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陰雲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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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他才是那個萬物的主宰。
我沒說幾句話，卻給他實實在在地潑了一盆冷水。
他将我們政府中每個人的努力與普京的暴政置于同等地位，真是讓美國政府蒙羞。
他臉上的陰霾來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我從沒說過那些話，而他也從沒有發怒一樣。
這場會面就這麼結束了。
總統感謝了我的到來，而從頭至尾普利巴斯都沒說話。
普利巴斯陪我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我徑直走出了白宮，我們倆之間也沒再交流。
回到聯邦調查局總部，我對手下人說，經過今天在白宮裡發生的這件事，我跟特朗普總統之間算是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情了。
兩周之前，我拒絕對他表忠心，現在又打斷了他的話，直接批評了他。
我與特朗普之間，不可能建立我與布什總統或是與奧巴馬總統之間那樣友好暖心的交情了。
但這并不是什麼壞事。
聯邦調查局局長本就不應該與在任總統或政府保持密切關系，而這也是我當天去白宮的初衷。
然而，這場會面依然讓我心有餘悸，我從沒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說過這樣的話。
在我回顧我與特朗普的會面時，我又一次想起了早年做聯邦助理檢察官時對抗美國黑幫的事情，想起了黑幫裡那種無言的順從，想起了老大掌控全局、手下人必須宣誓效忠的氛圍，想起了他們非友即敵的世界觀。
黑幫裡那些為了顯示忠誠而無處不在的謊言，使黑幫組織抛棄了道德理念，抛棄了事實真相。
沒過一周，我又回到了橢圓形辦公室，又坐在了那把椅子上，膝蓋再次頂在堅毅桌的下面。
2月14日，我到橢圓形辦公室參加一個早就計劃好的反恐簡報會，特朗普總統也有參加。
他還是坐在桌子後面，我們6個人圍着桌子坐成一個半圓。
參會的有我、副總統彭斯、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家反恐中心局長、國土安全部部長，還有我的新上司——司法部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Sessions）。
這位新任司法部部長上任還不到一周。
我一見他，就覺得他與阿爾貝托·岡薩雷斯出奇地相像，都因在這個崗位上承受的重壓而顯得疲憊不堪，但塞申斯還不如岡薩雷斯善良。
奇怪的是，整場簡報會上，總統都顯得沒什麼興趣，有些心不在焉。
會上，我對當時美國境内的恐怖主義威脅表達了關切和擔憂，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現象，但他并沒有任何反應。
這場會議就這麼死氣沉沉地進行着，快結束的時候，總統示意我們可以離開了。
“感謝各位！”他大聲說，然後他指着我說，“我想與吉姆談談。
感謝各位！” 又來了。
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說什麼，但這個要求有點不同尋常，我覺得結束後肯定又要寫備忘錄了。
因此，我知道我得努力記下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一字不差地記下來。
當時，我别無選擇，隻能繼續坐在椅子上，看着其他人陸續離開橢圓形辦公室，隻有司法部部長還在我身邊。
作為我的上司，他肯定覺得他得參加這場會面，但總統下了逐客令：“傑夫，謝謝你，但我隻想跟吉姆單獨談談。
” 然後，賈裡德·庫什納來了。
庫什納和其他白宮工作人員一起，坐在後面咖啡桌旁邊的椅子上。
他可能要比屋裡的其他人都了解他的嶽父特朗普，也想留下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為了能留下來看看我們要談什麼，他跟我談起了希拉裡郵件案，讨論當時的情況多麼困難。
可能他覺得特朗普會忘記自己說過讓所有人出去，但特朗普可沒忘。
“好了賈裡德，謝謝你。
”特朗普說。
他的女婿不情不願地出去了。
老爺鐘旁邊的門關上了，屋裡隻剩下我們兩個，總統看着我。
“我想跟你談談邁克爾·弗林的事情。
”弗林本來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幾天前被迫辭職了。
我不怎麼認識弗林，隻是在2014年他出任國防情報局局長的時候，跟他一起出庭做證過。
我覺得他還挺招人喜歡的。
弗林本是個退休的五星上将。
2016年12月，他與俄羅斯駐美大使交涉過多次，就阻礙聯合國決議一事尋求過俄羅斯的幫助。
這項決議譴責以色列擴張定居點，而奧巴馬政府并不打算否決這項決議。
此外，弗林還通過俄羅斯大使敦促俄羅斯政府，不要對奧巴馬政府實施的制裁措施做出激烈回應。
當時，美國正以俄羅斯幹涉2016年美國大選為由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2017年1月初，媒體曝出了這段有關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對話，引起了公衆的強烈反響，當時尚未上任的副總統彭斯在鏡頭前否認了弗林曾與俄羅斯政府讨論過制裁問題。
彭斯說，因為弗林跟他說過這件事，所以他知道。
1月24日，我派出了兩名探員去白宮詢問弗林，想知道他跟俄羅斯政府之間究竟都說了什麼，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調查的俄羅斯政府幹預大選案之中的一部分。
然而，他對聯邦調查局探員說了謊，否認了自己曾與俄羅斯大使仔細讨論過相關問題。
現在總統跟我讨論的，就是這個案子。
他說，弗林上将跟俄羅斯政府讨論這個問題并沒有做錯什麼，但他必須得讓弗林離開這一崗位，因為弗林誤導了副總統的判斷。
總統還說，他對弗林還有其他的擔憂，但他并沒有明說。
然後，總統又說了很多關于機密信息洩露的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确實所見略同。
一直以來，有些能接觸機密信息的人會對記者洩露這些信息，所有的總統都對這件事憂心忡忡，他也不例外。
我解釋道，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曆屆總統都被這個問題困擾，而立案也十分困難，因為查案的時候，有時需要調查涉案人員與媒體的交流情況（比如電話記錄之類的）。
但我也告訴他，如果我們确實能鎖定是誰洩露了機密信息，就有可能立案，而一旦立案就會有殺雞儆猴的效果。
盡管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調查媒體的建議，總統卻提起了之前我們将一名記者收監并審問的事情。
這件事發生在“滑闆車”利比案中，那時候《紐約時報》的記者朱迪思·米勒（JudithMiller）在監獄了待了将近三個月。
因為在2005年對此案的調查中，這名記者藐視法庭，拒絕向法庭提供與利比的相關談話記錄。
随後，總統又極力勸我跟司法部部長塞申斯讨論一下，有什麼更有攻擊力、更有威懾力的方法對付那些機密信息的洩露者。
我對他說，我會把這件事轉告司法部部長。
總統談了一會兒信息洩露的事之後，雷恩斯·普利巴斯側身探入。
我看到有一群人在外面等着，其中也包括副總統。
總統揮揮手，示意他關上門，說馬上就結束。
普利巴斯把門關上了。
轉過頭，總統又回到了邁克爾·弗林的事情上，他說：“弗林是個好人，經曆過很多痛楚。
”他又重複說弗林其實并沒犯什麼錯誤，隻是誤導了副總統而已。
然後總統又說：“我希望，你能找個什麼方式讓這事兒過去，放過弗林一馬。
他确實是個好人，我希望你能想想辦法。
” 當時，我理解的總統的想法是，他想讓我們撤銷關于弗林做僞證一案的調查。
但我當時并沒有理解到，總統所指的案子範圍更廣，他想讓我們撤銷對俄羅斯幹涉美國總統大選一案，以及俄羅斯與他的競選團隊之間的關系的調查。
無論如何，聯邦調查局都是獨立的調查機構，因此總統的這種要求讓我異常憂慮。
試想一下，如果希拉裡·克林頓當上總統，然後與聯邦調查局局長單獨談話，還極力勸說要他撤銷對她任期内的國家安全顧問的調查，那會是個什麼情況？ 其實，總統的這種要求是非常不恰當的，但他還是極力在為自己辯解。
我并沒有打斷他，盡管我應該打斷他。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這個要求是不恰當的，為什麼他又讓所有人出去，連司法部部長和副總統都沒留下，而要單獨跟我談呢？ 至于我，我隻能同意“弗林是個好人”，從我認識的弗林來看，他确實是個好人。
但我并沒有說我會“想想辦法”。
對于我的反饋，總統并沒有什麼反應，又回過頭簡單讨論一些信息洩露的問題，随後就結束了我們的會面。
我起身從老爺鐘旁邊的門出去，徑直穿過門口等待的那一大群人。
站在那兒等着的有普利巴斯、副總統彭斯、新上任的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湯姆·普賴斯（TomPrice）。
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
回到車裡，我給手下人發郵件，說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給我準備的反恐簡報材料非常有用，但“現在我又得寫封備忘錄了”。
這份備忘錄記錄了會後我與總統的談話。
我寫了一份非機密的備忘錄，寫了關于弗林的事。
寫完之後，我與聯邦調查局的一些高級領導讨論了這件事，包括副局長麥凱布、辦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已經寫了好幾封與唐納德·特朗普會面的備忘錄了。
我知道，我得把這些會面中的談話内容記錄下來，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談話的内容有些敏感，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知道，我正在與一個可能會說謊的行政機構領導者打交道。
為了保護聯邦調查局，也為了保護我自己，我得保留一個實時記錄。
其他的聯邦調查局領導也同意，我們不應該因總統的要求而影響對弗林一案的調查（從更廣泛意義上說，就是對所謂的俄羅斯勢力與特朗普競選團隊相勾結影響2016年美國大選一案的調查），我們也不打算按總統的要求行事。
同時，我們還讨論到，因為見面的時候隻有我和總統兩個人，沒有人可以證實我的言論，所以我們覺得，向司法部部長塞申斯彙報這件事并沒有什麼意義。
在我們看來，塞申斯才不想蹚俄羅斯這攤渾水，他一定會抽身的。
（果然，兩周之後他就不管這事了。
）而當時，副總檢察長的職位是由一位聯邦律師代理的，他不會一直出任這個職位。
經過讨論，我們覺得應該等調查有了進展，想明白應該如何回應總統的要求，弄清楚其中的關竅之後，再做決定。
2月14日，我與總統談話之後，我讓吉姆·雷比茨基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周三上午的反恐例會結束之後，安排我與司法部部長會面。
例會結束之後，所有人都走了，隻有我、司法部部長和我們各自的辦公室主任在場。
會面就在剛剛開會的司法部安全會議室裡，我和塞申斯各坐在會議桌的一頭。
當年洛蕾塔·林奇對我說，把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一案稱為“事件”的時候，就是坐在塞申斯坐的那個位置上，甚至可能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會議室裡的人都離開了之後，我兌現了對總統的承諾，替他将對信息洩露的擔憂轉達給了司法部部長，也對司法部部長說明了總統希望我們加大調查力度，找到一些更有攻擊力的方式使洩密者受到懲罰。
我當時抱着樂觀的想法，覺得司法部部長可能能夠影響特朗普總統的想法，于是我利用這個機會懇求他，以後不要再讓我與總統單獨見面了。
“這不行啊，你是我的上司，總統與我談話的時候你必須在場，不能被排除在外。
你必須得處在我和總統中間啊。
”塞申斯并沒有問我發生了什麼讓我如此憂慮，我也沒說。
他隻是把眼睛垂下，望向桌子，前後看了幾下，
我沒說幾句話，卻給他實實在在地潑了一盆冷水。
他将我們政府中每個人的努力與普京的暴政置于同等地位，真是讓美國政府蒙羞。
他臉上的陰霾來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我從沒說過那些話，而他也從沒有發怒一樣。
這場會面就這麼結束了。
總統感謝了我的到來，而從頭至尾普利巴斯都沒說話。
普利巴斯陪我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我徑直走出了白宮，我們倆之間也沒再交流。
回到聯邦調查局總部，我對手下人說，經過今天在白宮裡發生的這件事，我跟特朗普總統之間算是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情了。
兩周之前，我拒絕對他表忠心，現在又打斷了他的話，直接批評了他。
我與特朗普之間，不可能建立我與布什總統或是與奧巴馬總統之間那樣友好暖心的交情了。
但這并不是什麼壞事。
聯邦調查局局長本就不應該與在任總統或政府保持密切關系，而這也是我當天去白宮的初衷。
然而，這場會面依然讓我心有餘悸，我從沒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說過這樣的話。
在我回顧我與特朗普的會面時，我又一次想起了早年做聯邦助理檢察官時對抗美國黑幫的事情，想起了黑幫裡那種無言的順從，想起了老大掌控全局、手下人必須宣誓效忠的氛圍，想起了他們非友即敵的世界觀。
黑幫裡那些為了顯示忠誠而無處不在的謊言，使黑幫組織抛棄了道德理念，抛棄了事實真相。
沒過一周，我又回到了橢圓形辦公室，又坐在了那把椅子上，膝蓋再次頂在堅毅桌的下面。
2月14日，我到橢圓形辦公室參加一個早就計劃好的反恐簡報會，特朗普總統也有參加。
他還是坐在桌子後面，我們6個人圍着桌子坐成一個半圓。
參會的有我、副總統彭斯、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家反恐中心局長、國土安全部部長，還有我的新上司——司法部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Sessions）。
這位新任司法部部長上任還不到一周。
我一見他，就覺得他與阿爾貝托·岡薩雷斯出奇地相像，都因在這個崗位上承受的重壓而顯得疲憊不堪，但塞申斯還不如岡薩雷斯善良。
奇怪的是，整場簡報會上，總統都顯得沒什麼興趣，有些心不在焉。
會上，我對當時美國境内的恐怖主義威脅表達了關切和擔憂，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現象，但他并沒有任何反應。
這場會議就這麼死氣沉沉地進行着，快結束的時候，總統示意我們可以離開了。
“感謝各位！”他大聲說，然後他指着我說，“我想與吉姆談談。
感謝各位！” 又來了。
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說什麼，但這個要求有點不同尋常，我覺得結束後肯定又要寫備忘錄了。
因此，我知道我得努力記下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一字不差地記下來。
當時，我别無選擇，隻能繼續坐在椅子上，看着其他人陸續離開橢圓形辦公室，隻有司法部部長還在我身邊。
作為我的上司，他肯定覺得他得參加這場會面，但總統下了逐客令：“傑夫，謝謝你，但我隻想跟吉姆單獨談談。
” 然後，賈裡德·庫什納來了。
庫什納和其他白宮工作人員一起，坐在後面咖啡桌旁邊的椅子上。
他可能要比屋裡的其他人都了解他的嶽父特朗普，也想留下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為了能留下來看看我們要談什麼，他跟我談起了希拉裡郵件案，讨論當時的情況多麼困難。
可能他覺得特朗普會忘記自己說過讓所有人出去，但特朗普可沒忘。
“好了賈裡德，謝謝你。
”特朗普說。
他的女婿不情不願地出去了。
老爺鐘旁邊的門關上了，屋裡隻剩下我們兩個，總統看着我。
“我想跟你談談邁克爾·弗林的事情。
”弗林本來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幾天前被迫辭職了。
我不怎麼認識弗林，隻是在2014年他出任國防情報局局長的時候，跟他一起出庭做證過。
我覺得他還挺招人喜歡的。
弗林本是個退休的五星上将。
2016年12月，他與俄羅斯駐美大使交涉過多次，就阻礙聯合國決議一事尋求過俄羅斯的幫助。
這項決議譴責以色列擴張定居點，而奧巴馬政府并不打算否決這項決議。
此外，弗林還通過俄羅斯大使敦促俄羅斯政府，不要對奧巴馬政府實施的制裁措施做出激烈回應。
當時，美國正以俄羅斯幹涉2016年美國大選為由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2017年1月初，媒體曝出了這段有關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對話，引起了公衆的強烈反響，當時尚未上任的副總統彭斯在鏡頭前否認了弗林曾與俄羅斯政府讨論過制裁問題。
彭斯說，因為弗林跟他說過這件事，所以他知道。
1月24日，我派出了兩名探員去白宮詢問弗林，想知道他跟俄羅斯政府之間究竟都說了什麼，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調查的俄羅斯政府幹預大選案之中的一部分。
然而，他對聯邦調查局探員說了謊，否認了自己曾與俄羅斯大使仔細讨論過相關問題。
現在總統跟我讨論的，就是這個案子。
他說，弗林上将跟俄羅斯政府讨論這個問題并沒有做錯什麼，但他必須得讓弗林離開這一崗位，因為弗林誤導了副總統的判斷。
總統還說，他對弗林還有其他的擔憂，但他并沒有明說。
然後，總統又說了很多關于機密信息洩露的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确實所見略同。
一直以來，有些能接觸機密信息的人會對記者洩露這些信息，所有的總統都對這件事憂心忡忡，他也不例外。
我解釋道，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曆屆總統都被這個問題困擾，而立案也十分困難，因為查案的時候，有時需要調查涉案人員與媒體的交流情況（比如電話記錄之類的）。
但我也告訴他，如果我們确實能鎖定是誰洩露了機密信息，就有可能立案，而一旦立案就會有殺雞儆猴的效果。
盡管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調查媒體的建議，總統卻提起了之前我們将一名記者收監并審問的事情。
這件事發生在“滑闆車”利比案中，那時候《紐約時報》的記者朱迪思·米勒（JudithMiller）在監獄了待了将近三個月。
因為在2005年對此案的調查中，這名記者藐視法庭，拒絕向法庭提供與利比的相關談話記錄。
随後，總統又極力勸我跟司法部部長塞申斯讨論一下，有什麼更有攻擊力、更有威懾力的方法對付那些機密信息的洩露者。
我對他說，我會把這件事轉告司法部部長。
總統談了一會兒信息洩露的事之後，雷恩斯·普利巴斯側身探入。
我看到有一群人在外面等着，其中也包括副總統。
總統揮揮手，示意他關上門，說馬上就結束。
普利巴斯把門關上了。
轉過頭，總統又回到了邁克爾·弗林的事情上，他說：“弗林是個好人，經曆過很多痛楚。
”他又重複說弗林其實并沒犯什麼錯誤，隻是誤導了副總統而已。
然後總統又說：“我希望，你能找個什麼方式讓這事兒過去，放過弗林一馬。
他确實是個好人，我希望你能想想辦法。
” 當時，我理解的總統的想法是，他想讓我們撤銷關于弗林做僞證一案的調查。
但我當時并沒有理解到，總統所指的案子範圍更廣，他想讓我們撤銷對俄羅斯幹涉美國總統大選一案，以及俄羅斯與他的競選團隊之間的關系的調查。
無論如何，聯邦調查局都是獨立的調查機構，因此總統的這種要求讓我異常憂慮。
試想一下，如果希拉裡·克林頓當上總統，然後與聯邦調查局局長單獨談話，還極力勸說要他撤銷對她任期内的國家安全顧問的調查，那會是個什麼情況？ 其實，總統的這種要求是非常不恰當的，但他還是極力在為自己辯解。
我并沒有打斷他，盡管我應該打斷他。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這個要求是不恰當的，為什麼他又讓所有人出去，連司法部部長和副總統都沒留下，而要單獨跟我談呢？ 至于我，我隻能同意“弗林是個好人”，從我認識的弗林來看，他确實是個好人。
但我并沒有說我會“想想辦法”。
對于我的反饋，總統并沒有什麼反應，又回過頭簡單讨論一些信息洩露的問題，随後就結束了我們的會面。
我起身從老爺鐘旁邊的門出去，徑直穿過門口等待的那一大群人。
站在那兒等着的有普利巴斯、副總統彭斯、新上任的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湯姆·普賴斯（TomPrice）。
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
回到車裡，我給手下人發郵件，說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給我準備的反恐簡報材料非常有用，但“現在我又得寫封備忘錄了”。
這份備忘錄記錄了會後我與總統的談話。
我寫了一份非機密的備忘錄，寫了關于弗林的事。
寫完之後，我與聯邦調查局的一些高級領導讨論了這件事，包括副局長麥凱布、辦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已經寫了好幾封與唐納德·特朗普會面的備忘錄了。
我知道，我得把這些會面中的談話内容記錄下來，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談話的内容有些敏感，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知道，我正在與一個可能會說謊的行政機構領導者打交道。
為了保護聯邦調查局，也為了保護我自己，我得保留一個實時記錄。
其他的聯邦調查局領導也同意，我們不應該因總統的要求而影響對弗林一案的調查（從更廣泛意義上說，就是對所謂的俄羅斯勢力與特朗普競選團隊相勾結影響2016年美國大選一案的調查），我們也不打算按總統的要求行事。
同時，我們還讨論到，因為見面的時候隻有我和總統兩個人，沒有人可以證實我的言論，所以我們覺得，向司法部部長塞申斯彙報這件事并沒有什麼意義。
在我們看來，塞申斯才不想蹚俄羅斯這攤渾水，他一定會抽身的。
（果然，兩周之後他就不管這事了。
）而當時，副總檢察長的職位是由一位聯邦律師代理的，他不會一直出任這個職位。
經過讨論，我們覺得應該等調查有了進展，想明白應該如何回應總統的要求，弄清楚其中的關竅之後，再做決定。
2月14日，我與總統談話之後，我讓吉姆·雷比茨基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周三上午的反恐例會結束之後，安排我與司法部部長會面。
例會結束之後，所有人都走了，隻有我、司法部部長和我們各自的辦公室主任在場。
會面就在剛剛開會的司法部安全會議室裡，我和塞申斯各坐在會議桌的一頭。
當年洛蕾塔·林奇對我說，把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一案稱為“事件”的時候，就是坐在塞申斯坐的那個位置上，甚至可能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會議室裡的人都離開了之後，我兌現了對總統的承諾，替他将對信息洩露的擔憂轉達給了司法部部長，也對司法部部長說明了總統希望我們加大調查力度，找到一些更有攻擊力的方式使洩密者受到懲罰。
我當時抱着樂觀的想法，覺得司法部部長可能能夠影響特朗普總統的想法，于是我利用這個機會懇求他，以後不要再讓我與總統單獨見面了。
“這不行啊，你是我的上司，總統與我談話的時候你必須在場，不能被排除在外。
你必須得處在我和總統中間啊。
”塞申斯并沒有問我發生了什麼讓我如此憂慮，我也沒說。
他隻是把眼睛垂下，望向桌子，前後看了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