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飛來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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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裡在接受訊問之前并沒有被要求起誓，但這也是标準流程，因為聯邦調查局在嫌疑人自願接受訊問時不會要求他們起誓。
但無論如何，如果聯邦調查局發現在訊問過程中希拉裡·克林頓說謊，那根據聯邦法律，她還是犯了重罪。
簡而言之，盡管媒體和國會一直都針對此事喋喋不休，但聯邦調查局确實遵循了标準流程來對希拉裡·克林頓進行訊問。
當天下午，我跟“中期團隊”的成員通了很長時間電話，聽取了他們的彙報，他們并沒有什麼新發現，畢竟這些專業的調查人員已經在過去的一年中花了成百上千個小時調查希拉裡，讀了她的上千封郵件，拜訪了她身邊所有的人。
根據希拉裡·克林頓的陳述，她不太了解科技和安保方面的信息，隻是圖方便才使用了個人郵箱，想避免同時使用政府工作郵箱和私人郵箱的麻煩，同時她依舊不認為郵件内容是機密信息。
在她的回憶錄《何以緻敗》中，她也提到了自己對科技的無知。
在她看來，她位于紐約查巴克家中的私人服務器是十分安全的，因為這個房子在特警保護之下，不可能被外人黑入。
但她不知道的是，黑進一個服務器并不需要破門而入，而是在互聯網上遠程操作就可以完成。
她還在訊問中說道，因為國務院的基礎通信設施建設并不完善，不能為她和她的高級員工提供可靠的郵箱和電話，因此很多員工都會選擇“避開”對敏感信息的談論，而她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員工已經成功地“避開”了那些敏感的機密信息。
她說的這些确實有點道理，但機密信息就是機密信息，洩露了就是洩露了。
訊問中，希拉裡·克林頓說她将審核和删除郵件的權利下放給了他人，相信他們隻會删掉純私人郵件，并不知道這樣會妨礙司法公正。
随後，我們對希拉裡·克林頓的訊問結果進行了仔細的審核和讨論，并不能證實她在任何一句話上說謊了，一句都沒有。
她沒有承認有任何操作不當，也沒有表現出她是知法犯法。
無論我們信與不信，我們都沒有證據證明她說謊了。
在這個案子上，調查人員沒法再進行下去了，于是這個案子結束了。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美國人民需要知道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結果。
接下來的周末和星期一，我都和整個團隊一起起草結案聲明。
我們決定直播我們的結案聲明，真人出鏡，這樣民衆就能第一時間知道結果。
而且，我們要努力保持自己一貫專業的、不偏不倚的形象。
在我們的設計中，這場直播很短，不接受提問，但我們會盡力提供盡可能多的細節信息，盡可能使該案件公開、透明。
我們相信，查案細節和調查發現對于該案件的調查結果和結案聲明的可信度無比重要。
聲明中的每個字都通過了聯邦調查局法律團隊的審核，确保其符合司法部政策以及現行法律。
7月5日那天，我非常緊張，緊張的原因有很多。
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已經岌岌可危了。
我對自己說，要鎮定，你已經55歲了，不缺錢，工作任期有10年，你不打算再轉行了，也不打算再往上爬了，有什麼可擔心的。
但我還是緊張，因為我其實非常欣賞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但現在我就要繞過她們自己單幹了，就要為這樣一個高調的案子瞞着她們發布公開聲明了，她們一定會非常生氣吧。
但如果我不繞過司法部，我們的任何一個舉動，都會被視為是受黨派鬥争影響的結果。
我在發布聲明之前一直在糾結究竟要不要告訴她們我在做什麼。
最終，我覺得我有責任知會她們，我要對此案發布聲明，但我并不打算告訴她們聲明裡寫了什麼。
是不是很糾結？ 于是，我給薩利·耶茨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就要針對希拉裡的案子發布聲明了，但不會跟司法部合作。
聽了我的話，她一個問題都沒問。
盡管之前我并沒告訴過她我的意圖，但她似乎很理解我，理解我這麼做的原因，也欣賞我的做法。
司法部部長林奇的回應有些不同，她隻問了一句話：“你打算說些什麼的？” “很抱歉，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與司法部合作，這很重要。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我這麼做的原因。
”她聽了我的回答，一言不發。
我挂斷了電話，走出了辦公室。
路上，我停下來，給全體聯邦調查局員工發了一封郵件。
我希望他們能第一個得到消息。
我的同事們： 當你們看到這封郵件的時候，我正走在去媒體見面會的路上，将要發布有關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一案的調查聲明。
随信附上聲明全文，供全體同事查閱。
你們會發現，這份聲明中披露的細節信息比我們在其他案子上披露的信息要多很多，其中就包括我們建議司法部不對調查對象提起訴訟。
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民衆對聯邦調查局的信任非常珍貴，因此我希望他們能明白我們在調查過程中都做了些什麼，我希望民衆理解，我們聯邦調查局的這次調查是一次稱職、誠實且獨立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以外的人可能會對這一調查結果有不同看法，但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們的調查不帶有任何政治傾向，完全專業，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也獨立真實、認真審慎。
這個聲明是由聯邦調查局的相關調查人員經過仔細調查得出的，并沒有其他人的幹預，也沒有通過任何機構的審查。
政府内沒有誰知道我将要發表什麼聲明，我覺得這事就該這麼辦。
雖然上一段出現了很多次“我”，但實際上這次調查和這個結論都是聯邦調查局團隊的智慧結晶。
這些極具天賦的探員、分析師、技術專家、律師和其他人員為了這個案子夜以繼日。
我與他們一起工作，保證這個團隊有足夠的資源，保證沒有人幹擾他們的調查。
實際上，确實沒有人幹擾他們的調查。
我以他們為傲，以全體聯邦調查局人為傲。
我們所有人調查這個案件的方式，将會得到全體美國人民的愛戴和尊重；我們調查這個案件的方式，值得全體美國人民的愛戴和尊重。
當天，我故意系了一條金色的領帶，沒有系藍色的，也沒有系紅色的，以免有人說我有政治傾向。
我想過要把發言的内容背會，但因為我們一直在做一些微小的調整，因此我放棄了這一想法。
我的公關團隊把發言文本投影在了牆上，這樣我就可以在發言的時候知道我說到哪裡了。
同時，我也遭到了很多非議，其中一些甚至來自我的家人，因為他們覺得我“拿腔作調”。
他們之所以說我“拿腔作調”，是因為發言的時候我就像個主持人一樣，前面鋪墊太長，不能直接切入正題。
我的本意并不是這樣，但我明白他們的意思。
在我看來，如果我一開始就把結論抛出來，說聯邦調查局并不打算對希拉裡·克林頓提起訴訟，那無論我接下來要說什麼，都不會有人聽了。
但是，我接下來要說的東西至關重要，正是這些東西才能讓美國民衆依舊相信聯邦調查局是一個稱職、誠實且獨立的司法機構。
正如我所料，華盛頓的兩黨成員都對此大為光火。
共和黨人發火是因為這個案子明明看起來“證據确鑿”，聯邦調查局最終卻選擇不起訴希拉裡·克林頓。
正如我之前說的，這個觀點非常荒謬。
凡是調查過機密信息洩露事件的、有正常思考能力的反情報工作者，絕不會覺得這個案子對職業檢察官來說是個值得起訴的案子，根本不可能。
而民主黨人怒氣沖天是因為我雖然沒有對希拉裡提起訴訟，但我描述了案件的調查細節，對希拉裡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指摘和批判，“損害”了她的名譽。
兩黨在一個問題上保持了空前的一緻：他們都認為我違反了司法部的政策。
其實，如果案情合适而公衆又關注的話，就算調查對象沒有被起訴，司法部也會披露一些案件信息的。
2015年春，聯邦調查局對密蘇裡州弗格森市的邁克爾·布朗一案結束調查後，司法部就曾披露過這個案件的相關信息，還發布過一個長達80頁的備忘錄，詳細記錄了所有調查細節。
2015年10月，針對美國國稅局主管洛伊絲·勒納（LoisLerner）的案子中，司法部也曾披露所有相關信息。
在這起案件中，聯邦調查局就美國國稅局是否曾針對并騷擾“茶黨”組織展開了刑事調查。
司法部表示，勒納的“判斷力很弱”，但“不稱職的管理并不是犯罪……勒納的行為确實令人憂慮，也急需改正，但其所作所為并不足以讓司法部對其提起刑事訴訟”。
正因為有這些先例，同時這個案子還引起了公衆的極大興趣，為了保障公衆對司法機構的信心，我們必須将我們的調查行為及調查結果公之于衆。
如果不公布調查細節，調查結果就會顯得撲朔迷離、軟弱無力，最終傷害的還是美國民衆對司法機構的信任。
而這次與之前不同的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為了保護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挺身而出，脫離司法部領導，獨立發表聲明。
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将會把我本人和我的職業聲涯直接送到所有政治勢力的槍口下，接受他們的攻擊。
然而，如果要我再選擇一次，我不會這麼做。
這麼講有點事後諸葛亮的意思，但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在發布會一開始就挑明，我們不會對希拉裡·克林頓提起訴訟。
當時，我覺得人們可能在聽完這個重磅消息之後，就不會關注餘下的信息了。
但現在回頭看，後給出結論造成的恐慌可能更麻煩。
更重要的是，我應該找一個更恰當的詞來描述希拉裡·克林頓的所作所為，一個比“極其粗心”更恰當的詞。
共和黨人為了把希拉裡·克林頓拉下台，用了100年前的法律定義，認為對機密信息的“嚴重疏忽”要被判重罪。
對于很多人來說。
我用的“極其粗心”聽起來太像“嚴重疏忽”這個法律用語了，隻有非常謹慎的律師才明白其中的區别。
我曾花了好幾個小時來應對國會針對這個詞提出的問題，而這個詞也使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成了所有人攻擊的靶子。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我對自己那天的行為絲毫不後悔，盡管大部分政治攻擊的矛頭都因此轉向了我（可能我就是因此被炒鱿魚的）。
因為我始終相信，這是能夠保護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在美國民衆心目中的公信力的最佳方法。
9月，國會聽證會如期舉行。
盡管有很多批評的聲音，但至少我可以說，聯邦調查局至此結束了希拉裡·克林頓的案子。
我們向公衆提供了所有細節信息，努力向美國人民證明聯邦調查局是一個稱職、誠實且獨立的司法機構。
現在，總統大選也如期舉行。
幾個月之後，在2017年1月27日的晚宴上，特朗普總統告訴我，我在7月召開的那場記者會“拯救了希拉裡·克林頓”。
其實，我并沒想拯救誰，就像後來我也不想“拯救唐納德·特朗普”一樣。
從始至終，我的目的就是說出真相，讓公衆知道，什麼才是對司法機構的至高忠誠。
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朱利亞諾說的是對的，我們完蛋了，跟預期的一樣痛苦。
我們自食了我們國家政治體制的惡果，我自己也受到了意料之中的攻擊。
但我仍然覺得如釋重負，因為聯邦調查局和我都不用再考慮希拉裡·克林頓和她的郵件了。
這個案子，結案了。
但願如此。
但無論如何，如果聯邦調查局發現在訊問過程中希拉裡·克林頓說謊，那根據聯邦法律，她還是犯了重罪。
簡而言之，盡管媒體和國會一直都針對此事喋喋不休，但聯邦調查局确實遵循了标準流程來對希拉裡·克林頓進行訊問。
當天下午，我跟“中期團隊”的成員通了很長時間電話，聽取了他們的彙報，他們并沒有什麼新發現，畢竟這些專業的調查人員已經在過去的一年中花了成百上千個小時調查希拉裡，讀了她的上千封郵件，拜訪了她身邊所有的人。
根據希拉裡·克林頓的陳述，她不太了解科技和安保方面的信息，隻是圖方便才使用了個人郵箱，想避免同時使用政府工作郵箱和私人郵箱的麻煩，同時她依舊不認為郵件内容是機密信息。
在她的回憶錄《何以緻敗》中，她也提到了自己對科技的無知。
在她看來，她位于紐約查巴克家中的私人服務器是十分安全的，因為這個房子在特警保護之下，不可能被外人黑入。
但她不知道的是，黑進一個服務器并不需要破門而入，而是在互聯網上遠程操作就可以完成。
她還在訊問中說道，因為國務院的基礎通信設施建設并不完善，不能為她和她的高級員工提供可靠的郵箱和電話，因此很多員工都會選擇“避開”對敏感信息的談論，而她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員工已經成功地“避開”了那些敏感的機密信息。
她說的這些确實有點道理，但機密信息就是機密信息，洩露了就是洩露了。
訊問中，希拉裡·克林頓說她将審核和删除郵件的權利下放給了他人，相信他們隻會删掉純私人郵件，并不知道這樣會妨礙司法公正。
随後，我們對希拉裡·克林頓的訊問結果進行了仔細的審核和讨論，并不能證實她在任何一句話上說謊了，一句都沒有。
她沒有承認有任何操作不當，也沒有表現出她是知法犯法。
無論我們信與不信，我們都沒有證據證明她說謊了。
在這個案子上，調查人員沒法再進行下去了，于是這個案子結束了。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美國人民需要知道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結果。
接下來的周末和星期一，我都和整個團隊一起起草結案聲明。
我們決定直播我們的結案聲明，真人出鏡，這樣民衆就能第一時間知道結果。
而且，我們要努力保持自己一貫專業的、不偏不倚的形象。
在我們的設計中，這場直播很短，不接受提問，但我們會盡力提供盡可能多的細節信息，盡可能使該案件公開、透明。
我們相信，查案細節和調查發現對于該案件的調查結果和結案聲明的可信度無比重要。
聲明中的每個字都通過了聯邦調查局法律團隊的審核，确保其符合司法部政策以及現行法律。
7月5日那天，我非常緊張，緊張的原因有很多。
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已經岌岌可危了。
我對自己說，要鎮定，你已經55歲了，不缺錢，工作任期有10年，你不打算再轉行了，也不打算再往上爬了，有什麼可擔心的。
但我還是緊張，因為我其實非常欣賞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但現在我就要繞過她們自己單幹了，就要為這樣一個高調的案子瞞着她們發布公開聲明了，她們一定會非常生氣吧。
但如果我不繞過司法部，我們的任何一個舉動，都會被視為是受黨派鬥争影響的結果。
我在發布聲明之前一直在糾結究竟要不要告訴她們我在做什麼。
最終，我覺得我有責任知會她們，我要對此案發布聲明，但我并不打算告訴她們聲明裡寫了什麼。
是不是很糾結？ 于是，我給薩利·耶茨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就要針對希拉裡的案子發布聲明了，但不會跟司法部合作。
聽了我的話，她一個問題都沒問。
盡管之前我并沒告訴過她我的意圖，但她似乎很理解我，理解我這麼做的原因，也欣賞我的做法。
司法部部長林奇的回應有些不同，她隻問了一句話：“你打算說些什麼的？” “很抱歉，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與司法部合作，這很重要。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我這麼做的原因。
”她聽了我的回答，一言不發。
我挂斷了電話，走出了辦公室。
路上，我停下來，給全體聯邦調查局員工發了一封郵件。
我希望他們能第一個得到消息。
我的同事們： 當你們看到這封郵件的時候，我正走在去媒體見面會的路上，将要發布有關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一案的調查聲明。
随信附上聲明全文，供全體同事查閱。
你們會發現，這份聲明中披露的細節信息比我們在其他案子上披露的信息要多很多，其中就包括我們建議司法部不對調查對象提起訴訟。
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民衆對聯邦調查局的信任非常珍貴，因此我希望他們能明白我們在調查過程中都做了些什麼，我希望民衆理解，我們聯邦調查局的這次調查是一次稱職、誠實且獨立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以外的人可能會對這一調查結果有不同看法，但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們的調查不帶有任何政治傾向，完全專業，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也獨立真實、認真審慎。
這個聲明是由聯邦調查局的相關調查人員經過仔細調查得出的，并沒有其他人的幹預，也沒有通過任何機構的審查。
政府内沒有誰知道我将要發表什麼聲明，我覺得這事就該這麼辦。
雖然上一段出現了很多次“我”，但實際上這次調查和這個結論都是聯邦調查局團隊的智慧結晶。
這些極具天賦的探員、分析師、技術專家、律師和其他人員為了這個案子夜以繼日。
我與他們一起工作，保證這個團隊有足夠的資源，保證沒有人幹擾他們的調查。
實際上，确實沒有人幹擾他們的調查。
我以他們為傲，以全體聯邦調查局人為傲。
我們所有人調查這個案件的方式，将會得到全體美國人民的愛戴和尊重；我們調查這個案件的方式，值得全體美國人民的愛戴和尊重。
當天，我故意系了一條金色的領帶，沒有系藍色的，也沒有系紅色的，以免有人說我有政治傾向。
我想過要把發言的内容背會，但因為我們一直在做一些微小的調整，因此我放棄了這一想法。
我的公關團隊把發言文本投影在了牆上，這樣我就可以在發言的時候知道我說到哪裡了。
同時，我也遭到了很多非議，其中一些甚至來自我的家人，因為他們覺得我“拿腔作調”。
他們之所以說我“拿腔作調”，是因為發言的時候我就像個主持人一樣，前面鋪墊太長，不能直接切入正題。
我的本意并不是這樣，但我明白他們的意思。
在我看來，如果我一開始就把結論抛出來，說聯邦調查局并不打算對希拉裡·克林頓提起訴訟，那無論我接下來要說什麼，都不會有人聽了。
但是，我接下來要說的東西至關重要，正是這些東西才能讓美國民衆依舊相信聯邦調查局是一個稱職、誠實且獨立的司法機構。
正如我所料，華盛頓的兩黨成員都對此大為光火。
共和黨人發火是因為這個案子明明看起來“證據确鑿”，聯邦調查局最終卻選擇不起訴希拉裡·克林頓。
正如我之前說的，這個觀點非常荒謬。
凡是調查過機密信息洩露事件的、有正常思考能力的反情報工作者，絕不會覺得這個案子對職業檢察官來說是個值得起訴的案子，根本不可能。
而民主黨人怒氣沖天是因為我雖然沒有對希拉裡提起訴訟，但我描述了案件的調查細節，對希拉裡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指摘和批判，“損害”了她的名譽。
兩黨在一個問題上保持了空前的一緻：他們都認為我違反了司法部的政策。
其實，如果案情合适而公衆又關注的話，就算調查對象沒有被起訴，司法部也會披露一些案件信息的。
2015年春，聯邦調查局對密蘇裡州弗格森市的邁克爾·布朗一案結束調查後，司法部就曾披露過這個案件的相關信息，還發布過一個長達80頁的備忘錄，詳細記錄了所有調查細節。
2015年10月，針對美國國稅局主管洛伊絲·勒納（LoisLerner）的案子中，司法部也曾披露所有相關信息。
在這起案件中，聯邦調查局就美國國稅局是否曾針對并騷擾“茶黨”組織展開了刑事調查。
司法部表示，勒納的“判斷力很弱”，但“不稱職的管理并不是犯罪……勒納的行為确實令人憂慮，也急需改正，但其所作所為并不足以讓司法部對其提起刑事訴訟”。
正因為有這些先例，同時這個案子還引起了公衆的極大興趣，為了保障公衆對司法機構的信心，我們必須将我們的調查行為及調查結果公之于衆。
如果不公布調查細節，調查結果就會顯得撲朔迷離、軟弱無力，最終傷害的還是美國民衆對司法機構的信任。
而這次與之前不同的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為了保護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挺身而出，脫離司法部領導，獨立發表聲明。
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将會把我本人和我的職業聲涯直接送到所有政治勢力的槍口下，接受他們的攻擊。
然而，如果要我再選擇一次，我不會這麼做。
這麼講有點事後諸葛亮的意思，但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在發布會一開始就挑明，我們不會對希拉裡·克林頓提起訴訟。
當時，我覺得人們可能在聽完這個重磅消息之後，就不會關注餘下的信息了。
但現在回頭看，後給出結論造成的恐慌可能更麻煩。
更重要的是，我應該找一個更恰當的詞來描述希拉裡·克林頓的所作所為，一個比“極其粗心”更恰當的詞。
共和黨人為了把希拉裡·克林頓拉下台，用了100年前的法律定義，認為對機密信息的“嚴重疏忽”要被判重罪。
對于很多人來說。
我用的“極其粗心”聽起來太像“嚴重疏忽”這個法律用語了，隻有非常謹慎的律師才明白其中的區别。
我曾花了好幾個小時來應對國會針對這個詞提出的問題，而這個詞也使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成了所有人攻擊的靶子。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我對自己那天的行為絲毫不後悔，盡管大部分政治攻擊的矛頭都因此轉向了我（可能我就是因此被炒鱿魚的）。
因為我始終相信，這是能夠保護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在美國民衆心目中的公信力的最佳方法。
9月，國會聽證會如期舉行。
盡管有很多批評的聲音，但至少我可以說，聯邦調查局至此結束了希拉裡·克林頓的案子。
我們向公衆提供了所有細節信息，努力向美國人民證明聯邦調查局是一個稱職、誠實且獨立的司法機構。
現在，總統大選也如期舉行。
幾個月之後，在2017年1月27日的晚宴上，特朗普總統告訴我，我在7月召開的那場記者會“拯救了希拉裡·克林頓”。
其實，我并沒想拯救誰，就像後來我也不想“拯救唐納德·特朗普”一樣。
從始至終，我的目的就是說出真相，讓公衆知道，什麼才是對司法機構的至高忠誠。
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朱利亞諾說的是對的，我們完蛋了，跟預期的一樣痛苦。
我們自食了我們國家政治體制的惡果，我自己也受到了意料之中的攻擊。
但我仍然覺得如釋重負，因為聯邦調查局和我都不用再考慮希拉裡·克林頓和她的郵件了。
這個案子，結案了。
但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