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胡佛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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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要成為一名領導者首先要正直。
不正直的領導者無法取得任何成就，無論他是領導一群勞工、一個足球隊、一支國家軍隊，還是一個部門，都是如此。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2013年入夏的第一天，我來到了曾認為自己再也不會踏足的地方。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那天，晴空萬裡。
奧巴馬總統、我和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一起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等候，我們等着穿過那扇玻璃門到玫瑰園去。
外面的白宮記者團早已人頭攢動。
就在我們要出門去面對鏡頭的時候，總統突然停下了。
他看起來很嚴肅，轉過來對我說：“吉姆，有件事情我之前忘了跟你講。
” 我一臉困惑地看着總統對米勒點了點頭，說：“鮑勃之前一直對我有一個承諾，現在，我想讓你也做出這個承諾。
”這會是個什麼承諾呢？總統之前已經跟我保證過，我享有絕對的獨立，但現在又要我對他做出什麼秘密承諾？ 總統停頓了一下，以示莊重，然後開口道：“鮑勃一直允許我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裡打籃球，現在我需要你承諾我可以繼續使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打籃球。
” 我撲哧一聲笑了出來。
“當然，總統先生。
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也是‘您的’體育館。
” 盡管我很喜歡打籃球，但我知道我絕不會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裡和總統一起打籃球。
我也喜歡打高爾夫，但也不能和他一起打。
聯邦調查局局長不可能和總統保持這樣的私人關系，原因嘛，衆所周知。
至少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
2005年8月從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離職後，我加入了一家私人公司。
從2005年開始，每兩年我就有個孩子要上大學，而15年來在政府機關沒掙多少錢，更不用說存錢了。
孩子要上大學了，我必須得掙點兒錢供他們讀書。
于是，我加入了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擔任他們的法律總顧問。
我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工作了5年，然後又到康涅狄格州的橋水聯合基金工作了3年。
2013年年初，我離開了橋水聯合基金，加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成為一名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員。
去哥倫比亞大學是因為我覺得教書育人實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2013年5月，我突然接到了時任司法部部長埃裡克·霍爾德（EricHolder）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參加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面試。
他并不能保證我一定能得到這份工作，但如果上面沒有認真考慮我來出任的話，他是不會給我打電話的。
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可能是我已經對華盛頓這些黨派人士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很難相信，一個民主黨總統會選擇一個曾經在共和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人出任如此重要的崗位，而且我還曾經支持過奧巴馬總統的政治對手。
我對這件事并不看好，而且再到政府部門工作對我的家庭來說也是個負擔。
我沒告訴霍爾德我說這話的原因。
但那時帕特裡斯正一邊讀碩士，一邊在布裡奇波特的一個精神健康診所裡做顧問；我們的一個孩子馬上就要上高三了；之前有幾個孩子寄養在我家，而我們又不是孩子走了就不管他們的那種父母，我們一直跟他們保持聯系，也會履行義務。
因此實際上，我們并不是很富裕。
霍爾德讓我考慮一下，我說我會好好考慮，但很可能不會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帕特裡斯不在卧室裡。
我下樓，看到她在廚房裡抱着電腦。
湊過去一看，她竟然在浏覽華盛頓特區附近的房産網站。
“你在幹嗎？” “你19歲的時候我就認識你了，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也知道你的志向所在。
你去吧，去做你想做的。
”然後她停了一下，接着說，“但他們不會選你的。
”她挺喜歡奧巴馬總統的，大選時還給他投了票，但她依然覺得我隻是去陪跑的。
後來她承認，她隻是不想看我耷拉着臉不開心罷了。
她跟我一樣，都覺得奧巴馬總統不會挑一個布什總統任期内的政府工作人員。
在跟總統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幾輪面試之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面見了奧巴馬總統。
他就坐在布什總統經常坐的那個扶手椅上，背對着壁爐，他旁邊擺着一座老爺鐘。
我坐在他左手邊的沙發上——在離他近的那頭。
總統顧問凱瑟琳·雷穆勒（KathrynRuemmler）坐在我對面。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奧巴馬總統本人，有兩點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是他比電視上看上去要瘦很多；第二就是他有強大的專注力。
面試之前，我和雷穆勒在橢圓形辦公室門口等候，總統正站在桌邊打電話。
雷穆勒說，他正在和俄克拉何馬州州長通電話，談論席卷俄克拉何馬州的龍卷風災難。
這場龍卷風已經造成了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
奧巴馬總統挂了電話，揮揮手讓我進來，簡單談了幾句俄克拉何馬州的事情，就轉入正題了。
總統在談到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人選時，顯得無比凝重。
他說：“某種程度上來講，選擇聯邦調查局局長和最高法院院長是我在總統任期内最重要的兩項人事任命了，因為我這是在選擇美國的未來。
”在他看來，聯邦調查局局長10年的任期價值巨大，他希望如果我上任，我能對下一任總統有所幫助。
他舉例說，在他剛上任，還沒有什麼經驗的時候，就曾經被軍隊領導人逼着做一些軍事決定。
雖然他沒說出來，但我能看出他非常遺憾那時身邊沒有一個有經驗的顧問可以幫他出謀劃策。
因此，他覺得我可能會對将來那個同樣缺乏經驗的領導者有所幫助，幫助他更好地制定國家安全方面的決策。
我們還談了調查機密信息洩露的需求與支持出版自由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最近，司法部花了大力氣調查機密信息洩露事件，而媒體對此也争相報道，并以此攻擊奧巴馬總統，宣稱“奧巴馬政府就要完蛋了”。
我們沒有談到具體的案例，但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周密的領導與調解是可以讓這兩方取得某種平衡的。
說調查員永遠都不會從記者那兒挖掘情報顯然是目光短淺的，而說調查機密信息洩露就剝奪了出版自由更是誇大其詞。
我們可以在保證出版自由的同時也保證機密信息不被洩露。
最讓我驚訝的是總統對聯邦調查局工作的看法，正是他的這一認知讓我覺得，帕特裡斯認為我這趟是白跑了的看法可能是錯的。
其實，奧巴馬總統對聯邦調查局局長工作的認知大大超出了我和大部分黨派人士的預期。
他說：“我并不指望聯邦調查局能在政策制定上給我什麼幫助。
我需要他們保持獨立性，
不正直的領導者無法取得任何成就，無論他是領導一群勞工、一個足球隊、一支國家軍隊，還是一個部門，都是如此。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2013年入夏的第一天，我來到了曾認為自己再也不會踏足的地方。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那天，晴空萬裡。
奧巴馬總統、我和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一起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等候，我們等着穿過那扇玻璃門到玫瑰園去。
外面的白宮記者團早已人頭攢動。
就在我們要出門去面對鏡頭的時候，總統突然停下了。
他看起來很嚴肅，轉過來對我說：“吉姆，有件事情我之前忘了跟你講。
” 我一臉困惑地看着總統對米勒點了點頭，說：“鮑勃之前一直對我有一個承諾，現在，我想讓你也做出這個承諾。
”這會是個什麼承諾呢？總統之前已經跟我保證過，我享有絕對的獨立，但現在又要我對他做出什麼秘密承諾？ 總統停頓了一下，以示莊重，然後開口道：“鮑勃一直允許我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裡打籃球，現在我需要你承諾我可以繼續使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打籃球。
” 我撲哧一聲笑了出來。
“當然，總統先生。
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也是‘您的’體育館。
” 盡管我很喜歡打籃球，但我知道我絕不會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裡和總統一起打籃球。
我也喜歡打高爾夫，但也不能和他一起打。
聯邦調查局局長不可能和總統保持這樣的私人關系，原因嘛，衆所周知。
至少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
2005年8月從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離職後，我加入了一家私人公司。
從2005年開始，每兩年我就有個孩子要上大學，而15年來在政府機關沒掙多少錢，更不用說存錢了。
孩子要上大學了，我必須得掙點兒錢供他們讀書。
于是，我加入了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擔任他們的法律總顧問。
我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工作了5年，然後又到康涅狄格州的橋水聯合基金工作了3年。
2013年年初，我離開了橋水聯合基金，加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成為一名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員。
去哥倫比亞大學是因為我覺得教書育人實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2013年5月，我突然接到了時任司法部部長埃裡克·霍爾德（EricHolder）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參加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面試。
他并不能保證我一定能得到這份工作，但如果上面沒有認真考慮我來出任的話，他是不會給我打電話的。
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可能是我已經對華盛頓這些黨派人士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很難相信，一個民主黨總統會選擇一個曾經在共和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人出任如此重要的崗位，而且我還曾經支持過奧巴馬總統的政治對手。
我對這件事并不看好，而且再到政府部門工作對我的家庭來說也是個負擔。
我沒告訴霍爾德我說這話的原因。
但那時帕特裡斯正一邊讀碩士，一邊在布裡奇波特的一個精神健康診所裡做顧問；我們的一個孩子馬上就要上高三了；之前有幾個孩子寄養在我家，而我們又不是孩子走了就不管他們的那種父母，我們一直跟他們保持聯系，也會履行義務。
因此實際上，我們并不是很富裕。
霍爾德讓我考慮一下，我說我會好好考慮，但很可能不會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帕特裡斯不在卧室裡。
我下樓，看到她在廚房裡抱着電腦。
湊過去一看，她竟然在浏覽華盛頓特區附近的房産網站。
“你在幹嗎？” “你19歲的時候我就認識你了，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也知道你的志向所在。
你去吧，去做你想做的。
”然後她停了一下，接着說，“但他們不會選你的。
”她挺喜歡奧巴馬總統的，大選時還給他投了票，但她依然覺得我隻是去陪跑的。
後來她承認，她隻是不想看我耷拉着臉不開心罷了。
她跟我一樣，都覺得奧巴馬總統不會挑一個布什總統任期内的政府工作人員。
在跟總統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幾輪面試之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面見了奧巴馬總統。
他就坐在布什總統經常坐的那個扶手椅上，背對着壁爐，他旁邊擺着一座老爺鐘。
我坐在他左手邊的沙發上——在離他近的那頭。
總統顧問凱瑟琳·雷穆勒（KathrynRuemmler）坐在我對面。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奧巴馬總統本人，有兩點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是他比電視上看上去要瘦很多；第二就是他有強大的專注力。
面試之前，我和雷穆勒在橢圓形辦公室門口等候，總統正站在桌邊打電話。
雷穆勒說，他正在和俄克拉何馬州州長通電話，談論席卷俄克拉何馬州的龍卷風災難。
這場龍卷風已經造成了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
奧巴馬總統挂了電話，揮揮手讓我進來，簡單談了幾句俄克拉何馬州的事情，就轉入正題了。
總統在談到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人選時，顯得無比凝重。
他說：“某種程度上來講，選擇聯邦調查局局長和最高法院院長是我在總統任期内最重要的兩項人事任命了，因為我這是在選擇美國的未來。
”在他看來，聯邦調查局局長10年的任期價值巨大，他希望如果我上任，我能對下一任總統有所幫助。
他舉例說，在他剛上任，還沒有什麼經驗的時候，就曾經被軍隊領導人逼着做一些軍事決定。
雖然他沒說出來，但我能看出他非常遺憾那時身邊沒有一個有經驗的顧問可以幫他出謀劃策。
因此，他覺得我可能會對将來那個同樣缺乏經驗的領導者有所幫助，幫助他更好地制定國家安全方面的決策。
我們還談了調查機密信息洩露的需求與支持出版自由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最近，司法部花了大力氣調查機密信息洩露事件，而媒體對此也争相報道，并以此攻擊奧巴馬總統，宣稱“奧巴馬政府就要完蛋了”。
我們沒有談到具體的案例，但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周密的領導與調解是可以讓這兩方取得某種平衡的。
說調查員永遠都不會從記者那兒挖掘情報顯然是目光短淺的，而說調查機密信息洩露就剝奪了出版自由更是誇大其詞。
我們可以在保證出版自由的同時也保證機密信息不被洩露。
最讓我驚訝的是總統對聯邦調查局工作的看法，正是他的這一認知讓我覺得，帕特裡斯認為我這趟是白跑了的看法可能是錯的。
其實，奧巴馬總統對聯邦調查局局長工作的認知大大超出了我和大部分黨派人士的預期。
他說：“我并不指望聯邦調查局能在政策制定上給我什麼幫助。
我需要他們保持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