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正的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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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裡來雨裡去，幫助這些泥足深陷的年輕人脫離危險境地，而“大規模監禁”這種說法将警察、探員和檢察官同黑人群體一起拯救高犯罪率社區的努力變成了一種不合理的行為。
聽我這麼說，奧巴馬總統讓我去看看黑人群體在執法過程中是如何被對待的，在法庭上又是如何被對待的。
他說，看到如此多的黑人被監禁，看到被監禁人口中黑人所占的比重遠遠高出黑人群體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們很難不将此視為“大規模監禁”。
這場談話結束後，我醍醐灌頂。
奧巴馬總統讓我聽到很多不同的觀點，學會了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
當然，我也希望我的說法也給了他另一個看待問題的視角。
我們這次談話可謂酣暢淋漓，與所謂的“華盛頓傾聽”截然不同。
我們兩個人都有意識地去理解對方言語中的含義，理解對方與自己不同的視角，也都保持開放的思想，随時準備接受不同的觀點。
如果奧巴馬總統不夠自信的話，他絕不會跟我展開這樣一場對話；如果他不夠自信的話，他也不會如此謙遜。
實際上，如果要我說奧巴馬總統作為一個領導，身上有什麼瑕疵的話，那就是他太自信了。
我在美國政府任職的過程中，處理過的最棘手的一個案子就是“棱鏡門”事件。
正是在這個案子中，我看到了奧巴馬總統的這一點。
在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愛德華·斯諾登，國家安全局的一名外包技術員，竊取了有關國家安全局正在進行的項目的大量加密數據，然後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洩露給了媒體。
很顯然，他的這一行為給美國的情報搜集工作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
在他洩露了數據之後，幾乎全世界的不法分子都把自己的通信設備和通信頻道加密了。
他們使用了極其複雜的加密手段來阻止美國政府對他們的監視，就連聯邦調查局被法院授權的監視行動也受到了影響。
在這之後，我們目睹了之前監視了很久的恐怖分子網絡線索逐漸斷開，其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2014年9月，就在這次事件過去一年之後，蘋果和谷歌兩家公司宣布，它們開發的移動設備采用默認加密的方式。
在我看來，這兩家公司的做法就是在提醒民衆：在社會生活中，要讓自己的移動設備免受司法部門的監視，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做法簡直快把我逼瘋了。
我實在是不能理解，聰明的美國人怎麼就看不到這麼做會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呢？要知道，在某些案件中，不讓法官了解電子設備内部的信息，可能會讓整個社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每個季度，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都會與媒體一起召開常規記者會。
蘋果和谷歌的這個聲明就是在記者會前夕發出的。
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我原本并沒打算談這個加密的問題，但我實在忍不住了。
我對這兩家公司将要采取的默認加密的做法表示不贊同。
我是個忠實的法律信徒，我也相信，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任何人可以淩駕于法律之上。
在這個問題上，我擔心的是，這些公司正在推廣的東西會讓我們的民衆淩駕于保護他們的美國法律之上。
這些話一出口，我自然陷入了一場極其複雜、情緒高漲的争論之中。
聯邦調查局與蘋果這類公司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價值觀和看待問題的視角上。
雙方看待問題的視角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但坦白來講，我們雙方之間也沒有真正理解過彼此，沒有傾聽過彼此。
科技公司的領導層無法像聯邦調查局一樣看到社會的陰暗面。
作為聯邦調查局員工，我們的日常工作就是抓捕那些恐怖活動的策劃者，抓捕傷害兒童的罪犯，抓捕集團犯罪的嫌疑人。
我們每天，從早到晚看到的都是人性的陰暗面。
聯邦調查局每位探員的生活中，都充斥着這些恐怖的、常人無法想象的活動。
他們每天忍受着這樣的生活，不遺餘力地阻止犯罪活動。
而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員并不了解社會的這一面，這就可能會造成非常可怕的後果。
我經常跟這些每天都見識社會黑暗面的同事開玩笑說：“矽谷那些人當然看不到社會的陰暗面，那兒可是個陽光明媚的地方，那裡所有人都聰明絕頂，富得流油。
”在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員生活的世界裡，技術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順暢，關系更親密。
誰不喜歡把寵物貓的動态圖分享給愛你的奶奶？誰不想直接在手機上預訂一杯咖啡，這樣到星巴克時就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取走呢？盡管我是在開玩笑，但我依然認為大部分搞技術的人都不能真正理解，如果執法人員不能使用司法命令獲取證據，那麼全社會将要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同時，我也理解有人批評我們說，執法人員過于關注社會的陰暗面，而忽略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
正是因為雙方都會被自己的立場所蒙蔽、所影響，因此我覺得，無論是哪一方采取類似的決策都是不可取的。
美國人民應該自己決定，究竟要怎麼過日子，究竟要如何管理這個國家。
但實際上，這個問題牽扯很多方面，要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其實非常困難。
信息加密這個看起來很小的問題，引發了個人隐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沖突。
這個問題并不僅僅涉及個人隐私與公共安全問題，還涉及技術、法律、經濟學、哲學、創新和國際關系領域，可能還有其他的利益和價值摻雜在内。
政府内部所持的觀點永遠都是：個人隐私非常重要，但當政府為保護社會大衆的利益，需要探訪私人空間或領域時，在證據充分、監管得當的前提下，政府還是有權獲得私人的信息。
在美國，沒有什麼地方能真正脫離司法管轄的範圍。
奧巴馬總統也是一位民權自由主義者，但他能夠看到，如果将個人隐私上升到絕對價值，認為其絕對不可侵犯，那麼一定會給社會帶來威脅和危害。
2016年春，他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公開演講中，也說明了這一點： 但危害是确确實實存在的。
保持社會秩序，保證司法效力，保障社會文明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
不僅如此，保護我們的孩子也非常重要。
因此，我對認為個人隐私絕對高于一切的觀念，持懷疑态度。
我們随時随地都在妥協……如果有人說個人數據這事兒和我們做出的其他妥協不一樣，那恕我不敢苟同。
奧巴馬總統真的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命令白宮徹查個人隐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沖突，這樣的政令是前所未有的。
在白宮戰情室裡，他曾親自主持召開了很多次關于這個問題的會議。
會上他表示，如果美國人民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未來的生活中有一大片領域是不受司法審判的，那也應該由美國人民自己決定，而不應由一個科技公司決定。
不幸的是，奧巴馬總統并沒有足夠的時間踐行他的理念。
政府确實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果，開發了一個“概念驗證”的科技計劃，證明了确實可能開發出一款設備，既可以保障個人隐私，又能在合理的情況下允許司法查驗。
但在這之後，奧巴馬總統就卸任了，并沒留下任何關于下一步的指示，也沒有說明是否要針對這一問題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
我至今仍記得一些當時開讨論會的場景。
2016年夏，我在白宮戰情室裡開會，很多領導者和官員都在場，和總統讨論這個問題的各種角度、各種看法。
其實，戰情室是好幾個辦公室和會議
聽我這麼說，奧巴馬總統讓我去看看黑人群體在執法過程中是如何被對待的，在法庭上又是如何被對待的。
他說，看到如此多的黑人被監禁，看到被監禁人口中黑人所占的比重遠遠高出黑人群體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們很難不将此視為“大規模監禁”。
這場談話結束後，我醍醐灌頂。
奧巴馬總統讓我聽到很多不同的觀點，學會了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
當然，我也希望我的說法也給了他另一個看待問題的視角。
我們這次談話可謂酣暢淋漓，與所謂的“華盛頓傾聽”截然不同。
我們兩個人都有意識地去理解對方言語中的含義，理解對方與自己不同的視角，也都保持開放的思想，随時準備接受不同的觀點。
如果奧巴馬總統不夠自信的話，他絕不會跟我展開這樣一場對話；如果他不夠自信的話，他也不會如此謙遜。
實際上，如果要我說奧巴馬總統作為一個領導，身上有什麼瑕疵的話，那就是他太自信了。
我在美國政府任職的過程中，處理過的最棘手的一個案子就是“棱鏡門”事件。
正是在這個案子中，我看到了奧巴馬總統的這一點。
在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愛德華·斯諾登，國家安全局的一名外包技術員，竊取了有關國家安全局正在進行的項目的大量加密數據，然後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洩露給了媒體。
很顯然，他的這一行為給美國的情報搜集工作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
在他洩露了數據之後，幾乎全世界的不法分子都把自己的通信設備和通信頻道加密了。
他們使用了極其複雜的加密手段來阻止美國政府對他們的監視，就連聯邦調查局被法院授權的監視行動也受到了影響。
在這之後，我們目睹了之前監視了很久的恐怖分子網絡線索逐漸斷開，其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2014年9月，就在這次事件過去一年之後，蘋果和谷歌兩家公司宣布，它們開發的移動設備采用默認加密的方式。
在我看來，這兩家公司的做法就是在提醒民衆：在社會生活中，要讓自己的移動設備免受司法部門的監視，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做法簡直快把我逼瘋了。
我實在是不能理解，聰明的美國人怎麼就看不到這麼做會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呢？要知道，在某些案件中，不讓法官了解電子設備内部的信息，可能會讓整個社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每個季度，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都會與媒體一起召開常規記者會。
蘋果和谷歌的這個聲明就是在記者會前夕發出的。
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我原本并沒打算談這個加密的問題，但我實在忍不住了。
我對這兩家公司将要采取的默認加密的做法表示不贊同。
我是個忠實的法律信徒，我也相信，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任何人可以淩駕于法律之上。
在這個問題上，我擔心的是，這些公司正在推廣的東西會讓我們的民衆淩駕于保護他們的美國法律之上。
這些話一出口，我自然陷入了一場極其複雜、情緒高漲的争論之中。
聯邦調查局與蘋果這類公司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價值觀和看待問題的視角上。
雙方看待問題的視角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但坦白來講，我們雙方之間也沒有真正理解過彼此，沒有傾聽過彼此。
科技公司的領導層無法像聯邦調查局一樣看到社會的陰暗面。
作為聯邦調查局員工，我們的日常工作就是抓捕那些恐怖活動的策劃者，抓捕傷害兒童的罪犯，抓捕集團犯罪的嫌疑人。
我們每天，從早到晚看到的都是人性的陰暗面。
聯邦調查局每位探員的生活中，都充斥着這些恐怖的、常人無法想象的活動。
他們每天忍受着這樣的生活，不遺餘力地阻止犯罪活動。
而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員并不了解社會的這一面，這就可能會造成非常可怕的後果。
我經常跟這些每天都見識社會黑暗面的同事開玩笑說：“矽谷那些人當然看不到社會的陰暗面，那兒可是個陽光明媚的地方，那裡所有人都聰明絕頂，富得流油。
”在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員生活的世界裡，技術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順暢，關系更親密。
誰不喜歡把寵物貓的動态圖分享給愛你的奶奶？誰不想直接在手機上預訂一杯咖啡，這樣到星巴克時就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取走呢？盡管我是在開玩笑，但我依然認為大部分搞技術的人都不能真正理解，如果執法人員不能使用司法命令獲取證據，那麼全社會将要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同時，我也理解有人批評我們說，執法人員過于關注社會的陰暗面，而忽略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
正是因為雙方都會被自己的立場所蒙蔽、所影響，因此我覺得，無論是哪一方采取類似的決策都是不可取的。
美國人民應該自己決定，究竟要怎麼過日子，究竟要如何管理這個國家。
但實際上，這個問題牽扯很多方面，要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其實非常困難。
信息加密這個看起來很小的問題，引發了個人隐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沖突。
這個問題并不僅僅涉及個人隐私與公共安全問題，還涉及技術、法律、經濟學、哲學、創新和國際關系領域，可能還有其他的利益和價值摻雜在内。
政府内部所持的觀點永遠都是：個人隐私非常重要，但當政府為保護社會大衆的利益，需要探訪私人空間或領域時，在證據充分、監管得當的前提下，政府還是有權獲得私人的信息。
在美國，沒有什麼地方能真正脫離司法管轄的範圍。
奧巴馬總統也是一位民權自由主義者，但他能夠看到，如果将個人隐私上升到絕對價值，認為其絕對不可侵犯，那麼一定會給社會帶來威脅和危害。
2016年春，他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公開演講中，也說明了這一點： 但危害是确确實實存在的。
保持社會秩序，保證司法效力，保障社會文明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
不僅如此，保護我們的孩子也非常重要。
因此，我對認為個人隐私絕對高于一切的觀念，持懷疑态度。
我們随時随地都在妥協……如果有人說個人數據這事兒和我們做出的其他妥協不一樣，那恕我不敢苟同。
奧巴馬總統真的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命令白宮徹查個人隐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沖突，這樣的政令是前所未有的。
在白宮戰情室裡，他曾親自主持召開了很多次關于這個問題的會議。
會上他表示，如果美國人民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未來的生活中有一大片領域是不受司法審判的，那也應該由美國人民自己決定，而不應由一個科技公司決定。
不幸的是，奧巴馬總統并沒有足夠的時間踐行他的理念。
政府确實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果，開發了一個“概念驗證”的科技計劃，證明了确實可能開發出一款設備，既可以保障個人隐私，又能在合理的情況下允許司法查驗。
但在這之後，奧巴馬總統就卸任了，并沒留下任何關于下一步的指示，也沒有說明是否要針對這一問題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
我至今仍記得一些當時開讨論會的場景。
2016年夏，我在白宮戰情室裡開會，很多領導者和官員都在場，和總統讨論這個問題的各種角度、各種看法。
其實，戰情室是好幾個辦公室和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