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正的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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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警察局局長告訴我，謀殺率的上升可能是因為警方與民衆的相處方式改變了，而促成這種改變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那些廣泛傳播的視頻。
我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這個原因導緻了謀殺率的上升，也沒有基礎數據可以分析，但我仍然決定把這個問題拿到台面上來讨論一下。
如果美國想無視這些黑人的死亡，那簡直是太簡單了，因為遇害的這些黑人都是“貧民窟裡的窮人”。
但總得有人出面，針對這些謀殺案說點兒什麼。
我隻希望之前的分析是錯誤的；隻希望能找到某個簡單的原因來說明為什麼謀殺率上升了，或者能夠證明這種大規模的謀殺率異常上升的現象隻是偶然。
與此同時，國會内部的自由民主黨人和自由意志主義共和黨人組成了一個有趣的聯盟，他們與奧巴馬政府聯手，意圖使國會通過一項刑事司法改革，減輕對某些聯邦刑事犯罪行為的處罰。
這是那些自稱“茶黨”的共和黨人和奧巴馬總統唯一能達成共識的政策領域。
我對具體政策沒有任何意見，這些政策在我看來都很合理、很恰當。
但這些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導者根本不願針對城市謀殺率上升問題及其背後的原因展開讨論。
我完全理解這一點，但我隻是無法忍受自己眼看着這麼多年輕的黑人失去生命而無動于衷，無法忍受警方與民衆的相處方式變化成為謀殺率節節攀升的潛在誘因。
因此，2015年10月下旬，我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講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
我談到民衆與警方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談到網上那些推波助瀾的視頻。
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引用了兩個推特上的話題來說明我的觀點。
其實，推特上的兩個話題“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别拿警察的命不當命”很好地證明了我的觀點。
當然，這兩個話題和話題背後代表的聲音确實非常重要。
但隻要有人把“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個話題解讀為反對執法機構，黑人群體對警方的信任就減弱一分；隻要有人将“别拿警察的命不當命”解讀為反對黑人，警方對黑人群體的厭惡就增加一分。
再這樣下去，雙方就會越走越遠，隔閡就會越來越深。
一樁樁、一件件的小意外，一個個網站視頻，一個個推特話題，都會加劇雙方的誤解，加深雙方的隔閡。
這，才是最糟糕的。
随後我談到了謀殺率上升的問題，我說：“當前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隔閡愈加嚴重，而這有可能是某些地區謀殺率上升的原因。
”弱勢社區的謀殺案件數量驟然上升，而死者基本都是年輕的黑人。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社區、執法機構和研究機構的共同努力。
我看了大家給出的一些原因推測，包括販賣槍支、走私毒品、黑幫、囚犯刑滿釋放等，但沒有一個原因能夠解釋為什麼謀殺率上升的40多個城市在地圖上的分布并未呈現任何規律性，而且這些城市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出現謀殺率上升的現象。
接下來，我談到了我聽說的另一個推測：“幾乎沒人公開談過這個推測，但全國的警方和當局官員都會在私下讨論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這個推測确實可以解釋謀殺率上升現象發生的時間和地理分布問題。
在我聽過的所有解釋裡，這個推測在我看來算是最靠譜的了。
這個推測就是，可能是因為警方出了問題。
” 我說：“我并不能确定問題一定出在警方身上，也不能确定這個原因是否能解釋所有的案件，但我确實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的執法機關确實經曆了一場寒冬。
” 演講的最後，我呼籲： 我們需要尋找到問題的真相，并馬上解決這個問題。
有人跟我說，現在就着手是不是早了點兒，這才10月，我們可以等年底統計報告出來的時候再說，看看總體犯罪率究竟如何。
但我不同意，尤其是當我看到全國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長給出的謀殺案件數據後，我更加不同意這個觀點。
因為我們看到的并不僅僅是數據，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執法機構的領導要主動推進執法，堅定、公平且專業地推進執法。
同時，社區領導者也要主動配合警方維護社區治安，保證警方有時間、有機會，高效且專業地進行社會安保行動，并在執法過程中得到應有的尊重。
我知道，我說的這些話可能會讓奧巴馬政府内的某些官員感到不滿，但我覺得聯邦調查局局長應該在這類司法問題上保持獨立。
奧巴馬總統提名我當局長的時候，特别提醒我要保持司法的獨立性。
犯罪問題、種族問題和執法問題都是錯綜複雜、極其敏感的，但如果人們都不談這些話題，那這個現狀就永遠不會改變。
至少我說對了一件事：我說出這些話之後，确實惹得大家都不高興。
實際上，不高興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
我原本的目的是強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找到對應的解決辦法，激發民衆探讨問題背後的原因和解決方案；促使雙方對這個棘手的問題進行對話和探讨；激勵民衆探索真相，搜集資料，挖掘事件背後的原因。
同時，我希望這樣的探讨可以改變警方與黑人群體的互動方式，拯救無辜的生命，鼓勵警方采取更好的方式維護社會治安，也鼓勵社區支持警方的工作。
然而，我見證了另一場美國式“屁股決定腦子”的鬥争。
警方抱怨我批評警察，稱他們為膽小鬼。
民主黨人說我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肯定了所謂的“弗格森效應”，而這一效應可能壓根就不存在，說我根本是在妨礙警方執行公務；共和黨人則聲稱美國正飽受謀殺率上升的困擾，并将其歸結于奧巴馬總統的執政不力。
很少有人問：“真相是什麼？”他們明明有機會可以當面來問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他們卻不願這麼做。
相反，他們都忙着站隊，選一邊，然後站定。
很少有人會花時間去問：“這個人到底在擔心些什麼？他到底在說一個什麼事情呢？” 然而，有一個人站出來問了這個問題。
我從芝加哥回來之後的一兩天後，我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我，總統想在橢圓形辦公室見我。
我不知道總統要談什麼話題，也不知道還有誰在場，最後發現，這場談話隻有我們兩個人。
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奧巴馬總統會面。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傾聽，華盛頓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麼是傾聽——至少就我的經驗來說是這樣的。
對他們來講，傾聽就是在别人說話的時候保持沉默，等别人說完後自己再說一些早已準備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對這種形式的意見交換很熟悉，電視上所謂的“辯論”就是這種形式。
辯論場上，辯手們坐在椅子上，燈一亮，一方就站起來說出他們提前準備好的觀點，等他說完後，另一方會站起來，用他們提前準備好的觀點進行反駁。
這個過程就是個左耳進右耳出的過程，并不能引發聽衆真正的思考。
這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傾聽”。
跟帕特裡斯結婚後，我才明白我所謂的“傾聽”實際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傾聽。
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樣，都以為傾聽就是坐在那兒安靜地聽别人講，體會别人的意思。
但我錯了。
實際上，真正的傾聽确實是要保持沉默，要認真思考别人講的東西。
但真正的傾聽不止于此，它還包含一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東西：你的姿勢、表情、回應的聲音和給對方的反饋，讓
我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這個原因導緻了謀殺率的上升，也沒有基礎數據可以分析，但我仍然決定把這個問題拿到台面上來讨論一下。
如果美國想無視這些黑人的死亡，那簡直是太簡單了，因為遇害的這些黑人都是“貧民窟裡的窮人”。
但總得有人出面，針對這些謀殺案說點兒什麼。
我隻希望之前的分析是錯誤的；隻希望能找到某個簡單的原因來說明為什麼謀殺率上升了，或者能夠證明這種大規模的謀殺率異常上升的現象隻是偶然。
與此同時，國會内部的自由民主黨人和自由意志主義共和黨人組成了一個有趣的聯盟，他們與奧巴馬政府聯手，意圖使國會通過一項刑事司法改革，減輕對某些聯邦刑事犯罪行為的處罰。
這是那些自稱“茶黨”的共和黨人和奧巴馬總統唯一能達成共識的政策領域。
我對具體政策沒有任何意見，這些政策在我看來都很合理、很恰當。
但這些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導者根本不願針對城市謀殺率上升問題及其背後的原因展開讨論。
我完全理解這一點，但我隻是無法忍受自己眼看着這麼多年輕的黑人失去生命而無動于衷，無法忍受警方與民衆的相處方式變化成為謀殺率節節攀升的潛在誘因。
因此，2015年10月下旬，我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講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
我談到民衆與警方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談到網上那些推波助瀾的視頻。
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引用了兩個推特上的話題來說明我的觀點。
其實，推特上的兩個話題“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别拿警察的命不當命”很好地證明了我的觀點。
當然，這兩個話題和話題背後代表的聲音确實非常重要。
但隻要有人把“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個話題解讀為反對執法機構，黑人群體對警方的信任就減弱一分；隻要有人将“别拿警察的命不當命”解讀為反對黑人，警方對黑人群體的厭惡就增加一分。
再這樣下去，雙方就會越走越遠，隔閡就會越來越深。
一樁樁、一件件的小意外，一個個網站視頻，一個個推特話題，都會加劇雙方的誤解，加深雙方的隔閡。
這，才是最糟糕的。
随後我談到了謀殺率上升的問題，我說：“當前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隔閡愈加嚴重，而這有可能是某些地區謀殺率上升的原因。
”弱勢社區的謀殺案件數量驟然上升，而死者基本都是年輕的黑人。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社區、執法機構和研究機構的共同努力。
我看了大家給出的一些原因推測，包括販賣槍支、走私毒品、黑幫、囚犯刑滿釋放等，但沒有一個原因能夠解釋為什麼謀殺率上升的40多個城市在地圖上的分布并未呈現任何規律性，而且這些城市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出現謀殺率上升的現象。
接下來，我談到了我聽說的另一個推測：“幾乎沒人公開談過這個推測，但全國的警方和當局官員都會在私下讨論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這個推測确實可以解釋謀殺率上升現象發生的時間和地理分布問題。
在我聽過的所有解釋裡，這個推測在我看來算是最靠譜的了。
這個推測就是，可能是因為警方出了問題。
” 我說：“我并不能确定問題一定出在警方身上，也不能确定這個原因是否能解釋所有的案件，但我确實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的執法機關确實經曆了一場寒冬。
” 演講的最後，我呼籲： 我們需要尋找到問題的真相，并馬上解決這個問題。
有人跟我說，現在就着手是不是早了點兒，這才10月，我們可以等年底統計報告出來的時候再說，看看總體犯罪率究竟如何。
但我不同意，尤其是當我看到全國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長給出的謀殺案件數據後，我更加不同意這個觀點。
因為我們看到的并不僅僅是數據，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執法機構的領導要主動推進執法，堅定、公平且專業地推進執法。
同時，社區領導者也要主動配合警方維護社區治安，保證警方有時間、有機會，高效且專業地進行社會安保行動，并在執法過程中得到應有的尊重。
我知道，我說的這些話可能會讓奧巴馬政府内的某些官員感到不滿，但我覺得聯邦調查局局長應該在這類司法問題上保持獨立。
奧巴馬總統提名我當局長的時候，特别提醒我要保持司法的獨立性。
犯罪問題、種族問題和執法問題都是錯綜複雜、極其敏感的，但如果人們都不談這些話題，那這個現狀就永遠不會改變。
至少我說對了一件事：我說出這些話之後，确實惹得大家都不高興。
實際上，不高興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
我原本的目的是強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找到對應的解決辦法，激發民衆探讨問題背後的原因和解決方案；促使雙方對這個棘手的問題進行對話和探讨；激勵民衆探索真相，搜集資料，挖掘事件背後的原因。
同時，我希望這樣的探讨可以改變警方與黑人群體的互動方式，拯救無辜的生命，鼓勵警方采取更好的方式維護社會治安，也鼓勵社區支持警方的工作。
然而，我見證了另一場美國式“屁股決定腦子”的鬥争。
警方抱怨我批評警察，稱他們為膽小鬼。
民主黨人說我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肯定了所謂的“弗格森效應”，而這一效應可能壓根就不存在，說我根本是在妨礙警方執行公務；共和黨人則聲稱美國正飽受謀殺率上升的困擾，并将其歸結于奧巴馬總統的執政不力。
很少有人問：“真相是什麼？”他們明明有機會可以當面來問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他們卻不願這麼做。
相反，他們都忙着站隊，選一邊，然後站定。
很少有人會花時間去問：“這個人到底在擔心些什麼？他到底在說一個什麼事情呢？” 然而，有一個人站出來問了這個問題。
我從芝加哥回來之後的一兩天後，我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我，總統想在橢圓形辦公室見我。
我不知道總統要談什麼話題，也不知道還有誰在場，最後發現，這場談話隻有我們兩個人。
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奧巴馬總統會面。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傾聽，華盛頓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麼是傾聽——至少就我的經驗來說是這樣的。
對他們來講，傾聽就是在别人說話的時候保持沉默，等别人說完後自己再說一些早已準備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對這種形式的意見交換很熟悉，電視上所謂的“辯論”就是這種形式。
辯論場上，辯手們坐在椅子上，燈一亮，一方就站起來說出他們提前準備好的觀點，等他說完後，另一方會站起來，用他們提前準備好的觀點進行反駁。
這個過程就是個左耳進右耳出的過程，并不能引發聽衆真正的思考。
這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傾聽”。
跟帕特裡斯結婚後，我才明白我所謂的“傾聽”實際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傾聽。
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樣，都以為傾聽就是坐在那兒安靜地聽别人講，體會别人的意思。
但我錯了。
實際上，真正的傾聽确實是要保持沉默，要認真思考别人講的東西。
但真正的傾聽不止于此，它還包含一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東西：你的姿勢、表情、回應的聲音和給對方的反饋，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