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飛來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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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給的這些郵件做調查，我們得拿到一手信息，得知道這些律師是根據什麼做出了删除郵件的決定，還得看看他們是用哪些設備進行的這一操作，這樣我們的專家才能找到這些被删除郵件的蛛絲馬迹。
可以想象，我們的這一調查活動讓司法部的律師非常緊張。
希拉裡的律師團用來審核郵件的那些電腦中也包含他們其他客戶的信息。
如果我們想搜查那些電腦，我們就有可能違反律師與當事人保密特權以及律師工作成果保護協議，不僅是希拉裡·克林頓，還有他們的其他不相關客戶的權利都有可能被侵犯。
希拉裡·克林頓的代表律師貝絲·威爾金森（BethWilkinson）在與司法部交涉時措辭非常強硬，表示她和其他律師都不會談論任何有關客戶的事情，也不可能交出自己的電腦讓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人員查看。
這就意味着他們會與我們頑抗到底。
聯邦調查局的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JimBaker）認識威爾金森，所以我請他去和威爾金森交流，表達一下我們要搜查他們的電腦的決心。
他也确實去了，但威爾金森馬上将聯邦調查局的意圖告訴了司法部。
于是，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之間的關系變得有些僵硬。
調查陷入了僵局，如果我們不能拿到那些被删除的郵件，了解他們删除郵件的原因，我們就無法對美國民衆說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是稱職的。
對于我們來講，将希拉裡·克林頓的律師牽扯進來并沒什麼大不了的，不查看這些電腦，不調查這些律師，我絕不會同意結案，絕對不會。
如果國務卿希拉裡想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都面臨刑事調查的話，那就随她吧。
盡管我們态度很堅決，但直到2016年5月中旬，我們依舊沒能有機會檢查那些電腦。
這樣，這場調查很有可能會持續到夏天，也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而兩黨都會在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名自己的總統候選人。
于是，2016年5月，我去見薩利·耶茨，對她說這場調查不能再這麼無休止地繼續下去了。
現在距離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隻有幾周的時間，我可能得建議她指派一名特别檢察官來負責此案件。
我的前任也曾經這麼做，其中最知名的應該是路易斯·弗裡局長曾經以書面形式建議司法部部長任命一名特别檢察官去調查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的資金募集活動。
我還對她說，如果司法部再不盡快結束此案的調查，就會導緻公衆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大打折扣。
我們需要一名不受政治黨派力量影響的、來自部門外部的檢察官來負責這次調查。
我不知道我會在哪一天正式向她提出這一建議，但除非我們能拿到那些電腦，否則離這一天不遠了。
耶茨理解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麼，但“中期團隊”的成員很快就感覺到，司法部的年輕律師好像打了雞血一樣。
突然，他們開始不顧一切地想要拿到那些電腦。
僅僅過了幾周，這些律師就談好了交易，拿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電腦和與希拉裡的律師團談話的機會。
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說服這些私人律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因為聯邦調查局并沒參與司法部律師與希拉裡的律師之間的談判。
最終，我們拿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但并沒有發現任何可以改變之前的結論的決定性證據。
至此，我終于能說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結果是可信的了。
我對此非常滿意。
就在整個團隊為了這些電腦鬧得人仰馬翻的時候，整個6月，我都在思考究竟怎麼結案。
距離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隻有6周了，我們如何結案才能讓公衆真的相信司法部的調查結果是公平公正的呢？這時發生了兩件事，讓我又想到了之前那個瘋狂的想法——繞過司法部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公之于衆。
首先，2016年6月中旬，俄羅斯政府開始披露從民主黨有關機構偷來的郵件。
最初是一個叫作“DCLeaks”的網站和一個自稱“Guccifer2.0”的黑客在網上公布了一些被竊取的郵件，意在針對希拉裡和民主黨。
這就意味着與洛蕾塔·林奇相關的那些機密信息随時有可能被洩露，根本不用等上幾十年。
就像我之前說的，這些材料一旦被披露，那些未經證實的真相會讓黨派人士叫嚣，聲稱希拉裡通過林奇操縱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6月27日，星期一，鳳凰城烈日炎炎。
在鳳凰城機場的停機坪上，比爾·克林頓和司法部部長林奇在聯邦調查局的一架灣流5噴氣式飛機上會面，談話時隻有他們兩個人，談了大約20分鐘。
一開始聽說他們倆這次即興會面的時候，我并沒當回事。
我根本想不到他們會談什麼。
有人說他們的會面會影響調查結果，但在我看來這根本是無稽之談。
如果比爾·克林頓真的想對司法部部長施壓，他就不會在大白天走進繁忙的機場，登上一輛全是聯邦調查局特工的飛機。
何況主持調查的人也不是林奇。
但這些基本事實并不能影響媒體的論斷。
随着媒體沸反盈天的評論不斷湧出，我開始關注這件事。
我眼看着民衆對這場談話的評價演變成一個荒謬的論調：奧巴馬政府領導下的司法部根本不可信，不可能完成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
而此時，司法部部長駁回了我之前建議她退出希拉裡·克林頓一案的提議。
7月1日，星期五，她選擇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立場——她宣布自己不會退出希拉裡·克林頓的案子，但她會接受我和司法部職業檢察官對此案的建議。
實際上，她這種要退出不退出的态度很讓人費解。
司法部部長的這種态度讓人摸不着頭腦，于是我又開始考慮是否要建議她任命一位特别檢察官。
這位特别檢察官必須是在常規政治體系之外，還得能夠持身中立。
衆所周知，任命特别檢察官這種事一向都是兵行險着。
最後我還是決定不提出這一建議，因為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不任命特别檢察官這個決定不是政治決定，而是道德上的選擇，是由我們的價值觀決定的。
任何調查對象都應該被公平對待。
世界頂級的聯邦調查局團隊已經調查了希拉裡·克林頓将近一年，調查結果顯示這個案子并不值得起訴。
但如果現在引入一位特别檢察官，那就無異于昭告天下，這個案子還是有可以調查的地方，無疑會将案子的調查再延長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
同時，這也會讓美國民衆覺得我們之前做的所有調查都是假的，換句話說，民衆會認為聯邦調查局在撒謊。
幾年來，我一直提到之前說過的“信用水池”，這才是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能夠永遠站在正義一方的法寶。
每當我們出現，無論是在法庭上還是在燒烤攤旁邊，隻要我們亮明身份，就算是陌生人都會相信我們，因為我們有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信用為我們背書。
如果沒有這個“信用水池”，我們就會和這個兩極分化的政治體制中的黨派人士沒有任何區别。
當我們将我們的所見所聞，将我們找到的證據提交法庭、陪審團和國會的時候，他們不是在聽一個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的論調，他們聽到的是獨立于黨派紛争之外的、真實的調查反饋。
聯邦調查局永遠都要做這個國家的“局外人”，否則就違背了其建立的初衷。
我總是願意用“信用水池”這個比喻，因為“水池”這個意象既可以突出信用“浩瀚無際”的特點，又能凸顯它的脆弱，水池太容易被抽幹了。
那麼，如果司法部部長是有政治立場的，身為她的下屬，我如何能保護傳承了幾十年的“信用水池”呢？聯邦調查局絕對是獨立的，是不受黨派影響的，美國人民需要知道這一點。
為了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我做了個決定。
我需要與林奇保持距離，還得讓大家注意到這點，我要做一件2016年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聯邦調查局的名義，單獨向美國民衆迅速披露信息，告訴公衆我的最終決定、我所有的想法及疑慮。
我知道，這麼做對我自己來說就是毀滅性打擊。
民主黨人會覺得我就是在給自己增加曝光度，是個無法控制自己的自大狂；而共和黨人一定會攻擊司法部，說司法部德不配位或是腐敗橫行。
同時，這種做法也會讓我和司法部之間的關系出現永久的裂痕。
但我相信，一直到現在我都相信，我這麼做無論是對聯邦調查局還是對司法部，都是最好的選擇。
美國民衆需要了解真相，也應該了解真相，而我覺得自己應該站出來，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就算子彈都打到身上也在所不惜。
如果不出意外，2016年7月5日，星期二，我将在聯邦調查局總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結案。
除非2016年7月2日，希拉裡·克林頓在接受我們的訊問時，對我們說謊。
很多專家都質疑過，這起案件中希拉裡·克林頓作為被調查對象，為什麼聯邦調查局等了這麼久才對她開展訊問。
實際上，有經驗的調查者都會避免在自己不太了解案件情況的時候訊問嫌疑人，因為這種信息不對等會讓嫌疑人從中得利，從而妨礙調查。
尤其是在高智商犯罪中，調查者更願意在掌握全盤信息之後再去對嫌疑人開展訊問，這樣調查人員就能問出好問題，能逼嫌疑人說出真相，能用其他目擊證人的證詞或物證來輔助訊問。
這就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在調查時，通常都在最後才訊問嫌疑人，“中期團隊”也是這麼做的。
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和分析師花了一年的時間做了所有能做的調查分析。
現在我們要看看，在我們密集的提問下，她會不會選擇說謊；如果她真的說謊，我們能否證明她說謊。
在高智商犯罪中，我們總會發現嫌疑人會選擇說謊來掩蓋自己的罪行，這給我們以機會起訴他們做僞證，就算我們手上沒有實質性證據對其提起訴訟，但對調查人員說謊本身也是一項罪行。
不過，想要發現并證明這樣一個圓滑世故、公衆形象良好的人說謊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但聯邦調查局也不是吃素的，之前斯圖亞特和利比不也栽在我們手裡了。
在這個案子中，盡管我們到最後才對希拉裡·克林頓開展訊問，但這場訊問至關重要。
司法部的檢察官和國務卿希拉裡的律師團最終敲定在獨立日三天小長假中的周六早上對她訊問，訊問将在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總部進行。
有關這場訊問的信息被傳得面目全非，但我們還是要關注真相。
當天，希拉裡·克林頓被特勤人員秘密送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地下車庫，随後接受了聯邦調查局的訊問。
訊問是由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共同派出的5人團隊進行的，希拉裡·克林頓也由5位律師陪同。
當時，這5位律師都不是這個案子的調查對象。
這場訊問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地點設在聯邦調查局總部重重安保下的一個會議室裡，由兩位高級特工主持。
除了必要的安保工作之外，聯邦調查局沒有給希拉裡·克林頓任何特殊優待，她在聯邦調查局就是個普通的犯罪嫌疑人。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我沒有參加這場訊問，因為局長并不會參與這些具體工作，局長是拍闆做決定的。
聯邦調查局有專業的、熟悉所有案件細節的調查人員來做這些具體工作。
同時，依照程序，我們也不會在訊問未逮捕的嫌疑人時進行錄像，而是由專業的記錄員進行會議記錄。
國務卿
可以想象，我們的這一調查活動讓司法部的律師非常緊張。
希拉裡的律師團用來審核郵件的那些電腦中也包含他們其他客戶的信息。
如果我們想搜查那些電腦，我們就有可能違反律師與當事人保密特權以及律師工作成果保護協議，不僅是希拉裡·克林頓，還有他們的其他不相關客戶的權利都有可能被侵犯。
希拉裡·克林頓的代表律師貝絲·威爾金森（BethWilkinson）在與司法部交涉時措辭非常強硬，表示她和其他律師都不會談論任何有關客戶的事情，也不可能交出自己的電腦讓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人員查看。
這就意味着他們會與我們頑抗到底。
聯邦調查局的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JimBaker）認識威爾金森，所以我請他去和威爾金森交流，表達一下我們要搜查他們的電腦的決心。
他也确實去了，但威爾金森馬上将聯邦調查局的意圖告訴了司法部。
于是，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之間的關系變得有些僵硬。
調查陷入了僵局，如果我們不能拿到那些被删除的郵件，了解他們删除郵件的原因，我們就無法對美國民衆說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是稱職的。
對于我們來講，将希拉裡·克林頓的律師牽扯進來并沒什麼大不了的，不查看這些電腦，不調查這些律師，我絕不會同意結案，絕對不會。
如果國務卿希拉裡想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都面臨刑事調查的話，那就随她吧。
盡管我們态度很堅決，但直到2016年5月中旬，我們依舊沒能有機會檢查那些電腦。
這樣，這場調查很有可能會持續到夏天，也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而兩黨都會在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名自己的總統候選人。
于是，2016年5月，我去見薩利·耶茨，對她說這場調查不能再這麼無休止地繼續下去了。
現在距離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隻有幾周的時間，我可能得建議她指派一名特别檢察官來負責此案件。
我的前任也曾經這麼做，其中最知名的應該是路易斯·弗裡局長曾經以書面形式建議司法部部長任命一名特别檢察官去調查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的資金募集活動。
我還對她說，如果司法部再不盡快結束此案的調查，就會導緻公衆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大打折扣。
我們需要一名不受政治黨派力量影響的、來自部門外部的檢察官來負責這次調查。
我不知道我會在哪一天正式向她提出這一建議，但除非我們能拿到那些電腦，否則離這一天不遠了。
耶茨理解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麼，但“中期團隊”的成員很快就感覺到，司法部的年輕律師好像打了雞血一樣。
突然，他們開始不顧一切地想要拿到那些電腦。
僅僅過了幾周，這些律師就談好了交易，拿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電腦和與希拉裡的律師團談話的機會。
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說服這些私人律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因為聯邦調查局并沒參與司法部律師與希拉裡的律師之間的談判。
最終，我們拿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但并沒有發現任何可以改變之前的結論的決定性證據。
至此，我終于能說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結果是可信的了。
我對此非常滿意。
就在整個團隊為了這些電腦鬧得人仰馬翻的時候，整個6月，我都在思考究竟怎麼結案。
距離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隻有6周了，我們如何結案才能讓公衆真的相信司法部的調查結果是公平公正的呢？這時發生了兩件事，讓我又想到了之前那個瘋狂的想法——繞過司法部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公之于衆。
首先，2016年6月中旬，俄羅斯政府開始披露從民主黨有關機構偷來的郵件。
最初是一個叫作“DCLeaks”的網站和一個自稱“Guccifer2.0”的黑客在網上公布了一些被竊取的郵件，意在針對希拉裡和民主黨。
這就意味着與洛蕾塔·林奇相關的那些機密信息随時有可能被洩露，根本不用等上幾十年。
就像我之前說的，這些材料一旦被披露，那些未經證實的真相會讓黨派人士叫嚣，聲稱希拉裡通過林奇操縱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6月27日，星期一，鳳凰城烈日炎炎。
在鳳凰城機場的停機坪上，比爾·克林頓和司法部部長林奇在聯邦調查局的一架灣流5噴氣式飛機上會面，談話時隻有他們兩個人，談了大約20分鐘。
一開始聽說他們倆這次即興會面的時候，我并沒當回事。
我根本想不到他們會談什麼。
有人說他們的會面會影響調查結果，但在我看來這根本是無稽之談。
如果比爾·克林頓真的想對司法部部長施壓，他就不會在大白天走進繁忙的機場，登上一輛全是聯邦調查局特工的飛機。
何況主持調查的人也不是林奇。
但這些基本事實并不能影響媒體的論斷。
随着媒體沸反盈天的評論不斷湧出，我開始關注這件事。
我眼看着民衆對這場談話的評價演變成一個荒謬的論調：奧巴馬政府領導下的司法部根本不可信，不可能完成對希拉裡·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
而此時，司法部部長駁回了我之前建議她退出希拉裡·克林頓一案的提議。
7月1日，星期五，她選擇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立場——她宣布自己不會退出希拉裡·克林頓的案子，但她會接受我和司法部職業檢察官對此案的建議。
實際上，她這種要退出不退出的态度很讓人費解。
司法部部長的這種态度讓人摸不着頭腦，于是我又開始考慮是否要建議她任命一位特别檢察官。
這位特别檢察官必須是在常規政治體系之外，還得能夠持身中立。
衆所周知，任命特别檢察官這種事一向都是兵行險着。
最後我還是決定不提出這一建議，因為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不任命特别檢察官這個決定不是政治決定，而是道德上的選擇，是由我們的價值觀決定的。
任何調查對象都應該被公平對待。
世界頂級的聯邦調查局團隊已經調查了希拉裡·克林頓将近一年，調查結果顯示這個案子并不值得起訴。
但如果現在引入一位特别檢察官，那就無異于昭告天下，這個案子還是有可以調查的地方，無疑會将案子的調查再延長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
同時，這也會讓美國民衆覺得我們之前做的所有調查都是假的，換句話說，民衆會認為聯邦調查局在撒謊。
幾年來，我一直提到之前說過的“信用水池”，這才是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能夠永遠站在正義一方的法寶。
每當我們出現，無論是在法庭上還是在燒烤攤旁邊，隻要我們亮明身份，就算是陌生人都會相信我們，因為我們有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信用為我們背書。
如果沒有這個“信用水池”，我們就會和這個兩極分化的政治體制中的黨派人士沒有任何區别。
當我們将我們的所見所聞，将我們找到的證據提交法庭、陪審團和國會的時候，他們不是在聽一個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的論調，他們聽到的是獨立于黨派紛争之外的、真實的調查反饋。
聯邦調查局永遠都要做這個國家的“局外人”，否則就違背了其建立的初衷。
我總是願意用“信用水池”這個比喻，因為“水池”這個意象既可以突出信用“浩瀚無際”的特點，又能凸顯它的脆弱，水池太容易被抽幹了。
那麼，如果司法部部長是有政治立場的，身為她的下屬，我如何能保護傳承了幾十年的“信用水池”呢？聯邦調查局絕對是獨立的，是不受黨派影響的，美國人民需要知道這一點。
為了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我做了個決定。
我需要與林奇保持距離，還得讓大家注意到這點，我要做一件2016年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聯邦調查局的名義，單獨向美國民衆迅速披露信息，告訴公衆我的最終決定、我所有的想法及疑慮。
我知道，這麼做對我自己來說就是毀滅性打擊。
民主黨人會覺得我就是在給自己增加曝光度，是個無法控制自己的自大狂；而共和黨人一定會攻擊司法部，說司法部德不配位或是腐敗橫行。
同時，這種做法也會讓我和司法部之間的關系出現永久的裂痕。
但我相信，一直到現在我都相信，我這麼做無論是對聯邦調查局還是對司法部，都是最好的選擇。
美國民衆需要了解真相，也應該了解真相，而我覺得自己應該站出來，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就算子彈都打到身上也在所不惜。
如果不出意外，2016年7月5日，星期二，我将在聯邦調查局總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結案。
除非2016年7月2日，希拉裡·克林頓在接受我們的訊問時，對我們說謊。
很多專家都質疑過，這起案件中希拉裡·克林頓作為被調查對象，為什麼聯邦調查局等了這麼久才對她開展訊問。
實際上，有經驗的調查者都會避免在自己不太了解案件情況的時候訊問嫌疑人，因為這種信息不對等會讓嫌疑人從中得利，從而妨礙調查。
尤其是在高智商犯罪中，調查者更願意在掌握全盤信息之後再去對嫌疑人開展訊問，這樣調查人員就能問出好問題，能逼嫌疑人說出真相，能用其他目擊證人的證詞或物證來輔助訊問。
這就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在調查時，通常都在最後才訊問嫌疑人，“中期團隊”也是這麼做的。
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和分析師花了一年的時間做了所有能做的調查分析。
現在我們要看看，在我們密集的提問下，她會不會選擇說謊；如果她真的說謊，我們能否證明她說謊。
在高智商犯罪中，我們總會發現嫌疑人會選擇說謊來掩蓋自己的罪行，這給我們以機會起訴他們做僞證，就算我們手上沒有實質性證據對其提起訴訟，但對調查人員說謊本身也是一項罪行。
不過，想要發現并證明這樣一個圓滑世故、公衆形象良好的人說謊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但聯邦調查局也不是吃素的，之前斯圖亞特和利比不也栽在我們手裡了。
在這個案子中，盡管我們到最後才對希拉裡·克林頓開展訊問，但這場訊問至關重要。
司法部的檢察官和國務卿希拉裡的律師團最終敲定在獨立日三天小長假中的周六早上對她訊問，訊問将在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總部進行。
有關這場訊問的信息被傳得面目全非，但我們還是要關注真相。
當天，希拉裡·克林頓被特勤人員秘密送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地下車庫，随後接受了聯邦調查局的訊問。
訊問是由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共同派出的5人團隊進行的，希拉裡·克林頓也由5位律師陪同。
當時，這5位律師都不是這個案子的調查對象。
這場訊問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地點設在聯邦調查局總部重重安保下的一個會議室裡，由兩位高級特工主持。
除了必要的安保工作之外，聯邦調查局沒有給希拉裡·克林頓任何特殊優待，她在聯邦調查局就是個普通的犯罪嫌疑人。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我沒有參加這場訊問，因為局長并不會參與這些具體工作，局長是拍闆做決定的。
聯邦調查局有專業的、熟悉所有案件細節的調查人員來做這些具體工作。
同時，依照程序，我們也不會在訊問未逮捕的嫌疑人時進行錄像，而是由專業的記錄員進行會議記錄。
國務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