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坦言還是隐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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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我也是美國情報機構的一分子，我同時向司法部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彙報。
我非常珍惜每個季度跟他彙報時的晚間會議時間，他将其稱為“晚禱”。
我們坐在他辦公室的一個安全屋裡，讨論工作，交流生活。
我們的副手也都在，我拿着一杯紅酒，他拿着一杯加了兩個橄榄的伏特加馬天尼，我聽着這個領導年限跟我的歲數一樣大的人講故事。
作為朋友，我送給他一條大紅色點綴着馬天尼酒杯的領帶，是我的妹夫之前送給我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為人誠實，于是我告訴他這條領帶不是我買的，是我妹夫之前送給我的，我隻不過是借花獻佛。
克拉珀總是在“晚禱”的時候，換上這條領帶。
到了臨近大選這幾周，我每天都聽取“中期團隊”的彙報。
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閱讀新發現的郵件。
在工作中，我們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之前我從沒想過會有這個突破。
經過不懈努力，聯邦調查局技術操作部的工作人員像變魔法一樣找到了一個可以電子分揀郵件的方法，這樣探員和分析師就不需要每個人都要閱讀幾萬封郵件了。
我們不能用商業軟件，但技術部門為我們定制的這款軟件可以把閱讀量降到每個人幾千封。
這樣，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終于，團隊人員告訴我，他們有望在大選之前審查完所有的郵件。
11月5日，大選之前的那個星期六，團隊成員告訴我，第二天早上他們就可以審查完所有的郵件，就可以向我彙報他們的成果。
星期日早上，我們見面了，這時距離大選隻有兩天了。
在希拉裡·克林頓的這個黑莓域名的郵箱上，的确有幾萬封郵件，但沒有一封是希拉裡上任國務卿早期的郵件。
這些隻不過是希拉裡·克林頓收發的工作郵件，有的确實含有機密信息，但沒有什麼新的證據。
在這些郵件中，他們沒有發現任何能夠改變之前結論的證據。
我不斷對他們施壓，想确保這不是他們筋疲力盡之後說出來的昏話，他們向我保證，雖然他們确實很累，但結論完全靠譜。
然後，我們開始讨論下一步行動。
團隊的整體觀點是，既然我已經在10月28日将重啟調查的消息告知了國會，那麼現在我有義務将調查結果告知國會。
隻有一個人不同意，就是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處處長。
他認為這時候我們再發聲，太晚了。
他沒給出什麼确切的理由，隻是覺得這時候離大選太近了。
我覺得他是因為想到那份草案帶來的後果而有了這樣的想法。
我們反複讨論，最後還是決定告知國會。
現在的情況太特殊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盡量确保聯邦調查局活動的公開、透明。
10月28日，我們在“坦言”與“隐瞞”之中選擇了“坦言”，那麼現在，11月6日，我們也得這樣做。
跟之前一樣，我們把這封草案遞交了司法部，供司法部高級員工審查和修改，他們也的确給出了一些建議。
11月6日，星期日。
聯邦調查局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簡短的草案，告知國會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結束了，結論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并沒有對此發表新的公開聲明，因為離大選隻有兩天了，如果這時候我站在鏡頭前，告訴公衆我們在安東尼·韋納的筆記本電腦裡發現了什麼，無疑會對公衆造成混淆。
具體原因我現在還不能解釋，但聯邦調查局在韋納的電腦裡發現了大批與希拉裡·克林頓往來的工作郵件（但她之前聲稱，已經向國務院提交了所有的工作郵件），其中很多封也都涉及之前我們看到過的機密話題。
調查人員也調查了胡瑪·阿貝丁和安東尼·韋納是怎麼處理這些機密郵件的。
盡管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但還是覺得這份草案應該簡短，就跟第一份一樣。
這時候，我已經沒時間給全體聯邦調查局成員發郵件解釋現狀了，反正他們星期一上班之前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
聯邦調查局選擇了不向國會和美國人民隐瞞重要信息，我們如此努力地工作，就是為了在大選日之前結束這個案子。
我感謝了所有“中期團隊”的成員，我告訴他們，他們是我見過最棒的團隊，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就不能如此完滿地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
當天晚上，帕特裡斯和我，還有我們的一個女兒出門去當地一家叫Tex-Mex的美式墨西哥餐廳吃飯。
這時候，第二份遞交國會的草案，那份宣稱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調查結束的草案已經被傳得滿天飛了。
吃飯的時候，飯店的老闆走過我們的餐桌時，低聲說：“加油吧，希拉裡！”我已經沒力氣理他了，我也不會投票。
我再也不想跟這件事有什麼關系，之前的事情已經把我搞得筋疲力盡。
我隻想喝杯酒，所以我點了一杯香醇的瑪格麗塔，加了冰和鹽。
但就這事兒，《華盛頓郵報》甚至編排我說，有人看見我點了一杯“巨大的”瑪格麗塔，借酒澆愁。
後來，我花了很長時間回望2016年發生過的這些事。
即使是站在曆史的角度，我也找不到什麼完美的解法。
站在當前回望曆史，隻能讓我看到一些特殊的觀點，但這些觀點也是無比珍貴的。
跟其他人一樣，我也很驚訝唐納德·特朗普為什麼能當選總統。
從民意測驗結果來看，明明是希拉裡·克林頓會赢得大選的。
很多次，我扪心自問，我的選擇是否受了民意測驗結果的影響。
我不知道。
雖然是無意的，但如果我說自己的選擇絲毫沒有受到民意測驗結果的影響，那我絕對是在騙人。
我做出這樣的決定的前提就是希拉裡·克林頓會赢得大選，因此我非常擔心，如果隐瞞了調查事實會使其總統任命變得不合法；然而，如果整件事就發生在大選前幾天，或當時民意測驗的結果是唐納德·特朗普領先，那我的選擇會不會不一樣呢？我不知道。
我看過那些希拉裡·克林頓将其落敗歸咎于我的報道，在她看來，她的落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
我也知道，她在回憶錄中曾寫道，她覺得自己被我“涮”了。
終其一生，希拉裡·克林頓都在為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而奮鬥，我完全能理解，輸掉這次大選，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輸掉大選，深深地傷害了她。
我知道，她私下其實很生我的氣，我對此表示非常抱歉。
我很抱歉，我沒能好好跟她和她的支持者解釋我這樣做的原因。
我也知道，很多民主黨人都對我的所作所為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很憤怒。
大選之後，我和一些兩黨的參議員一起參加了一個機密信息簡報會，會議内容并不是關于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
快結束的時候，其中一名民主黨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Franken）問了我一個在場很多人可能都想問的問題。
他說，他想問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問題：“你對希拉裡·克林頓都做了什麼？”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McConnell）當時也在場，于是我問他，能不能給我個機會回答這個問題。
他一臉戲谑地看着我，往椅背上一靠，說道：“當然，盡管回答。
” 于是，我對在場的參議員解釋道，我希望他們可以跟我一起回到過去，從我的角度，從聯邦調查局的角度，了解一下發生了什麼。
“我們從10月28日開始說吧。
”就算我不能說服他們同意我的決定是對的，我依然希望至少能向他們解釋一下我的想法，讓他們知道我面臨的兩難抉擇，以及我為什麼選擇了“坦言”而不是“隐瞞”。
我的做法的确不完美，但就我當時掌握的事實信息來看，我做到了所有我能做的。
這就是那天我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
說完這番話，我知道我至少說服了在場的一名聽衆——查克·舒默（ChuckSchumer），隻見他向我走來，眼含熱淚，抓起我的手，另一隻手拍着我的胸膛，說：“我理解，我理解你。
你當時的處境太艱難了。
” 我非常希望，聯邦調查局的所作所為，我的所作所為，不是大選結果的決定性因素。
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都給希拉裡·克林頓投了票，也在唐納德·特朗普宣誓就職的第二天參加了華盛頓2017年女性大遊行。
就像我在證詞裡說的，一想到可能是我的決定影響了大選結果，我就隐隐覺得難受。
這不僅僅因為唐納德·特朗普身上有很多問題，他不是一個好領導（他的毛病太多了，甚至連我證詞裡“隐隐覺得難受”這句話都沒能理解）。
我會感到難受是因為，我的一生都緻力于為我深愛的機構服務，而我之所以熱愛這個機構，是因為它并不為任何政治勢力所用，獨立于大選的狂熱之外。
因此，隻要一想到可能是我的決定影響了大選結果，我就無法接受。
然而，2016年的大選與之前任何一次都不同。
我的一個孩子給我看了
我非常珍惜每個季度跟他彙報時的晚間會議時間，他将其稱為“晚禱”。
我們坐在他辦公室的一個安全屋裡，讨論工作，交流生活。
我們的副手也都在，我拿着一杯紅酒，他拿着一杯加了兩個橄榄的伏特加馬天尼，我聽着這個領導年限跟我的歲數一樣大的人講故事。
作為朋友，我送給他一條大紅色點綴着馬天尼酒杯的領帶，是我的妹夫之前送給我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為人誠實，于是我告訴他這條領帶不是我買的，是我妹夫之前送給我的，我隻不過是借花獻佛。
克拉珀總是在“晚禱”的時候，換上這條領帶。
到了臨近大選這幾周，我每天都聽取“中期團隊”的彙報。
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閱讀新發現的郵件。
在工作中，我們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之前我從沒想過會有這個突破。
經過不懈努力，聯邦調查局技術操作部的工作人員像變魔法一樣找到了一個可以電子分揀郵件的方法，這樣探員和分析師就不需要每個人都要閱讀幾萬封郵件了。
我們不能用商業軟件，但技術部門為我們定制的這款軟件可以把閱讀量降到每個人幾千封。
這樣，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終于，團隊人員告訴我，他們有望在大選之前審查完所有的郵件。
11月5日，大選之前的那個星期六，團隊成員告訴我，第二天早上他們就可以審查完所有的郵件，就可以向我彙報他們的成果。
星期日早上，我們見面了，這時距離大選隻有兩天了。
在希拉裡·克林頓的這個黑莓域名的郵箱上，的确有幾萬封郵件，但沒有一封是希拉裡上任國務卿早期的郵件。
這些隻不過是希拉裡·克林頓收發的工作郵件，有的确實含有機密信息，但沒有什麼新的證據。
在這些郵件中，他們沒有發現任何能夠改變之前結論的證據。
我不斷對他們施壓，想确保這不是他們筋疲力盡之後說出來的昏話，他們向我保證，雖然他們确實很累，但結論完全靠譜。
然後，我們開始讨論下一步行動。
團隊的整體觀點是，既然我已經在10月28日将重啟調查的消息告知了國會，那麼現在我有義務将調查結果告知國會。
隻有一個人不同意，就是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處處長。
他認為這時候我們再發聲，太晚了。
他沒給出什麼确切的理由，隻是覺得這時候離大選太近了。
我覺得他是因為想到那份草案帶來的後果而有了這樣的想法。
我們反複讨論，最後還是決定告知國會。
現在的情況太特殊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盡量确保聯邦調查局活動的公開、透明。
10月28日，我們在“坦言”與“隐瞞”之中選擇了“坦言”，那麼現在，11月6日，我們也得這樣做。
跟之前一樣，我們把這封草案遞交了司法部，供司法部高級員工審查和修改，他們也的确給出了一些建議。
11月6日，星期日。
聯邦調查局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簡短的草案，告知國會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結束了，結論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并沒有對此發表新的公開聲明，因為離大選隻有兩天了，如果這時候我站在鏡頭前，告訴公衆我們在安東尼·韋納的筆記本電腦裡發現了什麼，無疑會對公衆造成混淆。
具體原因我現在還不能解釋，但聯邦調查局在韋納的電腦裡發現了大批與希拉裡·克林頓往來的工作郵件（但她之前聲稱，已經向國務院提交了所有的工作郵件），其中很多封也都涉及之前我們看到過的機密話題。
調查人員也調查了胡瑪·阿貝丁和安東尼·韋納是怎麼處理這些機密郵件的。
盡管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但還是覺得這份草案應該簡短，就跟第一份一樣。
這時候，我已經沒時間給全體聯邦調查局成員發郵件解釋現狀了，反正他們星期一上班之前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
聯邦調查局選擇了不向國會和美國人民隐瞞重要信息，我們如此努力地工作，就是為了在大選日之前結束這個案子。
我感謝了所有“中期團隊”的成員，我告訴他們，他們是我見過最棒的團隊，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就不能如此完滿地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
當天晚上，帕特裡斯和我，還有我們的一個女兒出門去當地一家叫Tex-Mex的美式墨西哥餐廳吃飯。
這時候，第二份遞交國會的草案，那份宣稱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調查結束的草案已經被傳得滿天飛了。
吃飯的時候，飯店的老闆走過我們的餐桌時，低聲說：“加油吧，希拉裡！”我已經沒力氣理他了，我也不會投票。
我再也不想跟這件事有什麼關系，之前的事情已經把我搞得筋疲力盡。
我隻想喝杯酒，所以我點了一杯香醇的瑪格麗塔，加了冰和鹽。
但就這事兒，《華盛頓郵報》甚至編排我說，有人看見我點了一杯“巨大的”瑪格麗塔，借酒澆愁。
後來，我花了很長時間回望2016年發生過的這些事。
即使是站在曆史的角度，我也找不到什麼完美的解法。
站在當前回望曆史，隻能讓我看到一些特殊的觀點，但這些觀點也是無比珍貴的。
跟其他人一樣，我也很驚訝唐納德·特朗普為什麼能當選總統。
從民意測驗結果來看，明明是希拉裡·克林頓會赢得大選的。
很多次，我扪心自問，我的選擇是否受了民意測驗結果的影響。
我不知道。
雖然是無意的，但如果我說自己的選擇絲毫沒有受到民意測驗結果的影響，那我絕對是在騙人。
我做出這樣的決定的前提就是希拉裡·克林頓會赢得大選，因此我非常擔心，如果隐瞞了調查事實會使其總統任命變得不合法；然而，如果整件事就發生在大選前幾天，或當時民意測驗的結果是唐納德·特朗普領先，那我的選擇會不會不一樣呢？我不知道。
我看過那些希拉裡·克林頓将其落敗歸咎于我的報道，在她看來，她的落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
我也知道，她在回憶錄中曾寫道，她覺得自己被我“涮”了。
終其一生，希拉裡·克林頓都在為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而奮鬥，我完全能理解，輸掉這次大選，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輸掉大選，深深地傷害了她。
我知道，她私下其實很生我的氣，我對此表示非常抱歉。
我很抱歉，我沒能好好跟她和她的支持者解釋我這樣做的原因。
我也知道，很多民主黨人都對我的所作所為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很憤怒。
大選之後，我和一些兩黨的參議員一起參加了一個機密信息簡報會，會議内容并不是關于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
快結束的時候，其中一名民主黨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Franken）問了我一個在場很多人可能都想問的問題。
他說，他想問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問題：“你對希拉裡·克林頓都做了什麼？”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McConnell）當時也在場，于是我問他，能不能給我個機會回答這個問題。
他一臉戲谑地看着我，往椅背上一靠，說道：“當然，盡管回答。
” 于是，我對在場的參議員解釋道，我希望他們可以跟我一起回到過去，從我的角度，從聯邦調查局的角度，了解一下發生了什麼。
“我們從10月28日開始說吧。
”就算我不能說服他們同意我的決定是對的，我依然希望至少能向他們解釋一下我的想法，讓他們知道我面臨的兩難抉擇，以及我為什麼選擇了“坦言”而不是“隐瞞”。
我的做法的确不完美，但就我當時掌握的事實信息來看，我做到了所有我能做的。
這就是那天我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
說完這番話，我知道我至少說服了在場的一名聽衆——查克·舒默（ChuckSchumer），隻見他向我走來，眼含熱淚，抓起我的手，另一隻手拍着我的胸膛，說：“我理解，我理解你。
你當時的處境太艱難了。
” 我非常希望，聯邦調查局的所作所為，我的所作所為，不是大選結果的決定性因素。
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都給希拉裡·克林頓投了票，也在唐納德·特朗普宣誓就職的第二天參加了華盛頓2017年女性大遊行。
就像我在證詞裡說的，一想到可能是我的決定影響了大選結果，我就隐隐覺得難受。
這不僅僅因為唐納德·特朗普身上有很多問題，他不是一個好領導（他的毛病太多了，甚至連我證詞裡“隐隐覺得難受”這句話都沒能理解）。
我會感到難受是因為，我的一生都緻力于為我深愛的機構服務，而我之所以熱愛這個機構，是因為它并不為任何政治勢力所用，獨立于大選的狂熱之外。
因此，隻要一想到可能是我的決定影響了大選結果，我就無法接受。
然而，2016年的大選與之前任何一次都不同。
我的一個孩子給我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