓仁慈醫院的等級制度已經夠讨人厭了，她猜戰地醫院的等級制度隻會更惡劣。
别的不說，她首先就會想念醫院裡的那些嬰兒們。
這才是為什麼那麼多人走了，而她卻留在波士頓仁慈醫院的真正原因。
護士工作最能讓她發揮所長，她要照料這些母親和她們的孩子，一下子醫院裡有了很多沒有父親的孩子。
父親們要麼不在，要麼死了，或是失蹤了。
珍妮最想做的就是鼓勵這些母親。
她其實是嫉妒她們。
她覺得最理想的情況大概是：母親獨自一人帶着新生兒，孩子的爸爸在法國給炸上了天。
年輕的母親和自己的孩子，兩人一起過漫長的人生。
珍妮·菲爾茲想，不用和别人糾纏不清就有的孩子，簡直像是不需要男人就有了孩子。
起碼，以後不需要采取“彼得”治療法。
當然了，這些母親對自己的遭遇，并不全都像珍妮預想的那樣快樂。
她們大多都在悼念死去的男人，其他很多人則遭到遺棄，一些人仇恨孩子，其他很多人則希望孩子能有個父親，自己能有個丈夫。
但珍妮鼓勵她們，贊美獨身，告訴她們獨身有多幸運。
她問她們：“你們難道不相信自己是好女人嗎？”大多數人都同意。
“你們的孩子漂亮嗎？”大多數人都這麼覺得。
“那孩子的爸爸呢？他是個怎樣的人？”一個渾蛋，很多人說。
豬頭、粗人、騙子，一無是處、到處亂跑、到處睡的男人！不過他死了呀，一些人啜泣道。
“那麼你們一個人更好，不是嗎？”珍妮問。
有些人開始轉過念頭來像她一樣想，但珍妮在醫院的名聲卻因為她的善行受到了影響。
醫院的政策總體來說并不鼓勵未婚媽媽。
“老聖母瑪麗·珍妮，”其他護士說，“不想輕松要個孩子，怎麼不跟上帝要一個？” 珍妮在自傳裡寫道：“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一個人住。
因為這，我被懷疑是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後來我想要個孩子，但不想為此和别人分享我的身體或人生。
這也讓我被懷疑是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 這也是讓她變粗俗的原因（她也因此得到靈感，給後來著名的自傳取名為《珍妮·菲爾茲自傳：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珍妮·菲爾茲發現，比起努力帶着些隐私生活，讓别人震驚，更容易受人尊重。
珍妮告訴其他護士，有天她要找個男人讓自己懷孕，隻是這樣，沒别的。
她不會考慮這男人要試幾次才會成功，她對她們說。
當然了，她們迫不及待地講給了所有認識的人聽。
很快就有幾個人來珍妮這裡毛遂自薦。
她得趕快作決定：她可以退縮，羞恥于自己的秘密被捅了出去，或者她也可以厚起臉皮來。
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說他願意，條件是在三天周末裡起碼可以試上六回。
珍妮對他說，他明顯缺乏自信，她想要一個更有掌控力的孩子。
一個麻醉師對珍妮說，他甚至肯出錢讓孩子讀完大學。
但珍妮對他說，他的兩眼離得太近，牙齒又不齊，她是不會讓未來的孩子繼承這些缺陷的。
有個護士的男朋友對她最壞，他在醫院食堂忽然遞給她一牛奶杯的黏稠物，吓了她一跳。
“是精液，”他對着杯子點點頭說，“一次的量，我不亂射。
如果一個人隻有一次機會，我就是你要找的男人。
”珍妮舉起這惡心的杯子，冷靜地觀察杯中物。
天曉得裡面盛的到底是什麼。
那護士的男朋友笑着補充道，“這隻是讓你有個概念，讓你知道我的能耐。
這可是很多種子。
”珍妮把這杯東西倒進了盆栽。
“我想要個孩子，”她說，“不是要開精子農場。
” 珍妮知道這心願不容易達成。
她學着接受别人的嘲笑，學着好聲好氣地應對。
于是人們認定珍妮·菲爾茲粗俗、太過離譜。
這不過是個笑話，不過看起來珍妮鐵了心要這麼幹。
要麼是因為她固執己見，為堅持而堅持，要麼更糟的情況是她真心想這樣做。
她醫院的同事不能逗她笑，也不能把她搞上床。
正如蓋普描述的那樣，她母親的兩難在于“她的同事覺得她自視清高。
沒有誰的同事會喜歡這一點”。
因此他們想出一種強硬手段來對付珍妮·菲爾茲。
這是員工集體的決定，當然是“為了她好”。
他們決定不讓珍妮接觸嬰兒和母親。
她滿腦子都是小孩兒，他們說，不準她靠近婦産科，不準她靠近育嬰房，因為她心太軟、腦筋有問題。
就這樣，他們不準珍妮·菲爾茲再接觸母親們和她們的嬰兒。
他們都說她是個好護士，讓她去重症病房試試。
他們憑經驗知道，任何在波士頓仁慈醫院負責重症病患的護士，都會很快忘記自己的麻煩。
珍妮當然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把自己和嬰兒隔離開，她隻恨他們低估了自己的自控力。
隻不過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她想要的，就認定她的自控力一定很差。
人們真是毫無邏輯，珍妮想到。
她知道，還有大把機會可以懷孕。
她不着急。
這隻是最終計劃的一部分。
這會兒正好打着仗。
在重症病房她看到的病人比别人更多一些。
部隊醫院把特殊病人轉送給他們，大多是沒救的病人。
他們當中有普通的年老病人、普通的命懸一線，有普通的工傷意外、車禍傷員，還有遭遇可怕的意外事故的兒童。
但主要是士兵，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可不是意外。
珍妮把這些經曆了非意外的士兵和其他病人區分開，給他們歸了類。
第一類：燒傷的人。
大部分是在軍艦上被燒傷（其中最複雜的病患來自切爾西海軍醫院），但也有在飛機和陸地上出事的。
珍妮管他們叫“外傷”。
第二類：緻命部位中彈的人。
外表看不出，可是裡面一塌糊塗，珍妮叫他們“重要器官”。
第三類：在珍妮看來傷得神秘的人。
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頭部或脊柱受損。
他們有的癱瘓，有的隻是意識模糊。
珍妮叫他們“不在場的人”。
偶爾“不在場的人”也是“外傷”和“重要器官”，所有醫院對這類人都有個專門的稱呼。
第四類：“死定了的人”。
“我父親，”蓋普寫道，“是個‘死定了的人’。
在我母親眼裡，一定很有吸引力。
沒有羁絆。
” 蓋普的父親，是轟炸機球形炮塔機槍手，在法國上空遭遇非意外事故。
“球形炮塔機槍手，”蓋普寫道，“是地面防空火力最容易射中的轟炸機部隊成員。
地面防空火力叫作高射炮。
機槍手時常覺得，高射炮對着機槍手，就像飛速将墨汁甩到空中，好像天空是吸墨紙。
矮小男子（為了能鑽進球形炮塔座，最好挑身材矮小的人）端着機槍，蜷縮在逼仄的像繭一樣的小窩裡，機槍手有如困在草叢裡的昆蟲。
球形炮塔是一個帶有玻璃炮眼的圓形金屬空間，像膨脹的肚臍那樣被安裝于B-17型轟炸機的機身，像轟炸機肚子上長了個乳頭。
在這個窄小的拱洞裡，有兩架點50口徑機槍。
矮小男子的任務，是通過瞄準鏡追蹤攻擊轟炸機的戰鬥機。
炮塔動，機槍手也跟着轉動。
木制握把上方有按鈕，用于發射，抓着這些扳機握把的機槍手，就好像不安的胎兒懸挂在轟炸機露在外面的詭異的羊膜囊裡，想要保護母親。
這些手柄也用于把炮塔調轉到指定位置，不讓機槍手把前面的轟炸機螺旋槳打飛。
“遠在高空的時候，機槍手一定感到特别冷，像一個替代品一樣附着在飛機身上。
着陸的時候，球形炮塔通常會被收回去。
着陸的時候，一個沒被收回去的炮塔，會摩擦出火花，好像汽車在舊柏油路上擦出的又長又猛的火星。
” 空軍上士蓋普，這位不在人世的機槍手，對慘死再熟悉不過了。
他在第八航空隊服役，從英格蘭飛往歐洲大陸實施轟炸。
蓋普被任命為球形塔炮機槍手之前，曾在B-17C型轟炸機擔任過機頭射手，在B-17B型轟炸機上擔任過機身中部射手。
蓋普讨厭擔任機身中部射手。
兩名機槍手被塞在飛機肋骨處，機身兩側的炮門面對面，背對着的兩人同時轉動槍的時候，蓋普的耳朵總會被對方手臂打到。
就因為兩名機槍手會互相幹擾，後來的轟炸機将兩邊炮門位置前後錯開，不過蓋普上士是等不到這項革新了。
他執行的第一項戰鬥任務，是1942年8月17日跟随B-17E轟炸機對法國魯昂進行晝間突圍，那次戰役圓滿完成沒有傷亡。
作為機身中部射手的空軍上士蓋普，被同伴的手肘打到，左耳挨了一下，右耳挨了兩下。
一部分原因是對方比蓋普高壯，那人的手肘剛好在蓋普耳朵的位置。
魯昂上空的突圍首日，在球形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