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确認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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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附屬意見書的要求下，中央情報局和白宮得把所有的刑訊手段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疊加手段”，放在萊文的标準下進行評估。
這麼做是因為這些刑訊手段都是交叉重疊使用的。
在真正的黑牢裡，中央情報局的探員對嫌犯可一點兒都不客氣。
這些刑訊手段加起來造成的痛苦，很容易就超過了法律禁止的嚴重精神傷害的限度。
隻要司法部要求評估這些疊加手段，這個項目就很難再繼續下去了。
萊文花了很長時間，想把黑牢中的刑訊記錄都精确完整地記錄下來。
然而，為了滿足2002年頒布的法律意見書的要求，提交到司法部的刑訊記錄都被處理成非常正常的刑訊記錄，刑訊環境如手術室一般幹淨合規。
盡管萊文已經竭盡全力想還原真相，但依然沒什麼實質性收獲。
我從沒問過萊文，但我覺得他跟我一樣，都希望中央情報局的這個嚴刑逼供項目會在法律要求的壓力下自行消亡。
但這不歸我們管。
我們司法部的律師隻能根據中央情報局提交的事實，提供法律意見書。
盡管我們都知道，這種嚴刑逼供實在是太不人道了，而且成功率極低，但我們也無能為力。
然而，我的内心一直回蕩着那個聲音：“别做那種人。
” 2004年，喬治·W.布什赢得他的第二次大選，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和其他内閣成員一樣向總統提交了辭呈，并得到了總統的批準。
這種傳統機制使總統能夠在新時期重新組建自己的政府内閣，但那些之前做得好的内閣成員總統一般會請他們留任。
出乎阿什克羅夫特的意料，總統不僅批準了他的辭呈，而且僅在阿什克羅夫特接到其繼任者人選通告後幾個小時，總統就對外公布了他的繼任者。
這位新任司法部部長的上任，無疑是扇了整個司法部一記大大的耳光。
2004年11月10日，布什總統宣布，他将任命阿爾貝托·岡薩雷斯為新一任司法部部長。
在我看來司法部本應該踐行法律本身，而不是隻為政府跑腿，而我的這位新上司曾對這一看法極力反對。
他看起來更願意逢迎上意，并不關心真相為何。
我不知道為什麼布什總統選擇岡薩雷斯出任這個職位，但我覺得這可能是數百年來，站在權力頂端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十幾年後，我也試着勸阻唐納德·特朗普不要犯這個錯誤。
要知道，司法部總扮演着那個“發現問題”的角色，于是有些總統就覺得，跟司法部部長搞好關系一定會大有裨益。
但事實是，這種行為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那天晚上，我正在家裡為帕特裡斯慶祝生日。
突然，電話響了。
我接起電話，但沒想到，電話那頭傳來了岡薩雷斯的聲音。
他說他打來是為了跟我說，他很期待與我共事，希望我也如此，他很需要我的幫助。
聽了他的話，我對他的上任表示了祝賀，并表示我也很期待與他共事。
雖然這些都是場面話，我們之前也确實鬧得不太愉快，但其實我和岡薩雷斯并沒有什麼私人恩怨。
如果他出任司法部部長的話，我願意幫助他取得成功。
岡薩雷斯的本性不壞，我隻是擔心他太軟弱了，太容易被阿丁頓和切尼控制。
在阿丁頓和切尼看來，反恐行動大于一切，為了打擊恐怖分子，他們不惜違法枉法。
後來我才知道，布什總統在發布任命後立即給岡薩雷斯打了電話，建議他打電話給我。
起初我并沒意識到，但回想起在阿什克羅夫特的病床前看到的那一幕（我從未和其他人提過）讓我突然意識到，在布什政府的眼裡，我就是一杆上了膛的槍，随時會走火。
因此，他們對待我的态度十分小心。
但後來我意識到，我實在不适合給岡薩雷斯做副手。
我們的新任司法部部長需要自己的副手，我對新上司有點失望，而且我也累了。
沒有阿什克羅夫特的支持，我再也不想跟白宮進行那些注定會輸的鬥争了。
更重要的是，我的财務狀況并沒有任何改善，而我的大女兒很快就要上大學了。
确實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了。
2015年春，我向總統遞交了辭呈，将離職日期定在8月，這樣我好把手裡的工作進行清楚的交接。
就在我要離開司法部的時候，副總統切尼開始倚靠岡薩雷斯來出台兩個尚未頒布的法律意見書，好能繼續他那些刑訊手段。
除了新司法部部長之外，法律顧問辦公室也換了新人，斯蒂芬·布拉德伯裡（StephenBradbury）任代理主任。
斯蒂芬是個陽光友善的人，雖然是名律師，但沒有處理過國家安全事務，他非常希望能被正式任命為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
斯蒂芬上任後，切尼這夥人逼他必須按照他們的要求更改并出台那兩個法律意見書。
菲爾賓和我對此大失所望，斯蒂芬頒布的新法律意見書太過寬泛，不參考案情本身，而且在我們看來，極其不負責任。
我們建議斯蒂芬考慮最近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
據我們了解，一名最近被中央情報局收監的恐怖主義者剛結束審訊。
我們建議他對這位囚犯的遭遇進行詳細描述，然後再決定這個真實發生的“疊加刑訊”是否突破了法律底線，并據此制作法律意見書。
這樣才能出台一個負責任的法律意見書。
然而，最終司法部對這起案件的解釋是，根據司法部了解到的這名囚犯的遭遇，他遭到的“疊加手段”并沒有給他帶來嚴重痛苦，因此中央情報局對其使用的刑訊手段并不符合法律中對“酷刑”的定義。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名囚犯肯定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盡管司法部給出的這個意見認可了中央情報局對該囚犯使用的刑訊手段，副總統依舊不滿意。
他想讓斯蒂芬論證“一般刑訊手段”的合法性。
但這個所謂的“一般刑訊手段”隻是一種假設的情況，而不是中央情報局每天都在幹的那些缺德事兒。
我去見了阿爾貝托·岡薩雷斯，向他解釋為什麼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出台的法律意見書極不負責任。
話一出口，我就看出了岡薩雷斯和阿什克羅夫特的區别所在。
岡薩雷斯精疲力竭，跟我抱怨副總
這麼做是因為這些刑訊手段都是交叉重疊使用的。
在真正的黑牢裡，中央情報局的探員對嫌犯可一點兒都不客氣。
這些刑訊手段加起來造成的痛苦，很容易就超過了法律禁止的嚴重精神傷害的限度。
隻要司法部要求評估這些疊加手段，這個項目就很難再繼續下去了。
萊文花了很長時間，想把黑牢中的刑訊記錄都精确完整地記錄下來。
然而，為了滿足2002年頒布的法律意見書的要求，提交到司法部的刑訊記錄都被處理成非常正常的刑訊記錄，刑訊環境如手術室一般幹淨合規。
盡管萊文已經竭盡全力想還原真相，但依然沒什麼實質性收獲。
我從沒問過萊文，但我覺得他跟我一樣，都希望中央情報局的這個嚴刑逼供項目會在法律要求的壓力下自行消亡。
但這不歸我們管。
我們司法部的律師隻能根據中央情報局提交的事實，提供法律意見書。
盡管我們都知道，這種嚴刑逼供實在是太不人道了，而且成功率極低，但我們也無能為力。
然而，我的内心一直回蕩着那個聲音：“别做那種人。
” 2004年，喬治·W.布什赢得他的第二次大選，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和其他内閣成員一樣向總統提交了辭呈，并得到了總統的批準。
這種傳統機制使總統能夠在新時期重新組建自己的政府内閣，但那些之前做得好的内閣成員總統一般會請他們留任。
出乎阿什克羅夫特的意料，總統不僅批準了他的辭呈，而且僅在阿什克羅夫特接到其繼任者人選通告後幾個小時，總統就對外公布了他的繼任者。
這位新任司法部部長的上任，無疑是扇了整個司法部一記大大的耳光。
2004年11月10日，布什總統宣布，他将任命阿爾貝托·岡薩雷斯為新一任司法部部長。
在我看來司法部本應該踐行法律本身，而不是隻為政府跑腿，而我的這位新上司曾對這一看法極力反對。
他看起來更願意逢迎上意，并不關心真相為何。
我不知道為什麼布什總統選擇岡薩雷斯出任這個職位，但我覺得這可能是數百年來，站在權力頂端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十幾年後，我也試着勸阻唐納德·特朗普不要犯這個錯誤。
要知道，司法部總扮演着那個“發現問題”的角色，于是有些總統就覺得，跟司法部部長搞好關系一定會大有裨益。
但事實是，這種行為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那天晚上，我正在家裡為帕特裡斯慶祝生日。
突然，電話響了。
我接起電話，但沒想到，電話那頭傳來了岡薩雷斯的聲音。
他說他打來是為了跟我說，他很期待與我共事，希望我也如此，他很需要我的幫助。
聽了他的話，我對他的上任表示了祝賀，并表示我也很期待與他共事。
雖然這些都是場面話，我們之前也确實鬧得不太愉快，但其實我和岡薩雷斯并沒有什麼私人恩怨。
如果他出任司法部部長的話，我願意幫助他取得成功。
岡薩雷斯的本性不壞，我隻是擔心他太軟弱了，太容易被阿丁頓和切尼控制。
在阿丁頓和切尼看來，反恐行動大于一切，為了打擊恐怖分子，他們不惜違法枉法。
後來我才知道，布什總統在發布任命後立即給岡薩雷斯打了電話，建議他打電話給我。
起初我并沒意識到，但回想起在阿什克羅夫特的病床前看到的那一幕（我從未和其他人提過）讓我突然意識到，在布什政府的眼裡，我就是一杆上了膛的槍，随時會走火。
因此，他們對待我的态度十分小心。
但後來我意識到，我實在不适合給岡薩雷斯做副手。
我們的新任司法部部長需要自己的副手，我對新上司有點失望，而且我也累了。
沒有阿什克羅夫特的支持，我再也不想跟白宮進行那些注定會輸的鬥争了。
更重要的是，我的财務狀況并沒有任何改善，而我的大女兒很快就要上大學了。
确實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了。
2015年春，我向總統遞交了辭呈，将離職日期定在8月，這樣我好把手裡的工作進行清楚的交接。
就在我要離開司法部的時候，副總統切尼開始倚靠岡薩雷斯來出台兩個尚未頒布的法律意見書，好能繼續他那些刑訊手段。
除了新司法部部長之外，法律顧問辦公室也換了新人，斯蒂芬·布拉德伯裡（StephenBradbury）任代理主任。
斯蒂芬是個陽光友善的人，雖然是名律師，但沒有處理過國家安全事務，他非常希望能被正式任命為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
斯蒂芬上任後，切尼這夥人逼他必須按照他們的要求更改并出台那兩個法律意見書。
菲爾賓和我對此大失所望，斯蒂芬頒布的新法律意見書太過寬泛，不參考案情本身，而且在我們看來，極其不負責任。
我們建議斯蒂芬考慮最近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
據我們了解，一名最近被中央情報局收監的恐怖主義者剛結束審訊。
我們建議他對這位囚犯的遭遇進行詳細描述，然後再決定這個真實發生的“疊加刑訊”是否突破了法律底線，并據此制作法律意見書。
這樣才能出台一個負責任的法律意見書。
然而，最終司法部對這起案件的解釋是，根據司法部了解到的這名囚犯的遭遇，他遭到的“疊加手段”并沒有給他帶來嚴重痛苦，因此中央情報局對其使用的刑訊手段并不符合法律中對“酷刑”的定義。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名囚犯肯定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盡管司法部給出的這個意見認可了中央情報局對該囚犯使用的刑訊手段，副總統依舊不滿意。
他想讓斯蒂芬論證“一般刑訊手段”的合法性。
但這個所謂的“一般刑訊手段”隻是一種假設的情況，而不是中央情報局每天都在幹的那些缺德事兒。
我去見了阿爾貝托·岡薩雷斯，向他解釋為什麼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出台的法律意見書極不負責任。
話一出口，我就看出了岡薩雷斯和阿什克羅夫特的區别所在。
岡薩雷斯精疲力竭，跟我抱怨副總