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正的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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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感受到“我想繼續聽你說，想知道你知道的，也想讓你告訴我”。
真朋友之間的談話往往會讓外人聽起來雲裡霧裡，但他們兩個相談甚歡。
一個人說，另一個人回應：“啊，是啊，我知道，确實這樣，我也遇見過，他們就是那種人。
”一個人想講，另一個人想聽他講，反之亦然。
這樣，這兩個人的交流就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有來有往，互相支持，互相鼓勵，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對方，同時鼓勵對方把知道的都講給自己。
這才是真正的傾聽。
為了提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效果，我花了很多時間傾聽，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對于領導者來說，真正傾聽他人是很困難的，因為在傾聽下屬的聲音時，領導者需要從領導的位子上走下來，需要學會示弱。
奧巴馬總統選我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這次談話更讓我對他驚詫不已。
巴拉克·奧巴馬是個極其出色的傾聽者，比我遇見過的任何領導者都出色。
我和他一起參加過很多會議，我看着他盡己所能地在一場談話中引入各種觀點，經常為了聽到不同的觀點忽視與會人員的座次等級。
在白宮會議中，與會人員的座次是由等級決定的——各部門一把手坐在主會議桌旁，低一級的與會者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戰情室裡，我們正在開一場有關機密技術的會議。
會上，主會議桌旁正襟危坐的軍事部門領導者和情報部門領導者讨論完後，奧巴馬向一個矽谷天才咨詢意見。
這個家夥坐在牆邊的椅子上，連條領帶都沒系，看上去有點邋遢，他也确實反駁了我們其中幾個人的意見。
奧巴馬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求賢若渴，歡迎大家說出自己的觀點。
這個習慣可能來源于他之前做教授的經曆吧，教授不是都喜歡突然叫起一個坐在後排的學生回答問題嘛。
奧巴馬的這種做法經常會使全場陷入激烈的讨論，能讓他聽到不同的觀點。
布什總統執政的時候，大家往往出于等級限度，或者是因為怕被他嘲弄，所以不願說出自己的觀點。
不系領帶的人員不可能出現在布什總統的戰情室裡，就算混進去了也隻能坐在後排，絕對不會有機會發言，就算發言了，也絕對會被嘲笑：“這孩子穿着也太随意了。
” 但奧巴馬不同，奧巴馬有與人讨論的能力，他能平衡局面，讓我們說出與他不同的想法。
他會轉向發言者，面對面看着他們，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去打斷他們的發言。
這個過程中，盡管他不怎麼說話，但他會用自己的面部表情、體态姿勢或一些簡短的回應讓發言人願意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腦兒地說出來。
他仔細地理解着發言人的邏輯，總會在發言人講完後提出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都是在他傾聽的那短短幾分鐘内想到的。
奧巴馬總統有一種能力，就算這個問題在别人看來他可能不太願意聽到，他也願意跟人讨論。
就像之前，我對種族問題和執法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極大的争論，他就跟我讨論了這個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他的這種能力。
實際上，我的論調引起了白宮極大的擔憂。
從芝加哥回來之後，我到橢圓形辦公室去參加奧巴馬總統的會議，我發現他故意把所有的高級官員和司法部成員都請出了辦公室，辦公室裡隻有我們兩個人。
在我就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以來的26個月裡，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總統先生開會。
我走進門，經過那座老爺鐘，看到屋裡隻有我們兩個，我覺得我可能會挨訓。
總統還是坐在老位子，那把壁爐邊的扶手椅上，而我坐在他左手邊的沙發上。
然而，我并沒有挨訓。
總統說：“我請你來，是因為我非常了解你，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麼，你是怎麼想的。
”随後，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們确實在“談話”，有來有往地談話，真正地談話。
我想講，他想聽；他想講，我也想聽。
我們之間進行了真正的交流。
總統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都看到了什麼？你究竟在擔心什麼？”我說了大概有10分鐘，談到了謀殺率上升現象的地理分布問題和時間問題——全國最大的60個城市中有40多個城市的謀殺率在上升，死的還都是年輕的黑人。
在時間上，這些城市幾乎同時出現這一現象；在地點上，這些謀殺率上升的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并沒有什麼特定規律可循，剩餘的将近20個城市的謀殺率就沒有出現上升現象。
我對總統先生講了自己的擔憂，我擔心大部分人會忽略這個問題，因為死的都是黑人，都是貧民區的黑人。
我還擔心，這種謀殺率的暴漲與警民之間的不良互動有關，而這種不良互動就是由那些漫天傳播的視頻引起的。
我對總統先生說，我的目的是讓大家都注意到這個問題，把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矛盾擺到台面上，讓大家注意到是否因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而最終導緻了大問題的爆發。
我的期望就是，如果真相确實如此，那麼我這麼做能對雙方矛盾的解決起到一點兒作用。
我說完之後，奧巴馬總統對我的想法表示了贊賞。
緊接着，他針對我在公開演講中的一些說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我在演講中用了“清除雜草、播撒種子”來說明我屬意的解決辦法——清除犯罪行為，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但是總統問我：“你想過黑人聽到你這麼說會怎麼想嗎？你會稱你鄰居的孩子為‘雜草’嗎？”他對我說，黑人所處的生活環境總是讓他們進退兩難：一方面，他們想讓警方入駐，保護社區的安全；另一方面，社區裡教學條件糟糕，失業問題嚴重，吸毒現象泛濫，離婚率高等問題，導緻他們經常陷入與警方對峙的狀态。
黑人民衆自己對此也抱怨不已，卻無能為力。
聽總統先生這麼說，我突然醒悟了。
我對總統說，我從沒想過黑人群體可能會這樣理解我話中的意思。
我從沒意識到“清除雜草”這種說法會讓聽衆心裡不舒服，尤其讓這個特殊時期内的黑人群體感到不舒服，因為這個說法已經在執法機構内部用了很多年了。
我陷入了經驗主義的怪圈，而我們的總統，從一個普通黑人的角度幫我認識到了我的問題。
随後，我們還談到黑人的高犯罪率對黑人群體産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談到了國家在服刑人員再教育方面其實做得有多麼不好。
我同意，如此多的黑人被監禁确實是一場悲劇。
但我也跟他表達了我對他所說的“大規模監禁”[1]一詞的看法。
他曾使用“大規模監禁”一詞描述我們國家監禁人數急速增長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國家的監獄裡關押的人太多了。
我對總統先生說，對于我們這些緻力于降低少數群體社區犯罪率的執法人員來說，這個詞真的很刺耳。
就我個人而言，聽到“大規模監禁”一詞會讓我想到“二戰”中日本所建的俘虜營，無數民衆被關在其中，周圍布滿了鐵絲電網。
我認為，一方面，“大規模監禁”這個詞極其不準确，因為監禁行為發生時實際上規模并不大：每個被告都是分别被起訴，都有自己的律師，分别被審判和定罪。
最終監獄裡确實關押了很多人，但并沒有“大規模”這一說。
另一方面，這個詞簡直就是對于那些勤勤懇懇的執法人員的侮辱。
執法人員每天
真朋友之間的談話往往會讓外人聽起來雲裡霧裡，但他們兩個相談甚歡。
一個人說，另一個人回應：“啊，是啊，我知道，确實這樣，我也遇見過，他們就是那種人。
”一個人想講，另一個人想聽他講，反之亦然。
這樣，這兩個人的交流就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有來有往，互相支持，互相鼓勵，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對方，同時鼓勵對方把知道的都講給自己。
這才是真正的傾聽。
為了提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效果，我花了很多時間傾聽，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對于領導者來說，真正傾聽他人是很困難的，因為在傾聽下屬的聲音時，領導者需要從領導的位子上走下來，需要學會示弱。
奧巴馬總統選我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這次談話更讓我對他驚詫不已。
巴拉克·奧巴馬是個極其出色的傾聽者，比我遇見過的任何領導者都出色。
我和他一起參加過很多會議，我看着他盡己所能地在一場談話中引入各種觀點，經常為了聽到不同的觀點忽視與會人員的座次等級。
在白宮會議中，與會人員的座次是由等級決定的——各部門一把手坐在主會議桌旁，低一級的與會者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戰情室裡，我們正在開一場有關機密技術的會議。
會上，主會議桌旁正襟危坐的軍事部門領導者和情報部門領導者讨論完後，奧巴馬向一個矽谷天才咨詢意見。
這個家夥坐在牆邊的椅子上，連條領帶都沒系，看上去有點邋遢，他也确實反駁了我們其中幾個人的意見。
奧巴馬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求賢若渴，歡迎大家說出自己的觀點。
這個習慣可能來源于他之前做教授的經曆吧，教授不是都喜歡突然叫起一個坐在後排的學生回答問題嘛。
奧巴馬的這種做法經常會使全場陷入激烈的讨論，能讓他聽到不同的觀點。
布什總統執政的時候，大家往往出于等級限度，或者是因為怕被他嘲弄，所以不願說出自己的觀點。
不系領帶的人員不可能出現在布什總統的戰情室裡，就算混進去了也隻能坐在後排，絕對不會有機會發言，就算發言了，也絕對會被嘲笑：“這孩子穿着也太随意了。
” 但奧巴馬不同，奧巴馬有與人讨論的能力，他能平衡局面，讓我們說出與他不同的想法。
他會轉向發言者，面對面看着他們，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去打斷他們的發言。
這個過程中，盡管他不怎麼說話，但他會用自己的面部表情、體态姿勢或一些簡短的回應讓發言人願意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腦兒地說出來。
他仔細地理解着發言人的邏輯，總會在發言人講完後提出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都是在他傾聽的那短短幾分鐘内想到的。
奧巴馬總統有一種能力，就算這個問題在别人看來他可能不太願意聽到，他也願意跟人讨論。
就像之前，我對種族問題和執法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極大的争論，他就跟我讨論了這個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他的這種能力。
實際上，我的論調引起了白宮極大的擔憂。
從芝加哥回來之後，我到橢圓形辦公室去參加奧巴馬總統的會議，我發現他故意把所有的高級官員和司法部成員都請出了辦公室，辦公室裡隻有我們兩個人。
在我就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以來的26個月裡，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總統先生開會。
我走進門，經過那座老爺鐘，看到屋裡隻有我們兩個，我覺得我可能會挨訓。
總統還是坐在老位子，那把壁爐邊的扶手椅上，而我坐在他左手邊的沙發上。
然而，我并沒有挨訓。
總統說：“我請你來，是因為我非常了解你，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麼，你是怎麼想的。
”随後，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們确實在“談話”，有來有往地談話，真正地談話。
我想講，他想聽；他想講，我也想聽。
我們之間進行了真正的交流。
總統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都看到了什麼？你究竟在擔心什麼？”我說了大概有10分鐘，談到了謀殺率上升現象的地理分布問題和時間問題——全國最大的60個城市中有40多個城市的謀殺率在上升，死的還都是年輕的黑人。
在時間上，這些城市幾乎同時出現這一現象；在地點上，這些謀殺率上升的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并沒有什麼特定規律可循，剩餘的将近20個城市的謀殺率就沒有出現上升現象。
我對總統先生講了自己的擔憂，我擔心大部分人會忽略這個問題，因為死的都是黑人，都是貧民區的黑人。
我還擔心，這種謀殺率的暴漲與警民之間的不良互動有關，而這種不良互動就是由那些漫天傳播的視頻引起的。
我對總統先生說，我的目的是讓大家都注意到這個問題，把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矛盾擺到台面上，讓大家注意到是否因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而最終導緻了大問題的爆發。
我的期望就是，如果真相确實如此，那麼我這麼做能對雙方矛盾的解決起到一點兒作用。
我說完之後，奧巴馬總統對我的想法表示了贊賞。
緊接着，他針對我在公開演講中的一些說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我在演講中用了“清除雜草、播撒種子”來說明我屬意的解決辦法——清除犯罪行為，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但是總統問我：“你想過黑人聽到你這麼說會怎麼想嗎？你會稱你鄰居的孩子為‘雜草’嗎？”他對我說，黑人所處的生活環境總是讓他們進退兩難：一方面，他們想讓警方入駐，保護社區的安全；另一方面，社區裡教學條件糟糕，失業問題嚴重，吸毒現象泛濫，離婚率高等問題，導緻他們經常陷入與警方對峙的狀态。
黑人民衆自己對此也抱怨不已，卻無能為力。
聽總統先生這麼說，我突然醒悟了。
我對總統說，我從沒想過黑人群體可能會這樣理解我話中的意思。
我從沒意識到“清除雜草”這種說法會讓聽衆心裡不舒服，尤其讓這個特殊時期内的黑人群體感到不舒服，因為這個說法已經在執法機構内部用了很多年了。
我陷入了經驗主義的怪圈，而我們的總統，從一個普通黑人的角度幫我認識到了我的問題。
随後，我們還談到黑人的高犯罪率對黑人群體産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談到了國家在服刑人員再教育方面其實做得有多麼不好。
我同意，如此多的黑人被監禁确實是一場悲劇。
但我也跟他表達了我對他所說的“大規模監禁”
他曾使用“大規模監禁”一詞描述我們國家監禁人數急速增長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國家的監獄裡關押的人太多了。
我對總統先生說，對于我們這些緻力于降低少數群體社區犯罪率的執法人員來說，這個詞真的很刺耳。
就我個人而言，聽到“大規模監禁”一詞會讓我想到“二戰”中日本所建的俘虜營，無數民衆被關在其中，周圍布滿了鐵絲電網。
我認為，一方面，“大規模監禁”這個詞極其不準确，因為監禁行為發生時實際上規模并不大：每個被告都是分别被起訴，都有自己的律師，分别被審判和定罪。
最終監獄裡确實關押了很多人，但并沒有“大規模”這一說。
另一方面，這個詞簡直就是對于那些勤勤懇懇的執法人員的侮辱。
執法人員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