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坦言還是隐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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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坦言”，也不想“隐瞞”。
得到了她們的回複之後，我有一瞬間想着要不要告訴她們我決定不通知國會。
我就是想看看，如果我把責任完全推給她們，她們會是什麼反應。
但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這樣做不僅非常愚蠢，而且還十分膽怯。
我又一次走上了風口浪尖，接受所有的批評和指責。
我告訴“中期團隊”，讓他們把我準備遞交國會的草案送到司法部審核，問司法部是否要做出什麼改動。
司法部盡管依舊不建議我這麼做，但還是在措辭上給了我一些中肯的建議。
10月28日，星期五。
早上起來，我突然想起這天是當年“拉姆齊強奸案”的39周年紀念日。
這天，我将草案遞交給國會議長和各個委員會的高級成員。
而就在幾個月前，我剛給他們遞交過一份報告，稱希拉裡郵件案的所有調查都已經“完全結束”了。
跟7月那次一樣，我還是給所有的聯邦調查局員工都發了一封郵件，告訴大家現在的情況。
我的同事們： 今天早上，我已将有關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郵件一案重啟調查的相關草案遞交國會。
昨天，調查團隊告訴我，他們在一個不相關的案子裡發現了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相關信息，于是他們想要查看這些郵件。
因為這些郵件确實與我們的調查相關，我已經同意他們采取恰當的措施，獲得并審查這些郵件。
當然，按照慣例，我們沒有必要将此次調查告知國會。
但鑒于幾個月之前，我已經再三證實，我們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已經完全結束，因此我認為我有義務告知國會我們将重啟調查。
同時，我也認為，如果我們隐瞞不說的話，将會誤導美國民衆。
然而，由于我們并不知道這些新發現的郵件中含有什麼信息，因此我不想誤導大家得出什麼結論。
我們已盡力平衡各種措辭，盡力将草案寫得言簡意赅，但鑒于大選将至，一定會有很多人誤解我們的做法。
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直接從我這裡聽到這個消息。
大概10分鐘之後，我遞交國會的草案就被媒體披露了，比我預想的速度慢了9分鐘，我本以為在華盛頓，這封草案會立刻被曝光。
但跟我想的一樣的是，這封草案引起了極大轟動。
對7月聯邦調查局發表的那篇聲明持支持态度的人和持反對态度的人顯然調換了位置。
因為害怕我的這封草案最後會讓特朗普登上總統寶座，那些原本很理智的人也有些抓狂了。
同時，認為聯邦調查局嚴重違反司法部的規章政策的人也愈加歇斯底裡。
當然，對于這種事情并沒有什麼明文規定，也從沒在大選年發生過這種事情。
我覺得，理智的人可能會決定不對聯邦調查局重啟調查一事發表看法，但批評我們違反規定的聲音讓我不能接受。
“告訴我，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做？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問他們。
但沒人回答，報紙專欄作者、電視評論員都不理會我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他們的答案，大多數人肯定會選擇有利于自己立場的做法。
然而，聯邦調查局沒有立場，聯邦調查局是中立的，聯邦調查局代表了蒙着雙眼的正義女神，要在政治世界之外做正确的選擇。
10月30日，星期日。
晚上，我收到了來自司法部部長的一封郵件，問我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會後，單獨留下見她。
“當然可以。
”我回複道。
每星期一早上，聯邦調查局總部都會召開情報簡報會。
就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司法部部長當着所有與會人員的面，問我是否可以留下來單獨跟她談話。
我感到有點奇怪，昨晚我已經回複郵件，同意單獨見面了，她為什麼還要問一遍呢？但當我看到同事們的表情時，我明白了她的意圖。
會後，我們在為司法部部長預備的私人辦公室裡談話，辦公室就在簡報會會議室旁邊。
她的下屬和我的下屬等在外面，辦公室裡隻有我們兩個人。
在過去幾天裡，媒體的抗議鋪天蓋地，尤其是支持希拉裡·克林頓的媒體，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洛蕾塔·林奇要跟我說什麼。
她會吼我嗎？會威脅我嗎？會警告我嗎？會給我帶來總統的口信嗎？奧巴馬政府裡的每個官員對我都非常憤怒，唯恐我會阻斷希拉裡的總統之路。
我完全有理由認為林奇也跟他們一樣。
我先走進辦公室，轉過身等司法部部長關上門。
她關上了門，轉過來，低下頭，張開手臂，向我走來。
雖然擁抱确實是表示尊重的一種方式，但這個擁抱實在是有點尴尬，這很可能是因為我比林奇高出了整整46厘米，我們擁抱的時候，她的臉隻能到我的胸口。
我也伸出手，尴尬地拍了拍她的後背。
“我隻是覺得，你可能需要一個擁抱。
”她說。
确實如此。
盡管我并不太習慣擁抱，但這幾天我覺得自己确實快被打倒了，在外人看來可能也是如此。
然後，她坐在沙發上，揮手讓我坐在邊上的一個扶手椅上，問道：“你怎麼樣？”從她的語氣中，我感受到了真誠的關切。
我對她講，這幾天簡直就像噩夢一樣。
我向她解釋了我的想法，我面臨的“糟糕透頂”和“嚴重打擊”這個兩難選擇，解釋了我覺得“糟糕透頂”總比“嚴重打擊”要好。
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這些郵件是在11月4日洩露出來的，你會不會好選擇一點兒？”她問我。
11月4日就是大選之前的那個周五。
“當然會，洛蕾塔。
” 我并不是以郵件洩露為前提做出我的決定的，但林奇說得沒錯。
隻要司法部批準了這封搜查令，世人早晚都會知道我們重啟了希拉裡郵件案的調查，那時聯邦調查局就會被批評不誠實。
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不是同意我的做法？是不是說我這麼做是對的？她是不是在以某種方式感謝我做了這個“出頭鳥”，扛下了所有的指責？但她并不會回答這些問題。
幾分鐘後，我們的交談就結束了。
林奇起身走向門口，忽然停下，轉身對我說：“裝得沮喪點兒。
”她嘴角閃過一絲笑意。
她一定是跟什麼人說過，要好好教訓教訓我。
世界真殘酷。
至于我，整個噩夢真是太難熬了。
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評論讓我漸漸有些麻木，甚至之前挺喜歡我的人都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那些之前就反對我的人就罵得更難聽了。
我理解他們。
我妻子也希望希拉裡·克林頓當選首位女性總統，但她更加擔心我又成為衆矢之的。
她對我說，她完全理解我的做法，但她不願意接受我又要沖出去被批評、被指責。
她說：“好像總是你出面挨槍子兒。
我明白你這麼做的原因，但我總是希望挨槍子兒的不是你，是别人。
” 民衆情緒沸騰，好像聯邦調查局的天平已經傾向唐納德·特朗普了。
然而，沒有什麼聽證會、記者會或任何機會能讓我們向公衆解釋聯邦調查局為什麼這麼做，我們也沒有機會在遞交國會的草案中添上幾筆理由。
因為我們并不知道手中的信息究竟會帶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會找到什麼。
這時候，任何公開發布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會誤導民衆，隻能讓情勢雪上加霜。
因此，我在遞交國會的草案中，措辭十分嚴謹。
聯邦調查局于某不相關案件中了解到，某些郵件疑似與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相關。
調查團隊已于昨日向我進行了簡要彙報。
經我同意，調查團隊将采取恰當的必要措施審查相關郵件，确定其中是否含有機密信息，評估該批郵件對調查的重要性。
現就此告知國會。
盡管截至目前，聯邦調查局尚不能斷定該批材料的重要性，也無法預知審查郵件的所需時間，但鑒于我之前對此案的相關證詞，我依然認為有必要就此告知國會。
在接下來的一周裡，聯邦調查局對韋納的筆記本電腦中的郵件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審查。
我忘記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的一天，我去白宮戰情室參加了一個會議。
無論是走過白宮長長的走廊，還是坐在會議室裡，我都感覺自己像《第六感》裡的布魯斯·威利斯（BruceWillis）一樣，明明已經是個死人，卻不自知。
因為基本所有人都把我當空氣。
坐在戰情室裡，我甚至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
隻有國家情報總監吉姆·克拉珀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JohnBrennan）在我站在走廊裡等着開會的時候，過來跟我打了個招呼。
他們倆都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勵我要挺住。
除了他們，甚至沒人看我一眼。
吉姆·克拉珀是我在政府機構中最為欣賞的領導。
他有點秃頂，脾氣有點暴躁，臉上總是一副讓人摸不透的表情，聲音低沉，但内在是個鐵骨柔情的硬漢，善良又強硬，自信但謙遜。
作
得到了她們的回複之後，我有一瞬間想着要不要告訴她們我決定不通知國會。
我就是想看看，如果我把責任完全推給她們，她們會是什麼反應。
但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這樣做不僅非常愚蠢，而且還十分膽怯。
我又一次走上了風口浪尖，接受所有的批評和指責。
我告訴“中期團隊”，讓他們把我準備遞交國會的草案送到司法部審核，問司法部是否要做出什麼改動。
司法部盡管依舊不建議我這麼做，但還是在措辭上給了我一些中肯的建議。
10月28日，星期五。
早上起來，我突然想起這天是當年“拉姆齊強奸案”的39周年紀念日。
這天，我将草案遞交給國會議長和各個委員會的高級成員。
而就在幾個月前，我剛給他們遞交過一份報告，稱希拉裡郵件案的所有調查都已經“完全結束”了。
跟7月那次一樣，我還是給所有的聯邦調查局員工都發了一封郵件，告訴大家現在的情況。
我的同事們： 今天早上，我已将有關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郵件一案重啟調查的相關草案遞交國會。
昨天，調查團隊告訴我，他們在一個不相關的案子裡發現了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相關信息，于是他們想要查看這些郵件。
因為這些郵件确實與我們的調查相關，我已經同意他們采取恰當的措施，獲得并審查這些郵件。
當然，按照慣例，我們沒有必要将此次調查告知國會。
但鑒于幾個月之前，我已經再三證實，我們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已經完全結束，因此我認為我有義務告知國會我們将重啟調查。
同時，我也認為，如果我們隐瞞不說的話，将會誤導美國民衆。
然而，由于我們并不知道這些新發現的郵件中含有什麼信息，因此我不想誤導大家得出什麼結論。
我們已盡力平衡各種措辭，盡力将草案寫得言簡意赅，但鑒于大選将至，一定會有很多人誤解我們的做法。
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直接從我這裡聽到這個消息。
大概10分鐘之後，我遞交國會的草案就被媒體披露了，比我預想的速度慢了9分鐘，我本以為在華盛頓，這封草案會立刻被曝光。
但跟我想的一樣的是，這封草案引起了極大轟動。
對7月聯邦調查局發表的那篇聲明持支持态度的人和持反對态度的人顯然調換了位置。
因為害怕我的這封草案最後會讓特朗普登上總統寶座，那些原本很理智的人也有些抓狂了。
同時，認為聯邦調查局嚴重違反司法部的規章政策的人也愈加歇斯底裡。
當然，對于這種事情并沒有什麼明文規定，也從沒在大選年發生過這種事情。
我覺得，理智的人可能會決定不對聯邦調查局重啟調查一事發表看法，但批評我們違反規定的聲音讓我不能接受。
“告訴我，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做？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問他們。
但沒人回答，報紙專欄作者、電視評論員都不理會我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他們的答案，大多數人肯定會選擇有利于自己立場的做法。
然而，聯邦調查局沒有立場，聯邦調查局是中立的，聯邦調查局代表了蒙着雙眼的正義女神，要在政治世界之外做正确的選擇。
10月30日，星期日。
晚上，我收到了來自司法部部長的一封郵件，問我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會後，單獨留下見她。
“當然可以。
”我回複道。
每星期一早上，聯邦調查局總部都會召開情報簡報會。
就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司法部部長當着所有與會人員的面，問我是否可以留下來單獨跟她談話。
我感到有點奇怪，昨晚我已經回複郵件，同意單獨見面了，她為什麼還要問一遍呢？但當我看到同事們的表情時，我明白了她的意圖。
會後，我們在為司法部部長預備的私人辦公室裡談話，辦公室就在簡報會會議室旁邊。
她的下屬和我的下屬等在外面，辦公室裡隻有我們兩個人。
在過去幾天裡，媒體的抗議鋪天蓋地，尤其是支持希拉裡·克林頓的媒體，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洛蕾塔·林奇要跟我說什麼。
她會吼我嗎？會威脅我嗎？會警告我嗎？會給我帶來總統的口信嗎？奧巴馬政府裡的每個官員對我都非常憤怒，唯恐我會阻斷希拉裡的總統之路。
我完全有理由認為林奇也跟他們一樣。
我先走進辦公室，轉過身等司法部部長關上門。
她關上了門，轉過來，低下頭，張開手臂，向我走來。
雖然擁抱确實是表示尊重的一種方式，但這個擁抱實在是有點尴尬，這很可能是因為我比林奇高出了整整46厘米，我們擁抱的時候，她的臉隻能到我的胸口。
我也伸出手，尴尬地拍了拍她的後背。
“我隻是覺得，你可能需要一個擁抱。
”她說。
确實如此。
盡管我并不太習慣擁抱，但這幾天我覺得自己确實快被打倒了，在外人看來可能也是如此。
然後，她坐在沙發上，揮手讓我坐在邊上的一個扶手椅上，問道：“你怎麼樣？”從她的語氣中，我感受到了真誠的關切。
我對她講，這幾天簡直就像噩夢一樣。
我向她解釋了我的想法，我面臨的“糟糕透頂”和“嚴重打擊”這個兩難選擇，解釋了我覺得“糟糕透頂”總比“嚴重打擊”要好。
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這些郵件是在11月4日洩露出來的，你會不會好選擇一點兒？”她問我。
11月4日就是大選之前的那個周五。
“當然會，洛蕾塔。
” 我并不是以郵件洩露為前提做出我的決定的，但林奇說得沒錯。
隻要司法部批準了這封搜查令，世人早晚都會知道我們重啟了希拉裡郵件案的調查，那時聯邦調查局就會被批評不誠實。
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不是同意我的做法？是不是說我這麼做是對的？她是不是在以某種方式感謝我做了這個“出頭鳥”，扛下了所有的指責？但她并不會回答這些問題。
幾分鐘後，我們的交談就結束了。
林奇起身走向門口，忽然停下，轉身對我說：“裝得沮喪點兒。
”她嘴角閃過一絲笑意。
她一定是跟什麼人說過，要好好教訓教訓我。
世界真殘酷。
至于我，整個噩夢真是太難熬了。
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評論讓我漸漸有些麻木，甚至之前挺喜歡我的人都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那些之前就反對我的人就罵得更難聽了。
我理解他們。
我妻子也希望希拉裡·克林頓當選首位女性總統，但她更加擔心我又成為衆矢之的。
她對我說，她完全理解我的做法，但她不願意接受我又要沖出去被批評、被指責。
她說：“好像總是你出面挨槍子兒。
我明白你這麼做的原因，但我總是希望挨槍子兒的不是你，是别人。
” 民衆情緒沸騰，好像聯邦調查局的天平已經傾向唐納德·特朗普了。
然而，沒有什麼聽證會、記者會或任何機會能讓我們向公衆解釋聯邦調查局為什麼這麼做，我們也沒有機會在遞交國會的草案中添上幾筆理由。
因為我們并不知道手中的信息究竟會帶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會找到什麼。
這時候，任何公開發布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會誤導民衆，隻能讓情勢雪上加霜。
因此，我在遞交國會的草案中，措辭十分嚴謹。
聯邦調查局于某不相關案件中了解到，某些郵件疑似與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相關。
調查團隊已于昨日向我進行了簡要彙報。
經我同意，調查團隊将采取恰當的必要措施審查相關郵件，确定其中是否含有機密信息，評估該批郵件對調查的重要性。
現就此告知國會。
盡管截至目前，聯邦調查局尚不能斷定該批材料的重要性，也無法預知審查郵件的所需時間，但鑒于我之前對此案的相關證詞，我依然認為有必要就此告知國會。
在接下來的一周裡，聯邦調查局對韋納的筆記本電腦中的郵件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審查。
我忘記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的一天，我去白宮戰情室參加了一個會議。
無論是走過白宮長長的走廊，還是坐在會議室裡，我都感覺自己像《第六感》裡的布魯斯·威利斯（BruceWillis）一樣，明明已經是個死人，卻不自知。
因為基本所有人都把我當空氣。
坐在戰情室裡，我甚至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
隻有國家情報總監吉姆·克拉珀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JohnBrennan）在我站在走廊裡等着開會的時候，過來跟我打了個招呼。
他們倆都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勵我要挺住。
除了他們，甚至沒人看我一眼。
吉姆·克拉珀是我在政府機構中最為欣賞的領導。
他有點秃頂，脾氣有點暴躁，臉上總是一副讓人摸不透的表情，聲音低沉，但内在是個鐵骨柔情的硬漢，善良又強硬，自信但謙遜。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