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胡佛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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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需要的是，我晚上睡覺的時候能放下心來，知道整個國家在正常運轉，知道美國人民有人保護。
”這次談話和我之前假設的情景完全不同，實際上，我覺得這種政治獨立性還挺對我胃口的。
我認同了他的想法。
聯邦調查局應該是完全獨立的，完全不受政治黨派的影響，這才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局長被賦予10年的任期。
我與奧巴馬總統見完面後，給帕特裡斯打了個電話，自作聰明地說：“親愛的，你之前的判斷可能并不準确哦。
”我對我和奧巴馬總統的這次會面感覺良好，于是在白宮給我抛出橄榄枝之後，我同意了他們的提名。
我的家人還會在康涅狄格州住上兩年，處理完手上的事情，但我已經完全準備好投入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工作中了。
一旦就職，我的任期會一直到2023年，那時候，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會影響這個任期。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面試後到公布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奧巴馬總統又請我去了橢圓形辦公室一趟。
我們坐在和上次一樣的位置，總統顧問一樣參與了這次會面。
一開場，總統就解釋道：“等你真正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後，我們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坐下來談話了。
”過去40年的時間裡，政府的領導者們都已經認識到，總統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關系不能走得太近。
聯邦調查局調查的案件經常會涉及總統身邊的一些高級官員，因此會影響總統的職業生涯。
為了保持聯邦調查局的公信力，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人們的觀念裡，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都不能跟總統走得太近。
因此，這是最後一次我和奧巴馬總統可以像大學同學一樣開誠布公地一起談話了。
那天，我們讨論了很多并不在聯邦調查局局長職權範圍内的棘手問題，比如用無人轟炸機消滅恐怖分子。
我非常驚訝，他能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和評價一些複雜的問題。
我覺得，他是想在正式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通過探讨這些問題，對我和我的價值觀進行最後一次評價。
在我離開的時候，我對凱瑟琳·雷穆勒表達了自己對這次讨論的看法。
我對她說：“我沒想到我們能談論這些話題，也沒想到坐在總統寶座上的人，竟然有這樣一顆柔軟的心。
” 自此之後，我和奧巴馬總統再也不能像這樣随意地談話了。
從1935年被正式命名為“聯邦調查局”到我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聯邦調查局一共經曆過6任局長。
第一任局長，也就是傳奇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JohnEdgarHoover）管理聯邦調查局（包括聯邦調查局的前身調查局）長達50年，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對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所有探員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幾十年來，胡佛鐵腕統治，讓政府高層對其又懼又怕。
他手裡握有很多高層領導的“個人信息”，而且他故意讓這些高層領導知道這一點。
他和總統、參議員們一起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卻又總是笑裡藏刀，将聯邦調查局作為手裡的利刃。
在聯邦調查局内部，局長就是絕對的中心。
胡佛的鐵腕方式為他帶來了無盡的名譽、大衆的關注和絕對的權力，但也讓聯邦調查局裡的很多探員都不希望引起胡佛先生的注意。
大家都隻說他愛聽的話，說完了就回去工作。
這種心态在聯邦調查局内部保持了很多年，即使胡佛早已經過世了，大家依然如此，積習難改。
2013年我宣誓成為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我花了一周的時間跟着鮑勃·米勒觀察實習。
米勒曾在海軍服役，領導作風比較老派，不習慣用他所謂的那些煽情手法。
2001年“9·11”事件後，整個聯邦調查局都陷入了巨大的工作壓力之中，探員們都在精疲力竭地工作。
米勒的妻子就勸他，要關注下屬是否能扛得住這麼大的壓力。
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例行公事般地給他的幾個手下打電話，至少我聽說的是這樣。
要知道，這些人的辦公室離他的辦公室不過就幾步路。
在電話裡，米勒問他們：“感覺還好嗎？”每個人都會例行公事地回答道：“還好，先生。
”他回答：“那就好。
”然後挂掉電話。
米勒生性遵規守紀，在幫助我走上工作崗位時也是如此。
我開始觀察實習的第一天早上，他就為我安排了和主要部門領導的談話。
我要跟他們一對一談話，聽每個人彙報他們工作中遇到的挑戰和機遇。
随後，他又面無表情地補了一句，說在每個人跟我談完之後，他會再跟我聊聊，“告訴你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這句話讓我大吃一驚。
聯邦調查局的宗旨就是找出真相，但為什麼在部門領導彙報完之後，局長還需要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呢？米勒說這句話實際上就意味着，局裡的高級領導要麼是不知道真相，要麼就是不打算對我說真話。
我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就我的經驗而言，很多人都會猶豫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告訴領導，而他們猶豫的原因也可以理解。
我曾經聽一些聯邦調查局的老員工引用電影《無間行者》（TheDe#zhu1">[1]的那個案件。
霍爾德未能就此案件提供使國會共和黨成員滿意的消息，因此被指控藐視法庭。
那些國會共和黨成員看不上霍爾德，霍爾德也看不上他們。
與埃裡克·霍爾德相比，洛蕾塔·林奇個性内斂，在華盛頓的知名度也不高。
她很少說話，開口說話的時候也有點照本宣科的意思。
司法部部長這種高調的工作是需要時間适應的，而林奇的任期太短，看起來并沒适應這份工作。
霍爾德和副手的工作關系很好，但林奇和她的副手薩利·耶茨（SallyYates）的工作關系似乎有點疏遠且緊張。
看起來，她和她的手下彼此之間并不講話。
我的日常工作不僅包括按規定處理那些重要案件，還包括處理緊急突發事件。
同時，我還試着在冗雜的日常工作中，改變聯邦調查局對待領導、網絡安全、種族案件和情報案件等的處理方式，這就要求局長帶領大家一起改變。
聯邦調查局也是個國際組織，在全球80多個國家以及美國的每個州都有辦公室。
于是，我就得到各處去看看，聽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說說他們的故事，和他們聊聊他們的日常。
上任後，我用15個月時間走訪了國内全部56個辦公室，還訪問了海外的幾十個辦公室。
我去聽了各地員工的故事，了解了他們的工作、他們想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
在我四處走訪的時候，我發現，大約有2/3的聯邦調查局員工并不是持槍探員，這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
我需要的是，我晚上睡覺的時候能放下心來，知道整個國家在正常運轉，知道美國人民有人保護。
”這次談話和我之前假設的情景完全不同，實際上，我覺得這種政治獨立性還挺對我胃口的。
我認同了他的想法。
聯邦調查局應該是完全獨立的，完全不受政治黨派的影響，這才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局長被賦予10年的任期。
我與奧巴馬總統見完面後，給帕特裡斯打了個電話，自作聰明地說：“親愛的，你之前的判斷可能并不準确哦。
”我對我和奧巴馬總統的這次會面感覺良好，于是在白宮給我抛出橄榄枝之後，我同意了他們的提名。
我的家人還會在康涅狄格州住上兩年，處理完手上的事情，但我已經完全準備好投入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工作中了。
一旦就職，我的任期會一直到2023年，那時候，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會影響這個任期。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面試後到公布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奧巴馬總統又請我去了橢圓形辦公室一趟。
我們坐在和上次一樣的位置，總統顧問一樣參與了這次會面。
一開場，總統就解釋道：“等你真正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後，我們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坐下來談話了。
”過去40年的時間裡，政府的領導者們都已經認識到，總統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關系不能走得太近。
聯邦調查局調查的案件經常會涉及總統身邊的一些高級官員，因此會影響總統的職業生涯。
為了保持聯邦調查局的公信力，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人們的觀念裡，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都不能跟總統走得太近。
因此，這是最後一次我和奧巴馬總統可以像大學同學一樣開誠布公地一起談話了。
那天，我們讨論了很多并不在聯邦調查局局長職權範圍内的棘手問題，比如用無人轟炸機消滅恐怖分子。
我非常驚訝，他能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和評價一些複雜的問題。
我覺得，他是想在正式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通過探讨這些問題，對我和我的價值觀進行最後一次評價。
在我離開的時候，我對凱瑟琳·雷穆勒表達了自己對這次讨論的看法。
我對她說：“我沒想到我們能談論這些話題，也沒想到坐在總統寶座上的人，竟然有這樣一顆柔軟的心。
” 自此之後，我和奧巴馬總統再也不能像這樣随意地談話了。
從1935年被正式命名為“聯邦調查局”到我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聯邦調查局一共經曆過6任局長。
第一任局長，也就是傳奇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JohnEdgarHoover）管理聯邦調查局（包括聯邦調查局的前身調查局）長達50年，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對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所有探員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幾十年來，胡佛鐵腕統治，讓政府高層對其又懼又怕。
他手裡握有很多高層領導的“個人信息”，而且他故意讓這些高層領導知道這一點。
他和總統、參議員們一起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卻又總是笑裡藏刀，将聯邦調查局作為手裡的利刃。
在聯邦調查局内部，局長就是絕對的中心。
胡佛的鐵腕方式為他帶來了無盡的名譽、大衆的關注和絕對的權力，但也讓聯邦調查局裡的很多探員都不希望引起胡佛先生的注意。
大家都隻說他愛聽的話，說完了就回去工作。
這種心态在聯邦調查局内部保持了很多年，即使胡佛早已經過世了，大家依然如此，積習難改。
2013年我宣誓成為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我花了一周的時間跟着鮑勃·米勒觀察實習。
米勒曾在海軍服役，領導作風比較老派，不習慣用他所謂的那些煽情手法。
2001年“9·11”事件後，整個聯邦調查局都陷入了巨大的工作壓力之中，探員們都在精疲力竭地工作。
米勒的妻子就勸他，要關注下屬是否能扛得住這麼大的壓力。
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例行公事般地給他的幾個手下打電話，至少我聽說的是這樣。
要知道，這些人的辦公室離他的辦公室不過就幾步路。
在電話裡，米勒問他們：“感覺還好嗎？”每個人都會例行公事地回答道：“還好，先生。
”他回答：“那就好。
”然後挂掉電話。
米勒生性遵規守紀，在幫助我走上工作崗位時也是如此。
我開始觀察實習的第一天早上，他就為我安排了和主要部門領導的談話。
我要跟他們一對一談話，聽每個人彙報他們工作中遇到的挑戰和機遇。
随後，他又面無表情地補了一句，說在每個人跟我談完之後，他會再跟我聊聊，“告訴你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這句話讓我大吃一驚。
聯邦調查局的宗旨就是找出真相，但為什麼在部門領導彙報完之後，局長還需要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呢？米勒說這句話實際上就意味着，局裡的高級領導要麼是不知道真相，要麼就是不打算對我說真話。
我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就我的經驗而言，很多人都會猶豫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告訴領導，而他們猶豫的原因也可以理解。
我曾經聽一些聯邦調查局的老員工引用電影《無間行者》（TheDe#zhu1">[1]的那個案件。
霍爾德未能就此案件提供使國會共和黨成員滿意的消息，因此被指控藐視法庭。
那些國會共和黨成員看不上霍爾德，霍爾德也看不上他們。
與埃裡克·霍爾德相比，洛蕾塔·林奇個性内斂，在華盛頓的知名度也不高。
她很少說話，開口說話的時候也有點照本宣科的意思。
司法部部長這種高調的工作是需要時間适應的，而林奇的任期太短，看起來并沒适應這份工作。
霍爾德和副手的工作關系很好，但林奇和她的副手薩利·耶茨（SallyYates）的工作關系似乎有點疏遠且緊張。
看起來，她和她的手下彼此之間并不講話。
我的日常工作不僅包括按規定處理那些重要案件，還包括處理緊急突發事件。
同時，我還試着在冗雜的日常工作中，改變聯邦調查局對待領導、網絡安全、種族案件和情報案件等的處理方式，這就要求局長帶領大家一起改變。
聯邦調查局也是個國際組織，在全球80多個國家以及美國的每個州都有辦公室。
于是，我就得到各處去看看，聽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說說他們的故事，和他們聊聊他們的日常。
上任後，我用15個月時間走訪了國内全部56個辦公室，還訪問了海外的幾十個辦公室。
我去聽了各地員工的故事，了解了他們的工作、他們想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
在我四處走訪的時候，我發現，大約有2/3的聯邦調查局員工并不是持槍探員，這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