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坦言還是隐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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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們為什麼要見我，但我立即讓工作人員安排了一次會面。
當天上午，我們就見面了。
我走進會議室，微笑着向在座的主管、律師和所有“中期團隊”成員緻意。
他們都坐在當初常坐的椅子上。
“我們又回來啦！”我一邊說，一邊坐到了我的座位上。
“怎麼了各位？有什麼事兒嗎？” 在這之後很久，我都沒再那樣笑過了。
“中期團隊”的成員向我解釋，在韋納的筆記本電腦中，他們發現了幾萬封與希拉裡·克林頓的私人郵箱的往來郵件。
這是很大一部分郵件啊！2014年，希拉裡将其私人服務器上的郵件提交國務院的時候，她提交了大概3萬封，删除了其他3萬封，并聲稱那些是私人郵件。
這些新發現的郵件數量比她提交的和删除的郵件總數還要多。
在調查過程中，還有一些信息引起了調查人員的注意。
“中期團隊”一直沒找到希拉裡·克林頓剛出任國務卿那幾個月時的郵件，那時候她用的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黑莓郵箱域名。
調查人員特别想找到這些郵件，因為如果存在所謂的“問題郵件”（要麼是有人跟她說不要用私人郵件系統，要麼是她知道她這麼處理機密信息是不對的），那麼這些信息最有可能出現在她出任國務卿之初，剛剛設立私人服務器的那段時間當中。
然而，我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找到這些黑莓郵箱的郵件。
不知為何，韋納的電腦中有幾十萬封來自希拉裡·克林頓的使用黑莓郵箱域名的郵件。
調查人員告訴我，這些郵件中可能就有那些早期郵件，而韋納早已麻煩纏身，是絕對不會同意我們搜查這些郵件的。
“我們需要您的許可去申請一個搜查令。
” 我當然同意，我馬上回答了他們：“去申請吧！” “你們最快需要多久能審核完這些郵件，并且評估它們是不是有用？” 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說，審核這些郵件可能要好幾周才行。
郵件的數量太多，不可能更快了。
他們每個人都要看上幾萬封，而且還得是熟悉案情的人才行，并不是随便哪一位聯邦調查局探員都可以做的，不熟悉案情的人連要找什麼都不知道。
調查人員告訴我，11月8日大選之前，他們不可能完成對這些郵件的調查工作，因為隻剩下不到兩周時間了。
“好吧，但請盡快完成。
要保質保量地完成，不要為了加快速度而犧牲質量。
” 會後，調查人員聯系了司法部的律師，律師同意立刻申請相關搜查令，批準調查人員搜查韋納筆記本電腦上有關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
于是，我們又面臨着一個問題。
7月的時候，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美國民衆和所有的國會成員，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是真實的、稱職的、獨立的，這個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沒有任何繼續的必要，所有人都可以相信這個結論。
然而在10月27日，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又決定申請搜查令，對數萬封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展開調查，其中可能就包括會推翻之前調查結果的證據。
同時，調查人員還告訴我，這個調查不可能在大選之前完成。
那我們的責任何在呢？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那樣，自成立以來，聯邦調查局的準則就是不影響大選。
這個準則，或者說傳統，是我的立身之命。
這也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沒有簽署奧巴馬政府關于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的10月聲明。
如果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項全新的調查，我們可以不采取任何相應措施，什麼也不做。
但在希拉裡郵件案上，我隻看到了兩種選擇，任何一種都要求我們采取相應措施。
其中一個選擇是“坦言”。
這樣，我就得通知國會，聯邦調查局之前的調查聲明并不是真的。
這簡直是太糟糕了，會把聯邦調查局和我本人都置于可能影響大選結果的位置上。
這不是個好選擇，簡直是個糟糕透頂的選擇。
如果能避免，我絕不會選這個。
另一個選擇是什麼呢？另一個選擇是“隐瞞”。
聯邦調查局的成敗，完全依賴于民衆的信賴。
作為聯邦調查局的代表，我曾向國會和美國民衆發誓，稱這個案子的調查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知道這個案子并沒有結束。
如果我們一邊申請搜查令，審核數萬封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一邊卻對此保持沉默，這就是對真相的隐瞞。
這就意味着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誤導、并且要繼續誤導整個國會和全體美國人民。
無論是“坦言”還是“隐瞞”，都不是什麼好選擇。
“中期團隊”經驗豐富的調查員對此争論不休。
我們一起展開讨論，沒得出結論，大家各自回去思考，然後再聚在一起讨論。
我們坐在會議室裡，從各個角度讨論所有我們能想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我的辦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JimRybicki）坐在長方形會議桌的另一頭——我的對面。
這是他常坐的位置，這樣他就能靜靜地觀察所有與會人員和他們的肢體語言，他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聽到所有人的發言，确保沒有人被遺漏。
他的情商很高，如果他看到了什麼令他擔憂的事情——比如說有人遲疑了，或是誰的發言沒有被聆聽，他就會私下跟那個人溝通，然後告訴我，這樣我就能在接下來的會議中把被忽略的與會人員重新帶入讨論範圍内。
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也扮演着類似的角色。
貝克是我的老友，也是诤友。
無論何時，隻要有沒被充分讨論的争論或疑慮，貝克都會将其重新帶回讨論中。
貝克還經常私下來找我讨論問題，故意提出跟我相反的觀點，但我知道，他這樣是為了能讓我從不同視角、不同方面考慮問題。
我們讨論，然後再推翻自己的讨論，循環往複。
但讨論了幾十個角度之後，我們又回到了原點——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岌岌可危。
假設一下，如果兩周之後，希拉裡·克林頓真的被選為美國總統了（其實當時幾乎每個人都覺得希拉裡·克林頓能當選），當選之後要是有人揭露她仍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象，那麼整個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和希拉裡的總統之路将會面臨什麼樣的影響？如果總統大選之後，我們真的找到了能起訴希拉裡·克林頓的證據，我們又該怎麼辦？無論我們找到了什麼，這種對真相的隐瞞都會對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公信力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這麼想來，“糟糕透頂”和“嚴重打擊”之間，還是很好選的，我們得告訴國會，今時不同往日了。
就在我們要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團隊中的一名律師問了一個要命的問題。
她是個十分聰明但很安靜的人，有時候在會上我還得點名讓她發言。
她問我們：“你們想沒想過，你們現在做的這些可能最終會幫助唐納德·特朗普赢得美國大選？” 我沉默了。
我當然想過，每個人應該都想過這個問題，隻是大家沒說出來。
我感謝了她的提問，随後回答道：“這是個好問題，但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因為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要保障聯邦調查局的司法獨立性。
如果我們開始以政治角度思考問題，思考我們的做法會影響哪一派的政治利益，那我們從一開始就輸了。
”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聯邦調查局也像華盛頓的那些黨派人士一樣思考問題，想着什麼決定對我的黨派有利，這個決定會助益哪些人的政治前途，會毀掉哪些人的政治前途，那麼聯邦調查局就再也得不到公衆的信任，也不配得到公衆的信任了。
這樣，我們的“信用水池”就會幹涸。
我命令團隊成員告知司法部高級官員，聯邦調查局必須知會國會，對希拉裡·克林頓的調查已經重啟，這是我們作為聯邦調查局成員的責任。
我會盡可能不披露細節，但聯邦調查局得對此發聲。
我說，我願意跟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就這個問題展開讨論。
我并不完全清楚，為什麼我現在願意跟她們合作，而7月的時候不願意。
我覺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出自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畢竟我曾經因為繞過司法部單獨行動而受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覺得這次她們會跟我意見相同，會在這個嚴峻的形勢下支持我。
畢竟，司法部部長在7月的時候曾公開表态，說聯邦調查局對希拉裡郵件案的調查非常徹底，而且案子也結得很漂亮。
現在，她自己的檢察官就在針對此案重新申請搜查令。
她當然也能看出來，如果我們隐瞞真相，那将是司法部的一場災難。
然而，林奇和耶茨都通過工作人員對我表态，她們不同意我的做法，不願意跟我站在一起，重啟調查隻是我一廂情願的做法。
但她們并沒有命令我不要重啟調查，我應該遵守她們的命令。
果然，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都不想選擇，既不
當天上午，我們就見面了。
我走進會議室，微笑着向在座的主管、律師和所有“中期團隊”成員緻意。
他們都坐在當初常坐的椅子上。
“我們又回來啦！”我一邊說，一邊坐到了我的座位上。
“怎麼了各位？有什麼事兒嗎？” 在這之後很久，我都沒再那樣笑過了。
“中期團隊”的成員向我解釋，在韋納的筆記本電腦中，他們發現了幾萬封與希拉裡·克林頓的私人郵箱的往來郵件。
這是很大一部分郵件啊！2014年，希拉裡将其私人服務器上的郵件提交國務院的時候，她提交了大概3萬封，删除了其他3萬封，并聲稱那些是私人郵件。
這些新發現的郵件數量比她提交的和删除的郵件總數還要多。
在調查過程中，還有一些信息引起了調查人員的注意。
“中期團隊”一直沒找到希拉裡·克林頓剛出任國務卿那幾個月時的郵件，那時候她用的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黑莓郵箱域名。
調查人員特别想找到這些郵件，因為如果存在所謂的“問題郵件”（要麼是有人跟她說不要用私人郵件系統，要麼是她知道她這麼處理機密信息是不對的），那麼這些信息最有可能出現在她出任國務卿之初，剛剛設立私人服務器的那段時間當中。
然而，我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找到這些黑莓郵箱的郵件。
不知為何，韋納的電腦中有幾十萬封來自希拉裡·克林頓的使用黑莓郵箱域名的郵件。
調查人員告訴我，這些郵件中可能就有那些早期郵件，而韋納早已麻煩纏身，是絕對不會同意我們搜查這些郵件的。
“我們需要您的許可去申請一個搜查令。
” 我當然同意，我馬上回答了他們：“去申請吧！” “你們最快需要多久能審核完這些郵件，并且評估它們是不是有用？” 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說，審核這些郵件可能要好幾周才行。
郵件的數量太多，不可能更快了。
他們每個人都要看上幾萬封，而且還得是熟悉案情的人才行，并不是随便哪一位聯邦調查局探員都可以做的，不熟悉案情的人連要找什麼都不知道。
調查人員告訴我，11月8日大選之前，他們不可能完成對這些郵件的調查工作，因為隻剩下不到兩周時間了。
“好吧，但請盡快完成。
要保質保量地完成，不要為了加快速度而犧牲質量。
” 會後，調查人員聯系了司法部的律師，律師同意立刻申請相關搜查令，批準調查人員搜查韋納筆記本電腦上有關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
于是，我們又面臨着一個問題。
7月的時候，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美國民衆和所有的國會成員，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是真實的、稱職的、獨立的，這個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沒有任何繼續的必要，所有人都可以相信這個結論。
然而在10月27日，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又決定申請搜查令，對數萬封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展開調查，其中可能就包括會推翻之前調查結果的證據。
同時，調查人員還告訴我，這個調查不可能在大選之前完成。
那我們的責任何在呢？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那樣，自成立以來，聯邦調查局的準則就是不影響大選。
這個準則，或者說傳統，是我的立身之命。
這也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沒有簽署奧巴馬政府關于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的10月聲明。
如果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項全新的調查，我們可以不采取任何相應措施，什麼也不做。
但在希拉裡郵件案上，我隻看到了兩種選擇，任何一種都要求我們采取相應措施。
其中一個選擇是“坦言”。
這樣，我就得通知國會，聯邦調查局之前的調查聲明并不是真的。
這簡直是太糟糕了，會把聯邦調查局和我本人都置于可能影響大選結果的位置上。
這不是個好選擇，簡直是個糟糕透頂的選擇。
如果能避免，我絕不會選這個。
另一個選擇是什麼呢？另一個選擇是“隐瞞”。
聯邦調查局的成敗，完全依賴于民衆的信賴。
作為聯邦調查局的代表，我曾向國會和美國民衆發誓，稱這個案子的調查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知道這個案子并沒有結束。
如果我們一邊申請搜查令，審核數萬封希拉裡·克林頓的郵件，一邊卻對此保持沉默，這就是對真相的隐瞞。
這就意味着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誤導、并且要繼續誤導整個國會和全體美國人民。
無論是“坦言”還是“隐瞞”，都不是什麼好選擇。
“中期團隊”經驗豐富的調查員對此争論不休。
我們一起展開讨論，沒得出結論，大家各自回去思考，然後再聚在一起讨論。
我們坐在會議室裡，從各個角度讨論所有我們能想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我的辦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JimRybicki）坐在長方形會議桌的另一頭——我的對面。
這是他常坐的位置，這樣他就能靜靜地觀察所有與會人員和他們的肢體語言，他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聽到所有人的發言，确保沒有人被遺漏。
他的情商很高，如果他看到了什麼令他擔憂的事情——比如說有人遲疑了，或是誰的發言沒有被聆聽，他就會私下跟那個人溝通，然後告訴我，這樣我就能在接下來的會議中把被忽略的與會人員重新帶入讨論範圍内。
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也扮演着類似的角色。
貝克是我的老友，也是诤友。
無論何時，隻要有沒被充分讨論的争論或疑慮，貝克都會将其重新帶回讨論中。
貝克還經常私下來找我讨論問題，故意提出跟我相反的觀點，但我知道，他這樣是為了能讓我從不同視角、不同方面考慮問題。
我們讨論，然後再推翻自己的讨論，循環往複。
但讨論了幾十個角度之後，我們又回到了原點——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岌岌可危。
假設一下，如果兩周之後，希拉裡·克林頓真的被選為美國總統了（其實當時幾乎每個人都覺得希拉裡·克林頓能當選），當選之後要是有人揭露她仍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象，那麼整個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和希拉裡的總統之路将會面臨什麼樣的影響？如果總統大選之後，我們真的找到了能起訴希拉裡·克林頓的證據，我們又該怎麼辦？無論我們找到了什麼，這種對真相的隐瞞都會對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公信力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這麼想來，“糟糕透頂”和“嚴重打擊”之間，還是很好選的，我們得告訴國會，今時不同往日了。
就在我們要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團隊中的一名律師問了一個要命的問題。
她是個十分聰明但很安靜的人，有時候在會上我還得點名讓她發言。
她問我們：“你們想沒想過，你們現在做的這些可能最終會幫助唐納德·特朗普赢得美國大選？” 我沉默了。
我當然想過，每個人應該都想過這個問題，隻是大家沒說出來。
我感謝了她的提問，随後回答道：“這是個好問題，但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因為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要保障聯邦調查局的司法獨立性。
如果我們開始以政治角度思考問題，思考我們的做法會影響哪一派的政治利益，那我們從一開始就輸了。
”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聯邦調查局也像華盛頓的那些黨派人士一樣思考問題，想着什麼決定對我的黨派有利，這個決定會助益哪些人的政治前途，會毀掉哪些人的政治前途，那麼聯邦調查局就再也得不到公衆的信任，也不配得到公衆的信任了。
這樣，我們的“信用水池”就會幹涸。
我命令團隊成員告知司法部高級官員，聯邦調查局必須知會國會，對希拉裡·克林頓的調查已經重啟，這是我們作為聯邦調查局成員的責任。
我會盡可能不披露細節，但聯邦調查局得對此發聲。
我說，我願意跟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就這個問題展開讨論。
我并不完全清楚，為什麼我現在願意跟她們合作，而7月的時候不願意。
我覺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出自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畢竟我曾經因為繞過司法部單獨行動而受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覺得這次她們會跟我意見相同，會在這個嚴峻的形勢下支持我。
畢竟，司法部部長在7月的時候曾公開表态，說聯邦調查局對希拉裡郵件案的調查非常徹底，而且案子也結得很漂亮。
現在，她自己的檢察官就在針對此案重新申請搜查令。
她當然也能看出來，如果我們隐瞞真相，那将是司法部的一場災難。
然而，林奇和耶茨都通過工作人員對我表态，她們不同意我的做法，不願意跟我站在一起，重啟調查隻是我一廂情願的做法。
但她們并沒有命令我不要重啟調查，我應該遵守她們的命令。
果然，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都不想選擇，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