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坦言還是隐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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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推特消息，似乎能夠描述當時人們的心情。
推文裡說：“科米簡直是個政治仆從，肯定是金錢驅使他這樣做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 我并不喜歡被人批評，但我也得關注這些批評的聲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然而，批評聽得太多，人就會麻木，甚至會被打倒。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用了個簡單的辦法：如果批評我的人是我覺得理智且有想法的，那我就認真聽取意見。
如果批評者的觀點邏輯清晰、細節翔實，說到了我以前沒注意到的點，我還會特别關注他，哪怕他是某黨派的強硬分子。
至于剩下的那些瘋狂的攻擊，我就置之不理。
讓我感觸最深的批評是說，我已經深深迷戀上了我所謂的正直，我所謂的美德。
長期以來，我都擔心我或許有點自負。
我對自己一直努力做正确的事這一點很是驕傲，也對我努力成為可信且透明的人而自豪。
我真的認為，與公衆眼中随處可見的那些滿口謊言的黨派人士相比，我的處世方式要高明許多。
但這些驕傲和自豪也會蒙蔽我的雙眼，讓我聽不進其他的建議，搞不清究竟什麼才是正确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腦海中回放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整個過程。
除了7月5日的現場聲明中，我的某些表述方式可能不太恰當之外，我至今依然認為，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按照我當時的角色和所掌握的事實信息，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
但我覺得，理性的人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如果我是一個為民主黨政府工作的民主黨人，我就不能确定，我是否還會繞過司法部，在7月5日發表那份公開聲明。
如果我曾是民主黨人，那我可能就會被形容為一個矛盾的黨派分子，即使我繞過司法部獨立發表聲明，也不可能取得公衆的信任。
當然，換作任何一個有民主黨背景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就算他在7月的時候沒有單獨發表聲明，也一定會以某種形式知會國會，說明聯邦調查局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
那麼，到10月時他依然會面臨我當初面臨的兩難困境。
如果我不曾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那麼久，我可能也不會覺得，我有義務保護聯邦調查局的獨立性，保護司法部的獨立性。
如果2005年，我不曾在副總檢察長的位置上領會到服從所帶來的苦楚（就像虐囚案曾帶給我的那樣），那麼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會有足夠的勇氣繞開司法部部長，獨立發表聲明。
我曾經的公衆演講經曆讓我不排斥面對鏡頭。
如果是另一個有着不同的人生經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就會服從司法部的領導，讓司法部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如果是其他人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在6月末比爾·克林頓與司法部部長在飛機上會面之後，就會建議司法部任命特别檢察官來處理希拉裡·克林頓的案子了。
但是，我依然覺得這樣做對希拉裡·克林頓是不公平的，而我确實能想象到，别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确實會這樣做，而不是像我一樣，想要保護司法機構的清譽。
如果是别人，可能也會批準調查人員去申請搜查令，搜查安東尼·韋納的電腦上關于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但可能不會這麼着急通知國會，會等等看，看調查人員究竟調查出了什麼，再做決定。
但其實，我當時的處境很微妙。
因為“中期團隊”明确告訴我，他們不可能在大選之前完成對這些郵件的審查。
别人也有可能會選擇賭一把，在大選前這周進行私下調查。
當然，這個觀點就和林奇的觀點不謀而合。
但如果我什麼都沒說，那一周内會不會有消息洩露出來呢？很可能會有消息洩露。
盡管“中期團隊”的成員調查了一年，什麼信息都沒從他們口中洩露出去，但聯邦調查局紐約刑事調查科的人知道一些消息，知道我們要對希拉裡·克林頓展開調查了，而申請搜查令就是很明顯的證據。
這時候，涉及的人比之前調查的時候多太多了，還包括紐約的很多工作人員。
幾個月之前，有關希拉裡郵件案的消息就曾在紐約被洩露。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真的隐瞞了對希拉裡·克林頓的調查，那麼一旦消息在大選之前被洩露出去，後果将不堪設想。
但是，換作是别的理性的人，可能确實會這麼做吧。
我也曾很多次扪心自問，如果我在10月初聽說韋納的電腦中有關于希拉裡郵件案的信息時就對調查團隊施壓，讓他們加速調查，情況會不會不同。
但就我而言，直到10月27日，我才真正了解這些郵件究竟意味着什麼。
那時候，我在關注其他的案件和問題，我覺得如果情況很嚴重，調查團隊一定會告訴我的。
不過，就算我老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我也一定會做出和10月27日一樣的選擇——立刻拿到這些郵件。
至于我應不應該或能不能夠在10月27日之前獲得此案的詳細信息，那就不得而知了。
對于聯邦調查局來講，2016年美國大選是獨一無二的，就算當時我就了解了全部的事實真相，我的選擇可能還是一樣的。
但我知道，有原則的好人如果處在跟我一樣的位置上，可能會在某些事情上做出不同的選擇。
在我看來，那些選擇可能會對我們國家的司法機構造成更大的損害，但我對此也不确定。
我也希望，将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不要有機會去驗證這個觀點。
11月下旬，大選之後，我去橢圓形辦公室開一個國家安全會議，奧巴馬總統和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在場。
開會的時候，我還是覺得自己像個隐形人，尤其是當周圍的人都原以為自己能在另一位民主黨總統的白宮中繼續任職時，我的這種感覺更甚。
然而，奧巴馬總統并不把我當作隐形人。
他以一貫熱情且專業的方式對我的到來表示歡迎。
奧巴馬總統是一個非常敏銳、觀察力很強的人，他總能關注到别人的肢體語言所反映出來的心境。
當時，他可能覺得我不太舒服，要麼就是覺得很有必要跟我談談。
會議結束的時候，他請我留下。
我坐在沙發上，背對着老爺鐘；他坐在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背對着壁爐。
白宮攝影師皮特·蘇紮（PeteSouza）留下來想要記錄下這一刻，但總統請他離開了。
有那麼幾秒鐘，屋子裡隻有我們兩個人。
奧巴馬總統傾下身，胳膊支在膝蓋上，看着我。
他一開始說了很多，解釋說他并不想跟我談某個案子或是某個調查結果。
他說：“我就是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 我知道，奧巴馬總統非常想讓希拉裡·克林頓赢得大選，入主白宮。
他不停地為希拉裡·克林頓造勢，有時候甚至超過以往任何一屆在任總統對意中候選人所做的。
我知道，希拉裡·克林頓沒能當選對他來說也是個沉重的打擊，對整個白宮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
然而，我非常尊重奧巴馬總統，無論他說什麼我都接受。
“我選你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因為你剛直不阿，能力出衆。
”接下來他說出的話，讓我銘記至今。
“我想讓你知道，在過去這一年中，沒有任何事情讓我改變對你的看法，一件都沒有。
” 他沒有告訴我他同意我的決定，他壓根兒就沒談起這些決定。
他隻是說，他理解我的初衷。
天哪，這些話真是說到我心坎裡去了。
聽了這些話，我心中湧過一股暖流，淚水幾乎要奪眶而出。
在這樣的會面中，奧巴馬總統總是冷靜自持的，但我還是對他表達了我深切的感激。
“總統先生，您說的這些對我來說真的意義重大。
過去的這一年對我來說真的很痛苦，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摻和到大選當中去，我隻是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
” “我知道，我知道。
” 我停頓了一下，然後決定再加一句。
我覺得可能美國的大部分民衆也是這麼想的。
“總統先生，如果我沒有借這個機會謝謝您，告訴您我們将會無比懷念您的執政，那我妻子可能會殺了我的。
” 盡管奧巴馬總統參加競選的時候，我并沒有為他投票，但我依然将他視為一個非常出色的領導，一個我十分尊敬的人。
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他的離去對我、對整個國家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
想到這兒，我就忍不住又說了一句：“總統先生，接下來這4年我一定會過得擔驚受怕，但從某種程度上講，我覺得留下來壓力會更大。
” 他什麼也沒說。
盡管他明明可以對下一屆總統、對國家的未來做出很多評判，但他什麼也沒說。
他拍了拍我的胳膊，站起身來，于是我們握手道别。
我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
很快，這個辦公室就要迎來一個新的主人，一個完全不同的主人。
推文裡說：“科米簡直是個政治仆從，肯定是金錢驅使他這樣做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 我并不喜歡被人批評，但我也得關注這些批評的聲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然而，批評聽得太多，人就會麻木，甚至會被打倒。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用了個簡單的辦法：如果批評我的人是我覺得理智且有想法的，那我就認真聽取意見。
如果批評者的觀點邏輯清晰、細節翔實，說到了我以前沒注意到的點，我還會特别關注他，哪怕他是某黨派的強硬分子。
至于剩下的那些瘋狂的攻擊，我就置之不理。
讓我感觸最深的批評是說，我已經深深迷戀上了我所謂的正直，我所謂的美德。
長期以來，我都擔心我或許有點自負。
我對自己一直努力做正确的事這一點很是驕傲，也對我努力成為可信且透明的人而自豪。
我真的認為，與公衆眼中随處可見的那些滿口謊言的黨派人士相比，我的處世方式要高明許多。
但這些驕傲和自豪也會蒙蔽我的雙眼，讓我聽不進其他的建議，搞不清究竟什麼才是正确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腦海中回放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整個過程。
除了7月5日的現場聲明中，我的某些表述方式可能不太恰當之外，我至今依然認為，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按照我當時的角色和所掌握的事實信息，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
但我覺得，理性的人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如果我是一個為民主黨政府工作的民主黨人，我就不能确定，我是否還會繞過司法部，在7月5日發表那份公開聲明。
如果我曾是民主黨人，那我可能就會被形容為一個矛盾的黨派分子，即使我繞過司法部獨立發表聲明，也不可能取得公衆的信任。
當然，換作任何一個有民主黨背景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就算他在7月的時候沒有單獨發表聲明，也一定會以某種形式知會國會，說明聯邦調查局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
那麼，到10月時他依然會面臨我當初面臨的兩難困境。
如果我不曾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那麼久，我可能也不會覺得，我有義務保護聯邦調查局的獨立性，保護司法部的獨立性。
如果2005年，我不曾在副總檢察長的位置上領會到服從所帶來的苦楚（就像虐囚案曾帶給我的那樣），那麼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會有足夠的勇氣繞開司法部部長，獨立發表聲明。
我曾經的公衆演講經曆讓我不排斥面對鏡頭。
如果是另一個有着不同的人生經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就會服從司法部的領導，讓司法部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如果是其他人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在6月末比爾·克林頓與司法部部長在飛機上會面之後，就會建議司法部任命特别檢察官來處理希拉裡·克林頓的案子了。
但是，我依然覺得這樣做對希拉裡·克林頓是不公平的，而我确實能想象到，别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确實會這樣做，而不是像我一樣，想要保護司法機構的清譽。
如果是别人，可能也會批準調查人員去申請搜查令，搜查安東尼·韋納的電腦上關于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但可能不會這麼着急通知國會，會等等看，看調查人員究竟調查出了什麼，再做決定。
但其實，我當時的處境很微妙。
因為“中期團隊”明确告訴我，他們不可能在大選之前完成對這些郵件的審查。
别人也有可能會選擇賭一把，在大選前這周進行私下調查。
當然，這個觀點就和林奇的觀點不謀而合。
但如果我什麼都沒說，那一周内會不會有消息洩露出來呢？很可能會有消息洩露。
盡管“中期團隊”的成員調查了一年，什麼信息都沒從他們口中洩露出去，但聯邦調查局紐約刑事調查科的人知道一些消息，知道我們要對希拉裡·克林頓展開調查了，而申請搜查令就是很明顯的證據。
這時候，涉及的人比之前調查的時候多太多了，還包括紐約的很多工作人員。
幾個月之前，有關希拉裡郵件案的消息就曾在紐約被洩露。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真的隐瞞了對希拉裡·克林頓的調查，那麼一旦消息在大選之前被洩露出去，後果将不堪設想。
但是，換作是别的理性的人，可能确實會這麼做吧。
我也曾很多次扪心自問，如果我在10月初聽說韋納的電腦中有關于希拉裡郵件案的信息時就對調查團隊施壓，讓他們加速調查，情況會不會不同。
但就我而言，直到10月27日，我才真正了解這些郵件究竟意味着什麼。
那時候，我在關注其他的案件和問題，我覺得如果情況很嚴重，調查團隊一定會告訴我的。
不過，就算我老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我也一定會做出和10月27日一樣的選擇——立刻拿到這些郵件。
至于我應不應該或能不能夠在10月27日之前獲得此案的詳細信息，那就不得而知了。
對于聯邦調查局來講，2016年美國大選是獨一無二的，就算當時我就了解了全部的事實真相，我的選擇可能還是一樣的。
但我知道，有原則的好人如果處在跟我一樣的位置上，可能會在某些事情上做出不同的選擇。
在我看來，那些選擇可能會對我們國家的司法機構造成更大的損害，但我對此也不确定。
我也希望，将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不要有機會去驗證這個觀點。
11月下旬，大選之後，我去橢圓形辦公室開一個國家安全會議，奧巴馬總統和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在場。
開會的時候，我還是覺得自己像個隐形人，尤其是當周圍的人都原以為自己能在另一位民主黨總統的白宮中繼續任職時，我的這種感覺更甚。
然而，奧巴馬總統并不把我當作隐形人。
他以一貫熱情且專業的方式對我的到來表示歡迎。
奧巴馬總統是一個非常敏銳、觀察力很強的人，他總能關注到别人的肢體語言所反映出來的心境。
當時，他可能覺得我不太舒服，要麼就是覺得很有必要跟我談談。
會議結束的時候，他請我留下。
我坐在沙發上，背對着老爺鐘；他坐在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背對着壁爐。
白宮攝影師皮特·蘇紮（PeteSouza）留下來想要記錄下這一刻，但總統請他離開了。
有那麼幾秒鐘，屋子裡隻有我們兩個人。
奧巴馬總統傾下身，胳膊支在膝蓋上，看着我。
他一開始說了很多，解釋說他并不想跟我談某個案子或是某個調查結果。
他說：“我就是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 我知道，奧巴馬總統非常想讓希拉裡·克林頓赢得大選，入主白宮。
他不停地為希拉裡·克林頓造勢，有時候甚至超過以往任何一屆在任總統對意中候選人所做的。
我知道，希拉裡·克林頓沒能當選對他來說也是個沉重的打擊，對整個白宮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
然而，我非常尊重奧巴馬總統，無論他說什麼我都接受。
“我選你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因為你剛直不阿，能力出衆。
”接下來他說出的話，讓我銘記至今。
“我想讓你知道，在過去這一年中，沒有任何事情讓我改變對你的看法，一件都沒有。
” 他沒有告訴我他同意我的決定，他壓根兒就沒談起這些決定。
他隻是說，他理解我的初衷。
天哪，這些話真是說到我心坎裡去了。
聽了這些話，我心中湧過一股暖流，淚水幾乎要奪眶而出。
在這樣的會面中，奧巴馬總統總是冷靜自持的，但我還是對他表達了我深切的感激。
“總統先生，您說的這些對我來說真的意義重大。
過去的這一年對我來說真的很痛苦，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摻和到大選當中去，我隻是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
” “我知道，我知道。
” 我停頓了一下，然後決定再加一句。
我覺得可能美國的大部分民衆也是這麼想的。
“總統先生，如果我沒有借這個機會謝謝您，告訴您我們将會無比懷念您的執政，那我妻子可能會殺了我的。
” 盡管奧巴馬總統參加競選的時候，我并沒有為他投票，但我依然将他視為一個非常出色的領導，一個我十分尊敬的人。
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他的離去對我、對整個國家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
想到這兒，我就忍不住又說了一句：“總統先生，接下來這4年我一定會過得擔驚受怕，但從某種程度上講，我覺得留下來壓力會更大。
” 他什麼也沒說。
盡管他明明可以對下一屆總統、對國家的未來做出很多評判，但他什麼也沒說。
他拍了拍我的胳膊，站起身來，于是我們握手道别。
我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
很快，這個辦公室就要迎來一個新的主人，一個完全不同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