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确認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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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給他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切尼甚至鼓動總統來詢問這個法律意見書什麼時候能出台。
我對岡薩雷斯說，我非常理解他身上所背負的壓力，但這種“一般刑訊手段”确實是不存在的。
中央情報局的所有探員在審訊犯人時，都會扇他們巴掌，扒光他們的衣服，把他們拴起來，用盡各種非人的手段來虐待他們。
司法部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出一份影響後世的法律意見書，即使真的出台了這樣的法律意見書，那它也是無效的。
我警告他，一旦出台這樣的法律意見書，人們就會認為司法部是在白宮的壓力下屈服了，做出了會讓我們悔恨無比的決定。
如果有什麼事情是華盛頓人避之不及的，那就是報紙上的頭條醜聞了。
想到這兒，岡薩雷斯沉默了。
“吉姆，你說的有道理，我同意你的意見。
”随後，他讓我跟斯蒂芬一起，對這份法律意見書進行必要的修改。
我松了一口氣，但這隻是暫時的。
第二天早上，我跟岡薩雷斯的辦公室主任通電話。
電話裡，他告訴我刑訊手段的法律意見書已經正式定稿了，明天就要發出去，我們沒有時間了。
我懵了，部長昨天才告訴我要修正這份意見書啊。
但他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我，形勢已經改變了。
最終，斯蒂芬還是按照他的想法和白宮的要求，簽署了兩份法律意見書。
一周後，白宮開始對他進行背景調查，最終正式提名他出任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
至此，這場戰争落下帷幕。
那麼，既然我們都不再是刑訊手段法律意見書的相關律師了，我就能做我之前不能做的事情了。
我向司法部部長申請政策審議許可，希望能夠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整個項目進行審議。
通常情況下，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副手委員會對該項目進行全面審查。
這個副手委員會由政府各部門機構的二把手組成，我也是其中一員。
副手委員會經常在各部分機構一把手想要一手遮天之前，就把一些政策和難題擺在台面上讨論，然後得出結論。
我覺得，來自政府各部門機構的副手一定會對此進行充分的讨論，讨論我們是否應該對一個人施此酷刑。
但不幸的是，我沒能有這個機會。
等我再了解到這事兒的時候，這場關于酷刑的政策讨論竟然不歸副手委員會管了，而是上升到由主管委員會進行讨論。
主管委員會的成員是國防部門及情報機構的最高領導，比如國防部部長、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司法部部長。
這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團隊必須勸服岡薩雷斯，讓他表達我們的意見，因為司法部隻有他能去參加會議。
這實在是太讓人頭疼了！ 2005年5月31日，主管委員會要在白宮召開政策讨論會。
在此之前，帕特裡克·菲爾賓和我緊鑼密鼓地幫岡薩雷斯準備會議材料。
岡薩雷斯從一開始就給我們提了個醒，他說康多莉紮·賴斯“對細節探讨并不感興趣”。
在我們調查“星風”項目的時候，賴斯還是國家安全顧問，而現在她已經代替了科林·鮑威爾，出任國務卿了。
岡薩雷斯還告訴我們，賴斯認為，“如果司法部已經證實其合法性，中央情報局也證實其效果，那這事兒就沒什麼可讨論的了。
我們沒必要對具體政策展開讨論了”。
我知道，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我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求了，我隻能抓住岡薩雷斯這一根稻草。
菲爾賓和我使盡渾身解數，希望岡薩雷斯能代表司法部提起政策讨論。
岡薩雷斯十分不解，但我們辯解道，看起來合法的東西不一定真的合法，據稱有效的手段也不一定有效。
這些看起來合法和據稱有效的東西并不一定合理，尤其是當我們不能認同其法律基礎的時候，更是如此。
我再一次提醒他，也希望他能提醒其他内閣成員，總有一天這些刑訊手段及其搖搖欲墜的法律基礎會被曝光，更何況中央情報局這些非人的刑訊手段據說是有視頻資料留存的。
到那時，總統和整個國家都會陷入非常難堪的境地。
随後，我給他看了我整理的一疊資料卡，裡面記錄了在現行法律意見書下，中央情報局能對一個人做出什麼非人的舉動來。
根據我所搜集的資料，我為岡薩雷斯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渾身赤裸的人，在一間冰冷的房間裡，雙手舉過頭，被綁在天花闆上，上廁所隻能用尿不濕，身邊不間斷地響着震耳欲聾的重金屬搖滾樂，房間裡開着燈，這使他無法入睡；這樣持續好幾天後，這個人會被松綁，緊接着被掌嘴、擊打腹部、按到牆上毆打，往身上潑冷水，不給吃正經食物，隻能吃一些低卡的流食。
然後，這個奄奄一息的人還要以特定的姿勢站立或深蹲，直到他一動也不能動。
這時候他會被裝在一個棺材般的木盒子裡待上好幾個小時，然後再一次被綁在天花闆上。
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他還可能被施以水刑，覺得自己馬上要被溺死。
“這就是他們幹的事兒，”我拿着我的資料卡，對司法部部長說，“細節才是最重要的。
”我勸他一定要讓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管委員們都了解到這些細節，這樣才能決定美國今後應當遵守什麼樣的審訊政策。
岡薩雷斯沉默了很久，他經常這樣沉默。
然後，他對我來跟他講這些表示感謝，并問我是否能把資料卡給他，這樣他就能在開會的時候講得更清楚一點兒。
我把資料卡留給了他，随後離開了。
我祈禱我的這一舉動能起到作用。
然而在主管委員會開完會之後，我什麼風聲都沒聽見。
那天下午，我參加了一個量刑政策會，岡薩雷斯和其他同事都在會上。
當着所有人的面，他主動告訴我，白宮的會開得非常順利。
他對所有人講了我所提出的那些問題，但所有的主管委員都完全支持現行的刑訊手段和政策。
一切都沒改變。
中央情報局可以繼續使用那些“強化審訊”手段，美國政府關押的那些囚犯也将繼續被施以非人的虐待。
我的資料卡也再沒能拿回來。
兩個月後，我離開了那兒，并且決定再也不會回去了。
我對岡薩雷斯說，我非常理解他身上所背負的壓力，但這種“一般刑訊手段”确實是不存在的。
中央情報局的所有探員在審訊犯人時，都會扇他們巴掌，扒光他們的衣服，把他們拴起來，用盡各種非人的手段來虐待他們。
司法部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出一份影響後世的法律意見書，即使真的出台了這樣的法律意見書，那它也是無效的。
我警告他，一旦出台這樣的法律意見書，人們就會認為司法部是在白宮的壓力下屈服了，做出了會讓我們悔恨無比的決定。
如果有什麼事情是華盛頓人避之不及的，那就是報紙上的頭條醜聞了。
想到這兒，岡薩雷斯沉默了。
“吉姆，你說的有道理，我同意你的意見。
”随後，他讓我跟斯蒂芬一起，對這份法律意見書進行必要的修改。
我松了一口氣，但這隻是暫時的。
第二天早上，我跟岡薩雷斯的辦公室主任通電話。
電話裡，他告訴我刑訊手段的法律意見書已經正式定稿了，明天就要發出去，我們沒有時間了。
我懵了，部長昨天才告訴我要修正這份意見書啊。
但他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我，形勢已經改變了。
最終，斯蒂芬還是按照他的想法和白宮的要求，簽署了兩份法律意見書。
一周後，白宮開始對他進行背景調查，最終正式提名他出任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
至此，這場戰争落下帷幕。
那麼，既然我們都不再是刑訊手段法律意見書的相關律師了，我就能做我之前不能做的事情了。
我向司法部部長申請政策審議許可，希望能夠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整個項目進行審議。
通常情況下，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副手委員會對該項目進行全面審查。
這個副手委員會由政府各部門機構的二把手組成，我也是其中一員。
副手委員會經常在各部分機構一把手想要一手遮天之前，就把一些政策和難題擺在台面上讨論，然後得出結論。
我覺得，來自政府各部門機構的副手一定會對此進行充分的讨論，讨論我們是否應該對一個人施此酷刑。
但不幸的是，我沒能有這個機會。
等我再了解到這事兒的時候，這場關于酷刑的政策讨論竟然不歸副手委員會管了，而是上升到由主管委員會進行讨論。
主管委員會的成員是國防部門及情報機構的最高領導，比如國防部部長、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司法部部長。
這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團隊必須勸服岡薩雷斯，讓他表達我們的意見，因為司法部隻有他能去參加會議。
這實在是太讓人頭疼了！ 2005年5月31日，主管委員會要在白宮召開政策讨論會。
在此之前，帕特裡克·菲爾賓和我緊鑼密鼓地幫岡薩雷斯準備會議材料。
岡薩雷斯從一開始就給我們提了個醒，他說康多莉紮·賴斯“對細節探讨并不感興趣”。
在我們調查“星風”項目的時候，賴斯還是國家安全顧問，而現在她已經代替了科林·鮑威爾，出任國務卿了。
岡薩雷斯還告訴我們，賴斯認為，“如果司法部已經證實其合法性，中央情報局也證實其效果，那這事兒就沒什麼可讨論的了。
我們沒必要對具體政策展開讨論了”。
我知道，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我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求了，我隻能抓住岡薩雷斯這一根稻草。
菲爾賓和我使盡渾身解數，希望岡薩雷斯能代表司法部提起政策讨論。
岡薩雷斯十分不解，但我們辯解道，看起來合法的東西不一定真的合法，據稱有效的手段也不一定有效。
這些看起來合法和據稱有效的東西并不一定合理，尤其是當我們不能認同其法律基礎的時候，更是如此。
我再一次提醒他，也希望他能提醒其他内閣成員，總有一天這些刑訊手段及其搖搖欲墜的法律基礎會被曝光，更何況中央情報局這些非人的刑訊手段據說是有視頻資料留存的。
到那時，總統和整個國家都會陷入非常難堪的境地。
随後，我給他看了我整理的一疊資料卡，裡面記錄了在現行法律意見書下，中央情報局能對一個人做出什麼非人的舉動來。
根據我所搜集的資料，我為岡薩雷斯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渾身赤裸的人，在一間冰冷的房間裡，雙手舉過頭，被綁在天花闆上，上廁所隻能用尿不濕，身邊不間斷地響着震耳欲聾的重金屬搖滾樂，房間裡開着燈，這使他無法入睡；這樣持續好幾天後，這個人會被松綁，緊接着被掌嘴、擊打腹部、按到牆上毆打，往身上潑冷水，不給吃正經食物，隻能吃一些低卡的流食。
然後，這個奄奄一息的人還要以特定的姿勢站立或深蹲，直到他一動也不能動。
這時候他會被裝在一個棺材般的木盒子裡待上好幾個小時，然後再一次被綁在天花闆上。
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他還可能被施以水刑，覺得自己馬上要被溺死。
“這就是他們幹的事兒，”我拿着我的資料卡，對司法部部長說，“細節才是最重要的。
”我勸他一定要讓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管委員們都了解到這些細節，這樣才能決定美國今後應當遵守什麼樣的審訊政策。
岡薩雷斯沉默了很久，他經常這樣沉默。
然後，他對我來跟他講這些表示感謝，并問我是否能把資料卡給他，這樣他就能在開會的時候講得更清楚一點兒。
我把資料卡留給了他，随後離開了。
我祈禱我的這一舉動能起到作用。
然而在主管委員會開完會之後，我什麼風聲都沒聽見。
那天下午，我參加了一個量刑政策會，岡薩雷斯和其他同事都在會上。
當着所有人的面，他主動告訴我，白宮的會開得非常順利。
他對所有人講了我所提出的那些問題，但所有的主管委員都完全支持現行的刑訊手段和政策。
一切都沒改變。
中央情報局可以繼續使用那些“強化審訊”手段，美國政府關押的那些囚犯也将繼續被施以非人的虐待。
我的資料卡也再沒能拿回來。
兩個月後，我離開了那兒，并且決定再也不會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