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正的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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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總稱，是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經常開會和辦公的地方。
但更多情況下，戰情室是指總統經常舉行國家安全會議的那個會議室。
這個會議室和電視劇中出現的所謂的“戰情室”一點兒都不一樣。
這個會議室很小，最多隻能放10把正常的皮質轉椅。
如果這些椅子都坐滿，大家大氣兒都不能喘，太擠了。
每場會議的座次安排都是戰情室的工作人員在會前決定的，決定好就把桌簽放在桌子上。
我跟三位總統共過事，參加了許多次這類會議，卻依然沒弄明白座次到底是怎麼排的。
在兩場連着的會議中，在第一場會議結束後，我還得換個地方坐，因為我在第二場會議中的座次變了。
開會的時候，總統對面不坐人，以免擋住視頻屏幕和攝像機，這樣不能到場的重要領導就通過視頻參加會議。
他們會出現在屏幕上的方框裡，隻有腰部以上能被看見。
（正是因為知道這一點，有一次我在夏威夷參加了一場這樣的視頻會議，我上身穿西裝系領帶，但下身穿的是泳褲。
）因為屋子太小了，工作人員時不時就要搬幾把小椅子進來，放在桌邊離總統最遠的地方。
我把這些小椅子叫作“兒童椅”。
因為我不是内閣成員，所以我經常被安排坐在“兒童椅”上。
這時候，其他好心的同事就會給我這大個子換一把稍微大點兒的“兒童椅”。
牆邊還站着10~12個參會者，但這個會議室實在太小了，他們站在那兒，腿一不小心就可能會碰到前面的椅子。
就這樣，我們在奧巴馬總統執政的最後一段時期，擠在這個小會議室裡讨論信息加密的問題。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總統開口說話了，看起來很困惑。
“這實在是太難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通常我都能找到解決辦法的，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 聽到這句話，我有兩點感受，但我都沒跟别人講過。
第一，他絕對沒開玩笑。
一群絕頂聰明的人已經湊在一起研究這個問題好幾年了，這個問題确實太難了。
第二，他實在是太自信了。
至少在我看來，他并不是在吹噓，也不是在炫耀，更不是像布什總統那樣自嘲，而是真真切切地覺得，他——巴拉克·奧巴馬，有能力解決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難題。
但這個問題他解決不了，這讓他感到很困惑。
天哪，這種自信簡直太酷了！ 我實在不能理解，奧巴馬總統有足夠的自信，相信他能解決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但他并沒成為那種剛愎自用的領導。
通常情況下，過于自信的領導總是聽不進去别人的觀點，我就見過很多這樣的領導。
我的弱點之一，尤其是在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過于自信，總是迅速地下結論，然後抱定自己的結論，不願聽取他人的想法和建議。
我還總是迅速地做決定，标榜自己“辦事果斷”，但實際上，我沖動又自大。
我這一生都在與我的這個缺點做鬥争。
但在奧巴馬總統身上，我看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謙遜，而這種謙遜和自信很少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
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是怎麼做到的，他從未因過于自信而剛愎自用，也從未因過于自謙而妄自菲薄。
他總是循循善誘，讓人能放松地講出他想知道的東西。
我也曾在聯邦調查局内盡力效仿奧巴馬總統的行為方式，但我始終牢記，領導就是領導。
無論組織架構多麼“扁平”，等級制度總是存在的。
就算一個屋子裡所有人都穿着帽衫、破洞牛仔褲、人字拖；就算所有人都席地而坐，吃着零食，不假思索地分享自己的想法，隻要這裡面有老闆在，有上司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無論職位的高低是否擺在表面上，每個人的心裡都一清二楚。
跟自己的上司說實話是需要勇氣的，需要克服全人類都有的一個毛病——冒名頂替症。
我們所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認為，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們，如果他們像我們自己一樣了解我們的話，他們就會看扁我們，這就是冒名頂替症。
我們害怕如果向公衆展示了自己的真性情，就會暴露自己的缺點，就會被别人看輕。
如果你沒有這個毛病，那從某種程度上講，你絕對是個“奇葩”，那麼這書不适合你。
直言不諱其實是很冒險的，有暴露自己性情的危險。
對領導直言不諱則更危險，尤其是面對組織的最高領導者時更是險上加險。
在聯邦調查局這樣的一個準軍事機構裡，等級森嚴，前50年都深受約翰·埃德加·胡佛的鐵腕統治的影響，要想直言不諱簡直是難于登天。
然而，就算員工真的能克服自身的毛病而敢于進言，也隻算成功了一半；領導者也要克服自身的毛病，不能覺得别人給自己提了意見，自己就不是完美的領導了。
在聯邦調查局工作時，我總是努力創建一種人人說真話的工作氛圍。
大家可能覺得我這麼做有點傻，但每個人也确實都認真思考并遵守了。
一開始，我鼓勵大家開例會的時候不要總穿得那麼正式。
因為我發現，來跟我彙報的同事總穿得跟要去參加葬禮一樣。
在局裡開會時，我從來不穿西裝外套，但隻有我自己這麼做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大家都穿得很正式，那麼說話、思考也會變得很正式、很古闆、這不利于大家展開讨論和對話。
光是改變穿衣風格就費了我好大一番工夫。
我對局裡的高級主管人員說，開早會時不用穿西裝外套了，除非開完會後他們還要去參加其他外部會議。
這二十幾個高級主管，有男有女，起初三周效果不錯，但三周過後，大家又恢複原樣了。
我又跟大家說了一遍，這次保持了6周。
于是，我隻能繼續宣傳我的這一理念。
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創建一種互相信任的工作環境。
我鼓勵領導者們說一些自己私底下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開會的時候讓所有與會的聯邦調查局高級領導者跟大家說一件關于自己的私事，要能讓别人大跌眼鏡的那種。
馬上，我又笑着說道，“這事最好不會涉及你們的安全許可。
”幾周之後，我又問他們每個人，小時候最喜歡的萬聖節糖果是什麼；11月，我問他們感恩節最喜歡吃什麼；12月，我問他們假期最想要什麼樣的禮物。
當然，這些做法看起來可能很幼稚，是小學老師才會用到的把戲。
但這些問題确實會讓班裡的孩子很快打開心扉，信任彼此。
生活中，我們都需要一點兒孩子氣的行為，因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敞開心扉，更容易說出真相。
我花了很長時間營造這種說真話的氛圍，培養聽真話的習慣。
誰都沒想到，2016年，聯邦調查局陷入了希拉裡·克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大選的泥淖。
那時，我無比需要之前建立起來的真相文化。
[1]“大規模監禁”是指美國幾十年來推行的監禁政策，為了降低犯罪率，聯邦政府介入城市當地的執法行動中，用聯邦政府的錢增加警力，在城市地區加強巡邏，鼓勵将罪犯投入監獄進行監禁，判罰從重。
這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負擔。
作為人口僅占全世界5%的美國，卻有着全世界25%的監獄人口。
同時，美國長久的種族矛盾和族群關系緊張，特别是公衆腦海中存在的“黑人是主要罪犯和暴力實施者”的刻闆印象，影響着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造就了監禁人口的有色人種比例畸形。
——譯者注
但更多情況下，戰情室是指總統經常舉行國家安全會議的那個會議室。
這個會議室和電視劇中出現的所謂的“戰情室”一點兒都不一樣。
這個會議室很小，最多隻能放10把正常的皮質轉椅。
如果這些椅子都坐滿，大家大氣兒都不能喘，太擠了。
每場會議的座次安排都是戰情室的工作人員在會前決定的，決定好就把桌簽放在桌子上。
我跟三位總統共過事，參加了許多次這類會議，卻依然沒弄明白座次到底是怎麼排的。
在兩場連着的會議中，在第一場會議結束後，我還得換個地方坐，因為我在第二場會議中的座次變了。
開會的時候，總統對面不坐人，以免擋住視頻屏幕和攝像機，這樣不能到場的重要領導就通過視頻參加會議。
他們會出現在屏幕上的方框裡，隻有腰部以上能被看見。
（正是因為知道這一點，有一次我在夏威夷參加了一場這樣的視頻會議，我上身穿西裝系領帶，但下身穿的是泳褲。
）因為屋子太小了，工作人員時不時就要搬幾把小椅子進來，放在桌邊離總統最遠的地方。
我把這些小椅子叫作“兒童椅”。
因為我不是内閣成員，所以我經常被安排坐在“兒童椅”上。
這時候，其他好心的同事就會給我這大個子換一把稍微大點兒的“兒童椅”。
牆邊還站着10~12個參會者，但這個會議室實在太小了，他們站在那兒，腿一不小心就可能會碰到前面的椅子。
就這樣，我們在奧巴馬總統執政的最後一段時期，擠在這個小會議室裡讨論信息加密的問題。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總統開口說話了，看起來很困惑。
“這實在是太難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通常我都能找到解決辦法的，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 聽到這句話，我有兩點感受，但我都沒跟别人講過。
第一，他絕對沒開玩笑。
一群絕頂聰明的人已經湊在一起研究這個問題好幾年了，這個問題确實太難了。
第二，他實在是太自信了。
至少在我看來，他并不是在吹噓，也不是在炫耀，更不是像布什總統那樣自嘲，而是真真切切地覺得，他——巴拉克·奧巴馬，有能力解決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難題。
但這個問題他解決不了，這讓他感到很困惑。
天哪，這種自信簡直太酷了！ 我實在不能理解，奧巴馬總統有足夠的自信，相信他能解決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但他并沒成為那種剛愎自用的領導。
通常情況下，過于自信的領導總是聽不進去别人的觀點，我就見過很多這樣的領導。
我的弱點之一，尤其是在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過于自信，總是迅速地下結論，然後抱定自己的結論，不願聽取他人的想法和建議。
我還總是迅速地做決定，标榜自己“辦事果斷”，但實際上，我沖動又自大。
我這一生都在與我的這個缺點做鬥争。
但在奧巴馬總統身上，我看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謙遜，而這種謙遜和自信很少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
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是怎麼做到的，他從未因過于自信而剛愎自用，也從未因過于自謙而妄自菲薄。
他總是循循善誘，讓人能放松地講出他想知道的東西。
我也曾在聯邦調查局内盡力效仿奧巴馬總統的行為方式，但我始終牢記，領導就是領導。
無論組織架構多麼“扁平”，等級制度總是存在的。
就算一個屋子裡所有人都穿着帽衫、破洞牛仔褲、人字拖；就算所有人都席地而坐，吃着零食，不假思索地分享自己的想法，隻要這裡面有老闆在，有上司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無論職位的高低是否擺在表面上，每個人的心裡都一清二楚。
跟自己的上司說實話是需要勇氣的，需要克服全人類都有的一個毛病——冒名頂替症。
我們所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認為，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們，如果他們像我們自己一樣了解我們的話，他們就會看扁我們，這就是冒名頂替症。
我們害怕如果向公衆展示了自己的真性情，就會暴露自己的缺點，就會被别人看輕。
如果你沒有這個毛病，那從某種程度上講，你絕對是個“奇葩”，那麼這書不适合你。
直言不諱其實是很冒險的，有暴露自己性情的危險。
對領導直言不諱則更危險，尤其是面對組織的最高領導者時更是險上加險。
在聯邦調查局這樣的一個準軍事機構裡，等級森嚴，前50年都深受約翰·埃德加·胡佛的鐵腕統治的影響，要想直言不諱簡直是難于登天。
然而，就算員工真的能克服自身的毛病而敢于進言，也隻算成功了一半；領導者也要克服自身的毛病，不能覺得别人給自己提了意見，自己就不是完美的領導了。
在聯邦調查局工作時，我總是努力創建一種人人說真話的工作氛圍。
大家可能覺得我這麼做有點傻，但每個人也确實都認真思考并遵守了。
一開始，我鼓勵大家開例會的時候不要總穿得那麼正式。
因為我發現，來跟我彙報的同事總穿得跟要去參加葬禮一樣。
在局裡開會時，我從來不穿西裝外套，但隻有我自己這麼做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大家都穿得很正式，那麼說話、思考也會變得很正式、很古闆、這不利于大家展開讨論和對話。
光是改變穿衣風格就費了我好大一番工夫。
我對局裡的高級主管人員說，開早會時不用穿西裝外套了，除非開完會後他們還要去參加其他外部會議。
這二十幾個高級主管，有男有女，起初三周效果不錯，但三周過後，大家又恢複原樣了。
我又跟大家說了一遍，這次保持了6周。
于是，我隻能繼續宣傳我的這一理念。
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創建一種互相信任的工作環境。
我鼓勵領導者們說一些自己私底下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開會的時候讓所有與會的聯邦調查局高級領導者跟大家說一件關于自己的私事，要能讓别人大跌眼鏡的那種。
馬上，我又笑着說道，“這事最好不會涉及你們的安全許可。
”幾周之後，我又問他們每個人，小時候最喜歡的萬聖節糖果是什麼；11月，我問他們感恩節最喜歡吃什麼；12月，我問他們假期最想要什麼樣的禮物。
當然，這些做法看起來可能很幼稚，是小學老師才會用到的把戲。
但這些問題确實會讓班裡的孩子很快打開心扉，信任彼此。
生活中，我們都需要一點兒孩子氣的行為，因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敞開心扉，更容易說出真相。
我花了很長時間營造這種說真話的氛圍，培養聽真話的習慣。
誰都沒想到，2016年，聯邦調查局陷入了希拉裡·克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大選的泥淖。
那時，我無比需要之前建立起來的真相文化。
這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負擔。
作為人口僅占全世界5%的美國，卻有着全世界25%的監獄人口。
同時，美國長久的種族矛盾和族群關系緊張，特别是公衆腦海中存在的“黑人是主要罪犯和暴力實施者”的刻闆印象，影響着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造就了監禁人口的有色人種比例畸形。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